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述T恤的历史,对,就是你穿着的这件,你会发现,它的流行原因其实与“葛优瘫”是同个道理。一句Beyond的歌词可以诠释: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爱自由”背后,其实需要一个公认的角色符号作为支撑。没有葛优,京瘫就是一种颓靡欠扁的消极避世。同样,如果没有马龙·白兰度,T恤可能到现在都还是美国码头工人身上标配的臭汗衫,或者是一款遮蔽胸毛深藏在外衣里面的男式内衣。《欲望号街车》里,27岁的马龙·白兰度穿着T恤与费雯丽搭戏,贴实的衣料显露出他饱满的肌肉。那时的人们看了电影后,心想:我去,内衣还能怎么穿?效果不亚于如今看到有人模仿超人底裤外穿。在此之前,T恤的名称来源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因为17世纪时美国的卸茶工人常穿短袖衫,从茶的英语“TEA”流传而来;二是因为衣服的款型像一个“T”字母。然而无论哪种渊源,T恤在当时都是廉价、粗俗,更多时候是藏在美国大兵的军装里不为外人所见的内衣。“马龙·白T度”的出现,像一场唤醒。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战争的硝烟渐渐消散,阶层区分趋向模糊。这种无身份的服装,开始出现在各个阶层的日常搭配里。它的意义,如同保罗·波烈让女人脱去紧身胸衣,玛丽·匡特创造的小短裙,可可·香奈儿的减法设计。像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T恤让久着正装的男性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呆板、单调与循规蹈矩禁锢了几十年。后来,猫王也成为了它的代言人,《Don’t Be Cruel》《Love Me Tender》里身着白T的性感忧郁,成了好莱坞永恒的经典。T恤上可随心设计的文字与图案,更是一场情感的释放,比牛仔裤更多一层表达的功能。T恤表达的是一份集体意识。最经典的场景莫过于《阿甘正传》里,一群人穿着T恤,追随阿甘开始漫长的奔跑。T恤上是一张简洁的笑脸,乐观积极充斥着整个电影。60年代后的T恤,成为表达自我意识的出口。一件件印刻着人生哲学、婚恋意识、性取向、摇滚青年、理想主义意象的T恤,如同人们在无规则的游戏里宣泄情绪。那些情绪不就如同“葛优瘫”图片里的标注:“I know I am wasting my life but I just don’t want to stop.”“爱自由”的世界里不缺乏热血上进,而是缺少对抗施压敢于表达“不”的勇气。刚好在马龙·白兰度第一次穿T恤在荧屏露面的那一年,“码头工人哲学家”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出版。套用里面的话:穿上T恤的我们,获得了“干任何勾当的权力”。 文/杨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