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 · 人物》第78期：延续生命的使者

源济

2016-02-26  腾讯新闻
延续生命的使者

　　【编者按】人体器官捐献移植，连接生死，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器官捐献的“春天”已来，生命延续的故事时刻在发生。腾讯新闻近期推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全景纪实”系列融合报道，还原器官捐献移植链条上所有环节的人物故事：捐献体系构建者、捐献者、协调员、分配系统设计者、移植医生、受捐者等等，以飨读者。

　　高敏有些“高调”。

　　作为一名红十字会志愿者，她的名字在深圳广为人知，各种荣誉、关于她的报道等身。面对镜头和采访，她健谈、热情。了解她的人对此很释然：她一向如此，尤其在工作中，“像打了鸡血一样”，浑不知累，24小时待命。

　　作为志愿者，高敏的工作比较特殊：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对于2015年刚刚实现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器官移植来源的中国而言，很多人对于这个工作非常陌生。数据显示，2015年，虽然我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例数达2700多例，比历年之和还要多，但除以庞大的人口基数之后就会发现，器官捐献的普及率低得可怜。

　　对于器官捐献尚且感到陌生，专门奔波于宣传器官捐献和器官捐献前期协调工作的协调员群体，自然更鲜为人知。因此，高敏并不反感媒体的采访，也不在意媒体报道她的事迹之后，引来的一些无端争议。“只要能让更多人知道器官捐献，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其他都不重要。”高敏说。

　　“红十字会的协调员与社工类似，不一定是学医的，主要负责器官捐献的宣传推广，并去做家属的沟通和协调工作，更多地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协调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庄一强介绍，除了红会协调员，还有医院的专业协调员，本身就是医护人员，他们更多地进行一些更专业的捐献相关工作，例如，发现潜在的器官捐赠者，评估潜在器官捐赠者全身的状况、器官的功能状况，了解家属是不是愿意做器官捐赠，进而协调神经医学专家，对捐赠者的生命状况进行判定。

　　在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看来，“协调员是器官捐献工作中间最辛苦最有贡献的一群人”。他将他们誉为“生命使者”，并用自己去年所得的一些大奖的奖金，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下面专门设立了“生命使者”种子基金，用以支持协调员工作。

　　早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建立之前，现任广东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办公室副主任李劲东，便曾经尝试过与一些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沟通。“2004年我接触了三十多位捐献者，没有一例成功，我最后成功是在2005年的时候，才做成了第一例。”李劲东回忆，那时，大家对器官捐献不仅是不了解，更多地是不信任。

　　高敏对十年前器官捐献的稀有也记忆犹新。2005年9月，以志愿者身份在深圳市红十字会办公室值班的高敏，接到了一个来自湖北天门的电话。

　　电话中，一名女子告诉高敏，她女儿遇到车祸，快不行了，她想把器官捐出来给红十字会，可是打了好多地方红十字会的电话，没人帮她。高敏明白，这是一个红十字会还没开展过的工作。后来，她辗转帮那名母亲联系到了武汉同济大学医学院，著名器官移植专家陈忠华带队去天门，帮她完成了捐献，并将器官用于移植。

　　后来高敏从报纸上得知，这位女孩捐献了肝脏，肾脏，眼角膜。她的肝脏让一个小伙子重获新生，两个肾脏救了两名上海少年，眼角膜让四个深圳眼疾患者重见光明。生命的延续，让她开始对器官捐献协调感兴趣。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红十字会依法参与器官捐献的宣传等工作，李劲东和另外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先行者才开始“名正言顺”地开展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当年，深圳红十字会设立了全国首个器官捐献办，陈忠华任主任，李劲东任副主任，高敏是协调员。

　　自那时起，高敏每天都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每天出门都背着几袋厚厚的材料，其中包括各种器官捐献的宣传材料、捐献登记时所需的各种文件、表单。“这是救命的事情。”直到1月初与笔者约定采访时间，她还一直强调，“如果没有需要我去挽救生命的，就可以”。

　　但1月6日下午，笔者采访高敏过程中，还是来了“救命的事”。一名在东莞台心医院救治的病人家属打电话给高敏：可能快不行了，希望捐献。高敏了解相关信息之后，连家都没回，直接带着两袋材料奔赴东莞，沟通、协助办理手续、帮忙处理遗体，一直到第二天天亮后从东莞陪送遗体前往深圳，高敏一直在忙碌中。

　　在高敏身上，这样的工作状态十分常见。因为频繁被媒体报道，深圳很多人都认识高敏。今年元旦期间，高敏坐公交车出门，司机认出来她，看她不像忙着赶路的样子，司机笑道：“哎呦，好难得，看你能够坐在公交车上。”他又告诉高敏：你不忙其实是好事，说明很多人都平安着。

　　这也是高敏的切身感受。很多时候，她希望自己能够清闲点，这意味着面临死亡的捐献者少了；但她有时候又更愿意不计付出地去推动捐献，尽量多地挽救更多人。这也是她在工作中面临的最艰难的处境：“我们是协调员，而不是劝捐员，不能劝，只能是跟家属去解释相关的政策和程序，不能引导他们做决定。而等到他们真正做决定了，我们的心情往往又是最复杂的。”

　　因此，高敏特别愿意在完成器官捐献的时候，跟家属长期保持联系，成为一个心理抚慰角色。常常有捐献者家属半夜给高敏发来短信或者打来电话，哭诉对逝去亲人的思念。每次，高敏都静静地倾听，平静地安慰。她最常用来安慰的一句话是：“他（她）其实没有走，他的生命在更多人身上延续。”

　　八年来，高敏共协调完成器官捐献100多例，遗体捐献200多例，眼角膜捐献500多例。

　　（视频/张慧聪 撰稿/王怡波 腾讯新闻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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