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忘掉格瓦拉，卡斯特罗才是输出革命的总设计师

源济

曹东勃：忘掉格瓦拉，卡斯特罗才是输出革命的总设计师 

原创 2016-11-27 曹东勃 大家

文 | 曹东勃

卡斯特罗去世了。这个名字，大概是我打从记事算起，最早留下深刻印象的外国政要名字，新闻报道中这四个字连读起来一气呵成、朗朗上口，确实先声夺人。

卡斯特罗去世后的大多数报道和评论中，缺少了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卡斯特罗的世界性影响力，不仅是因为其硬生生在美国后院打造了一个反美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可信赖”，也不仅是因为1962年那场据说是几近于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古巴导弹危机，至于说在位时间较长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这个因素，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古巴毕竟只是一个小国，然而它显然获得了远超其自身国力的关注度和知名度。实际上，卡斯特罗的全球性“事功”在七十年代，在非洲，在安哥拉，在埃塞俄比亚，在南非。

▍一、为什么是七十年代？

上世纪70年代是整个冷战过程中最为吊诡的一个阶段。尼克松前脚刚结束中国之行，与中国领导人一笑泯恩仇，甚至开始分享军事情报，共同针对苏联；后脚就踏入莫斯科地界，与勃列日涅夫相谈甚欢，达成谅解，签了反导条约。对中国来说，这自然是一件骑虎难下、比较尴尬的事。中美的突然接触，已然让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小伙伴们惊呆了；而美国这样左右逢源，实际上又是把中国作为与苏联谈判时的一张战略王牌，这着实让中国人颇有怨气。由此看来，70年代中美苏三角关系发生的所谓领袖亲自推动、“小球转动大球”的传统叙事，某种程度上是的确有其不准确和一厢情愿之处。

缓和，这是整个七十年代美国外交期待达成的基本目标。因为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上，当时的美国已无力应对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种反抗运动，急于从越战中抽身，急于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加诸美国的无限责任中抽身。1970年代的美国，前半段是尼克松时期，中间一段时间是水门事件后的福特时期，后半段是卡特时期。五分之三的时间是反共意志强烈但力不从心、致力于内向化的共和党政府，五分之二的时间是明显鸽派但缺乏外交经验的总统主导下的民主党政府。

相对应的是，扩张，成为七十年代苏联在美苏对峙中一个明显的趋向。固然，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反观那个时期，不难发现，导致苏联体制崩溃的若干外部因素在这个时候已经埋下伏笔，而勃列日涅夫的18年统治期特别是他的七十年代，恰恰是苏联逐渐失去竞争力的关键时期。但是从国际局势的表面变化来看，1970年代的确是苏联咄咄逼人，美国步步后退。

▲ 1973年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

这“一进一退”的焦点所在，是貌不惊人的非洲大陆，是人口众多的第三世界。而在幕后推动、怂恿抑或说影响着苏联决策的一个关键人物，正是古巴的卡斯特罗。

为什么是古巴？为什么是卡斯特罗？难道他们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被苏联和赫鲁晓夫“抛弃”后还不够失望、不够死心？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第一，卡斯特罗在五十年代领导古巴革命的过程中，就受到苏联的极大影响。他一开始就很清楚自己的地缘政治处境，预判将受到美国的遏制和打压，因此不遗余力鼓动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各国对古巴施以援手。1960年米高扬带着经贸协议造访古巴，卡斯特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苏联的老布尔什维克称他为“真正的革命家，简直和我们一模一样。我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童年时代。”（[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第175页）是的，在那段中苏嫌隙渐增、摩擦加剧的岁月里，古巴显然成为某种“孺子可教”的案例，卡斯特罗则是在美国后院的“革命小鲜肉”。赫鲁晓夫就算再强调“和平竞争”，也不会对这个鲜活革命样板的请求坐视不理。

第二，在古巴政权基本稳定后，卡斯特罗要面对的就是“红旗还能打多久”的问题。这是列宁的“1917问题”，也是毛泽东的“1928问题”。列宁的办法是“世界革命”、“输出革命”、“重建国际”（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毛泽东的办法是分清敌友、做好统战、“根据地建设”遍地开花。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以及切·格瓦拉一道，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酝酿一个更具进攻性的冒险计划：与其坐以待毙被动防御，不如主动出击声援革命。卡斯特罗在1965年的一次演讲中自问自答：“我们能为了自己未来的权利而牺牲其他人民未来的权利吗？不能。我们必须确立的一个原则是：任何遭受美帝国主义侵犯的国家，都将获得其他国家的援助，其他国家应当与其一道抗击帝国主义。”（[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第177页）

▍二、为什么是非洲？

周恩来在1973年中共十大的报告中，转述了毛泽东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970年代中苏矛盾达到了顶点，中国在美苏之间权衡观瞻，最终明确了优先序。中美恢复接触，确立了准同盟的关系。整个七十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被毛泽东概括为“一条线、一大片”，这实际上是“连横”，就是按照大致的纬度划出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战略线，团结这条“线”的外面的国家即“一大片”，形成对苏联的遏制包围圈，在全球抵御苏联扩张。

这“一大片”的重点指向，就是非洲，那里有着为数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他们未曾如亚洲大陆那样经受二战硝烟的摧残，但却远比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更为贫穷落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在五六十年代拉开大幕，一个个欧洲老牌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暗淡谢幕，偶有强力对抗这股非殖民化浪潮的不识时务者，最后也多半碰得灰头土脸，失去了光荣撤退的机会。的确，在整个欧洲在二战后都成为一片焦土，仰赖马歇尔计划的输血恢复元气之际，还硬要端着宗主国的架子，实在要面子不要里子的不智之举。

▲ 古巴士兵与非洲士兵在一起

七十年代的非洲，主要在两个战场上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一是安哥拉内战，一是埃塞俄比亚革命。安哥拉内战的直接诱因非常偶然。其宗主国葡萄牙在1974年突然爆发一场下级军官发动的政变，中间又经历了几度反复，最终结果是左翼力量上台。葡萄牙是欧洲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殖民国家，同时是北约成员国。里斯本的这场政变煽动了蝴蝶的翅膀，当其明确宣布主动放弃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殖民地后，在亚洲和非洲都产生了后续影响。

前者表现为印尼的东帝汶问题和中国的澳门问题。东帝汶宣布独立，引致苏哈托快速打击。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政府，考虑到收回澳门时机并不成熟，主张展开过渡期谈判加以解决，而暂不收回，葡萄牙方面则索性明确宣布不拥有澳门主权，目前只是代为管理。

后者主要表现为安哥拉内战。早在五六十年代，安哥拉境内就先后出现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三大武装力量。葡萄牙突然宣布撤离的决定，权力的真空骤然出现，但各方势力在接管政权问题上分歧巨大，内战一触即发。三股势力很快撕毁了1975年1月共同签署的成立联合政府的协定，从擦枪走火发展到全面内战。安哥拉的这三股势力背后则分别各有美、苏、中作为靠山。

苏联的介入，则明显受到了古巴的影响。古巴对非洲的关注，既有前述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考虑，被纳入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新兴国家的体系之中；同时也有情感上的天然联系，到19世纪为止，共有80万奴隶从非洲被贩卖到古巴，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非洲人的后裔。帮助非洲解放运动，就是帮助他们久未谋面的亲戚，就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宣示。我们常常把切·格瓦拉视为古巴输出革命的符号，格瓦拉的悲剧命运的确更容易让人记住。但真正的幕后推手和总设计师，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格瓦拉之死，标志着古巴在第三世界给美国制造麻烦的开始而绝非终结：古巴向海外派出的远征军规模和对第三世界的介入力度，都升级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个大手笔，同样出自菲德尔·卡斯特罗。

▲ 踏上非洲战场的古巴士兵

格瓦拉在世时，古巴人就在刚果发展过游击队，派出军事和医疗人员深度参与当地武装。在安哥拉内战爆发后，古巴人表态支持安人运，卡斯特罗亲自多次向苏联游说，强调安人运的政治优势和可靠性。苏联的态度最初十分暧昧，如果也做一个类比的话，当时古巴在安哥拉内战中面临的选择约略相当于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时的状况：苏联明确表示反对使用苏联军官和苏联运输机，担心此举会授人以柄，担负破坏“缓和”大局的责任。而事实上，他们对于让古巴冲在前头“抗美援安”，支持安人运去对抗中美联合支持的安解阵和安盟，又持一种乐观其成的姿态，只要冲突的烈度可控，似也无妨。

可是古巴显然是在牵着苏联的鼻子走，他们在苏联不知情的情况下调用停在古巴的苏军运输机，先后将15000名古巴军人和大量军用物资运到安哥拉。时任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事后回忆：“是古巴人，而不是我们，最先以派遣他们军队支持‘人运’的方式进行干涉，他们自作主张采取行动，并未与我们协商……苏联领导人从未考虑过在任何第三国使用古巴部队，但是古巴人以国际团结为借口迅速设法把我们卷进了安哥拉内战”。（[俄]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王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第415页）。

安哥拉内战引发了当时为美国所支持的南非白人政权的军事干涉，这个大胆的举动给敏感的非洲大陆政治家以极大的刺激，也抵消了他们对苏联可能介入的疑虑。此后，苏联开始大张旗鼓进行干涉，而美国则由于参院否决了对安哥拉行动的援助预算，使福特政府在其非洲盟友乃至中国盟友面前大失颜面、信用扫地。最终，苏联和古巴支持的安人运取得了胜利。

▍三、余论：各有前程

安哥拉内战的结果，使苏联深信两点：第一，美国正处于衰落的轨道之中，已经无力应对世界革命的崭新形式，只得在全球步步退缩。第二，革命的胜利需要冒险，需要纪律，需要大量的物质投入。这是勃列日涅夫在晚年已近于老年痴呆的情况下，苏联领导层还敢于四处点火、到处出击的重要原因，安哥拉给了他们力量，卡斯特罗给了他们鼓舞。

美国人则迎来了一位新总统卡特。如果说共和党的尼克松和福特的“缓和”尚属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却真诚希望“缓和”，希望致力于一种更具道德感的人权外交，重申美国的意识形态原则。然而之前几十年间特别是基辛格以来越发神秘复杂的幕后盘算和明显开始走向“孤立”、倾向于从各种经济与安全责任中撤出的“爽约”纪录，似乎让美国的盟友们不得不始终对美国的动机持有深深的怀疑。

▲ 参加安哥拉内战的古巴飞行员与士兵

经此一役，卡斯特罗和他的古巴在第三世界中更加声名鹊起，风头正盛，古巴游击队的足迹踏遍非洲多国土地。只不过，盛极而衰，否极泰来，东风压倒西风的日子没有持续很久。没过多久，苏联开始深陷其一手炮制的诸多地缘政治僵局之中，阿富汗、越南、柬埔寨，直至苏维埃共和国的一朝崩溃。古巴尽管绝非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是“苏联的跟班”（事实上他多次把苏联“拖下水”），但在苏联解体后也经历了漫长的一段艰苦岁月，并逐渐采取更加开放性的政策。

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冒险和干涉行动，以美苏缓和作为前提预设，这是其根基不牢之处。非洲的内部结构也十分复杂，不仅有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存在宗教与世俗关系问题、伊斯兰教与非伊斯兰教关系问题。

从苏俄革命到中国革命，从古巴革命到安哥拉革命、埃塞俄比亚革命，革命的意识形态号召力与阶级动力正在衰减，“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个排序本身，就显现出这种世界革命退化的征象，最终归于民族国家的建国运动。非洲不少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接受有一种投机和功利的倾向，各种社会主义政党在持久的内战和部族战争中逐渐变身为各类“民族复兴党”。至于索马里这种一夜退回部族政治，重建民族国家的前景至今渺茫的极端案例，更足以说明，单纯的理想主义动员和外部革命输出，对于改善地方性政治究竟利弊如何，的确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题图图注：1980年3月24日，卡斯特罗欢迎时任安哥拉总统桑托斯来访古巴。

原标题：卡斯特罗在非洲

【作者简介】

曹东勃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