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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这部日本电视台拍的纪录片狠狠打了政府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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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7 11:0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部日本电视台拍的纪录片狠狠打了政府的脸 

2017-08-17  知乎日报

题图:《731 部队的真相 》


8 月 13 日,日本放送协会(NHK)播放了一部名为《731 部队的真相:精英医学研究者与人体实验》的纪录片。该片一经播出,引起了巨大轰动。


片中公布了一卷 731 部队官兵有关细菌武器和人体实验的录音带,让人震惊的事实也随之浮出水面。


这部纪录片究竟披露了什么内容?

战争真的会夺去人心中的一切善良吗?还是说,人本质上就是盲目、懦弱且自私的呢?


本期,知乎君精选优质回答,对该纪录片进行全面解读。


如何看待日本 NHK 电视台播出的有关 731 部队的纪录片《731 部队的真相:精英医学研究者与人体实验》?


知友:李淼 (5000+ 赞 法律、律师话题优秀回答者)


731 部队,其对外的公开名字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


这支部队于 1936 年编成,随即在第二年的 1937 年,日军便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的战争。


在全面侵华开始之后,731 部队便逐渐显露出了它的「恶魔」本性。但是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资料遭到破坏,日本军部势力自我保护等等的原因,这一部队在中国所进行的毫无人性的犯罪,并没有得到大量的揭露。


而今天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日本 NHK 电视台编辑,并在 8 月 13 日于日本全国放映的纪录片《731 部队的真实》。



当时涉及 731 部队的大量资料,除了被日军在投降前自毁之外,其余资料大部分在美军占领期间被美军收押并列为机密。


所幸的是,在苏联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与日本关东军开战之后,大批曾经参加 731 部队的军官和士兵被苏联军队所俘虏,并且在 1949 年 12 月 25 日,于中俄交界处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对这些俘虏中涉及战争犯罪的人员,进行了「哈巴罗夫斯克审判」。


NHK 电视台的记者,通过走访俄罗斯国立档案馆,才找到了前苏联时期保留下来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录音。该录音时长 24 小时,记录了审判的全部过程。



在这部录音中,通过对当时的关东军 731 部队的军官们的审判和证人们的证词提供,731 部队当时用活人进行人体试验等等罪行,才再一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731 部队,其驻扎地位于哈尔滨以南 24 公里的「平房镇」。1936 年,在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提案下,由当时军衔为陆军军医中校的石井四郎担任部队长,成立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最初配置的人手,包括军属在内仅为 170 人。



在这段时间里,731 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部队士兵和军马的防疫工作。



在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关东军大举入侵中国。1939 年,在中苏边境上受到了来自日本军队的威胁后,苏联和当时宣布独立的外蒙古,与日本关东军在诺门罕展开了激战,史称「诺门罕战役」。


在诺门罕战役中,731 部队作为军队的给水支援单位参加了后勤工作。尽管诺门罕战役以关东军的战败告终,但由于这支部队在支援工作中的优秀表现,731 部队和石井四郎本人都获得了嘉奖,并且获准将部队规模扩大。


而这,就是 731 部队显露出恶魔本性的开始。


1940 年,位于平房镇的 731 部队驻屯地建设完毕,731 部队也同样扩容至 3000 人的规模。


这是根据当时航拍照片制作的复原图。图片中「田」字形的建筑物就是 731 部队的驻屯地,而田字中间的一竖,就是用来关押「囚犯」的位置。




在日本战败前夕的 1945 年 8 月初,为了隐藏犯罪事实,731部队在杀害了残存的所有囚犯之后,对试验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爆破。



说到 731 部队,就不得不从它的「活人试验」说起。


731 部队用来进行人体试验的囚犯,全部来自于日本关东军的俘虏。


这些俘虏中,其中大部分为在东北各地对日本侵略进行抵抗的中国人(包括伪满洲国人),其中有来自东北抗联的战士,也有一部分不愿屈服日军统治的土匪,还有一些被日军认为是苏联间谍的普通平民。除中国人以外,这里也关押了一些苏联人和朝鲜人。



在俘虏中,还有一些妇女和儿童,但她们没有得到任何的优待,同样被用来进行人体试验。



所有在这里被关押的囚犯,都被称为「马路他」。


这个词在日语中的原意是「原木」,而 731 部队对囚犯冠以的这个称呼,可见他们并不把囚犯当做人来看待。所有的马路他都被强制剃光头发,据说这是为了卫生考虑,让囚犯们不至于因为卫生问题而得病死亡 —— 以便留着用来进行人体试验,让他们在细菌感染、冻伤饥饿中痛苦地死去。



在 1940 年,731 部队收容囚犯人数最多的时候,有两个俘虏收容所,总人数曾经超过 3000 人。



而 731 部队之所以可以如此堂而皇之地获得如此之多的俘虏,事实上是来自于军队和媒体的配合。


从日本侵略东北开始,日本的各种报纸上,就一直在渲染着「东北地区匪患严重」「土匪袭击日本平民」等等的消息。在这样的舆论诱导下,日本民众开始普遍支持关东军对中国东北进行「剿匪」。



而军部在这样的舆论支持下,也就顺理成章地对抗日武装进行了各种清缴,并且逮捕了一批被怀疑进行间谍工作的老百姓。为了「合理利用」这些俘虏,731 部队便在关东军的许可下,将他们列为了「试验材料」。



731 部队对于这些囚犯,进行的实验是令人发指的。



根据当时 731 部队的一名士兵作证说,他们在研究员的指导下,将伤寒病菌混入糖水中,强制 50 多名囚犯喝下这些糖水,让他们感染伤寒,并观察病情的发展。最终有 12-13 名囚犯因伤寒丧生。



为了研究鼠疫的传染及发病,731 部队向房间里投放大量沾染了鼠疫的跳蚤,并将囚犯们关进这间房间里。最终导致所有被关进房间的囚犯都患上了鼠疫死亡。


而为了研究冻伤在人体上的发展,731 部队设置了「冻伤研究室」。在这里进行的研究分为两种:室外冻伤和室内冻伤。


在室外冻伤的研究中,731 部队命令俘虏们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零下 20 度的天气里站立于室外,观察他们昏迷和冻死的进度:



在室内冻伤的研究中,他们设置了一间没有任何供暖和保暖的房间,称作「冻伤实验室」。



他们将 5 名中国囚犯关入这间屋子里,将他们固定在长椅上。



用小棍子敲打犯人们的手指来看看冻伤的程度,要等到囚犯的手指冻得像木棍一样才停止。之后,他们会检查囚犯们的手指是否能够从严重的冻伤中恢复。



最后这 5 个人,有三个人的手指完全变黑脱落,另外两个人的手指变黑,但只剩下了骨头。


根据这个结果,在 731 部队中负责研究冻伤的吉村寿人教授,发表了关于冻伤的详细论文:



而在「极限试验」中,731 部队也对囚犯进行了诸如「绝食」「不让睡觉」的非人道测试。



为了将试验结果军事化,731 部队开始制作「细菌武器」。



被用来制作细菌武器的材料,有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三种。



试验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直接暴露试验。731 部队将用来进行细菌武器试验的病菌装入陶瓷外壳之内,然后在试验区域内打入木桩,将中国囚犯捆在木桩上。飞机从空中投下细菌弹,并在这些囚犯的上空爆炸,让囚犯们直接暴露在病菌环境之内。


第二种是沾染试验。飞机将细菌弹对着空地投下并引爆,之后再命令囚犯们走过这片空地,以观察沾染后感染情况。


实验结果是,大部分经历了这样试验的囚犯都感染发病,其中有 4-5 人因此丧生。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军方就开始积极地将细菌武器投入使用。根据 731 部队的士兵回忆,他们对中国的各个城市至少使用过三次细菌作战。



他们将感染了鼠疫的跳蚤释放到城市中,并且对水井、贮水池等水源进行投毒,以达到扩散瘟疫的作用。




731 部队在提供给中国军队战俘的馒头中,用注射器注入含有伤寒菌的液体,再给这些俘虏吃下,之后就原地释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大量扩散伤寒的发病。


而 731 部队对于那些在试验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也没有任何的怜悯。



在试验结束后,731 部队的军医们会对尚未死亡的囚犯们进行救治。而目的,却是为了将他们投入到其他的试验中去。


在 731 部队准备销毁全部证据,逃回日本之前,在监狱中关押的囚犯,从 3000 多人已经锐减到了 40-50 人。为了防止这些囚犯在逃走后泄露 731 部队的罪行,军官们命令使用毒气对这些残存的囚犯进行处决。


最终,在充满了血腥罪恶的731部队的牢笼中,没有任何一名俘虏幸存。


这些内容,其实在很多关于 731 部队的出版物中都得到了揭露。


但是,在 NHK 的这次调查之下,一个令日本高等教育界难堪的事实,被挖掘了出来。那便是:731 部队进行的这些非人试验和研究,其实是各大学与日本军方勾结的结果。



从 1936 年开始到 1940 年,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为首的日本高等学府们,都纷纷与军队签订了秘密的合作协议。协议的内容是由日本这些大学向 731 部队输送研究员,牵头负责军方提出的研究项目,同时由军方向各个大学支付巨额的研究经费。



时任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户田正三,与石井四郎私交甚厚。在他的领导下,京都大学在 6 年时间里,将派遣到中国东北的研究员人数从 36 人增加至 75 人,其中绝大部分都在 731 部队工作。


仅 1940 年一年,京都大学从日本军部获得的经费便达到了 2 亿 5000 万日元。



尽管户田正三本人否认了自己与 731 部队或是军方的研究有任何关系,但在他逝世后的一本他人追忆录中,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他曾经与多名高级军官一起,气氛和谐地推动着军队中进行着的研究工作。




东京大学也否认了曾经以东大的名义,主动派遣教授参加 731 部队,但 NHK 的记者从东京大学校长长与又郎的记录中发现,他曾经长期通过文部省(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与日本关东军的高层保持着联系,并且从中协调各种研究试验人员的派遣工作。



在以石井四郎为中心的这张合影中,汇集了日本大部分医科、理工科的高校首脑。这是日本高校界直接参与了 731 部队的构建和试验的铁证。



在一名曾经配属于 731 部队的老兵,须永鬼久太所保留的资料中,NHK 的记者找到了全部供职于731 部队的医学研究者名单,其中大部分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



之前谈到的,在 731 部队中负责冻伤试验的吉村寿人,就来自京都大学医学部,而且是学院院长户田正三的学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写到:


「听说了要在人体上进行那些试验,我直接提出拒绝参加。但是在户田院长的劝说下,他劝我不要放弃已经进行了很久的研究,而且,如果我胆敢拒绝军部的命令,那么就直接将我逐出师门。」


在 731 部队多达 3000 多人的组织中,这些来自全国各大著名高校的研究者们,并不是像他们中一些人所辩解的「自己被军队逼着工作」,而恰恰相仿,他们在这个恶魔的组织中所具有的地位非常高:



这些研究者被称为「技师」,在组织中处于顶点的地位。根据大量卫生兵和少年兵的回忆,很多非人性的试验,其实都是这些研究者们直接下令进行的。



在 731 部队本部的研究者中,来自日本(及日本占领区)各地的学者共 40 名,绝大部分具有博士称号。


可以说,没有这些来自各大高校的学者们的积极参加,731 部队是无法实现那些耸人听闻的活体实验的。


而另一名曾经配属于 731 部队,当年仅有 14 岁的「少年兵」三角武,是在日本揭露 731 部队罪行的最活跃的一位老先生。据他的回忆,自己当时的心境是这样的:



「在那样的时代里,我所认为的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那么就会被打败。」



「尽管觉得这些俘虏非常可怜,但是也不能说出口。」



「如果说了同情俘虏之类的话,就会马上被认为不是日本人,是『非国民』。当时就是这种气氛。」


作为少年兵,他们被委派的任务往往是焚烧尸体,掩埋骨灰之类的脏活。三角武先生回忆说:


「我们被命令去烧掉那些尸体,往尸体上浇上汽油点燃,然后再把稍晚的骨头捡出来埋掉。我当时的想法是:这难道就是战争吗。」


说完这些,三角武先生长久地陷入了沉默。


而关于 731 部队中有大量学者参与其中的事实,日本的学术界也对「科学家与军方的关系」展开了讨论。



主流的意见是:军事研究并不等同于兵器研究,所以科学家参与军方的研究,在伦理上并不构成「科学家参与了杀人」。



用做举例的,有参与设计了原子弹的奥本海默,和 731 部队的石井四郎。


确实,这也是大多数国家所支持的「国防科研」。


但对此,反对的意见也存在着:




「并非是科学家受到残酷战争的影响,而变得如此残忍。从历史上来看,科学家的参与,恰恰使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


作为一名研究者参与了 731 部队的人,对此会怎么想呢?


柄泽十三夫,在 731 部队中担任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受到了审判。


在被告席上,柄泽说出自己的心声:




「如今我已经不是军人,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我想对我做的事情说几句话。


我的妈妈在日本,现在已经 82 岁了。我还有个妻子,和两个孩子。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罪大恶极的。如果有来生的话,或者我此生还有余生的话,我会记着自己做下的这些恶行,用自己的新的人生,为了全人类而竭力奉献。」


最终,他被判处 20 年劳动改造。1956 年 10 月 19 日,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后,所有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被判刑劳改的 731 部队军官们都被宣布释放,允许他们返回日本。


然而柄泽在得到释放之后,于第二天的 1956 年 10 月 20 日,在哈巴罗夫斯克看守所的洗衣房里,悬梁自尽。



之后的故事:


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作为细菌武器研究和生产的直接参与者而受审的被告,共有 12 名:



山田乙三,关东军司令官,大将,劳改 25 年。
梶塚隆二,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劳改 25 年。
高桥隆笃,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劳改 25 年。
佐藤俊二,关东军第五军军医部长,军医少将,劳改 20 年。
川岛清,关东军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劳改 25 年。
柄泽十三夫,关东军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劳改 20 年。
西俊英,教育部长兼孙吴支部长,劳改 18 年。
尾上正男,731 部队海林支部长,劳改 12 年。
平樱全作,100 部队研究员,劳改 10 年。
三友一男,100 部队队员,劳改 15 年。
菊地则光,731 部队海林支部卫生兵,劳改 2 年。
久留岛祐司,731 部队林口支部卫生兵试验员,劳改 3 年。


除劳改刑满得到释放的菊地则光、久留岛祐司之外,高桥隆笃于 1952 年脑溢血死于劳改中,柄泽十三夫于释放之后自杀,其他人都在 1956 年年底回到了日本。


石井四郎,731 部队的创始人,之后历任第一军医部长,731 部队指挥官。在苏联进攻关东军之前,于 1945 年 8 月从哈尔滨逃回日本。之后与美军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达成协议,以提供 731 部队全部研究资料为条件,使自己免于战犯审判。战后被开除公职,在东京新宿区经营一家小诊所,于 1959 年因喉癌死去。


板垣征四郎,关东军总参谋长,731 部队设立发起者。1946 年 2 月被联合国占领军逮捕,作为 A 级战犯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1948 年 12 月绞刑。


户田正三,战前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战后成为了金泽大学第一任校长,并连任四届校长职务。1961 年死去。


田部井和,731 部队伤寒研究负责人,来自京都大学。战后担任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1977 年死去。


吉村寿人,731 部队冻伤研究负责人,来自京都大学。战后担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1990 年死去。


长与又郎,战前东京大学校长,1941 年设立日本癌症学会,担任学会会长,世界级癌症研究权威。1941 年死去。



最后再介绍一下 NHK 电视台。


NHK 电视台成立于 1950 年,全名是「日本放送协会」,受日本总务省管辖,算是日本的「中央电视台」。


因为作为日本政府的自然灾害紧急联络媒体,NHK 的节目在全国各地都可收听。同时,NHK 也是报道天皇讲话、参议院选举等政府重大事件的唯一平台。


然而,为了保持报道中立性,NHK 被禁止报道与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事件和日本-韩国、日本-中国之间的领土争议问题。但是在日本战败纪念日的 8 月 15 日前夕,NHK 肯下功夫选择了「731 部队」这个同样会触痛日本极右翼分子的话题,制作了这期纪录片节目,可以说相当良心。


我想,看完这部纪录片,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心情会是非常复杂的:


作为平民百姓,在媒体的舆论诱导下,就可以如此轻易地相信被片面报道甚至是歪曲的时事消息,转为支持军队进行如此血腥恐怖的行为。


作为被迫参战的一名小兵,尽管对遭受非人虐待的俘虏们心存怜悯,却迫于压力无法表达出来。


作为一名科学家,为了研究工作的成功,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或是个人未来的发展前途,就可以下命令进行如此冷血邪恶的活体实验。


战争真的会夺去人心中的一切善良吗?还是说,人本质上就是盲目、懦弱且自私的呢?


PS:回答一些评论中的问题


评论区出现强行黑!


然而


8 月 13 日 21:00 - 21:49,NHK 综合台(即 NHK 主台,可以理解为 CCTV1),一般来说,我们管这个时间段叫「深夜档」吗?


另外,这个片子的版权在 NHK,属于「NHK Special」系列。这个系列从 1989 年 4 月起,就固定在每周日的晚 21 点播出。




同样,所有的 NHK 特别纪录片,都会放在深夜-凌晨档进行重播,这不是有所偏向,而是为了「想要用录像机定时功能录下来看」的人准备的:



说「只有 NHK 一家敢放」,那 Youtube 上的恐怕是幻象了?



 楼主| 发表于 2017-8-18 12:2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NHK的纪录片里,有你不知道的731部队大审判(苏联审的) 

 2017-08-15 路尘、徐一彤 世界说

编者按:在二战结束72周年之际,日本广播协会(NHK)于8月14日播放了专题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对731部队在战争期间为日本军方开发细菌武器、进行人体试验的罪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中最关键的证据,来自此前并不广为人知的一场发生在苏联的审判。


731部队前成员的证言是如何产生的?731部队罪行的执行者与关键证人,为何落在苏联的手上?在受到审判之后,这些日本战犯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在为《731部队的真相》叫好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这场被遗忘的审判。


《731部队的真相》中,对战时日本高校医学者参与731部队试验的情况有具体的呈现



世 界 说

路尘   徐一彤

发自 北京


在日本,对731部队的讨论可追溯到五十年代。松本清张在1958年刊行的《日本的黑雾》中,就曾怀疑前731部队成员,可能是当时一起银行毒杀案的凶犯。进入八十年代,随着1981年森村诚一系列作品《恶魔的饱食》的问世,731部队的细菌战与人体试验问题又得到高度关注,至今都在左右翼之间引起激烈争议,也成为中日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NHK在《731部队的真相》中首次披露了由苏联在1949年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录音,播出了由731部队前成员在苏联的法庭上亲口说出的证言,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731部队前成员的证言是如何产生的?731部队罪行的执行者与关键证人,为何落在苏联的手上?在受到审判之后,这些日本战犯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在为《731部队的真相》叫好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这场被遗忘的审判。

 

从60万日军战俘中“筛”出731成员


1945年8月9日夜间,苏联红军对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设施发起大规模空袭。10日,苏联红军兵分三路发动猛攻,日军从一开始就丢掉了对战场的全部主导权,研制多时的细菌武器甚至没有派上用场的机会。

 

8月10日晚,731部队疏散撤离工作开始。为了毁灭731部队基地存在过的痕迹,日军不仅用氰化物处决了基地中剩余的所有“实验材料”,炸毁了占地庞大的基地建筑,按照首领石井四郎的计划,他还打算责令所有参与实验的医生和细菌学家“以家庭为单位”自杀。但是,这一计划遭到其他日军将领的反对,而忙于逃命的石井四郎已经没有时间自己来执行它了。

 

关东军战败以后,近60万日本军人被苏联红军俘虏,此后的几年里,苏联安全部门对战俘进行了大规模甄别和筛查,日军幽灵般的731部队和它背后的惨烈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731部队设施遗迹位于哈尔滨郊外20公里处,面对苏联的压倒性攻势,战败前夕的731部队为毁灭证据炸毁了庞大的基地建筑。

 

于1945年抵达哈巴罗夫斯克的苏军内务部高级翻译别尔雅科夫回忆,当时编号2045的战俘营物质条件较好,被用于关押“特别重要的”战争罪犯。“1946年,莫斯科发来密电,要求内务部下属的哈巴罗夫斯克监狱局收集与细菌武器相关的材料。这就要审问战犯并获得书面证词。然后我们‘发掘’出了731部队的存在。”

 

这项“发掘”工作并不容易。“总的来说,我们大概传唤了1000名战犯,从普通士兵的证词当中寻找线索,然后传讯高级军官,最后借助当面对质,‘分离’出了三个人。”被鉴别出来的这三名日本军官曾直接负责细菌武器的研发工作,三人也同意出庭作证。

 

 二战后,苏军俘虏近60万日军士兵,从中甄别筛查731部队相关人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调查组随后前往哈尔滨,依靠当地中国人的帮助找到了已被炸成一片废墟的731部队驻地,并采访了知情者。至此,调查组积累的材料已经相当充足。在当时,这是为了即将到来的东京审判提前收集证据,然而,别尔雅科夫写道:“最终它们没有被法庭采用。”

 

事实上,东京审判中没有涉及任何关于细菌战的内容,也没有提及731部队以及另一支负责细菌战的100部队的存在。苏联方面的历史材料认为,是因为最终被美军俘获的731部队首脑石井四郎用日军活人实验中获得的实验数据与美军方面做了交换,从而为自己争取到了司法豁免权

 

“这已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比起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两个日本人的命运显得微不足道,”一位俄罗斯学者在其文章中叹息,“最终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占了上风。”

 

 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石井四郎在战后被免于起诉,1959年去世

 

远东军人俱乐部里的审讯


但别尔雅科夫们的努力并未完全落空。“1949年10月20日……中将多尔季希通知我们,在哈巴罗夫斯克将要举行一次针对日军细菌战战犯的审判。”

 

准备工作立即开始进行。日本战犯当时被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第一监狱,狱方为调查组腾出了一间空屋,审讯工作就在那里进行。“从莫斯科过来了更多的调查员,我为他们担任翻译,”别尔雅科夫回忆,“所有日本人都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回答问题,讯问从早上九点持续到夜里十二点,所有人都精疲力尽——无论是调查员、翻译、还是被审讯者。”

 

△ 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的被告律师团

 位于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的军人俱乐部。现在已很难想像,在1949年,这里就是苏联对731部队前成员进行审判的会场。

 

开庭前两周,一个由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尼古拉·朱可夫-维列尼日科夫带队的专家团队抵达哈巴罗夫斯克,这些熟悉生物-细菌武器性能的医学专家对日本战犯进行了进一步的询问,并为法庭出具了专家检查意见。12月25日,俄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就此事进行了公开开庭,起诉十二名被告制备和应用细菌武器。档案材料特别提到,所有被告均有代理律师。

 

出庭受审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法庭上说:“我承认自己的罪行,从1944年到投降之日为止,我作为关东军总司令,直接监管了隶属于我的731号和100号两支细菌战部队的工作,以寻求使用细菌武器实现军事目的的最有效方法,并进行大规模生产。换言之,我承认我是有罪的,我直接领导着向苏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动细菌战的计划工作。”

 

 在庭上作最后陈述的前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

 

出庭的十二名被告在法庭上披露和承认了大量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研究和进行细菌战的骇人细节,据军医少将川岛清叙述,在731部队监狱内的囚犯被用于细菌战实验研究,系列研究以提升各种致死传染病病菌的毒性为第一目标,为此,每年约有400-600人被送往那里——“据我所知,没有人从那里活着出来过。”

 

在日本战犯的叙述中,这些“实验材料”主要是“中国人和满洲人”,也有少量俄罗斯人,川岛清甚至提到,曾有一个俄罗斯女性在731部队的监狱中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婴儿也随之成了日军的新实验对象。

 

△ 731部队细菌研究部部长川岛清

 

不了了之的追责


从1949年12月24日到1950年1月1日,苏联《真理报》连续八天对哈巴罗夫斯克审判进行了报道,并在1950年1月1日的第3、4版整版刊出了判决书全文。判决书确认了日军细菌战计划的存在和731部队、100部队的骇人暴行,“为了在活人身上验证细菌武器的效能,[日军]进行了大量不人道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日本狂热分子以残酷方式杀害了数千人。”

 

“几年中,731部队和100部队的实验室对霍乱、伤寒、炭疽热、气性坏疽和鼠疫细菌进行了实验,大部分感染者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侥幸恢复者则被重复用于实验,直到死亡……这些日本狂热分子的受害者是中国的爱国人士,以及被认为从事反日活动、应当被毁灭的苏联公民。”在731部队,他们仅被日军称作“特殊货物”。

 

 1950年1月1日苏联《真理报》刊登的哈巴罗夫斯克判决书全文

 

审判在1949年12月30日结束,十二名被告均被认定罪名成立,由于判决完全按照1943年4月苏联公布的《关于杀害苏联公民、屠杀苏联平民和折磨战俘的法西斯恶棍的惩罚措施》做出,而苏联已在1947年宣布废除死刑,包括山田乙三和川岛清在内的四名被告被判处25年徒刑,其余人也获得了从2年到20年不等的刑期——对此,俄罗斯不少史学研究者心存疑虑,认为这一宣判时机是有意为之:苏联从1950年1月1日开始重新恢复死刑,而这些曾亲历和执行过细菌武器的战犯往往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

 

1950年2月,苏联政府就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事宜发表公开说明,将相关卷宗分别移交给美国、中国和英国政府,并向远东委员会各组成国家移交备份。在这份说明中,苏联政府提出,“苏联法庭已审判了制备和使用生化武器的12名日本战犯,然而,让这场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逃脱惩罚依然是不公平的。”

 

苏联政府提名了包括日本裕仁天皇和石井四郎在内的五名细菌战责任人,并建议未来组织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对这一案件进行进一步追责。然而在已经落地的冷战铁幕前,计划中的国际军事法庭从未实现,苏联政府的这次外交行动也很快以失败告终。

 

 曾在731部队任职的柄泽十三夫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获刑二十年,于1956年得到苏联政府特赦,但在启程回日本前夕悬梁自尽。《731部队的真相》中收录了他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的自白。

 

即使在苏联国内,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后续发展同样难以令人完全满意。在被判有罪的12名被告中,刑期较短的数人随后即被遣送回日本,即使是刑期高达20年以上者,最迟至1956年苏共中央签署赦免令以后,也已尽数回国。这意味着他们的真正刑期只有不到七年,返日前哈巴罗夫斯克甚至还为他们举办了送别宴会。

 

而在日本国内,自1952年日美和约缔结以后,日本政府已经获得了赦免战犯的权力,细菌战的责任人和参与者因此逃脱了全部责任。1965年7月,84岁的山田乙三病逝于日本东京。

 

资料来源

 

1.Супотницкий М. В., Супотницкая Н. С.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ЧУМЫ. ОЧЕРК XXXIV — ЧУМА ОТ ДЬЯВОЛА В КИТАЕ (1933—1945)

2. Рогинский, М. Ю. Бактер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война — преступное оруди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процесс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ников / М. Ю. Рогинский, С. Я. Розенблит, Л. Н. Смирнов. М.: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50.

3.Рогинский, М. Ю. Милитаристы на скамье подсудимых.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Токийского и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ов / М. Ю. Рогинский. М.: Юрид. лит., 1985.

Приговор.  Газета «Правда» №1 (11473) от 1 января 1950 г.

4. Владимир Барышев. Хабаровский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японскими военными преступниками (к 60-летию события). журн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2009  г.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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