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和默克尔所主导的对俄罗斯的封锁与制裁尽管对俄罗斯造成沉重经济打击,但却并没有损害普京的政治威望,反而为俄罗斯的反西方宣传提供了切实材料。俄罗斯的“影响力攻势”(influence campaign)反倒是捷报频传。尽管当选总统一再表达疑问,今年美国大选的政治乱象明显有着俄国情报部门的参与。
西方世界的主流精英惊叹威权主义的触手已经扰乱民主秩序的核心,不独在美国,从匈牙利、法国再到英国,国民阵线和英国独立党这些疑欧右翼民粹政党,都与普京有着意识形态甚至经济上的密切联系。跨大西洋的“民粹主义”国际,似乎正在成形,而这一“运动”的轴心是否是普京和川普,仍待进一步观察。普京和川普的大胆冒险与不顾及规范的上下其手超乎常理。但不可否认的是,奥巴马八年对普京的动机和报复心,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挑战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回应。而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违逆其在能源和贸易上对俄罗斯相互依赖的经济结构,早就引起广泛不满。
而奥巴马最为影响深远的布局:以泛太平洋合作伙伴条约(TPP)为核心的亚太再平衡,反倒更少有可点评之处,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界的广泛共识。因为这一战略转移其实起自其前任布什时代。军事上,美军将愈来愈多的舰队和兵力部署在亚太,维系力量的平衡,而TPP除了是一个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同时也是为了应对愈发自信的中国所设置的环太平洋壁垒。无论如何,这一变化预示着漫长的博弈与猜测,其起源和流变都甚少有奥巴马个人的独特影响。
外交政策总是长期战略和对紧急情况的反应的混合。奥巴马的外交愿景是理想主义的,但是他对安置其理想的这个世界的看法却愈加灰暗。他因反对核武器而获得诺贝尔奖,却拨巨款更新美国的核武库。他访问日本广岛,对原子弹造成的伤亡表达痛惜,却无法承认美国当初使用核武器是错误的:因为日本这个遭受核武轰炸的国家,如今的和平主义宪法,仍然需要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他承诺关闭关塔那摩,但是却一再拖延。他或许避免了派遣大规模部队海外作战,但是从来不吝惜使用无人机、特种部队剿灭美国的敌人。他对国际协调的重视、他对美国在中东和世界角色的重新定位,都反映了后伊战和后金融危机时代,整个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处于守势的现实。他对穆斯林国家前景感到失望,他质疑美国的实力和干涉可以达成什么实质性的改善。然而正如基辛格所批评的,外交离开了实力的辅佐,能够成就的十分有限。奥巴马的理想需要实力的铺垫,但他从来无法平静接受实力的阴暗面,哪怕他明白自己必须与其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