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人生》2017-04-04：北京油漆作胡同里的两个“洋八路”

源济

一位日本人和一位德国人，中村护士和米勒大夫，两位分别来自法西斯国家，却在中国的抗日和解放战场上救死扶伤，成为了八路军战士。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相识，在人民的军队里相知，在革命的战火中相通，最终他们成为了献身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德、中日人民友谊的终身伴侣。然而， 1994年冬天，米勒大夫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伴随米勒47年的京子，却始终徘徊在四合院门口，以另一种姿态固守着他的丈夫紧守着他的嘱托：“你不能走，你千万不能离开中国”。2004年8月23日，京子领到了中国第一批发放给外国人的永久居留证。那一刻，京子激动万分。她说，她爱中国，要一直住下去，中国就是她的家。

源济

胡同儿里的两个“洋八路” 

原创 2017-04-15 冷暖人生 晓世

本世界纯属 非虚构

如今女儿米蜜定居在了父亲曾逃亡、学医的瑞士，88岁的中村京子和儿子米德华一家，依然住在北京油漆作胡同，这座米勒生前设计的小院里。

北京地安门西侧的油漆作胡同里，老街坊们几乎都知道，23号院的主人，是一名叫米勒的德国犹太人医生。

米勒虽已去世多年，但他的遗孀仍在这座小院里居住（小院曾是溥仪老师庄士敦的居所，米勒入住之后，按照自己的风格重新加以布置）。而这个操着一口中国话，长着东方面孔的“德国媳妇”，也并非中国人——她叫中村京子，家乡日本福冈。

年近九旬，中村京子说，自己已经习惯了中国，这里曾有着她的一切，尤其是爱情。 

中村京子给我们介绍她和丈夫居住的小院

“每次米大夫批评我的时候，他那个严肃的态度，老在我脑子里头。我就喜欢看他那个面孔……米勒走了以后，他的坟墓也在北京。所以我不能回日本，我一定陪伴他住在中国一辈子。”

一个日本福冈农民的孩子，一个逃离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洋八路”中村京子和汉斯·米勒的相遇，始于颠沛乱离的中国战场。

中村京子

1929年，中村京子出生于日本福冈的一个农民家庭。她成长的岁月，正是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时代。

1945年，中村初中毕业时，日本在国际战场上败局已定，国内经济也面临崩溃，然而由于政府长期封锁消息，大部分日本民众对此惘然无知。那时，中村只是不时发现家乡上空会飞来美军轰炸机。

“我们只知道美国飞机来了，为什么来不知道。那时候我觉得再在日本读书可能性不大了，刚好初中毕业时我们学校里边有一个募集。”中村回忆说。这个“募集”，是去一个叫做“满洲国”的地方，招募的人告诉她，那里属于日本。

1932年，日本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成立。向满洲移民，成为当时日本的七大基本国策之一。为掩盖侵略实质，这些移民满洲的日本平民，被称为“开拓团民”。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计33万多名开拓团民。

“伪满洲国”

1945年5月在“南满铁路”医院的招募下，中村从福冈来到尚属“满洲国”的辽宁锦州“满铁”护士学校，成为一名实习护士。15岁的中村对战争可以说茫然无知。“我很喜欢护士穿的那个服装，白衣天使。我特别羡慕。脑子里头一丁点战争都没有。”

初到中国，这里的言语、服饰和在东北人爱抽的“关东烟”，都让这个东洋姑娘感到无比新鲜。然而三个月之后，8月15日，就在中村还对陌生的“满洲国”充满好奇时，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中村所在的医院就被八路军接管。中村别无选择，只能加入面前的这支中国军队，成为一名15岁的“洋八路”。因为她知道，如果被遣散，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日本战败后，开拓团民们四散奔逃，很多人在逃亡路上或冻饿而死，或被苏联和中国百姓驱逐、砍杀。据统计在1945年那场大溃逃中，共计17万日本侨民，死在中国东北。

那时穿上军装的中村京子，初看与中国人无异。然而还是有人提醒她，最好不要开口说话，“大家对日本的印象太坏了”。在八路军中，原本并不关心这场战争的中村，才第一次听闻了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这让作为日本人的她，既愧疚又愤怒。

“‘三光政策’多残忍啊，我心里头也是不好过，你那么一点孩子都不留，这是人做的事吗？”中村回忆说。

右一中村京子

而同时中村也惊讶地发现，自己这个“侵略者”不但没有受到歧视，还被年长的士兵倍加呵护，大家都亲切地叫她“最年轻的小八路”。更令中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支异国军队中，她还邂逅了自己一生的爱人——汉斯·米勒，一位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医生。

汉斯·米勒

中村京子第一次遇见汉斯·米勒，是1947年6月，在前线手术队的队长办公室。

带着介绍信，中村进了门，接着她就吃了一惊，“老天爷，队长怎么是个外国人，怎么是个欧洲大夫？”中村发现，在部队医院，除了像自己一样的日本人，还有白皮肤蓝眼睛的“洋大夫”。

汉斯·米勒

汉斯·米勒，1915年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有一半犹太血统：他的父亲是名犹太商人，母亲则出身日耳曼望族。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米勒的父亲被关进了集中营，米勒只身逃往瑞士，在巴塞尔大学攻读医学博士。

求学期间，米勒结识了一名中国同学，在对方的“煽动”下，一腔反法西斯热情的米勒，决定前往中国，支援抗战。1939年秋天，24岁的米勒来到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他发现这里还有许多跟他一样的洋面孔——彼时共产主义思潮风靡国际，西方大批“左派”青年来到中国——他们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

1939年11月，白求恩因病离世，初到中国的米勒，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言。米勒立志也要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大夫，为了反法西斯把一切献给中国的抗日事业。

最初，米勒被安排在后方医院，然而他更希望去抢救前线的战士。随后，他参与了百团大战的前线救治，最多时一天要抢救一百多名伤员。1943年因长期高压工作，米勒感染了痢疾，养病期间彭德怀亲自来探望。两人彻夜长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彭德怀还将自己身上的皮夹克送给米勒。

左一为汉斯·米勒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正当米勒沉浸在喜悦中时，他却猛然发现自己依旧有家难回——1946年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全面内战爆发，米勒回国的希望就此破灭。

“他要走的路线那个时候还是国民党地区，全给堵死了。”中村回忆说，米勒这个拿着朱德亲自开出的回乡证明的“洋八路”，自然无法通行。而米勒的父亲被关进集中营后，母亲来中国寻找儿子却一直无缘得见。恰在此时，她得知丈夫被解救的消息，匆匆回国，更是与儿子一别成永诀。

于是，米勒只能留在中国继续参与战地医疗。就在这时，中村京子出现在了他黯淡的生活里。

“他怕再把我丢了”

在同汉斯·米勒的接触中，中村京子发现，这个大自己14岁的上级，大家眼中严肃、古板的“德国神医”，在她面前却总是显得格外平易近人。她并不知道，米勒把她视为自己生活里少有的亮色。

她的茫然，一直维持到前线战事结束，流动手术队解散的前一天晚上。当晚，米勒把中村单独叫了出去，委婉而又直接地提出了他的想法。

左一为中村京子 右二为汉斯·米勒

“我们就在一颗大树前面坐下。他就跟我提出来了，你可不可以考虑我们结合的问题。”中村京子回忆说。然而中村并没有答应，她拒绝了米勒。“那个时候我才17岁多一点点，我说对不起，战争结束我还要回日本，这不可能。”

听了中村拒绝的理由，米勒沉默了许久，说到：“我也想父母，也想回国，我明白你的心情。”之后，这两个同样身在异国的“洋八路”就返回了各自的部队，但他们故事却并没有就此结束。

这次分别之后，米勒没有放弃对心上人的追求，他经常托人打听中村的消息。部队领导知道后，也找到中村“做工作”，一心想着战争结束后回国的中村，随口应付说“自己还小，过两年再说”。

然而她没想到，已经31岁的米勒竟然真的等了她两年。当这个真诚木讷的德国人再次出现时，中村感到自己无法再拒绝了。

恋爱后，每天工作一结束，米勒就带着中村去散步、划船、看电影。俩人无论谁出差，回来后米勒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中村面前。

“她是怕再把我丢了。”提起这段时光，已经88岁的中村京子依然笑的合不拢嘴，刹那间依然能在她的脸上看出只属于少女的羞涩和甜蜜。

1949年7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米勒和中村在天津完婚。他们的婚礼被许多战友们开了玩笑——一个德国大夫，一个日本护士，“两个最大法西斯国家的人，却在中国军队里结了婚”。

回不去的故乡

新政权成立后，两人到长春工作。1950年9月女儿米蜜出生，第二年中村意外收到了日本父母的一封回信。自从滞留中国之后，她一直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日本的家人。这封家书中村已经等了7年，为了向家人证明自己还活着，她把和女儿米蜜的照片寄了回去，然而丈夫米勒的照片却没敢寄给父母。

“那时候在日本大家很不喜欢女人跟其他国家的人结婚。”说这话时，中村显得有些尴尬。日本投降后，很多滞留在中国的日本女子被中国家庭收留，并就此结婚。在日本，她们被称为残留夫人，中村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如何看待她在中国结婚的事，更何况她还是嫁了一个“大鼻子”的西方人。

汉斯·米勒和女儿米蜜、儿子米德华

1953年开始，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协调下，五年间共计32506名日侨被批准回国。然而随着1954年小儿子米德华出生，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中村京子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回日本了。

看着满载日本同乡的列车缓缓驶离站台，中村京子心里五味杂陈。“那个时候我的心情不是很好过”中村解释说，“但我已经成立了一个家，能对婚姻不负责任吗？得负责到底。”

而此时身旁的米勒，紧紧握住了妻子的手。望着丈夫的眼睛，中村突然意识到，这位已经离开家乡20多年的犹太人，也有着和她一样的痛苦和悲伤：中国内战结束后，终于可以回乡的米勒却得知，年迈的父母已经因病相继离世，家乡对于米勒来说，已经没有回去的必要了。

1951年，米勒申请加入中国国籍，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村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更中国化的“钟纯”——这对无家可归的异国夫妻知道，此刻脚下的这片土地已经变成他们的“故乡”。

落叶归根

1961年米勒和中村被调往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他们和当时援华的外国专家一起住在友谊宾馆。每周六晚上，友谊宾馆都会为外国专家举办舞会。

那是中村记忆里最平静和缓的一段时光。然而平静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革命风暴就汹涌而来。

汉斯·米勒

“文革”初期，曾与米勒彻夜长谈的彭德怀在“反右”之后再被打倒，米勒也曾被当作外国“间谍”扭送到派出所，他的很多外国好友也被抄了家。

随着“革命形势”愈演愈烈，中村京子在外也不再敢张口说话，生怕自己的口音暴露出“日本身份”。与此同时，夫妻俩所在的医院日常工作只剩下了“开会”，无事可做的米勒被调去了广播电台审德文稿件，却又因为对一篇稿件有“不同意见”而被解聘。

中村京子回忆说，那会儿他们显然属于“狗不理”。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的米勒，感觉这个国家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他甚至为此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同时，心灰意冷的米勒，决定带着全家离开中国，他开始教妻子和儿女们德语。

最终，米勒的信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很快，一些重要的国际友人就被保护了起来，很多人因此幸免于难。而在周恩来的挽留下，米勒一家也最终留在了中国。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民间往来逐渐开放，已经43岁的中村京子终于有机会可以回到日本看望父母。近30年的沧海桑田，家乡福冈早已不是她15岁离开的模样，为了弥补失散多年的遗憾，1973年中村将母亲接到了北京居住。

 

“她挺开心的，在这待了三年，她说让我回家吧，我年纪大了，怕死在这个地方。中国人讲落叶归根，她就回去了。”

 

然而中村和米勒，这对在异国相知、相守的两片“落叶”已经生长出了属于他们俩人的“根茎”。

中村京子和汉斯·米勒一家

1974年，离家41年的米勒，终于有机会回到了德国，在一座犹太人公墓里，他找到了父亲的墓地。然而1948年去世的母亲究竟埋在哪里，米勒却始终没有无从寻觅。

1975年，米勒带头研制出中国第一批乙肝疫苗。1989年在米勒来华工作50年之际，中国政府授予汉斯·米勒“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白衣战士”称号，他被誉为“活着的白求恩”。1994年米勒在北京逝世，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日本方面也问，你还回日本吗？我说我不能回去，我生长的一切都在中国。再一个米大夫的坟墓也在北京，我一定得陪伴米大夫，在中国住一辈子。”

中村京子说：米大夫穿西装的样子很帅

如今女儿米蜜定居在了父亲曾逃亡、学医的瑞士，88岁的中村京子和儿子米德华一家，依然住在北京油漆作胡同，这座米勒生前设计的小院里。

“我每天下班回来就看到他在这里，到现在还觉得他只是出去出差了，过两天就会回来。”

视频编导：余晶 郑逸桐

文字编辑：王小舒

微信编辑：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