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周成林
人到中年愈来愈习惯忍耐回避。譬如前些日子的所谓“十一黄金周”,我这个没有固定收入又喜欢清静的穷作者就很识相,一直老老实实待在原籍住处,也不想去一箭之遥的闹市围观疯狂消费。然而欢天喜地还是强行植入,通过朋友圈和群里的照片与视频。就那么几天,看到那么多“亲们”在长城散步到钱塘观景,你除了觉得这是不可多得的世界双重奇观(自然和“人文”交织),就连度假亦然:他们永远一哄而上。
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引用过德国电影导演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一句话:“走路是美德,旅游乃原罪。”(Walking is virtue, tourism deadly sin.)在长城散步到钱塘观景的“亲们”,该是赫尔佐格眼里的“罪人”。当然,“罪人”不会觉得自己有罪,平时奔梦累成狗,节日就该畅游;“亲们”情愿花钱,集体受虐,也许还有异样快感,可在朋友圈炫耀:我见证了大假人潮。中国人是合群的民族,这个DNA很难改变。记得前些年,有人反驳境外媒体对中国游客的“诋毁”:“中国人嗓门大?我还觉得西方人讲话鬼鬼祟祟呢。”所以,岂止嗓门大有理,热热闹闹更不出奇。十多亿人的大国,要怪,只能怪祖国大地“景点”不够多。
其实放之四海,旅游在当代,早也成了“苹果教”那样的东东,所谓“旅游教”。旅游教的教主当然是金钱,成千上万信徒,虽然心甘情愿奉上钞票,却是罪人也是未必自知的受害者。然而旅游教的最大受害者,该是世界各地人满为患的各类“景点”:原住民的生活被干扰,教主和教徒形形色色的欲望,几乎改变一切生态。Gentrification是个英文字,未必都是褒义,讲的也是城市改造,但是延伸其义到旅游教,似乎也讲得通:即让一个地方面目全非。
旅游或旅游业的英文是tourism,游客叫作tourist。好几年前,我住云南大理,不知在哪个网站读到一则英文报道,作者把tourist变音成terrorist。游客变成“恐怖分子”,我喜欢这类政治不正确。最近在英国《卫报》网站看到,威尼斯民众烦了无休无止的豪华游轮“入侵”,拥到港口抗议高枕无忧环游世界的terrorist到访。幸好,这个世界还有不是一切向钱看的人。

▲ 威尼斯民众抗议游客到访
20世纪上半叶或更早之前,人类还没有当今这样的旅游教。那时交通不便或缓慢,除了有闲阶级可以游历四海,在路上的,只有出门办事的官员商贾、朝圣的旅行者和雄心勃勃的探险家。等到朝发夕至的喷气客机成了远程交通利器,更多人有了闲暇和闲钱,旅游,不论环球旅游还是国内旅游,才有可能变成利润多多的产业,不同种族的terrorist才会横行天下。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一大进步,人都有审美心好奇心,都有权利畅游祖国或看世界。但是,就像伴随所谓工业化商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而来的雾霾,旅游教也是一个怪胎。问题并不在于旅游是否创造就业拉动经济,促进不同文化相互了解,而是一旦成了教,它的走火入魔过犹不及,只会酿成“祸害”。
这方面,中国当代的例子太多也太不堪,不妨继续放之四海,看看西方从前的教训。一九五零年代初,以旅行文字著称的英国作家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在西班牙一个偏僻宁静的渔村法罗(Farol)断断续续生活了几年。他住在村里的寻常小屋,晚上爱去渔民光顾的唯一一家小酒馆,听他们用当地方言吟诵诗句,那是本地人之间的“交谈”。
渔民文化不高,刘易斯帮他们算账,渐渐交到朋友,并随他们出海捕鱼(让外来者跟着出海,这是渔民对你的莫大信任)。这段经历,作家后来写成一本旅行文学经典《老海洋的声音》(Voices of the Old Sea):“在法罗度过的日子,是我一生最好的日子之一,我似乎偶遇一个小社区,地理上与世隔绝,却有着最令人愉快的发展形式。”
《老海洋的声音》并非《桃花源记》。在渔村第三年,刘易斯目睹法罗怎样抓住“空前的发展机遇”:连接外界的道路修缮一新,村里有了游客酒店,已有渔民不再捕鱼,而在酒店和咖啡馆当招待。“更大的发展机遇”还在后头,巨资汇入,小渔村将变成一个有郊区的市镇。小别返来,刘易斯发现,就连村里那家小酒馆也面目全非,都是外国游客,喝酒的渔民不见了,渔民喜欢的美人鱼标本也因为害怕吓着游客收起来了,颜值不高的酒保换成光鲜却又面无表情的侍者,酒水则比去年涨了三成。酒馆老板告诉作家:“从前我们苦于瘟疫,而今我们苦于游客。就这么一年,这些人把我们腐蚀了。”
法罗渔村的故事还有后续。一九九七年,刘易斯写了一篇《挡住人群》(Hold Back the Crowds),讲到旅游业或旅游教的“祸害”。文章提到一九八四年,间隔三十四年,作家重返法罗。不出他的意料,渔村面目全非:经过一番塞车,他来到一个仿佛工业化的城镇。昔日的曲折街巷现已整整齐齐,两旁都是标准设计的房屋。广告牌挡住大海,海滩大半成了停车场。街上有汉堡包快餐和娱乐场。村民不再捕鱼,舍不得旧营生的渔民在船底装上透明玻璃,带着游客探索“珊瑚花园之美”,海底的珊瑚和贝类却来自太平洋。
走火入魔的旅游教,给法罗带来“空前的发展”,也带来“空前的损害”。这次重返,刘易斯见到一位老朋友,他俩一起捕过吞拿鱼和沙丁鱼。作家问朋友,渔民还在酒吧吟诗么?朋友答说,你现在要是吟诗,人家会觉得你有毛病,“不是我们抛弃了诗歌,而是诗歌把我们抛弃了”。
刘易斯最后写道,一九八四年,法罗市政当局很骄傲地宣称,从前的渔村及其周边现有两百家酒店和露营地,在“恐怖分子”或旅游教的狂热信众蜂拥而至的高峰期,可以容纳十万人度假。十万人在一个从前的小渔村度假!但我完全可以想象,即使那是一九八四年,这番景象,也跟三十多年后在中国长城集体散步的黄金周“亲们”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