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奋战八年，人们还是没能拯救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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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琦：奋战八年，人们还是没能拯救全球化 

原创 2016-06-28 苏琦 大家

文 | 苏琦

从英国脱欧的当下，倒推出全球化之弊并前瞻全球化之衰，当然有着后见之明的嫌疑，因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人们大都信心满满，认为能够比1929年那次做得更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确实比上次做得好，尤其在前人们明显犯错的环节，比如没有为了守住金本位而不愿往市场注入必须的流动性，相反这次人们争相玩起了货币宽松，以至于大水漫灌成为新的问题。再比如赤裸裸的以邻为壑的关税壁垒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没有大规模出现，虽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暗流已开始涌动。

然而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每一次人们从过去学到的经验只够应付曾经的坑，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经验和教训总是散发出捉襟见肘的陈腐气息，而不足以应付当下的困局。那些应急的举措终究没有解决导致此次全球化危机的根本性失衡。

当美国建立在资产价格泡沫基础上的透支型消费，被千夫所指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由时，人们却尴尬地发现，没有了美国人民沃尔玛式资本主义的引擎，整个世界经济都失去了一个强劲有力的火车头。

或者重振美国消费，或者寻求新的发动机，当然最好双管齐下，人们美其名曰全球再平衡。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美国人民多储蓄一点，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人民多消费一点。

后来现实的演进证明这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而言，流失的工作岗位和削减的福利早就无法支撑体面的生活，而咬牙去杠杆则意味着最后一块遮羞布的脱去：相当长时间内靠账面财富支持的消费也一去不复返了。制造业回流难敌无就业复苏，人工智能的勃兴又令现有的工作岗位也有流失之虞。以克鲁格曼为首的偏左翼经济学家认定里根经济学是破坏美国福利体系进而削弱美国人民消费能力的罪魁祸首，然而他们开出的再福利的药方面对美国天文数字般的财赤和偏右翼经济学家对“养懒人”根深蒂固的抵触也难展宏图，克鲁格曼“主谋”的医改遭遇共和党狙击即为明证。

在拥有“世界体系”这个大IP的沃勒斯坦看来，美国的困境都是全球化预期的套路，风水轮流转，每一次全球化都会有一个扩张期，在此期间边缘地区廉价劳动力的进场总会拉低核心地区“工人贵族”的工资和福利，直至工作岗位大规模流失，然后全球化进入周期性的收缩，直至新的消费和投资引擎出现，而全球化也会随着新的消费中心和新投资市场的开拓而获得新生。随着新开拓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新廉价劳动力队伍不断壮大和生产率不断提升，新消费中心的竞争力会因为高工资和高福利而被慢慢削弱，直至老戏码再度上演。

当然，如果在这个剧目中再加上阿瑞基的金融—实业交替周期论，解释力会更完美一些：从威尼斯到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兴衰演替表明，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总是肇始于实业而终结于金融，技术的扩散、后来者的成本优势叠加创新的窘境，总是会颠覆前行者的实业领域的优势，逼迫其通过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优势来延续其竞争力，而这会进一步造成经济体内部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直至金融资本的坍塌，实业重新崛起，在他乡，在别处，由此推动全球化剧目再次展开。

因此，沃勒斯坦和阿瑞基从不担心全球化不会卷土重来，因为在逐利天性的驱使下，愈挫愈奋的资本会将天边最后一朵云彩纳入世界体系和全球化。沃勒斯坦所担心的是当类似非洲这样人类最后的不发达之地被纳入发展的体系后，资本还能去哪里寻找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当整个世界都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后，全球化只能迎来最终的内爆。而阿瑞基则更担心金融—实业周期的转换将更加频繁，更具有破坏性。

但沃勒斯坦和阿瑞基都没有猜到的是，美国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顽强”，而那些人们心目中全球化的接力者或新领军者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虽然有一段时间内，取美国而代之的戏码似乎要化为现实，金砖国家抱团取暖论，新南南合作论，新兴市场走势与美欧日脱钩论此起彼伏。然而想成为全球化新领军者必须成为全球消费新中心这个刚性要求似乎并没有被信心满满的新兴经济体所充分领会。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指望美国市场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并没有哪个经济体挺身而出接过全球消费者的接力棒，相反，开拓新市场和拉动内需成为替代性方案的标配。凭借此前全球化红利来大把撒钱维系了新兴经济体GDP的增速，也很快造成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那些资源出口依赖型经济体不仅似乎在金融危机中毫发无损，而且感到美梦还将长久持续下去。

然而虽然靠投资拉动一时之需似乎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但打造可持续的基于居民消费的需求却成了无法完成的使命。沃勒斯坦猜到了核心国家福利体系必然走衰的结局，却没有料想到新兴经济体的福利体系姗姗来迟或一直难产的尴尬现实。这其中既有收入分配长期不公平的问题，也有劳动力和商品端价格竞争放开，但金融、土地、能源等关键要素资源依然被垄断的问题。令情势更加严重的是，当功利性的消费补贴过早透支了原本稀薄的购买力时，直升机式撒钱导致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同时出现令普通百姓苦不堪言。

内需难以为继，外需持续乏力，令一度红火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成为过眼云烟，由此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也让资源出口依赖型经济体风光不再，个别金砖国家更是摔成了砖渣。

在此背景下，产能过剩成为新兴经济体挥之难去的痼疾，也让他们居然在实业相对不那么发达的阶段提前进入了脱实向虚的阿瑞基金融周期。因此当人们冀望新兴经济体接过当下全球生产富国消费的2.0版全球化的接力棒时，他们却不知不觉走上了百年前1.0版全球化的道路：向非洲等后发地区输出过剩产能，投资则围绕资源能源来进行，而所谓的基础设施互通互联也让人联想起1.0版全球化巅峰阶段大规模兴修铁路和开拓新航线的劲头。当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标榜“我们生产我们所消费的，我们消费我们所生产的”口号时，其中传达的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信息固然不乏偏激，但也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当全球化2.0后继乏力，复古版全球化1.0遭遇反弹之际，去杠杆取得惊人成就的美国又高调推出了以TPP为标志的打造世界服务贸易协定的3.0版全球化，而这又引发新兴经济体的反弹。

彼此心目中一方欲取而代之的“野心”和一方不愿被取而代之的“顽抗”所带来的协作氛围的恶化，给修复全球化势头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人们开始互相质疑对方政策的“用心”，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一开始被视为不负责任的举动，旨在输出通胀，而当美国开始加息终结量化宽松时，则又背上从全球市场抽回流动性的骂名。

新兴经济体也难逃被负面解读的命运。虽然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拉抬了处于颓势的全球增长，而其新富阶层在全球市场的“买买买”也确实令发达经济体的相关厂商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制造业链条的全球化布局令利润的分配天然地向少数环节和集团集中，由此造成发达国家的民众之不感恩与新兴经济体民众之心生怨恨同时出现，新兴市场的新富阶层因为自己的消费陷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之局，进而导致“全世界资本家大联合”和“全世界生产者相互嫌弃”的怪现象登场。

如今放眼望去，十年前还似乎风光无限的全球化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奋战八年，人们不仅没能拯救全球化，却迎来了三个版本的全球化。这种怪诞的组合会否加剧全球市场的动荡，全球化是暂时退潮，还是会彻底坍塌，全球化还会复归吗，如果复归，哪个版本的全球化会胜出，抑或人们终究会迎来以人而非资本为中心的全新的全球化？一切都在未定之天。

（本文原标题：《后危机八年，全球化之路为何越走越窄？》）

【作者简介】

苏琦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财经》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