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是鲜肉还是真正的演员，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源济

是鲜肉还是真正的演员，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原创 2016-10-18 李舒 山河小岁月

前几天看了金鹰奖颁奖，一切无感，只有在看到鼻咽癌康复后的李雪健老师上台演讲那一刻，眼泪差点落下来。

李老师的演讲词，仍旧停留在那个时代，有很多新新人类不能理解的老话，朴素而执着。

忽然想起了他。

谁是真正的演员？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小鲜肉？帅大叔？还是有味道的老爷爷？

在我眼里，真正的演员是没有定型的，当他要演小鲜肉的时候，他就是小鲜肉。

演公子，就是公子

演老头，就是老头

演林则徐，就像林则徐

演周总理，就像周总理

我心中真正的演员，只有他——阿丹。

据说，有次他要出国，为了印名片，办公室打电话来问：“名片上头衔印三个：一、全国政协委员；二、全国文联委员；三、全国影协常务理事。行不行？”

赵丹回答：“你忘了最重要的。” 

对方：“啊！什么？” 

赵丹：“我是个演员！首先要印上电影演员。”

这段对白当然有点浮夸，但赵丹确实对于演员这两个字，非常看重。乃至于当他需要以赵丹的身份和观众见面时，他就非常发愁：

唉，赵丹该是什么样的？赵丹该怎么走路？说话？……唉……想到我只是赵丹，两只手都不知搁哪儿好……

想写阿丹的故事，很久很久了。

一

我听到最多阿丹的故事，来自吕恩老师，听着她讲那些细节，有时候会恍惚，甚至很造次地觉得，阿丹其实是我们身边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实在太生动了，随便讲两个：

一个周末，郁风约唐纳、赵丹、郑君里、秦怡和吕恩一起去阿凯第舞厅跳舞。乐队奏完最后一支曲子，客人们纷纷付账离开。赵丹纹风不动在说笑话，其他两位男士也不动——照惯例，跳舞是要男士买单的。吕恩觉得好奇，一问才知他们三人都没钱。郁风一听，马上把放在桌上的包拿到膝下，掏出一卷钞票，从桌布底下塞给斜对面的赵丹。赵丹马上精神抖擞，大声叫服务员来买单，还装模作样跟服务生谈天说地摆阔，多付了一笔小费。出了舞厅，大伙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赵丹曾经追求过秦怡，他每次看见又有小汽车来接秦怡，就很沮丧，觉得自己没希望了：“看，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吕恩安慰他：“你怕什么？她如果喜欢你，来了十个也不怕！”

赵丹抱怨自己穷：“我家里只有一只小藤椅，我把她带到家里，坐在那个椅子上，上面还有个洞！”后来，他和黄宗英结婚，吕恩问他，还想着秦怡吗？他只是笑。

△我最喜欢的一张赵丹照

黄宗英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有位捷克雕塑家来中国为赵丹塑像，当半身像塑成后，赵丹说：“走，我请你吃涮羊肉！”雕塑家问：“你的车呢？”“市长给咱们派车！”

然后，他们就坐上了公！共！汽！车！

在涮肉馆子里，每个人认出他来，碰杯的碰杯，说笑的说笑，他胃口好，一顿可以吃好多羊肉，雕塑家说：“我应该敲掉已经塑成的那座雕像，重来一个。那不是你，太一本正经了，不是你……”

他是一个真诚的人，没有偶像包袱，不矫揉造作，不伪装掩饰。

二

如果没有突发奇想去新疆，阿丹的命运会改变吗？

没有那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阿丹这辈子，算得上美满幸福。

阿丹的原名叫赵凤翱，因为他从小爱戏，于是，他的爸爸就给他在南通开了一个影戏院——新新戏院，我小时候还去那里看过电影。

他上中学的时候，就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小小剧社”，17岁，就被明星影片公司看中，四年时间，拍了二十多部电影，他是上海滩的新星。

除了事业上的成功，1936年，他也收获了爱情。杭州六和塔下一张著名的“金童玉女新婚照”上，赵丹和他的新婚妻子叶露茜幸福相拥，其时他们的女儿已经出生。另两对新人则是唐纳与蓝苹，以及顾而已与杜小娟。

六和塔的故事，详情可戳：重温 | 那个为江青自杀的男人，后来去巴黎开餐馆了

△左起：叶露茜、赵丹、蓝苹、唐纳、杜小娟和顾而已

六和塔下六不合，回来之后，唐纳和蓝苹闹起了分手，赵丹和叶露茜，也遭遇生离死别。

王为一无意中在《新疆日报》看到一则消息，说新疆女中举行班级话剧比赛。他马上告诉赵丹，你看，新疆一个女中班级都有话剧比赛，人家新疆对于话剧这么重视，而我们的学校里能有个剧团就不得了了，人家还能一个班和另一个班比赛，每个班都有话剧演出。

这个消息让小伙子们兴奋得不行，以后，凡是见到“新疆”两字就两眼放光，不惜一切代价收集相关消息。

赵丹经邹韬奋的介绍，前往新疆，在那里成立了实验剧团。

然而，1940年，赵丹被盛世才以“杜重远案”逮捕入狱，一关就是五年。

这五年，他吃尽了苦头，受尽严刑拷打。

但更痛苦的是，当他出狱时，他日夜思念的妻子叶露茜，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并不是妻子背叛了他，而是当他被关押三年时，误以为他已死于狱中，悲痛欲绝的叶露茜受到作家桂苍凌（杜宣）的照顾，两人结为夫妻。

△立者为叶露茜和杜宣夫妇

1945年，赵丹再次找到叶露茜的时候，她已经怀上了杜宣的孩子，叶露茜对赵丹说，她不想拆散现有的家庭（这个剧情真的是大玉儿附体啊喂），赵丹只能孤身返回了重庆。

朋友们都在关心着他，这其中包含一个人，这个人的关心，是真诚的。但这份关心，毁灭了赵丹，也毁灭了赵丹的朋友郑君里。

这个人来到重庆时，赵丹已经去上海主演《遥远的爱》了。她只好给赵丹写了一封信：

阿丹：

世界上是有着许多不合乎人们主观愿望的现实，这次，我满以为会看见你，可是恰巧我来不久之前，你离开这雾的山城，君里告诉了我一点你的情形，还给我一张你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还是那么天真热情，几年的苦难没有磨掉，这点是可贵的，也是朋友们高兴的。早些年当我知道你们去了这样一个地方，我真觉得奇怪，不久又听到你们受难的消息，可以告慰你的，是所有的朋友都为你们着急担忧，据我知道，能够营救的方法，朋友们是都用了，可是，后来我们绝望了，我觉得黑暗将你们吞没了。

去年无意间听一个朋友说，在一个宴会上看到你！我不信，而这个朋友又不认识你，无法证实，结果问了别人，才知道真真是你，并且仍然在工作着，这多么叫朋友们高兴啊！对于你这次苦难，过去为你着急而且惋惜，现在则又替你欢喜，不是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你增加了这份人生的经验，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添了一份财富，从坏处想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朋友，你说对不？

我这次来重庆是专门为了治牙病，几天之后我就回去。我希望将来看见你的时候，你有比以前更加成功的创造，你有比以前更加年青与坚强的工作精神，并祝你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你，能够共同奋斗的伴侣！

紧握你的手！

这封信写得充满真挚和正能量，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友情可见一斑，然而落款，却是延安当时的女主人——江青。

△江青和毛泽东在窑洞

二十年后，1966年，这封信让赵丹吃了很大苦头，办案人员拿着那张剪报，恶狠狠地质问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这是什么政治阴谋？要老实交代。赵丹简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他不知道，这封信被刊登在《世界晨报》上，《时事新报》上亦有转载，编者为这封信加了标题《蓝苹致书慰问赵丹》，副标题则是《从坏处想到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

这封信确实是赵丹给记者的，“始作俑者”是《世界晨报》的记者袁鹰。根据袁鹰的《写在送赵丹远行归来》，我们可以知道，1946年春天，刚刚当记者的他接到总编辑安排，采访赵丹，他俩约在DDS咖啡馆（顺便说一句，DDS当年是上海很有名气的咖啡馆，等我有空可以写一写，金宇澄老师曾经还画过DDS的插图）。他们聊了很多，真·话痨·没经纪人的坏处·假巨蟹·阿丹居然顺手从上衣口袋拿出一封信给袁鹰看，这才刊登了出来。

△金宇澄老师画的插图

这个大大咧咧的举动，使得帮忙送信的郑君里死于狱中，顾而已则自缢投缳于奉贤干校。

不过，即使没有这封信，凭着赵丹和江青的关系，他注定要倒霉。

三

对于阿丹来说，肉体上的打击没有什么，要真正击垮他，只要有一条——不让他演戏。

导火索来自《武训传》，他非常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角色。

武训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拿自己做乞丐要饭得到的钱为穷孩子办“义学”，村里的老人郝瑞珅曾经是武训高小的学生，当时，国家拨款重建武训祠堂，因为日本人入侵，祠堂就停建了。日军下了命令，不杀武训学校的人，也不破坏武训祠堂。

这个故事感动了老百姓，感动了当地政府，甚至感动了侵略者。

 

这个本子也让赵丹感动得泪流满面，经过三年的艰苦拍摄，从国统区的中制到1949年以后的昆仑，在两家投资公司的努力下，《武训传》终于在1950年底完成。1951年2月，影片在上海和南京公映，长达三个小时的影片，迎来的是热烈的掌声和票房。

据说，孙瑜导演曾经带着影片进京，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候的同学周恩来出席并观摩了影片，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孙瑜在北京逗留了约10天，很多看过片子的领导和同志们都说《武训传》的社会效果颇好。一些原来不安心、不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看了《武训传》以后，开始安心教育，热爱孩子，纷纷表示要“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 1951年初，《武训传》还被评为1950年度10部最佳影片之一，

不过，仅仅是三个月，《武训传》就忽然被打倒了。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那里批判《武训传》是在“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1951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说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样，《武训传》的讨论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武训传》随之被禁止上映。

孙瑜导演、赵丹和他的妻子黄宗英，大家全体石化。

△赵丹和黄宗英

黄宗英回忆，赵丹当时坐公交车去上班，一上电车，认识他的售票员很紧张地问他：

侬，么被给捉进去啊？

《武训传》的导演、演员等40多名剧组人员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武训传的作曲陆洪恩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文革中，他仅仅问了一句：到底是要贝多芬听群众的，还是群众听贝多芬的？然后，他被认为是“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中国人民的大灾星”，被枪毙了。

1966年，因为那封信，赵丹很快遭受了厄运。

1967年12月初，一辆吉普车把赵丹抓走，在黄宗英的回忆里，这一天简直是撕心裂肺的：

我正在上海东方红电影厂的集体“日托牛棚”里，为值夜班的工人絮棉大衣，两个造反派闯进来：“黄宗英出来！你回家去！”家里出了什么事？阿丹……他不会……昨天大清老早，我刚代他向“红旗电影厂造反兵团”送去了病假条——前天，一个造反派戴着藏暗器的手套，狠狠地朝他的脸上、眼睛上捶打，吼着：“叫你还演戏！叫你还放毒！！”血直流下来……当阿丹去徐汇区的联合诊所就诊后，那位在解放前就给我们免费治过病的周医生，低着头，手抖抖地给开了病假单：“左瞳孔破裂。”

在监狱里，赵丹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换来了一个号码：139。139号是监狱给他的命名。入狱的好些年里，他一直是单人关押，以至于出狱后曾一度语言迟钝，甚至于在他的那些书里，他都给自己署名：139。

△文革中赵丹专案组的介绍信

四

 

四人帮被打倒了，阿丹特别兴奋。

他几乎忘了自己受过的毒打，全部心思都扑在那些他想演的角色上：鲁迅、周恩来、闻一多……

然而，一直到1980年去世，他再也没有能够塑造出一个电影形象。陈丹青说过这样一件事：

听沪上去过他（赵丹）家的人说，那些年他整日趴在地上玩笔墨，来客夸好，他忽然吼道：“我是演员！我是演员！”同时眼泪就流下来。

他最大的隐痛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大河奔流》，一开始，他被邀扮演周恩来。阿丹十分兴奋，因为这是周恩来的艺术形象第一次被搬上银幕，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其中，没日没夜地研究周总理的文献资料，从自己的记忆以及周总理的记录片中揣摩周的一言一笑，甚至不惜整容，把鹅蛋脸变成周总理的方脸……试拍一些镜头后，人们惊呼：“周总理又活了！”

可是影片快要正式开拍的时候，他接到通知，不让他演了，原因还是那封江青写给他的信，那封让他吃够了苦头的信。更可笑的是，当时还流传一种谣言，说“旧社会时，赵丹与江青就有关系，而且生下了赵青。”

阿丹不知道的是，他的问题在文革之后，一直没有解决。据说，文革结束之后，运动复查组把对他的结论交给他，让他签字，上面写着：

属人民内部矛盾，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

他一看就火了：

你们说哪句是错话，哪件是错事？立案是为定叛徒罪，结论是根本不能立案。留莫名其妙的小尾巴，我不签。

来人捣糨糊说，都已经是内部矛盾了，组织上已经宽大处理，你就签了吧。

他始终不肯签。

一直到他去世之后，赵丹的结论始终没有最后的确定。

 

1980年，他本来有机会接到人生中最后一个角色——《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里的棋王，但这时，却被查出了胃癌，住进了医院。

 

他多次请求医生，让他尽快出院拍戏，但没用，他的病越来越重了。

他时不时就陷入昏迷，醒过来的时间不太多。有一天，他忽然对黄宗英说：

妈妈（指宗英）、爸爸（指自己）还是好人啊！

他对女儿说，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放哀乐，他喜欢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女儿问：“爸爸，要不要放‘春天里’？”这是赵丹唱过的一首风靡全国的歌曲，赵丹回答说：

那太过分了，我喜欢贝多芬。

短暂清醒的时候，阿丹总在思考，在离开人世之前，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10月初，胡乔木去看望赵丹，赵丹就文艺界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让黄宗英做了记录。黄宗英把整理好的文章迅速投到了《人民日报》，这就是著名的“赵丹遗言”。

这份遗言，像极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看上去确实多余而不讨喜，全文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我在这里摘录几段：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8亿人民只剩下8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

 

针对这份遗言，批评的声音是猛烈的，但支持者并非没有，

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倡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

曹禺则称赞：“赵丹同志的遗文，虽然仅限于文艺，但他的心肠和用意是深远的，广阔的。”

 

1980年10月8日，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五版头条，当天上午，黄宗英把见报的消息告诉了垂危的赵丹，她说：

阿丹的眼珠子动了一下。

两天后，1980年10月10日凌晨2时40分，65岁的阿丹，永远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