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从伪帅哥到真大叔，发型转换里的人生

源济

周成林：从伪帅哥到真大叔，发型转换里的人生 

原创 2016-08-15 周成林 大家

文 | 周成林

我父亲中年秃顶，两鬓之外毫发皆无，晚年更是一片铮亮；出门时，只要不醉，他总是戴顶帽子遮掩。邻居开他玩笑，周伯伯读书多，光脑袋装的都是学问。但我从小不喜看到秃顶，不论前谢后谢，还是所谓地中海，更怕父亲把这遗传给我。

五、六年前，我也快到父亲秃顶年龄，内外交困，突然得了斑秃，俗称鬼剃头，头发掉得五花八门，一年多才恢复。最初，我既无知也惊慌，以为头发再也长不回来。我当时想，真的秃了，倒也节哀顺变，只怕秃得不够雅观，到时头顶两侧，只剩两堆耳罩般的黑毛，或是秃得鸡窝一般，稀疏软耷，变成一个自己照镜也很恶心的猥琐男。

男人头发就像女人乳房。没了头发的男人（包括头发掉得窝囊的男人），就像没了双峰的女人。你再不虚荣，你再自诩腹有诗书气自华，也会少了很多自信，起码我这么看。

鬼剃头那阵，我出门在外总是戴顶帽子，就像没了双峰的女人胸前塞对义乳。平时我一个月左右理一次发，那时我十天半月就去理发店，把头发剪得很短（用理发师术语：五毫米），多少减低花脑袋的尴尬。省城八宝街青龙巷那家现已停业的理发店总是给我打折，因为我的脑袋剪得快，也不需要太多技巧。

走在街上，我也留意跟我一样的花脑袋，同病相怜，雄性居多，总是沮丧，因为自己的斑秃似乎最厉害。那年夏天，我暂居省城西大街的“夏威夷”，楼下街头，有位年纪相仿拾荒流浪的眼镜垃圾哥，大热天常穿一件不知哪里捡来的粉红吊带睡裙，脚蹬一双女式塑料凉拖。他也鬼剃头，跟我一样惨烈，但就从不戴帽，远比我想得开。

过了一年多，我住大理，头发慢慢长回来，表面如常，发质却没以前好，由柔软而略粗略硬，两鬓渐有零星白发。去大理前，从深圳跟我坐飞机回省城的“北京杂种”Nickel还没病死，将近十岁的母狗，一身细碎白毛，也如我的头发变粗变硬。就那么一两年，她从少女犬成了大妈狗，而我，则从伪帅哥变成真大叔，正式步入危机四伏的中年。

鬼剃头之后，我的发型开始“革命性”转换，完全理成短发，接近平头（崇洋媚外，我更喜欢crew cut这词），因为头发留长，两鬓不仅显白，人也萎靡颓废，至少就我而言；况且，我对嬉皮装扮从不感冒。我也为短发找到“文艺”借口，就像小津安二郎电影配乐，场面如何凄清，音乐总会天朗气清。

所以，不管内心如何凄凉，现世处境怎样绝望，我的头发也要短得精精神神，正如蹲过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的意大利犹太裔作家普利莫·列维（Primo Levi）所写：“我们必须挺直了胸膛走路。”

我的crew cut偏好，实则始于澳门五年的殖民地技术劳工生涯。一九九零年代初，没去澳门时，我的头发总是非常“国家干部”，吹得高耸入云，还要抹上奶油一般的摩斯，弄得油光水滑。前妻后来看我旧时照片，笑称这是大陆的大包头。澳门工厂的厂长刘生，不知羡慕还是好奇，有次问我用啥方法把头发弄成这样，我还不无得意。

从矫揉造作的大包头到顺其自然的crew cut，就像得了鬼剃头然后恢复，演变需要过程。我的榜样来自大老板Eric，他的发型总是很短很酷，尤其后脑和两耳周围见出清爽头皮。但是殖民小城理发昂贵，我只能帮衬黑沙环北区的劳工理发店，洗剪都很马虎。

直到跟前妻恋爱，我们搬到稍稍“体面”的罗神父街，我才成了中产居多的高士德大马路某家理发店的常客。这里理一次发，大约七十葡币。我那时粤语仍不流利，理发总要女友帮忙，跟师傅讲明后脑和两耳周围怎样“铲”。“铲”好第二天返工，眼光很毒的Eric马上留意：“阿林，头发剪得好靓！”就像当场派我一个红包。

一九九零年代末，我和女友再去澳门，住在中区的士多纽拜斯大马路，几步之遥就是车水马龙的高士德大马路。这一端路口也有一家小理发店，师傅是个斯文靓仔，年纪跟我差不多。

正如这些年我经历的不多几次相亲，理发也讲缘分。头发highlight穿了耳环的达人理发师，明显不是我的路数；第一次把自己的脑袋交给斯文靓仔，我就知道非他莫属。他的crew cut，是我迄今理得最靓的发式，精神，简洁，永远不会out。

每次进门，我一句“照旧咯”，他就心领神会。每次临走，我掏出一张百元葡币，“唔使找咯”，留下十文左右贴士；并非我有钱，而是真的满意。

离开澳门，我再没遇到斯文靓仔那样善解人意的理发师。我的头发，只能随机应变时短时长。少了心水理发师，其后遭遇都像一夜情，偶有欢喜，亦如昙花，很难从一而终，因为大陆理发店多数鲜能持久，我的行迹也很飘浮。

有年，我和前妻住成都，在东城根街一家小理发店，意外觅得澳门那位靓仔的影子。他叫阿高，广东人，也能理出让我大致满意的crew cut。那几年困居内陆，我的粤语情结异常盲目，偶遇广东佬或港澳人，犹如见了乡亲。在这个西南官话横行的省城，因为头发，也为讲上几句粤语，我次次理发都去阿高那里。

我的理发，尤其现在，其实不关钱事，我也从没帮衬所谓高端发型师，只想让自己精神，好看，绝境之中也要臭美。只要适合，十元我一样满意，就像前两年在柬埔寨金边一条小街，两美元，不含洗头。“后面和左右剪短。”我说。“Number Three。”穿着花花睡衣裤的高棉老板娘亲自操剪。她不知crew cut，脱口而出让我一头雾水的这句接头暗号。

在印度新德里，我去德里精英和外交人员出没的购物区Khan Market理发，不是你想象的天朝潮店，更像搬进室内的剃头档。中年师傅剪得无比认真，完了埋单，不到两百卢比（不足二十元天朝币）。

说回秃顶和鬼剃头。我至今庆幸父亲没把秃顶遗传给我。并非我歧视或嘲笑这一人间常态，而是庆幸老天总算让我保留一点自己在意的东西。

我也庆幸那年内外交困得的只是鬼剃头，而非绝症。正如我远未摆脱绝境，我的鬼剃头偶尔还要重来，但就不再五花八门，只是鬓边或后脑勺突然少了食指尖大小一撮头发，却又很快复原。

相对而言，我比前几年因病去世的美国作家Christopher Hitchens幸运多了。他患癌症化疗，死前头发掉得七零八落。我在英国卫报网站看过他一幅照片，真是惨不忍睹。世事真的无常。我的以上庆幸，也只在于当下。

【作者简介】

周成林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独立作家、译者、旅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