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67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接受了丹麦一家旅游公司的“你想不想追问自己是谁”的测试。
人们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出自己从哪里来,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毫无置疑。
“我是100%的冰岛人,是的,毋庸置疑。”
“我很爱我的国家,孟加拉共和国。”
“对,我不怎么喜欢德国。”
工作人员提取了他们每个人的唾液,两周后,DNA结果出来了。
那位直言自己不喜欢德国的年轻人,血液里有5%的日耳曼民族成分;曾经骄傲宣称自己是孟加拉人的男子测出了11%的英国来源……
每个人身上都储存着他们从未知晓的、从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祖先那儿继承而来的DNA。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神奇的双螺旋结构。
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沃森和克里克通过各种实验数据,构建DNA的三维模型。
他们没有用纸和笔,而是用儿童玩具的转配模型搭建,建了拆,拆了建。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一个模型能够与数据吻合。
直至有一天,他们突然看到模型上A和T相对,G和C相对时,终于发现了这两条彼此缠绕的“旋转楼梯”。
但那时没有人在乎这些东西。当时的遗传学家们仍然沉迷于杂交或微生物的遗传实验中,对DNA的结构不感兴趣。
沃森和克里克在发表成果时连署名次序都是抛硬币决定的。
9年后,46岁的克里克和沃森、威尔金斯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如今的我们都知道了DNA的分子结构是双螺旋的,地球上所有生物都由这种分子组成。回归到最小的分子上,人和人的不同其实不过是A和T、G和C的排列方式不同罢了。世界上每个人彼此间的联系,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多更多。而这却是当时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晚年时,克里克从剑桥搬到了圣迭戈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住在一座名为“金色螺旋”的房子里。
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后,他给12岁的儿子写的一封信里也画过这个“金色螺旋”的草图。
他告诉儿子,自己和同事发现了“一个美丽的东西。”
今天的高考理综卷里,克里克和沃森的研究成果又将散落在各个与DNA相关的考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