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祥 编辑 | 金快乐
一批批日本姑娘从九州岛登船,去中国、南洋卖淫。这是1870——1920年代期间,独特的盛况。
她们的足迹遍布整个亚太地区,北至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向南则以上海和香港为基地,或留在当地,或辗转前往以新加坡为核心的马来半岛;朝西则以印度为中转地,最远至非洲东海岸;往东则来到夏威夷和美国加州。
新加坡聚集的日本姑娘最多,故她们被称为“南洋姐”。据日本官方统计,1908年“南洋姐”总数有30791人,尚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偷渡者。
自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新加坡成为重要港口,以及全球重要的橡胶生产基地。
崛起的新加坡吸引了大量华人劳工和印度劳工,这给色情业提供了宽阔市场。日本姑娘性格温顺,积极响应健康检查,受到广大嫖客乃至于英国殖民当局的欢迎。
当时,“南洋姐”每月能有70到80美元收入,远高于当地木匠、钢铁工人、橡胶园工人,堪称高收入人群。
现代化转型刚启动时,一穷二白的日本社会以出国卖淫为荣,连福泽谕吉这般伟大人物都曾号召女同胞去亚洲各通商口岸卖身。
直到一战后,跻身世界强国行列的日本意识到这是“国丑”,才开始执行限制、取缔政策,“南洋姐”人数从此大减。
“国丑”中的“国丑”则在于,自1850年代起,中国男人控制了日本姑娘的生意。
从贩卖人口到开设妓院,至1880年代中期,中国人已把妓院开遍了哈尔滨、沈阳、上海、香港、厦门、河内、新加坡,而里面都是日本妓女。
1908年3月25日,《满洲日日新闻》还报道了中国人贩子拐卖日本姑娘至华北的情况。此时,标志着日本军力和国力全面超越中国的甲午战争已过去14年。
所有日本妓女,都是从长崎、横滨、神户三地登船告别故土,长崎的人口贩卖生意被中国人长期掌控,后二者亦曾被中国人短期控制。
中国人贩子贿赂航运公司、港口和领事馆官员,偶尔还让人高马大的白人假扮日本姑娘的丈夫一道出国,但洋人价格贵,更多是雇佣日本“不良行为少年”假扮丈夫。
出生于1867年的村冈伊平治,是近代日本海外卖春事业的皮条客之父,他虽出身寒门,但他“勇敢”向中国男人宣战,成功从中国男人手里夺回对日本妓女的控制权。
△讲述村冈伊平治生平的日本电影《女衒》
1877年,村冈受日本驻沪领事馆之托,花半年时间调查东北和华北的商业环境。他发现大量来自贫困农村的日本女同胞在那里卖春,她们都哭着央求村冈带自己回国。
当时,不仅皮条客里没有日本男人,连商人群体里都见不到大和男儿。如果当时有QQ和微信,相信气疯了的村冈一定会发出这样的信息:“惊呆了,原来是中国人在贩卖日本女人和强迫她们卖身!你今天去中国买春,明天开进东京湾的铁甲舰就是你出钱赞助的!你今天买中国货,明天打入你身体的来复枪弹丸和火药就是你制造的!不转不是日本人!”
1887年12月,村冈从东北回到上海,他的民族主义小宇宙大爆发,决意从中国男人的魔爪下拯救本国女同胞,一举洗刷国耻和日本男人之耻。
△日本电影《女衒》截图
他的想法得到了日本领事馆人员的默默支持。半年后,村冈用军队给他的报酬作为第一桶金,建立了自己的卖淫团队,有13个日本女子,其中有几个还是他亲手从日本绑架到上海的。
显然,村冈不过是想抢中国人贩子和皮条客的生意,而不是致力于让女同胞们回家从良。1889年4、5月间,他听说厦门有中国人监禁日本女人,将其作为中国商人和海员的性奴,数量达500人之多。这还了得?他当即决定把皮肉生意从上海转移到厦门,以救助这些可怜的姑娘。救出来后怎么办?当然是把她们推入自己的窑子里。
当年6月底,村冈把生意转移到厦门。他向英租界的警察声泪俱下倾诉日本女人有多苦,英国领事终于同意他跟着警察去突击检查中国人的妓院。
就这样,村冈在8月解救出6个日本女子,她们已被中国人监禁了至少1年。村冈取得了她们的监护权,但他转手将5人卖到香港,剩下的1个被推入他在厦门的妓院。
几个月后,村冈团伙和中国警察从中国皮条客手里救出55名日本女人。这下发大了,所有姑娘的监护权都归村冈,她们全被卖到香港和新加坡。
在中国的地盘上,这个日本人的行径简直不可容忍,中国皮条客发飙了,后果很严重。毕竟当时还没有日本军舰和刺刀的撑腰,在中国皮条客的压力下,村冈只好把厦门的生意转移到了新加坡。随后四年里,他从日本贩卖了3122个女人到新加坡,她们中的大部分留在新加坡,少部分转道去了更遥远的澳洲和印度孟买。
“皮条客和人贩子——亚洲的第一批男性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残暴地贩运和买卖日本女性,获得了一种新生产出来的日本男性气质,他们被视为日本主权的刚毅象征。”美国学者马克弟(Mark Driscoll)对此评价。
“先说赚钱的事情,我会寄钱给老家。同时我也是在为国家提供外汇,如同本土居民缴税一样。”
“其次,我用贩卖人口挣来的钱给朋友们在长崎买了土地和房产。”
“第三,我一直牢记第一位老板传授的教导,无论身在何处,努力维护日本商业利益。”
“第四,我的生意满足了人的基本需求,给予情感的慰藉感和归属感;以此盈利,乃取之有道。总之,我想,自己的不道德之处恐怕只是醉心于事业,努力赚钱罢了。”
厉害吧,真是不佩服不行,这位大名鼎鼎的皮条客就这样把自己包装成德高望重的成功人士,他孝顺、讲义气、爱国,而且做的事业这么有情怀,比“鸡汤”更能给人以心灵安抚。
△日本电影《女衒》截图
而且他说自己惟一的缺点就是忙于事业,就好比警卫员给首长提意见,“首长,我要给您提意见,您忙于工作而不注重身体”。这能叫缺点吗?这是换个姿态夸人。
村冈的犯罪推动了历史,后世的文化人不惜创作优美文艺作品来美化这段历史,如日本语言学者村冈崇光在1960年写下诗句:
“女人是男人的绊脚石;是男人开创事业的工具。女人是引诱男人走向地狱的凶器;是男人出人头地的途径。女人是怂恿男人做坏事的诱惑;女人是男人避不开的命运。女人是国家的祭坛;依赖女性,或将走向毁灭。”
1890年1月,村冈在新加坡的第一家妓院开张,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既做好事也做坏事。
“绑架和人口买卖都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但我本来就是一个流氓……发觉自己通过售卖女性而成长为一位大商人,这样就为国家减轻了经济压力……我觉得这将为日本的百年大计添砖加瓦。”
原来,村冈是在为大日本帝国之崛起而当流氓、拐卖妇女、拉皮条,想来真是让人感动得要哭。
村冈怀有这样的想法——做流氓积累财富,适当时候金盆洗手,改做正经生意。
怀着忧国忧民之心的村冈,在新加坡的妓院里设置一间“忏悔室”,经常带着一身横肉、全身刀疤和纹身的手下阿飞们在这里忏悔,想想这一幕多幽默。
村冈还这么教育部下,这将是为自己赎罪、成为有尊严的日本人的最后一次机会,改过自新、报效祖国的机会就是在商战中击败可恶的中国人。
“你们会挣大钱,为国家减轻经济负担。日本将见证你们的新生,你们将再次成为有尊严的日本人……再过几年,你们将为祖国增添荣耀,为自己谋得正途,为日本面向亚洲的商品出口做出贡献……但是,在事业有成、报效祖国之前,我们还得再犯最后一次罪。”
1890年代,村冈在上海、新加坡、吉隆坡和马尼拉调查了华商的势力范围。他由此坚信,中国商人包括中国皮条客是日本的最大对手。至于欧美人,不过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共同的顾客。
他吹嘘自己使出浑身解数对付中国商人。有两次,他在街上遇到骄横跋扈的中国商人,他用日本武术战胜了对方,为祖国争光。这一幕既熟悉又辣眼睛,简直是日本版“精武门”故事,不知道当时几个中国人有没有扛着“东亚病夫”字牌去羞辱矮个子日本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后不得不把这张纸吃下去。
让日本妓女从良的愿望显得非常“圣母”,你要是诚挚地跟妓女们说出你的建议,相信她们中的许多人根本懒得搭理你。
许多日本姑娘被中国人转卖过三四次,甚至被卖到内地给有钱人做妾。
日本姑娘自然是希望留在同胞经营的妓院里,本来出国卖身就是为了赚外汇送给嗷嗷待哺的贫穷家人,当然也有很多人是被以打工名义骗出国,她们以为国门外遍地是黄金。
1919年的一份日本在东南亚商业活动的调查显示,日本妓女走到哪里,小商贩就跟到那里。妓女需要食物、饮料、衣服在内的日本商品,她们最喜欢逛日本杂货店。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地人也开始接受日本商品。村冈设想,日本姑娘的卖春业在海外扎根后,“满载货物的商船将从日本海岸扬帆起航,整个周边地区都将逐渐繁荣起来”。
话说来,人贩子当然不是善茬,他们的劣迹罄竹难书。一个名叫多田龟吉的人贩子在船上奸杀了一名女同胞,将她尸体扔海里,他以此警告和威慑其他女人,要她们在航运期间老实忍受男人的欺辱,这是人贩子的一贯做法,哪有同胞情谊。她们给日本外务省写血书求助,才让真相公诸于世。
1890年3月26日,日本邮轮伏木丸到香港,有人发现煤仓里有11名日本女子和1名日本男子,其中男性人贩子在内的8人已经死于缺氧,另外4人则奄奄一息。他们一上船就被锁进煤仓,边上挨着锅炉,而煤仓正是偷渡客常用的藏身之地。
1924年的一起惨案更加惊悚,长崎到香港的航线上,一群女人奋起反抗折磨死一个人贩子,然后用牙齿咬破水管以喝水,水压的降低引起了船员的注意,维修人员才发现煤堆里伤痕累累的尸体。
到了1918年,已有300到400名日本皮条客挺身进入这个高利润的市场,日本皮条客在强盛国力的支撑下逐渐击败中国皮条客,中国皮条客转而给日本老板打工。
中日两国流氓之间的这场仗,以日本流氓的获胜而告终。
从这种将流氓行为包装成爱国主义的风潮中,不难窥见当时日本社会的混乱。这对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铁定不会是好事。这样的流氓多了,“大日本帝国”也终于被逼上了死路。开上军国主义的战车,并最终走向毁灭。
除了皮条客大战,中日当年没少打仗,为了捕捞舟山带鱼,双方也大打了一仗。回复“带鱼”查看相关文章。
参考资料:
马克弟《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5月
山崎朋子《望乡》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
朱忆天,《日本“南洋姐”海外输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