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农总统的圣战

源济

班农总统的圣战 

原创 2017-02-09 李二 世界说

世 界 说

李 二

发自 美国 华盛顿

2016年8月，特朗普的竞选仍旧毫无头绪。

也许共和党初选独特的机制让这位“局外人”利用了党内建制派和选民基础之间的隔阂以及大部分民众求新、求变的心态。但正如民主、共和两党久经战阵的选举经纪人指出的那样：大选和初选不同，是一个全面考验资金筹集管理、组织计划、宣传策划以及地面动员的系统工程。

而面对经验和资金和媒体资源都远远丰富过自身的民主党对手，共和党竞选阵营却深陷竞选经理保罗·曼纳福德与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丑闻的风波中。曼纳福德和罗杰·斯通（Roger Stone）一样是久经战阵的共和党选举专家。他们从尼克松时代就介入共和党的选举政治，在里根和老布什的竞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他们的名声也同样和赤裸裸的“现实政治”、“不择手段”联系在一起。面对美国几十家主流媒体集体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前所未见的形势，他们的丑闻毫无疑问地暴露在公共舆论掘地三尺地检视之下。在《纽约时报》从乌克兰方面获得曼纳福德从亚努科维奇的黑账户中获得资金的报道之后，他被特朗普竞选阵营解除职务。

曼纳福德的离去将会是无数次主流媒体描述特朗普阵营“崩盘”（melt down）的其中一次。难道这位不受欢迎的共和党候选人，在6月的克利夫兰获得提名之后，还没开始自己的竞选，就要把胜利送给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吗？这时特朗普表现出一位商人和职场选秀节目的职业素养：两位在接下来几个月会大放异彩的“拯救者”——凯里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和史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将接替曼纳福德，分别担任竞选经理与竞选CEO。

△ 史蒂芬·班农，长相略似已经去世的奥斯卡影帝菲利普·霍夫曼

 

1

 

康威是共和党内小有名气的活动家和泰得·克鲁兹支持者。谁又是史蒂芬·班农呢？人们知道他是右翼新闻网站“布莱特巴特”（Breitbart）总编辑，在创始人安德鲁·布莱特巴特 2011年意外去世后接管网站，将其派系倾向进一步加强，并且被视作另类右翼（alt-right）在媒体中的旗舰。除此之外，他好像本身并没有在“主流”视野中获得什么曝光度。如果不是特朗普，似乎主流媒体也不愿意花精力去关注一个极右翼党派主编、“煽动者”、“种族歧视者”、“反犹主义分子”。

随着他成为特朗普竞选阵营的主脑，以及即将到来的新一届白宫内阁中的“资深战略师”，一直以来在嘲笑特朗普阵营的主流知识分子突然发现自己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在班农史无前例的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常任成员的现在，媒体对他的兴趣与日俱增，各种“深度报道”层出不穷，与2016年前只有彭博社发表了一篇长文形成鲜明对比。媒体（和特朗普批评者）对这位并不高调的白宫战略顾问的看法从轻视一跃而漫画化为“邪恶主宰”式的形象。比如著名的共和党反特朗普派专家Max Boot就撰文说“班农总统的第一周简直灾难重重。” 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近日表示：班农是“幕后牵线”的人，暗示对政治一无所知的特朗普只是班农的提线木偶。

△ 坐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特朗普与班农

虽然无论怎么看，特朗普都是一位具有掌控欲的阿尔法男，而他的司法部长提名人，参议员Jeff Sessions对他思想、政策的影响都更可能远胜班农。

抛开这些漫画式的简笔画，深入到个人层面，初看而言班农。似乎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是一位反犹太分子吗？根据班农前妻20多年前在法庭上的指控，他曾经拒绝把女儿送到有“犹太人”在的学校，他的新闻网站布莱特巴特，曾经把“叛逆的犹太人”这样的标题挂在首页——该文章攻击反对特朗普的保守派犹太人评论家比尔·克里斯托。 但是正如老牌亲以色列保守派杂志《评论》的编辑指出那样：一位反犹主义者很难在日常生活中掩盖自己的倾向，作为犹太人的安德鲁·布莱特巴特是无法和一位隐藏的反犹主义者共事多年的。

班农曾在2014年访问梵蒂冈（他是一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并与一位极端保守的红衣主教相会。几个月后，他用Skype远程参与在梵蒂冈内部某个大理石宫殿内的小会议室举办的讨论，会议文稿显示，他非常愿意将“西方文明”定义为“犹太-基督教传统影响下的社会，”而这一社会目前正受到伊斯兰激进主义、无原则的个人主义、还有裙带资本主义的威胁。

他出身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蓝领家庭。他所在的社区传统上有支持民主党的倾向。但是和1970年代全美选举地图变动后的很多南方选民一样，26岁的班农为1980年里根的当选感到兴奋不已。他有时会谈论“硅谷的CEO亚裔面孔太多，”也会在私下的玩笑中表示不应该给没有财产的人投票权。当别人提醒这会让很多非裔美国人失去投票权利的时候，班农说“这也许不是一件特别糟糕的事。”

△ 1975年，22岁的班农

然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班农在海军服役时在所在的部队十分受欢迎，而他的战友大部分都是亚裔、拉丁裔、还有非洲裔。他的私人助理是非洲裔，并且被他称作“家人。” 班农在华尔街的黑人同事表示班农是唯一一位可以邀请来参加家庭集会的白人朋友，他为班农和特朗普的联系感到困惑，不知道“史蒂夫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班农离开海军后参加了哈佛商学院，毕业之后进入高盛工作。随后他涉足媒体和影视制作业，最终进入“布莱特巴特”。

这份行业履历背后却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者，”身怀对华尔街以及主流媒体的愤怒。在2011年的某个保守派会议上，班农作为主持人侃侃而谈，控诉华尔街的腐败、美国政府救市的不公正以及政府开销的失控。他质问道：如果“精英”们真的如此厉害，美国怎么会面临如此窘境？ 他同时赞扬茶党草根势力的崛起，以及在削减联邦预算上的努力。

2

 

班农的精神世界和一些独具一格却处于边缘的知识分子/实践家连接在一起。

 

根据Politico最新的描写，以《黑天鹅》一书暴得大名的尼古拉斯·塔勒布和班农有着密切交往。他2014年的新书《反脆弱》被班农反复阅读。塔勒布的写作中充满对“知识分子”、“专家”还有“理论知识”近乎偏执的反对。他认为过于依赖理论理性和系统分析的方法压抑了人们的健全直觉和有机思考能力，让社会变得僵化、板结。适当的冲击可以社会重获活力。

△ 被译成中文的《反脆弱》

另一位化名为Publius Decius Mus 的政论家Michael Anton和班农的思路也不谋而合。Decius Mus的《93号航班选举》认为2016年美国大选是一场可以决定美国国体生死存亡的对决。希拉里代表着现代自由主义对美国立宪国体不断腐蚀的进步主义纲领，而特朗普尽管有种种缺陷，却是美国重回正轨的唯一希望：“要么等待注定的坠毁，要么换一个驾驶员，” 哪怕我们对这位驾驶员的能力毫无信心。现在Anton和班农一起位列特朗普的新国家安全理事会，对政策和规划施加影响。如果说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美国的民粹传统积攒了无形的能量，特朗普通过其行动将这股能量赋予形状与方向，班农和他的“非典型知识分子”朋友们，则代表着从这一切原材料中提炼出具有知识品性的“特朗普主义”的最新努力。

保守主义评论家Roth Douthat也在《纽约时报》写到，尽管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从定义上来说似乎就是反知识、反精英的，但是一批“反-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正在试图从高度抽象和宏大叙事的角度理解特朗普纲领的重要性。

因此，如果纯粹从学院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解读班农及其同伴，只会得到错乱和困惑。若只是看其言论，他除了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之外，就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不管他是不是种族主义者，他都从来不忌惮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用怂人听闻的暧昧文章吸引来自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的流量。为了对冲“录音门”对特朗普的毁灭性影响，班农策划了将几位声称比尔·克林顿强奸她们的女子请到大选辩论现场的闹剧。这些行径从知识人甚至中产阶级体面道德的标准来看都极其离谱。

然而班农并不是“评论家”、“知识分子”，而更像是用语言诉诸自己价值观的“圣战者。”在班农的宇宙中，充斥着黑白对立的善恶两分。自己所成长起来的世界迅速变化激发了末世论的恐惧，每一个事件似乎都是世界面临重大危机的征兆。这是特朗普支持者所共有的精神特质之一。

他们是悲怆、愤怒的“被遗忘者”，认为必须不计一切代价拼死一搏，否则无论是自身还是美国、甚至整个世界都会失去得到救赎的机会：不是“我们”就是“她们。”没有完美的盟友、也没有完美的方案，但是不完美的正确好过漂亮的错误：以希拉里克林顿为代表的海岸文化、政治和经济精英已经把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如果没有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震荡，整个体系就会彻底僵死下去。唐纳德·特朗普和弗拉基米尔·普京都有重大缺陷，但是他们有者不可或缺的品质：不畏惧“政治正确”，勇敢指出这些末日预言家们所感受到的“致死的疾病，”并誓言与之对抗——无论这些“疫病”全球化、世俗化，还是伊斯兰极端主义。

班农和他的朋友们受不了知识分子和“精英”的道德模糊、脱离传统提及夸夸其谈，因此转身成为“阶级叛徒”，以知识分子特有的纯粹性更加彻底地拥抱上述民粹主义的“美德”：果敢、善恶分明、积极行动，为了正确的事情不计手段。他的反叛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虽然班农视自由主义左派为敌人，但是他更为直接的打倒对象，是同为“建制派”、“既得利益者”的主流保守主义政论家、政治家。他认为这些所谓的保守派已经基本上屈服于自由派的霸权，成为体制内共谋的一份子。

 

3

 

从这一正邪对立和末世论的思维方式出发，班农的言行就不再显得自相矛盾。他曾经直截了当地说自己的媒体事业本质上是党派性的，是为了自己观点进行的宣传。他曾说自己是“茶党的莱妮·里芬施塔尔”。对班农来说，这次大选是决斗的战场，而决斗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雅致，那么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他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共和党内具有草根、民粹倾向的政客中寻找自己可以运作的对象，在找到特朗普之前，他在沙拉·佩林以及泰得·克鲁兹身上有过落空的期望。班农拍摄了一部很糟糕的纪录片，将佩林描述为一位无私、爱国优秀但却遭到误解的理想政治家。

△ 班农为沙拉·佩林制作的纪录片封面

正如身为亿万富翁的特朗普却被看作“底层人民”的代言人揭示的那样，身份和认同不是某种先在的阶级、出身所决定的客观之物。比起这些外在条件，行动者的自我塑造、这一塑造传达出的信息、这些信息和受众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认知，是政治动员更为根本的元素。人们所看重的是特朗普这个象征，而班农为之争战的，也正是这个象征——他为之狂热的不是特朗普这个人，而是特朗普身上所寄托的“绝对精神”。

但是正如民粹主义的火焰往往屈服于现实的平庸和冰冷。班农的十字军精神也不免陷于尴尬和无奈。他如此反感华尔街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特朗普的内阁提名充斥着来自华尔街（尤其是高盛的）资深资本大鳄。他将裙带资本主义视作西方社会面临的最重大威胁之一，但是特朗普广泛的利益冲突以及他利用胁迫手段与私人公司换取政治交易的风格在就职以前就引起广泛争议。他反感联邦政府无节制的财政扩张。但是特朗普的基建计划和减税计划几乎无可避免会大幅增加联邦政府赤字幅度。他在利用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的愤怒上似乎毫不犹豫，但后者同样也在利用他力图将自身“正常化。”

班农或许反感知识分子的暧昧和软弱，但是他的决绝和“纯正”，同样不属于随时向现实修正与妥协、容纳模糊与矛盾的一般政客与民众。历史地来看，抽象正义的伙伴（和他们的事业）很少倒在他们戏剧化想象的邪恶势力迫害之下，却往往在现实没完没了的琐碎、矛盾与复杂之网中变质、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