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斯诺登的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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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斯诺登的一次对话 

原创 2016-09-21 宁卉 世界说

世 界 说

宁 卉

发自 希腊 雅典

“你好，我是Lulu，来自中国的记者。”主持人将第一个向斯诺登提问的机会给了我。在这之前，还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与斯诺登直接对话过。

（视频来自纽约时报网站）

在《纽约时报》伦敦站站长厄兰格（Steven Erlanger）对着面前的电脑说出“斯诺登先生，你好”之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画面，出现在了雅典国家图书馆大厅的投影屏幕上。

这是在9月16日《纽约时报》主办的雅典民主论坛，斯诺登隔空参与了一个主题为“隐私与安全”的对谈，这位33岁的美国计算机专家，列在会议议程上的身份是：“前美国情报人员及告密者”。

坐在观众席中，我发信息给编辑部：“他就好像是一个虚拟人物。”

 

继续透过屏幕与世界对话，无论是发型、胡须，深色的衬衣、眼镜，他看起来都与三年前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没有太大差别；尤其进入俄罗斯某个角落之后，在各种场合上网络连线时，他身后全黑的背景、甚至那副收录着让这个世界都洗耳倾听的声音的耳机，都已是标配。一如网络不畅时，便会僵住的画面。

△ 斯诺登通过网络与现场记者对谈（摄影/宁卉）

对话间，他说自己没有出书的计划，因为想明确自己并非为获利而告密；参与这样的活动，则是为了获得支付房租的收入。

 

座谈在斯诺登、厄兰格以及人权观察组织执行总监罗斯（Kenneth Roth）之间，围绕着预料之内的主题展开：泄密——但你是否有必要泄露除了NSA监听项目以外的文件？特赦——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得到特赦？安全——你如何看待泄密之后包括恐怖分子在内的所有人都开始加密的做法？俄罗斯——你不觉得自己被普京利用吗？为什么不回美国接受陪审团审判？

 

斯诺登谈吐清晰、爱用长句，如果主持人不打搅，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许久，不愿回答的问题则悄悄带过——在被问到平时在俄罗斯都做些什么时，他不着痕迹地引向了个人与公众人物的隐私问题；笑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将脸歪向左边，似乎有些羞赧，并扶一下镜框——厄兰格说刚刚上映的电影《斯诺登》把他塑造得像一个无聊的普通人似的，被逗乐的斯诺登回答说：“我就是我。”

斯诺登一定知道自己可以打动很多人，但他能不能打动手握特赦权力的奥巴马呢？包括人权观察组织在内的一众人权机构正在为斯诺登呼吁赦免，与包括《华盛顿日报》评论文章在内的反对声音，正在迭起。

△ 现场记者（摄影/宁卉）

在雅典将近一小时的对话，只有最后五分钟时间给观众；幸好，厄兰格把第一个提问的机会给了我：“请介绍你自己，请不要做评论，而且提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是担心席中有许多情绪化的听众吗？还好我的问题的确挺简单，也希望能将对话引开既定的主题：“在香港的时候，有当地家庭接待了你，我想问，你之后是否与他们有过联系？是否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如何？”

 

站在记者的角度看，他给我的回答很完美，就像会后一个德国同行过来告诉我的一样：“quotable”（可以很好地引用在文章中）。仍然记得在《第四公民》纪录片中，斯诺登在香港酒店里对《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说，“我完全没有应对媒体的经验”。那已经是过去了。

香港是斯诺登故事的重要一站，2013年的夏天，Ajith, Vanessa, Keana, Nadeeka, Supun和Sethumdi这6位来自斯里兰卡的难民将斯诺登藏在了自己的屋檐下。《德国商报》最近找到了这些他们，他们的生活，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我的问题有些“跑题”，充满大议题的会场，并没有太多给个体的空间。斯诺登的回答说：“我并没有与他们直接联系过……透过我们共同的律师，有过联络。我唯一能说的便是感谢。我的意思是，他们几位，真的是难民，他们什么都没有，并且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情景下，他们如今依然生活得很不稳定。然而在那个时候，当这个世界都要追捕的一个人出现在他们家门口，他们并没有迟疑打开大门，他们帮助了我，保护了我，并且信任我。如果不是他们，我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类似的，他迅速地将叙事转向宏大的讨论，“这其实体现了很悲惨的一点，我因一盘子的违法行为，而被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追捕，但我却最终能够得到庇护，至少暂时而言，我现在拥有的是永久居留，之前是处在庇护状态下。然而，三年之后，这些真正是难民的，经历了折磨、经历了人权的践踏，却依然什么都没有。我们的评估难民的政策结构怎么了？为何无法为真正逃离危险情境的人提供帮助？为什么一个有着很高关注度的人可以被保护，然而，一个完全符合被保护需要的人，却不能够？”

 

即便与这几个斯里兰卡难民家庭来自完全不一样的逃难背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斯诺登，无论如何都不会陷入为生计颠破流离的境遇。回答这个跑偏的提问时，斯诺登顺势为难民说话，又何尝不是在借此为自己道不平？这个拿着一个把世界颠了颠的USB、逃亡已三年的年轻人，还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奥巴马又是否愿意把“特赦斯诺登”加入自己的政治遗产？带着这样疑问的人，还有很多。

离开图书馆的时候，一个姑娘便有些苦恼地问我：“可我既同意支持他的人，又同意反对他的人，该怎么办？”

△ 现场画面 （摄影/Johannes De Bruycker-The Caravan's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