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一天》第2407期：在小煤窑打工致残，他们仍努力生活

源济

腾讯网  2016.08.03
在小煤窑打工致残，他们仍努力生活
本期作者：陈团结 李振

在陕西黄龙村和中银村，有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曾是家中的顶梁柱，选择下矿干活，却因意外失去劳动能力，从此在绝境中求生存。（图/陈团结 文/李振）







日前，记者在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漩涡镇走访了一系列因伤致残的肢体残疾人，他们当年为了挣钱去矿上打工，发生事故后造成身体残疾。虽然他们残疾了，但仍有弟弟或者其他亲属选择下矿干活，他们觉得虽然危险，但要求低、挣钱快。从腿上拔掉理疗仪的按摩线头，罗传林努力地用手按摩着自己的双腿，“每天都要这样子做好一阵，理疗完了能帮助活血。”而按摩完后，要用手使劲来回扳动腿，“这每天得做30下，也是害怕腿上肌肉萎缩。”





罗传林扶着床边一个木架子吃力地站了起来，挪到轮椅上，摇着轮椅来到门外，这里横着一根木杠，他抓着木杠离开轮椅，站起蹲下…如此反复。对于37岁的他来说，这种锻炼就是生活的全部，“我可不想一辈子都坐轮椅上。”他说。罗传林所在的汉阴县漩涡镇黄龙村位于凤凰山深处，与和这里相邻的中银村，都有这样特殊的群体，他们因生活所迫外出务工，选择小煤矿，在矿上意外致残得到赔偿后，只能躺在家中，有的已经10多年没出过家门。





罗传林有个10岁的女儿，在离家4里远的中银小学上学。妻子在他受伤后离家出走，母亲病逝多年，他现在由58岁的父亲照顾。2009年，罗传林在山西一煤矿打工，干了10个月就出事了，“当时我在井下，突然一块石头落下来砸在我腰上…大夫说以后离不开轮椅了。”矿上给他赔了34万，老板好心还给他送了轮椅。回家后，他看电视消磨时光，有时也会坐着轮椅到门前晒太阳，但他的活动也仅限于此。他说，如果病情好转，想盘个小店。





中银村村主任吴兆华介绍，中银村有1800多人，60个组，其中有40多个残疾人，因打工受伤的有5人。而村子也很重视，都为他们发了残疾证，为他们多争取些补助，算是给这些家庭一定的帮助。





虽然当地政府给多数人办理了残疾证，也给其中的一些人送来了理疗床等医疗用品，但是，在这样一个被大山环绕着的农村，一个青壮年的伤残意味着对他个人命运和背后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让他们陷入漩涡中。而改变这一切，既需要务工受伤后的亡羊补牢，也需要出门务工前的培训和关爱，更需要社会保障和用工机制的完善与变化。





与罗传林相比，48岁的吴大河要忙很多，情况也好一些。家里正在盖三层新房，妻子忙着给师傅做饭。“房子从去年7月开始盖的，去年年底我住院做了一次手术，中间耽搁了一段时间”。吴大河说。





吴大河1997年6月到山西煤矿打工，才去了2个月就出事砸伤了腿。吴大河当时只得了不到3万元的赔偿金，后来做了3次手术全花光了，他盖房子的钱是借的，因为家离学校近，他就开了个小卖铺挣点钱。





老吴受伤后只去过三次县城，“出门太不方便，得专门包车。”他要活动全靠一个长150厘米，宽70厘米的铁架子，腿上没劲，拐杖是支不住的，一走就坐下了。





1958年出生的刘春海躺在床上已经14年了，他是1997年3月受伤的，当时他在河北武安县打工，“和同乡一起去的，在矿上当炮工，也没有签劳动合同，石头掉下来砸伤了腰部神经，当时赔了3万多元。”他的枕头边就放有一部电话，电视则在对面的柜子上，“无聊了就看看电视，打打电话。”





他的妻子说，“我的命好苦啊，5岁时我没有了爸，7岁没了妈，我和弟弟相依为命，他结婚后我才出嫁，没想到嫁到了刘家更受苦。”她说：“我们有6个孩子，4女两男，老刘受伤的时候，最小的儿子才一岁多。他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了，连大小便都只能通过在床板上挖的一个洞，下面放了一个脸盆来解决。我又得照顾6个娃，还得照顾他……”说到这里，刘春海的妻子抹了把眼泪。





想起前妻带走小儿子，吴卫东的眼眶忍不住就红了，42岁的他已经在床上躺了14年，床对面的墙上开着一个小窗，外面就是公路，他每天无聊了就透过小窗看看外面的世界。吴卫东这14年来很少下床活动，甚至连一个铁架子都没有，平常都由父亲照顾。





1997年3月，在山西一个煤矿受伤后，妻子就和吴卫东离婚了。他带着大儿子，妻子带走了1岁的小儿子，再也没见过。“其实我算是幸运的，大儿子很乖，去年为了照顾我辍学了。父亲年纪大了，很多事都要儿子做。有两个和我一样受伤的人在床上躺了几年后都死了，因为长期不活动，得了褥疮，内脏都烂了。比起来我算不错的。”





1974年出生的吴兆连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他的家位于一个高坎上，离公路有七八米高，双腿无法动弹的他是无法逾越的。他的家是三间有70多年的土坯房，多处已裂缝，屋内被烟熏得漆黑。





2006年3月，在山西灵石一个煤矿当放炮工的吴兆连在井下被砸伤腰部，他的腰里现在还有一块钢板，天天都疼，滋味很难受。后来矿上给他赔了20万，但他是家里的顶梁柱，父母和妻子都不识字，还要养活三个孩子，这一出事整个家就陷入困境。吴兆连如今在家打米，挣些钱：“我勉强还能操作打米机，打100斤谷子挣个6块钱，补贴些家用吧。”





48岁的余香万1997年在山西煤矿打工时，发生冒顶事故，在井下出煤的余香万伤到了腰部，“神经被砸坏了，现在只能拄着拐杖。”当年余香万与矿上协商获赔1.6万元，但只收了1万，剩下的6000元打了欠条，至今也未给他。余香万18岁的女儿辍学与母亲在浙江打工，供余香万的儿子上大学。弟弟在云南开了汽车修理行，去年盖房子，给哥哥盖了三层新房。但余香万却住在地下室里，他说：“这儿离厕所近，我上厕所方便。”





外出打工成了大多数农村青壮年的不二选择。为了不让农民工因工伤使生活跌入谷底，给他们一定的保障，笔者呼吁给农民工提供三把保护伞：首先是劳动技能的培训；其次是劳动合同的签订，受访者中没有一人签订有正式的劳动用工合同，多数为同乡介绍；最后是保障机制的建立，虽然企业进行了补偿，但对于一个青壮年下半生的生活来说，远不够，而这就需要保险的介入，切实为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