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第615期：“老三线”癌影

源济

摄影/周强  编辑/王崴  2016-09-26  腾讯网
“老三线”癌影
文/周强

1965年4月，为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2000余名三代根正苗红的“清白精英”，从全国各地满怀豪情地来到绵阳江油市文胜乡，决心建设全国唯一一家铀同位素分离膜生产厂和亚洲最大的超细镍粉生产厂，代号654信箱。1981年1月，原654信箱更名为国营857厂。诞生于火红年代的三线工业，隐蔽在大山中。轰轰烈烈过后，“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的退休、下岗工人，因重金属污染等原因，如今面临着比一般三线企业职工更为惨痛的困境。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857厂开启了“军转民”之路，效益逐渐低迷。2003年，原国营857厂破产倒闭，没有出路的子弟纷纷离开大山，去城市发展。如今，只剩60余名退休老人驻留大山，其中包括6名身患癌症的老人。


“有毒”的生产线

据不完整数据显示，2003年破产后，13年间有244名原国营857厂职工，被确诊为肺癌、肝癌、鼻咽癌、鼻癌、食道癌、直肠癌、脑瘤等病症死亡，占破产时3400名退休总人数的7.2%。

这些统计数据让一些未患癌的退休老人心生隐忧。退休工人杨义成（化名）认为，之所以厂里这么多人患上癌症和其他重病，与他们的工作有密切的关联。“每个患癌的老人，都与镍有十年以上的接触。我认为这是致癌源。”杨义成说。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工业毒理学（上册）》佐证了杨的说法。书中介绍：羰基镍属高毒类，能刺激呼吸道、并有全身中毒作用，导致肺、肝、脑的损害。当一氧化碳通入金属镍时，可形成不稳定的羰基镍——这正是857厂工人们接触的生产线中的重要一环。在生产过程中，吸入大量羰基镍气体时，有发生急性中毒的危险。关于羰基镍的致癌作用亦有不少试验材料。比如，《工业毒理学（上册）》中提到，给大鼠反复吸入羰基镍蒸汽一年以上，可发生支气管鳞状上皮细胞癌和腺癌。

世界卫生组织把镍化合物列为重要的环境致癌物。我国卫计委、人社部、安监总局、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的2013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职业性化学中毒项下第27项就是羰基镍中毒，就是说因工作接触导致的羰基镍中毒在我国属于法定的职业病范畴。并且此规定是沿袭自原卫生部和劳动保障部制定的2002版《职业病目录》。   

“中毒”是很多老工人的共同记忆。1966年，北京人胡玉玲被分到一车间当普通操作工。第二年，她遭遇了第一次中毒，才知生产线“有毒”。此后的工作年间，1976年，她甚至因中毒而直接晕倒在下班途中。

40岁的时候，她被确诊为鼻癌，还患有脑萎缩。

胡玉玲所在的一车间，被工人们普遍视作“毒最重的车间”。72岁的李成树，1980年进厂，在一车间工作至退休。他现在同时患有脑梗塞、痴呆、肺气肿三种严重疾病。工作期间，李成树曾中毒三次，分别是在1983、1985、1988年。1985年那次，医生甚至给李成树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出院后，他的身体出现痴呆、反应迟钝等症状。

1994年，沈长芳也在一车间中毒后休克，大小便失禁。他1985年到一车间参加工作，一直干到1996年内退。如今，他同时患有矽肺、气喘、中枢神经受损等疾病，每走两百米就气喘吁吁。

“一、二、三车间是重点保密的地方，毒气最重，职工平时都要‘吃保健’。尤其是一车间，有800多人，隔三差五就有人因为急性中毒而昏过去，还有很多慢性中毒的，就日积月累得了癌症。”原八车间操作工何成全回忆道。他今年61岁，是一名肺癌患者，5月被切除了左肺。


贫穷和疾病的困境

由于退休工资低、医疗报销比例低等问题，大多857厂的癌症老人得不到好的救治，不少人因癌负债累累。

周先玖今年76岁，2006年被确诊为食道癌。他总共花了十多万治病，绝大部份是女儿周丽借来的，前两年才把债务还清。

1965年，周先玖从沈阳军区转业到国营857厂。厂里招人的时候，他就被告知会接触毒害物质。但是为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被选中后，他觉得自己必须来。多数退休老工人的工资水平都在2000~3000元之间。患病后，这点退休金对于手术、化疗和一系列后续治疗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65岁的刘达贵是一名鼻咽癌患者，现在仅靠一台雾化机在家自救。2014年切除气管后，他丧失语言能力，只能用笔与人交流。他认为自己患鼻咽癌与工作中接触的羰基镍有关。

“不想死，可后悔也没法，活一天算一天吧。”刘达贵用笔写道。

除了医治自身的疾病，很多罹患癌症的退休老人还要负担帮子女抚养后代的任务，一家人的生活难上加难。

胡玉玲一直没有选择手术，而是用药物保守治疗至今。“让我活到现在的，是一个信念：我要撑起这个家。”胡玉玲说。她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2000元，不仅要拿出一部分买药，还要供养两个孙子上学。“2003年，厂里垮了，两个儿子年纪大了，出去打工人家都不要，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我们老两口只好帮着把孙子带大。”

疾病和贫困带来的后果也影响到下一代。多数厂子弟破产后各奔东西，到城市为生活打拼。由于年龄偏大、也没有特长技术，他们大多在城里从事服务工作，微薄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无力分担父母的医药费，有些甚至连自己的儿女都难以养活。

857厂破产后，在家待业的厂子弟也不在少数，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交不起社保医保，甚至连维持最低的生活保障都成问题。

40多岁的中年男子马力是厂二代中的一个典型。他的父亲于2014年去世，生前患有肺癌、脑溢血等疾病。后来，马力在绵阳市区一政府单位当保安，每月2000多元工资，只够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开支。他加入了月光族的队伍。

“倒闭时我们都五十来岁了，手里没技术，出去打工人家根本不要。”另一名厂二代尹某超说。

除了经济压力外，让未患病的老工人和厂二代人人惶恐，害怕有一天毒素会在体内“爆发”，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同样，那些正在与癌症抗争的退休工人，每天数着时间过日子，他们永远不知自己还能撑多久。   

-完-

源济

50年前，上千名三线工人在文胜乡建起全国唯一一家铀同位素分离膜生产厂和亚洲最大的超细镍粉生产厂，代号654信箱。1981年1月，原654信箱更名为国营857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857厂开启了“军转民”之路，效益逐渐低迷。2003年，857厂破产倒闭，转卖给私人。时至今日，毒气最重、致中毒人数最多的一车间仍在生产。





原国营857厂破产倒闭后，没有出路的工厂子弟纷纷离开大山，去城市发展。“老三线”们也大多随子女进城生活。如今，只剩60余名老人驻留大山，其中6名患有癌症。





黄光辉（化名），78岁，肺癌患者。黄光辉1965年来到国营857厂，在五车间做机修技术工。2015年7月，黄光辉突发咳血，经查确诊为肺癌，随后手术治疗，肺部被切除了三分之二。“来这个厂要求高，政审三代人保证清白；要盖几个大印审查通过后才能来。”黄光辉说。





现在早起晨练是黄光辉的康复必修课。“原来一车间经常有人中毒。每年都有一些中过毒的工人被送到外地疗养；只上六小时班。”黄光辉回忆道。据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工业毒理学》一书：当一氧化碳通入金属镍时，可形成不稳定的羰基镍。人体吸入大量羰基镍气体时，有发生急性中毒的危险。接触羰基镍的工人患肺癌、肝癌、鼻窦癌的概率较高。





胡玉玲，67岁，鼻癌患者。1965年，16岁的北京人胡玉玲响应国家号召来到857厂，被分到一车间当普通操作工。她回忆称，工作期间，自己曾中毒六七次。让她记忆尤为深刻的是，1976年，她甚至因中毒而晕倒在下班路上。1989年，40岁的胡玉玲检查出患有鼻癌、脑萎缩等疾病。医生建议她立即手术治疗。但最终由于经济紧张、医保报销比例低等问题，胡玉玲没有选择手术，一直吃药保守治疗至今。





“让我活到现在的，是一个信念：我要撑起这个家。”胡玉玲说。如今，胡玉玲每月退休工资2000元，不仅要拿出一部分买药，还要供养两个孙子上学。“2003年，厂里垮了，两个儿子年纪大了，出去打工人家都不要，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我们老两口只好帮着把孙子带大。”





何成全，61岁的肺癌患者。1975年，他来到857厂八车间当操作工；857厂倒闭后，下岗的何全成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来源，还得交养老、医疗保险，于是他不得不外出打工。2016年3月，被查出肺癌。





2016年5月，何成全接受了左肺切除手术。紧接着是昂贵的化疗费用，2500元的退休金显得杯水车薪。为了治病，他花光了一生积蓄；儿子四处借钱，欠下巨额债务。“得病后，厂里社区发了2000元慰问金，再也没人过问。”何成全的前妻郭金华说。何成全曾想过跳河轻生，一了百了。最后在家人的劝慰下，他才振作起来面对现实。





现在何成全仍然住在厂区70年代修建的一栋破旧公房里。厂区是何成全最熟悉的地方，生活在这里，他觉得安心。化疗使何成全掉光了头发，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无聊、难过的时候，他坐在一台70年代老收音机前打发时间。每天傍晚，前妻郭金华会带着他去河边的小桥上吹吹风、散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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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的任桂贤坐在床边神情黯然。她的大儿子李慧军于1986年患肝癌去世，两年后，她的丈夫李维山又罹患脑瘤去世。“大儿子、老头子死后，留下我一个人扛起这个家，把剩下的三个娃拉扯大。我经常在夜里偷偷哭，不敢当着孩子面儿。”





任桂贤找出儿子李慧军的照片。1981年，李慧军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营857厂一车间工作，平日不抽烟、不喝酒。刚确诊癌症时，李慧军瞒着父母独自承受，情绪一度低落，最后被父亲李维山识破他患癌的事实。得知李慧军患癌后，刚结婚半年的妻子与他离婚。“在成都手术治疗切掉半个肝脏；钱花光了，人也死了。”任桂贤回忆说。1988年，老伴儿李维山被查出脑癌。“去世的时候可惨了，眼睛望着天花板儿不转，上气不接下气。”





周先玖，76岁，食道癌患者。1965年，周先玖从沈阳军区转业到国营857厂二车间，工龄30年。2006年2月，周先玖被查出食道癌。周先玖说：“有一回，我碰到女儿和老婆在厨房里面哭，我说哭啥哭，要死要活随便。”当时正逢女儿周丽刚毕业参加工作，一家人为了手术费用焦头烂额。最后，周丽东拼西凑为父亲筹集了3万元的手术费用。





总共的治疗费用花掉10多万，绝大部份是周丽借来的，前两年才把债务还清。目前，周先玖病情已经基本康复。他仍住在厂区，每天上山劳作。当年厂里招工的时候就告知周先玖，工作环境有毒有害。但是为支援三线，被选中后，他觉得自己必须来。





沈长芳，63岁，矽肺患者。1986年，她到国营857厂一车间参加工作，一直干到1996年内退。1994年，沈长芳在车间中毒休克，大小便失禁。她目前患有矽肺、气喘、中枢神经受损等疾病，每走两百米就气喘吁吁。“工资少，有病没钱医；也无所谓，我都死过一回了。”沈长芳说。





薛大兴，65岁，脑梗患者，中枢神经受损。1971年，薛大兴来到国营857厂，成为二、三车间的钳工。薛大兴说，镍粉进入毛孔，用刷子都难洗干净，排出来的汗液都是黑色的。2014年，薛大兴突发脑梗险些丢掉性命；2015年11月脑梗诱发癫痫，儿子的手被他咬破，流了很多血。当谈及无钱治病时，薛大兴坐在沙发上抽泣。“进一次医院几大千，我们负担不起。”





李成树，72岁，脑梗塞、痴呆、肺气肿患者。 他于1980年进厂，在一车间工作至退休。工作期间，李成树曾中毒三次，分别是1983、1985、1988年；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85年，医生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康复出院后，李成树的身体开始出现痴呆、反应迟钝等症状。退休后，李成树渴望走出大山，回到自贡老家。“但家里没房子没土地，再也回不去了。”李成树说。





2011年，李成树的大儿子在浙江打工期间因工致残，高位截瘫。李成树2400元一月的退休金，要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及后遗症治疗，日子过得尤为艰难。“来的时候是年轻小伙子，现在已成老头子；得一身病没人管，很后悔。”李成树说。他担心，有一天自己也会跟死去的工友一样得癌症。





刘达贵，65岁，鼻咽癌患者。1971年，身为知青的刘达贵被招进国营857厂，任二车间操作工。退休后刘达贵本以为可以安度晚年，不料却在2010年查出鼻咽癌。他认为自己患病与工作中接触的镍粉有关，“每天都跟镍粉接触，痰是黑色的，丙酮味道难闻、刺鼻。”现在，刘达贵已经放弃治疗，仅靠一台雾化机在家自救。





手术后，30余次的放疗化疗，让刘达贵的身体出现牙齿脱落、呼吸困难等后遗症。2014年切除气管后，他丧失语言能力，只能用笔与人交流。昂贵的医疗费用，屡次让这个工人阶级家庭举步维艰。“不想死，可后悔也没法，活一天算一天吧。”刘达贵用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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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是厂二代中的一个典型。他的父亲马鹤鸣从空军某部队调到国营857厂，于2014年患肺癌、脑溢血去世。马力回忆，90年代，857厂开始萧条，工资都发不出。“1993年，时任厂长邢作禄因厂里发不起工资跳楼自杀了；走时没有相片，我连夜给他画了一张遗像。”2001年，马力在各种机缘巧合下出家做了和尚。2009年，父亲被确诊为肺癌，马力还俗回家，照顾病重的父亲。





2014年，父亲去世后，马力在绵阳市区一政府单位当保安，每月2000多元工资，交不起医保、社保，只够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开支。“以前当和尚包吃住，还能给爸妈寄点儿；现在生活都困难。”马力说。





生活所迫，马力不得不再找了一份房产中介的兼职工作，挣钱补贴家用。遇到客户跑单（房主与客户私下交易），马力很沮丧。





马力心里始终有隐隐的担忧，他担心有一天会跟父亲一样患上癌症。父亲去世后，马力再次萌生了出家的念头。“不过这次是去当道士，不当和尚了。”马力说。





厂区流淌的小河边，聚集着纳凉、嬉戏的职工家属。尽管厂矿已经倒闭，但退休老人们仍对熟悉的大山、河流保持着眷恋之情。年轻时他们来到这里奉献青春，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老了他们也将渐渐离开。





据职工代表所做的不完全统计，2003年破产后，13年间有244名原国营857厂职工被确诊为肺癌、肝癌、鼻咽癌、鼻癌、食道癌、直肠癌、脑瘤等病症，并因此死亡，占破产时3400名退休职工总人数的7.2%。还没患癌的退休工人和厂二代则惴惴不安，害怕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