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调查,虽然政府与社会都在推进老年驾驶人自主返还驾照,除驾驶之外的其他出行方式太过有限。诸如此类的为老年人生活提供方便的体制建设依旧不足,导致自主返还驾照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推进。
事实上,日本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公共交通并不便利,在中小城市和山间地带,老年人对开车的依存度非常大。特别是在山间地带,老年人要到达最近的公共交通车站也要花费很长时间,很多人因此放弃公共交通。也因为这一点,不愿返还驾照的老年人大多又确实是高频度驾驶人——离开了汽车,很多人根本无法生活。更有一些以驾为业的老年驾驶人。
在日本生活过的人应该也会发现,日本的出租车司机多为老年人;特别是在山间地带、中小城市,由于交通不便,更催生了很多运输驾驶方面的职业,许多老年人以此为业。如果停止驾驶,他们在当地的生活就会破产。
除此之外,还有一层心理上的原因——也许是日本老年人数众多,很多耄耋之年的人反而不认为自己老。日本的地铁上基本不出现给老人让座的事,主动让座反而会被某种程度上视为是失礼的表现,因为很多被让座者可能并不觉得自己老。在这种社会心理之下,要让老年人承认自己体况大不如前,甚至交出驾照,恐怕并不容易。君不见去年1月日本天皇以83岁高龄却又更新了一回驾照。
另外,对老年驾驶人进行义务讲习的后续效果也没有预期中理想。首先,两三小时的讲习时间太短,老年人记忆力又差,很难留下深刻印象;其次,很多老年人依旧对自己长年累积的驾驶经验自信满满,而轻视交通规则。
另外,尽管网络上许多人建议驾照更新时间改为每年一次或每一年半一次,但这在新交通法中也没有得到修改,仍为3年一次。还有人建议应建立驾照差别化系统,如发放居住地域限定的驾照等,也都没有被采纳。
义务性的认知机能检查也会给各地医院带来繁重的工作,并引发一系列连锁效应。可以预见,自今年起日本各地要求进行老年痴呆症诊断的75岁以上老年驾驶人将会急速增加。日本德岛县甚至已经预计该人数将会是前年的20倍。医疗机关能否做好与之对应的准备是一个问题。而且,老年痴呆症与车祸的相关性甚至尚在研究中,老年痴呆症的检查范围与检查方法等具体细节,也需要进一步讨论。
考虑到以上政策实施的阻碍,很多人将视线转向汽车技术领域。“政府推进汽车企业的技术研发”“自动刹车等先进安全技术的普及”等对策也成为十分重要的考虑。莲花一己教授举例指出,“可以在老年人购买带有自动制御系统的汽车的时候提供补助金。不至于导致老年人生活质量因返还驾照而下降的政策将十分必要”。甚至,日本还有一些声音认为技术革新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例如原内阁参事官高桥洋一教授就指出,根据老年驾驶人的现况,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导入自动刹车以及将来的自动驾驶系统;况且,最近推出的新车有很多已经配备有自动刹车、超线警报、后方视野信息这样的设备。
自2014年起,日本开始推出针对汽车安全技术的预防安全性能评估公报。这一公报基于对自动刹车(AEBS=Autonomous Emergency Braking System)与超线警报装置(LDWS=Lane Departure Warning System)进行试验,从而打出评判分数。不仅如此,日本警察厅还公布了市面上不符合道路交通法标准的电动协助式汽车品牌名单。与汽车安全技术相呼应,包含最新技术的雷达、摄像头也应组合运用,希望能同时提高驾驶人、乘客、行人三者的安全性。同时,被称为汽车技术、性能博览会的“TOKYO MOTOR SHOW”也从数年前的节能风潮中走了出来,开始更加重视汽车安全技术,并展览了许多促进自动驾驶实现的技术开发。
可惜的是,从最近的老年人驾驶事故报道看来,这类“驾驶助手”的使用似乎还是太少。对此,高桥洋一主张,考虑到自动驾驶技术在数年内有可能被完全投入使用,对那些住在大城市以外、交通欠发达地区对汽车有依赖的老年人,应该率先解禁该技术。毕竟,对比行动能力逐渐衰弱的老年人,自动驾驶反而不太容易造成如此高的事故率,适时普及老年驾驶人购买带有自动驾驶的新车势在必行。
除此之外,长期的城市规划也十分必要。从客观上推进交通标识与道路的改良,推进公共交通机关网的维持与扩张,建设购物中心、行政机关、医院等集约集中化的道路网,落实老年人住宅区高速/大型车辆运行禁止,等等。这些都为未来的城市规划师提供了参考。
而针对日本老年人不服老的心理特征,日本社会或许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如何让部分老年人心平气和地接受患有“认知障碍”的诊断,如何让老年人对此不感到被社会“歧视”,这将是一个短期须细致规划、长期须后续安抚的过程。日本曾于1997年起要求老年驾驶人必须在车上张贴“老龄驾驶标识”,但由于该标识设计状如枯叶,被指责有对老年群体歧视的嫌疑,又于2011年2月换作“四叶草”形状。类似上述情况中的草率“失礼”行为,若在未来落实交通政策的过程中再度出现,恐怕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