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影展】第56期：生于80年代

源济

腾讯网  2016-05-25
2016年 第40期 | 总56期
本期编辑：迦沐梓

生于80年代

网上曾这样描写80后：“生在蜜罐里，长在鸟笼中，活在战场上”。从出生开始，80后就注定不是平凡的一代。在中国，80后这一群体幼嫩的身躯和心灵还没有真正成熟起来就开始被无数的欲望所诱惑，同时也被欲望所压迫。这组照片拍摄于2010年，这一年对于80后这一群体而言有特别的意义。对于1980年出生的人来说，2010年他们30岁，是而立之年，开始肩负家庭的责任和义务。而对于1989年出生的人来说，2010年他们21岁，是一个刚步入社会，开始接受苦难和磨砺的岁数。卢北峰所拍摄的，正是这样一个1980年到1989年出生的，在北京各行各业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这一特殊群体的人物肖像。本组图片由腾讯图片和映画廊联合推出。



贾铮，北京人，图书馆职员，生于1980年。他毕业于军队院校，后又到新疆某部队工作，2007年转业回到北京。在军队里，他得到了锻炼，懂得了什么是责任和义务，还有很多不当兵就不懂得的事情。他感谢军队对他的培养，他永远忘不了在军队的那些日日夜夜。





为卫，上海人，演员，生于1981年。少年时被父母送到西班牙生活学习，2008年孤身一人回到中国创业、接受人生的挑战。完全欧洲化了的她很不适应同胞们的言行方式和习惯，她内心很孤独，只有优雅美丽的美国短毛猫是她的寄托和最爱。





王驿，湖南娄底人，电台主持人，生于1981年。他说，毛主席是他老乡，他要拿着毛主席的塑像拍照，他希望毛时代的信仰、凝聚力、价值观能够回归并延续。





郭小寒，河北唐山人，记者，生于1982年。她喜爱大熊猫，也喜爱世界上所有频临灭绝的动物。她不知道人类为什么那么乐于残杀各种动物，甚至于人类自身。也许，战争是永久的，和平才是暂时的。





任亮，辽宁松原人，纹身师，生于1982年。宝贝儿子已有五个月大了，这是他的最爱，也是他和妻子的杰作。





依丹丹，辽宁朝阳人，保险代理人，生于1982年。她使用的电子产品都是山寨货，她觉得使用山寨货没有什么不好，性价比很高，对于她这个来北京闯荡、承受着北京巨大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女子来说，山寨货很适合。





郭天明，河南安阳人，泥瓦工，生于1982年。他自信是室内装修的一把好手。他与女友一起从农村来北京谋发展，谋的结果是女友与他分手，因为他没有钱能让女友快乐。他说，在北京生存就必须学会自我减压，而自我减压的办法就是“自然”。





曹云，北京人，图书馆职员，生于1982年。她珍藏着自己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包括打开的这个优秀少先队干部的荣誉证书，这是她积极人生的一种表现，也是她努力证明自己能力的一种方式。对自己负责，对工作负责，要做就做好。





马远征，北京人，舞蹈演员，生于1983年。她喜欢适合于旅行的大挎包，她是职业舞蹈啦啦队的演员，会跟着体育赛事四处奔波，实用的大挎包成为她的必需品。用大挎包装着爱犬满世界跑是她不能实现的梦想。





苏亚妮（苏亚），河南孟州人，广告业务员，生于1983年。她身上贴的报纸都与房价有关，她用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北京高房价的无奈和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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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小，北京人，律师，生于1983年。在美国留学并拿到律师资格证书，回北京发展。她爱到世界各地的滑雪场滑雪，并把这经历贴在滑雪板上。她喜爱英国天才设计师Alexander McQueen的叛逆并拥有了他设计的丝巾。令她痛心的是，这位设计师自杀了。





刘予，北京人，私营企业主，生于1983年。套娃是前男友送她的，十指连心，一段感情让她刻骨铭心。抛起套娃并定格在空中，表示爱情的缘分与不确定性。





毛婧琦，湖南常德人，服装设计师，生于1984年。她穿着自己设计的服装，剪刀是服装设计师必用的工具，她用颜料把剪刀和手喷红，表达自己对服装行业的一种看法。





小悟空，河北石家庄人，互动设计师，生于1985年。玩什么都要玩到专业和极致。





刘玉，北京人，编辑，生于1986年。刘玉极喜爱芬兰乐队HIM唱的一首歌《Gone with the sin》，她在办公室放这首歌，让同事们差点晕掉。她用这样的形象展示她在做的梦：幽怨的眼神，在黑色蕾丝裙的遮掩下，身体散发出迷人的香气，手捧红玫瑰，等待床榻间的暧昧，使那个人成为她的裙下之臣。





敖犬，重庆人，塔罗牌占卜者，生于1986年。敖犬的占卜术在演艺圈里很有名气，许多中国的大牌艺人遇到举棋不定的事情时都找过他。他说，占卜术永远是科学无法解释的、让人通往光明彼岸的神秘法术。





盆景，北京人，编辑，生于1986年。穿着中学时代的服装，拉着母亲送她的小手风琴，怀旧的情绪弥漫。





安心，北京人，大学生，生于1987年。她喜爱与刑警队员在一起，看他们抓捕危害社会安定的犯罪分子。她渴望社会公正和谐、人心善良博爱。





胡哲行，江苏苏州人，戏曲演员，生于1988年。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同，人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条道路可以去走，而她，选择走上了昆曲旦角演员这个小众化的道路，她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李涛，河南信阳人，废品回收员，生于1989年。长得很帅，左耳垂上打着耳钉，很时尚。他说，从老家来到北京谋生，当然是要挣钱。




   
《生于80年代》卢北峰摄影展
策展人：那日松
执行策展人：崔赢
展览地点：北京798艺术区七星中街映画廊
展览日期：2016年5月28日至6月11日
开幕时间：2016年5月28日（星期六）15时
卢北峰，现任北京青年周刊常务副主编，1992年进入北京青年报任摄影记者，后任摄影部副主任，2004年调入北京青年周刊工作，2003年出版图书《镜头说话》，2011年出版画册《生于80s》，2015年出版图书《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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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80后去回忆80年代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文/崔赢

那时理想主义的大厦尚未坍塌，

世界还未成为废土，

我们也安然地出生了。

映画廊在2016年春末夏初举行的展览：《生于80年代》展览了50幅由卢北峰拍摄的生于80年代的年轻人肖像，这些照片拍摄于2010年前后，被摄对象大多定居在北京，工作在形形色色的专业领域。

这些照片拍摄的最年长的被摄者已经近于不惑之年，最小的也走在“奔三”的路上。这些照片里的人也是我的同代人，“80后”曾经一度是如今天“00后”般被热议乃至招致批判的一代人，时至今日我们已然成为了社会的主体，批评的声音自然流向了更加不具备话语权的“00后”。一段历史对于一个社会的记忆有时是被过于简化的，就如我们这代人自出生以来就无法摆脱的附加在我们身上的关键词：80年代——在父辈的印象中，那应该是一个像任曙林在“80年代中学生”中所记录的样子。

然而这就像是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大多数人关于出生时的记忆是被父母写就的，于是诸如此类的关键句就成为了我们这代人的必备：“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那时候没有雾霾”或是“那时候不需要担心吃的东西有毒……”于是所有这些经过不同大脑多重过滤的对于80年代的结构再次构筑了我们这代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坏了。

80年代似乎也是我们的拐点，除了我们这代人的出生，也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中80年代之前是父辈的时代，似乎在那个时代，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然而，这并不是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我们所经历的教育从我们的头脑中拿去了太多的东西。对于父辈们而言，时代给予了他们许多，同样也拿走了许多。而在我们慢慢长大的时代，国家机器已经不能给予我们什么，而我们却在蒙受父辈荫蔽的时候不知不觉被抽空了，或许悲剧的以太正存在于这样的真空，并没有谁会为之负责，而也没有人知道要用什么去补充这样的虚空。

卢北峰拍摄的照片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德国影像艺术家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拍摄的大幅肖像，然而区别于鲁夫的“极度中立（Extremly Mutural）”，卢北峰作品中的人物都保有着一种近乎静默的姿态——这样的姿态是欲言又止。同样区别于鲁夫艺术家的身份，卢北峰的名片上写着“《青年周刊》副主编”，然而他在平日里还是会随时携带一套现在来看非常沉重的单反设备，保持着一个纪实摄影师的工作状态，而他对此的回答是：“摄影是我的生活方式。”

前几年网上流行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80后成长的时代赶上了我们这个国家最尴尬的转型时期。而事实上也似乎如此。这次展览中展示的50幅肖像作品中的人物在快门张开的瞬间里向我们展示的眼神，也有一点疲惫的感觉——这或许是闪光灯下非专业模特的自然反应，也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布景。近几十年里，社会的巨变确实也让我们这代人像是突然被推到了拥挤却也被聚光灯照亮的舞台，那是一个集体失语却不知所措的场景——于是我们看到了面对房价高企而愤然裸体的广告业从业者；身着中山装手握红宝书的青年；手握百元大钞面带微笑的劳动者；以及抱着儿子表情严肃的年轻父亲——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在抱着我的照片里永远是面带笑容的，那脸庞虽然瘦消，却因那个年代的光线而显得富足。

“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国家。那国家被一群生物统治，这群生物用所有的人类标准来看，应被视为退化的生物。但没人作如是想。”这里描述的当然不是我们的国家，这是俄罗斯裔美国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在70年代写就的散文《小于一》的结尾，散文描绘的是他童年时代的苏联。之所以在这里提及，也是因为红色帝国的坍塌也发生在我们这一代的童年，世界的历史总有戏剧般的同步性，而失去功能的体制，其运行的方式总是相似的。希望我们通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迷茫，也希望“80后”以外的人们明白在这个国家每一代人都曾作出的相似的努力。

在这篇引言的结尾，当我们准备开启这段观展经历的同时，我想邀请大家带走这句来自法国学者吉尔·德勒兹的思辨：“在此或许存有一个秘密：去做，不去判断。如果判断如此之难，不是因为标准只有一个，而正是因为标准都是源于、分于反叛性的判断。在艺术领域，哪里有过一种权威标准可以限制未来的所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