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林顿母校做毕业演讲，教授让我说说中美文化冲突

源济

在克林顿母校做毕业演讲，教授让我说说中美文化冲突 

原创 2017-06-03 薛雍乐 世界说

编者按：在我们发出：征稿丨我如何在美国大学拿到了毕业演讲的机会？的征稿消息之后，收到的第一封来稿来自曾在乔治城大学读历史专业的雍乐，负责指导她毕业演讲的，是好莱坞著名编剧乔纳森·诺兰的老师G教授，在准备演讲稿的过程中，她与严苛的G教授一次次“过招”，终于找到了在演讲中能将几千人逗得哈哈大笑的诀窍，也在与G教授四年的接触中，学会对刻板印象保持警觉，理解他人思维的差异，从而找到更容易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们理解的表达方式。

文/薛雍乐

（耶鲁大学历史学硕士，乔治城大学历史学学士。上海媒体从业者）

“我想问你件事，今年的毕业生集会，我希望你来做学生代表发言，好吗？”大四下半学期的一天，G教授听说我决定去耶鲁读历史时，这样对我说道。

 

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毕业典礼没有本科生发言的环节，但在毕业周末的“大四学生集会”（Senior Convocation）上，会选两名学生代表向全校四个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发言，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毕业演讲。学校没有公开选拔演讲者的流程，全是由负责组织毕业典礼的G教授一人亲自挑选，而G教授性格之严苛全校闻名。

△以严格出名的G教授甚至被同学设置成电脑桌面，“鞭策”自己学习

 

“我想请你谈谈文化冲突。”G教授直截了当地说，“你作为中国学生，肯定在美国大学里经历了不小的文化冲突。而现在从学校毕业踏上工作岗位，每个学生，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其实也都会经历某种文化冲突。你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给大家提一些建议。”

 

G教授挑选的另一名毕业生代表是个白人男生。我作为华人女生，不光可以在种族和性别上体现出多样性，更能带来一丝“异国情调”。毕竟，乔治城大学堪称外交官的摇篮，“国际化”是毕业典礼避不开的关键词。

 

但我不知道G教授期待我讲出怎样的文化冲突。在我之前，他几乎没有接触过中国学生，对中国的印象总让我有点不舒服。大一第一次和他单独谈话时，他只字不提我的学业，一上来就问我附近有哪家中餐馆比较好吃。而当我告诉他我将来想回国发展时，他担忧地问：“中国政府难道接受留学生回国工作吗？”

 

随着我们在四年里互相熟悉，他很少再表达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了。我在大一就作为第一个中国籍学生申请进了他主持的优等生项目，在长达四年的“魔鬼训练”下幸存了下来。他看到一个战战兢兢讲着一口中式英语的新生可以渐渐变得自信开朗，和美国学生打成一片，组织大型校级活动。一直以来，我希望用我的行动告诉他，我来自的中国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如果说我的言行还能让他满意，那其实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本土，还有很多比我优秀得多的中国人。

 

这次毕业演讲，他没有要求我表达什么政治立场，这让我松了口气。但他仍然要求我强调自己作为中国学生的身份，这很有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增加了我的独特性，美国人听了我的故事会觉得有趣。但另一方面，我也不想为了猎奇，故意夸大中美之间的区别。我尤其注意避免可能被政治化的话题，不是因为我没有政治观点，而是因为我认为毕业典礼不是谈政治的恰当场合。

△克林顿曾作为乔治城校友在毕业典礼上演讲

 

我回去开了个文档，列举自己进校以来遭遇过的文化冲突，挑了几个写成开头，拿去一个个念给G教授听：

 

“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换算摄氏度和华氏度，所以我永远搞不清楚到底该穿多少衣服。”

“太无聊了。”

“我不敢在讨论课上举手，因为我从来不习惯打断别人说话。”

“没意思。”

 

这么来回几次，我已心灰意冷。除了主持毕业典礼和优等生项目，G教授的主业是英语文学，以教编剧课闻名。他最得意的门生是乔纳森·诺兰，《记忆碎片》、《黑暗骑士》、《西部世界》等知名作品的编剧。而我的演讲稿显然和好莱坞大片相差甚远。

 

“难道就没有了吗？”G教授歪着脑袋一脸苦恼，“你四年前刚来美国时，最不习惯的到底是什么？”

 

倒还有一个，就是有点琐碎。我告诉他，美国人见面打招呼习惯说What’s up，我至今都没想通该怎么回答。What’s up的字面含义是“发生了什么”，但问话的人其实并不想听你到底干了什么。中国的英语教科书里，打招呼一般都会用How are you（你好吗），标准回答是Fine, thank you, and you?（很好，谢谢，你呢？），可我在美国一次都没听人用过。我周围很多中国学生也有类似的困惑。

 

出乎意料的是，G教授哈哈大笑起来，仿佛原本严肃的电影大反派突然变成了乐呵呵的肯德基老爷爷。可能是因为他天天和文字打交道，所以这个在我眼中过于琐碎的例子戳中了他的笑点。笑完了他说，就把这个当开头吧。

 

于是就有了我毕业演讲的开头：“Hey, what's up? 四年前，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问题。What's up这个词组从来没有在我中国的英语课本里出现过。我唯一学过的类似问候语是How are you，而教科书里的回答fine, thank you, and you? 则是我最初学的英语词组之一，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所以what's up这个问题每次都会把我问个措手不及。通常，我要么尴尬地笑而不答，要么就停下脚步，试着向问候我的人详细报告一下我当天的流水账。”

△毕业晚宴上与同学们相聚

 

集会当天，我讲完这段话后，全场一片大笑，正像G教授那天在办公室里笑一样。这是我第一次逗几千人一起笑，当我站在演讲台后面、不得不停下来等大家笑完时，感觉自己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给那么多人带来欢乐是这么幸福的一种感觉。

 

在What’s up的段子之后，我又叠加了几个印象比较深的文化冲突，顺便“黑”了一下美国的法定饮酒年龄：美国法律规定21岁以下不能喝酒，这让我身边的亚洲、欧洲来的学生难以理解。大多数美国同学都对这条法律怨念已久，所以当我这个外国人在如此严肃的场合一本正经地公开吐槽时，台下爆发出了一片欢呼声。

 

用段子成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后，我转向了更严肃的话题。我类比了留学生在国外经历的文化冲突和大学生在社会上将要经历的文化冲突，毕竟台下大部分还是美国学生，我必须说服他们，我作为国际学生的经历对他们也有参考价值。接着，我结合自己在大学里的经历，提供了一些建议。

 

在我演讲前，教务长专门介绍了我坐在观众席第一排的父母，请他们起立致意。当晚的毕业舞会上，许多家长都过来和他们打招呼，他们不懂英语，只有连连点头说“thank you”，但我从他们的笑容中看到了，这也许是他们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对一个承载着父母的期待出国留学的独生女来说，我很幸运能以这样的方式回报他们。

△ 毕业演讲的现场

 

在美国，作为中国学生被选中做毕业演讲，是非常荣幸，也是令人惶恐的一件事。美国人喜欢听个体化的故事，而远行求学、经历中美之间的种种文化冲突，几乎在每个中国留学生身上留下了烙印，很容易成为毕业演讲的主题。然而，如何表达这种冲突，但又不去贬损一种文化以抬高另一种文化、不去加深刻板印象，却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讨论的课题。

 

其实说难也不难。在我和G教授的交往过程中，我学会了对刻板印象保持警觉，尽自己所能去呈现出更复杂、更微妙的现实中国。我也明白了想要赢得他人的尊重，必须首先尊重自己，不要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而是可以理直气壮地和美国人一样说英语、开玩笑、讲道理。同时更要尊重他人，思考为什么他们会产生偏见，尝试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用他们容易接受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毕业演讲全文翻译：

 

2014年5月于美国乔治城大学毕业周末大四学生集会

 

“Hey, what's up?”(嘿，最近怎么样？) 四年前，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问题。“What's up”这个词组从来没有在我中国的英语课本里出现过。我唯一学过的类似问候语是“How are you”（你好吗），而教科书里的回答“fine, thank you, and you?”(很好，谢谢，你呢？)则是我最初学的英语词组之一，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所以“what's up”这个问题每次都会把我问个措手不及。通常，我要么尴尬地笑而不答，要么就停下脚步，试着向问候我的人详细报告一下我当天的流水账。

 

这正是我大学第一年经历的最大的文化休克之一。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我常把华氏度错当成摄氏度，把英里错当成千米；我总是在担心自己课堂讨论的成绩，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打断别人来参与讨论；我并没有特别向往自己的21岁生日，因为我早在六岁的时候我爸妈就教我喝酒了（注：21岁是美国人的法定饮酒年龄）。

 

多年以来我一直梦想到美国来学习，但实际上，对于一个从未离开父母超过两周的18岁学生来说，飞跃半个地球、用英语上课、打理好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些事情，无不令人畏缩恐惧。在我的整个家族史中，我是第一个走出亚洲的人。我对中国的教育体制非常适应，已经获得了几所中国好大学的预录取，而且多多少少能够预测自己在那些学校的表现。当然，我有无数理由到美国来上学。我想获得更好的教育，想将自己浸入一种不同的文化中，想让自己做好准备，有朝一日能从某种方面在中国做出改变。但要达成这些目的，我要经历的一切都与我所习惯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我对自己未来的无数可能而感到兴奋，但又总是对我即将面对的冒险和挑战焦虑不已。

 

有意思的是，今天我发现自己又一次进入了类似的处境，和你们所有人一起。我们正一起踏上一条我们从未完全体验过的旅程。我们中的有些人的确要出国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止是到另一个国家去。我们离开了伴随我们成长的、熟悉的学校体系。我们那些渴望变革社会、服务他人的目标已从短期项目变成了日常的工作。我们不再根据校历和课程表度过每一天。即使是我们之中那些将要进入研究生院的同学，我们和教授与其他学生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我们成了他们的学徒、同事、未来的工作伙伴。面对这一切如此剧烈的变化，我们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文化休克。

 

那么，就让我来与你们分享一下我从自己以前的文化错位经历中所学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而是要学会拥抱不确定因素。若是要坚守自己所熟悉的东西、拒绝变化，这当然很舒服，但只有尝试着离开你的安全空间、拓展你的局限，你才能够真正成长。对我来说，这曾意味着第一次在大学里上历史课、组织一场大型学校活动、在课堂上举起手，哪怕我还没想清楚自己要讲什么。这曾意味着逼迫我自己去跟着一个马拉松跑者一起训练，并养成跑步的习惯，即使我曾经厌恶跑步而且在大学前从未在跑步考试里及格过。这些经历使我将事业目标从法律转移到学术界，并将我的羞怯和谨慎转化为了主动和领导力。在你的未来计划里，是否存在着变化和未知的空间呢？有哪些事情让你感到害怕，却又对你实现自己的野心至关重要？不要期望着把所有事都计划得井井有条并牢牢控制一切。相反，挑战一下你自己，尝试去做一些你无法准确预测结果的事情。

 

但当你逐渐探索这个陌生的环境时，不要独自游荡、满心以为你永远能用一己之力来解决问题。在乔治城大学，有那么多好导师帮助我们熟悉大学生活、带领我们探索新的学术领域、支持我们计划毕业后的人生。无论你要去哪里，去寻找一些能起到类似作用的人，无论那是你的老板、你的导师，还是那些在你之前就经历过这个过程的前辈。想一想有谁、有哪些资源能让你找到一条捷径，帮助你充分享受这一段全新的经历。

 

最后，当你习惯了你的新环境时，不要忘记最初鼓舞激励你的一切。把你曾经受过的启发写下来——一个童年的梦想，你出国游学时印象深刻的一幕，学术研究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问题，一次办公室谈话，或是一场深夜长谈。回顾一下那些时刻来提醒自己是什么激发了你的热情，记录下来你的想法是如何随着你的探索而发展甚至完全改变的。我们正以全速冲向自己的未来，但为我们指点方向的，正是这些过去的启示和成长历程。而且，正是我们的朋友与导师、我们的家园和这所学校，如同稳固的港湾一样永远供我们停靠，无论我们去向何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