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夏的父母结婚的时候,苏联步入了尾声。1987年,父亲经亲戚介绍认识了母亲,几番通信之后从南俄小村庄来到莫斯科,成了管道工。这似乎是一场门当户对的婚姻:双方家庭知根知底,都出自南俄的农民传统,服从父母的安排。两人的儿子很快出生了。
二十多年后,鲁夏回忆和父亲共度的七年,表现得云淡风轻。有什么好说的呢?他有普通父亲的一面:和妻子、儿子及岳父母住在一起,周末一起逛街、去公园;但即使在共处的时光里,他也始终不在场。“他从来没有什么兴趣。我就是知道。就算陪我玩也是神游别处。”
时间卷走了生活的细节,但最深刻的印记仍在。在家里,父母一刻不停地争吵,从做家务吵到补贴家用的数额,从和岳父母的关系争到父亲下班后都去了哪里。鲁夏出生后不久,他开始偶尔夜不归宿,妻子很快发现他找了其他女人,还不止一个,从女同事到性工作者不一而足。她流泪痛斥丈夫,他恳求原谅,然后再犯,如此无限循环。情急之下,父亲往往抛出一句:你们都迫害我,我是受害者!
他作为入赘女婿,有吃有住,一毛不拔。逼得急了,就买回一包过期面包甩到家人脸上。鲁夏在小区里玩得不想回家,他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先揍一顿。妻子质问,他也挥拳相向。用武力制服是他的习惯,他与“教育”二字毫无关系,和“亲情”也天生相斥,终于在1994年儿子七岁时离开了家。
我在乌克兰的朋友塔尼亚也有一个类似的父亲。2000年父母离婚后,原籍俄罗斯的父亲离开敖德萨,从此了无音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说不定他已经死了呢?”她面无表情地说。而基辅的萨沙的父亲,因为酗酒成性,五十岁时就去世了。这些工薪家庭无一例外由母亲和外祖母支撑着,艰难地走过了苏联解体后的混乱、2000年代的政治动荡、乌克兰战争和近年俄罗斯的经济危机。
前苏联国家民众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俄罗斯为例,离婚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四,百分之三十的婚姻熬不过三年。离婚三年后,还和孩子保持联系的父亲只有百分之十五不到。俄罗斯的单身母亲遍布各个阶层,从无业少女到公司高管。让父亲掏出抚养费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