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歧视转基因食品也是一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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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歧视转基因食品也是一项权利 

原创 2016-08-03 刘远举 大家

文 | 刘远举

百位诺贝尔奖得主敦促绿色和平组织停止反对转基因的公开信，再一次引起了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有一种声音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那就是对转基因强制标注。这个要求看起来很简单，也很合理：不就是想明白我买的东西有什么成分吗？愿意买的人去买，不愿意买的人就不买，有了标注，各不相扰，岂不是皆大欢喜？

7月15日，美国众议院周四以306票对117票通过了转基因食品标识法案，要求食品生产商必须标注转基因成分。此前参议院已于上周通过了这一法案。7月29日，奥巴马签署了这一法案。

不过，该法案也留了一个小尾巴，规定生产商可以选择用多种形式来标注，可以使用文字、符号，也可以使用二维码，比较繁琐的过程，就使得一部分不那么关心转基因的消费者跳过这个过程，直接购买。

这一法案经历了漫长的争论。此次通过，也有1/4的反对票，可见，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需求，并不那么简单。

▍标注的前提是安全

食品上的确有很多标示，比如香烟有害的标注，防腐剂、钾与钠的含量标注，食品保质期的标注，在对花生过敏人群较多的市场，还要标明是否含有花生成分。不过，这些标明背后都存在安全因素，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无法正确识别食品可能引起危害的成分，或者超过保质期仍然食用，才用强制标注的方法加以弥补。所以，强制标注的前提，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安全问题。

现在科学已经证明，经过批准的转基因是安全的，那么就不存在安全上的信息不对称这个前提。那么强制标注自然就没有逻辑的基础。

反过来说，正因为强制标注通常都是出于安全性警示，所以，强制标注会暗示不安全，一旦标注，就会造成销量大跌，进而导致价格下跌。如果并不存在安全性问题，这对一个行业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很多在公共领域积极发声要求知情权的人，对此心知肚明，知道一旦强制标注，就实际上达到了消灭的目的。

▍歧视转基因食品并无不可

我一直觉得，对事物的看法、观点、议论，一定要有一套完整的、自洽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不能一事一议，一事一世界观，一事一方法论。比如，不能呼吁改革户籍制度，在另一件事情上又觉得驱逐外来户籍人口的子弟是正确的。之前我写过关于歧视的文章《“歧视他人”有时是必需的》，认为大多数歧视都是市场的择优，这种择优可以是出于主观因素的。

所以，退一步说，消费者当然有权利去歧视他想歧视的任何因素，比如，产地、生产者、厂家，至于转基因食品到底有不有安全问题，可以是并不重要的。一个消费者不愿意购买进口原油炼制的汽油，不愿意购买包含日本零件的电器，不愿意购买北京人参与生产的手机，这些歧视当然是他的权利。

▍市场是提供知情权的

在市场中，商品的任何信息，只要出足够多的钱，就能去发掘这些信息。比如，你想了解一只猪从小到大吃的饲料的品牌，或者这只猪整个生长过程的录像。当然，在现代化大分工的情况下，生产涉及很多环节，发掘信息的需求不能形成规模的话，其费用一定是天价，但无论如何，只要你愿意，你能得到这些信息。

再比如，比去网上买一个爱马仕的包，可能你会觉得没有知情权，无法彻底了解自己买的包到底是真货还是假货。其实，市场提供这种知情权，开在CBD繁华地段的爱马仕专卖店，确凿无疑地提供这种知情权。

实际上，即使对于歧视转基因的人，市场现在也正在提供着这种知情权与选择权，那就是有机食品认证体系，当然，其价格不菲。

可见，市场是人类文明中一种尽可量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机制，市场自然会想尽办法去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只不过，这是要代价的，要付出足够多。实际上，品牌、设计师等非安全性信息，都是在市场的竞争下显示出来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歧视的边界：歧视但不可无理由强制

那么，如果有一群人，不想付出知情的代价，但他们集结起来声音很大，他们就有权利要求强制性标注生产过程中的参与者，标注机器内部零件的产地吗？一个更实际的例子是，试管婴儿，虽然没有改变基因，但是，对精子、卵子、受精卵的操作是否造成危害，用反科学的朴素思维来说，不过个几代，谁也不知道。

那么，可以要求强制标注吗？要求标注的理由也很简单，不过是想要知道产品中的零件的知情权，不过是想要知道生产过程中哪些人摸过这个产品的知情权，不过是想要婚姻的选择权。

如何看待这种由知情权推导出来的强制性标注呢？实质上，换个表达方式，如何看到强制性歧视的立法呼吁呢？

在《“歧视他人”有时是必需的》文中，我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反歧视，很多时候是一种少数人集结起来对多数人的强制，这种强制干涉了另外一群人的自由。这是不对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做这个观点在具体事例上的应用。

在现代社会中，在现代的市场大分工中，不管是选择还是择优，几乎不是个体自由范围内的事情，几乎不可能是一项消极自由，而是涉及到复杂的关系，会切入另外很多人的权利与自由范围内。

从这个角度看，具体到转基因食品，需要强调的是，本质上，强制标注实际上是要求一些人必须说什么，它干涉的是“不说”这样一种消极自由的状态。这种干涉一定要有足够的理由，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安全性问题。没有确凿的不安全证据的前提下，实现这种知情权唯一合理的方法，是通过市场进行。市场提供切入他人自由与权利领域的合理机制，那就是交换与付费。

所以，要求转基因标注，不是要知情权，而是不想付出代价，又要知情权，民粹式的在市场领域实施民主，去完成本该由市场完成的过程，强制另一些人“必须说什么”，得到不付费的知情权。

从歧视与择优角度来看，强制标注，是在没有任何充足的理由之下，强制一部分人主动配合歧视或择优，把发掘信息的成本，歧视的成本，择优的成本全部都转移、强加给生产者。市场的择优，本来就是建立在价格机制上的，没有价格，免费的择优，就不再是择优，反而会导致市场的损失。

所以，并不能说，“标注如此简单的要求都不做，一定有阴谋”。一个简单的标注，背后并不简单，有着复杂的权利、自由、市场伦理。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在那些立法强制标注的地方，也会经过激烈的争论。

当然，不可强制人“说”，也不可强制人“不说”。如果生产厂家愿意标注没有使用转基因成分，这当然是可以的。这也是解决目前关于知情权最合理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目前看来，大多数人不会满意，因为太贵。这是因为标注没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比起那些不能标的产品，肯定要贵一些。除了本身的成本问题以外，全过程的监控，防止相应成分混入，肯定也要监管成本的。 两个成本叠加，就会更贵。显然，这不是呼吁强制标注者所想要的。

(原标题：《转基因标注——知情权、歧视与市场择优》)

【作者简介】

刘远举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