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大陆7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增强,宏观上可以称之为“新常态”,微观层面则面临着全行业不景气、企业倒闭、高额债务、银行坏账加剧等问题。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应该如何选择投资策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大陆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在陆媒和讯网撰写评论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现转发该文,供读者参考。
中国经济走在L型的轨道上,在宏观上可以轻松地称之为新常态,而在微观上则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全行业不景气、企业倒闭、高额债务、银行坏账等加剧,这都是经济下行的微观经济代价。
日前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很不理想,工业增长、社会消费、投资等多个数据出现增速放缓或下滑。数据显示,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2%,均不及预期。1-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1%,不及预期的8.9%和前值9%,并创下1999年12月以来的最低。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7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2.1%,增速较前六月进一步下滑,再创历史新低。7月单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去年增长-1.2%,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同比下滑。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有效转化成政府执政的压力。如果感到稳增长受威胁,政府将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拿出各种政策资源、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尽力扛住经济,不使之滑出政策目标底线。要刺激经济,既需要有刺激的手段,还需要有刺激的载体,因为政府不可能卷起袖子亲自来搞市场。这就涉及到资源分配和投放的问题,说白了,政府要把钱投给谁、投向哪里,才能够有效地刺激起经济的活力?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稳定?从选择来看,中国政府有两类选择: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经济,二是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和社会领域。说白了,政府要把钱投给国企,还是投给民企和社会?
近两年来,中国政府稳增长的投入其实不少,虽然没有提再出台“4万亿”,但各种刺激政策加起来,规模恐怕要大大超过“4万亿”时期,之所以没有出现明显的刺激效果,则是因为当前市场环境有变化,资本过剩再加上资金难以进入实体经济,新增投资或货币投放的边际效应要大大低于从前。可以肯定的是,近两年稳增长的资源投放,国有企业还是最大受益者。去年以来,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多个重大基建项目,涉及公路、铁路、机场、城轨、航道和航电、港口、码头、公路桥和隧道等项目,项目投资规模保持在数万亿元的水平。
截至2015年底,国家发改委批复的11大类重大工程包,包括信息电网油气网络、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运输、健康养老服务、能源矿产资源保障、现代物流、城市轨道交通、新兴产业以及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等重大工程,累计完成投资超过5万亿元,开工48个专项、326个项目。进入2016年,相关项目还在不断加码。
除了国内投资,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海外重大投资项目,也投入了不少的资源。据安邦智库(ANBOUND)的跟踪研究,仅在“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领域,中国就同时推动了七大对外经济走廊,如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每个经济走廊都涉及到如公路、铁路、港口码头、隧道、桥梁、电站等重大基建项目。
而在国内国际领域的上述重大投资领域,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的天下。国企拿走了绝大多数资源,极少有资源流向民营企业。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曾了解到,在“一带一路”海外项目包的设计中,相关部门就根本没有考虑过给民营企业。如果民营企业来牵头申请相关的项目,根本不可能获批。安邦智库研究团队在南亚地区的实地调研中也看到,来自中国在国外的大型投资项目,基本上都是由国有企业领衔。虽然民营企业在海外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但从获得政府资源来看,它们无疑是可有可无的一类,或者蹭着锅边喝点汤的那一类角色。
除了投资领域,在其他领域的资源分配,国有企业也占有了很多特殊的资源。比如过去石油领域的大型国企巨头,每年在获得高额赢利的同时,由于国际油价变化导致炼油环节亏损,居然还能拿到财政部给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补贴!它们在享受着寡头垄断的同时,还能得到巨额财政补贴的好处,真是不可思议!当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出现亏损、累积了高额债务的时候,又能获得政府支持的优先处理,比如政府正在推动的第二轮大规模债转股,其救助的主体就是国有企业。在东北特钢违约事件中,当债权人表示不接受债转股方案时,出面为其摆平事端的又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不论是中央国企还是地方国企,国有体制就象遗传基因一样,为其争取到各种各样的资源。
不过,安邦智库研究人员要提醒的是,在新一轮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中,如果国家控制的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还向过去一样流向国有企业,为国有经济继续输血,将有可能产生一种危险的结果——低效的国有经济占用大量资源后,将在L型走势的轨道上拖垮中国经济!这并非危言耸听,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国有企业低效的缺陷会被放大,赚钱的可能性与能力急剧下降,它们会象上一轮国企改革时一样严重缺钱,要吸收大量资源来偿还债务,来维持经营,来搞投资。但这类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小,仍然高度集中在国有经济这个小集团的内部,很难转化为中国当前亟需的活跃市场、增加收入、刺激消费等效果,也无法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保障水平。以安邦智库在东北的调研来看,许多在东北振兴中投到当地国有企业的资金,其效果还远不如把这些钱平均分配给东北的老百姓。
中国要在经济下行压力稳增长,面临如何投放资源、如何分配经济资源的选择:是继续投向低效且只占经济规模少数的国有企业,还是投向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全社会?正如哈姆雷特所面临的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政策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