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宣炉,我总是有着一份悲观的想象:在大炼钢铁的时代,它们和许许多多的古钱币、古青铜器,以及造型各异的金铜佛像,一起被堆放在钢铁厂,以及各种各样规模的炼钢炉前,最终难逃被熔化的命运。这些自明代宣德年以来在一代代能工巧匠手上诞生的精美香炉,被秋风扫落叶般地从世间抹去了。人们扫除垃圾,都不曾如此的坚决。
因此,每每我亲眼见到一只宣炉,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它,或者像捧着一件易碎品一样小心地将它拿到手上,我都会感到一阵恍惚。这是真的吗?它果真是一只以精铜铸成的香炉吗?它果真来自晚清,来自康乾盛世,甚至从充满自信的明朝而来吗?我手捧宣炉,是一个二十一世纪初年真实的生活场景呢,还是一个梦?

▲ 狮耳铜炉/作者供图
许多时候,我真的难以相信,经历了大炼钢铁,经历了“文革”,像宣炉这样的古物,还会幸存于世,还会梦幻般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是亲历过“文革”的人,我清楚地知道,“破四旧”的革命风暴,就像狂风一样席卷全国。仿佛一把密齿的篦子,在中国大地上反反复复地篦过了几回。虱子都不会留下一个。而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种种古物,比如宣炉,比如佛像,它们是怎么从那把铁篦子中漏掉的呢?它们成为漏网之鱼,这是何等的造化!
1966年的夏夜,我被嘈杂的人声吵醒。我看到的景像是:原本挂在墙上的画儿,被撕得七零八落。茶壶和一些碗碟,则被打碎在地。父亲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低头垂臂而立。母亲则在一旁哭泣。抄家的人走了之后,我呆呆地坐在地上,看父母整理家中的一片狼藉。我发现,母亲的几条裙子,也都被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剪成一缕一缕的。什么都被烧毁砸烂了。那一夜,我记得,父亲找出红色油漆,把家里的一只茶叶罐涂得彤红,并在上面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茶叶罐上原来印着山峦与云鹤,以及“黄山云雾”四字,它们被红色覆盖。这个茶叶罐,今天还保存在我家里。它基本是我唯一的家传旧物了。如果不是涂上厚厚的红漆,也许它也难逃被砸烂的厄运。
所以,在今天,面对许多的古物,面对这些造型雄浑、工艺高超、用料精细、气息古雅的宣炉,我真的无法确定,它们来自何方?它们难道都是有灵魂的,经历了劫难和死亡,突然间死而复生?
宣德炉和景泰蓝、万历柜、成化杯一样,也是以年号而名的古器物。稍有文物知识的人都知道,明代宣德年,暹罗国,也就是今天的泰国,向我们进贡了一批风磨铜。铜质较好。宣德皇帝突发奇想,发出最高指示,要求用这批铜制作一批香炉。炉的式样,参照商周青铜彝器,以及宋朝的一些官窑瓷器进行设计。暹罗的风磨铜材中,掺入金银加以冶炼。通常炼铜,一遍两遍。而制作宣德炉,则要炼铜六遍,甚至十二遍。经过如此精炼,最后只剩下原料的五分之一。制作铜炉,采用传统的失蜡法。然后在铸件的基础上,再加以錾刻、打磨。
文献确凿记载,当时铸造的铜炉,不过五千多座。这五千多座,在当时,除了皇家使用,其余则被分配至各大名刹。清代雍乾年间,有督陶官一职。宣德炉的制造,也有专门的大员负责。他的名字叫吴邦佐。为什么只造五千多座?说法纷纭。我想多半是风磨铜已经使用殆尽了吧。
岁月流逝,世道沧桑,这宣德年间精心制造的五千多座铜炉,如今又在何方?
到底哪一只炉子,才是真正的宣炉?至今,也许永远,这都是一个难解之谜。这是因为,从宣德本朝起,直至晚清民国,直到今天,都有人在制造“宣炉”。宣德炉早已经成为一种器物的名字,而与年号未必有关。“大明宣德年制”,或者“宣德年制”,或者一个“宣”字,人们对之早已是姑妄听之。几百年来,谁都不会在意这个年款的真伪。它甚至还出现在其他铜质的文房器具上。比如我收藏的一件松鼠葡萄纹五峰山铜笔架,也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底款。另一件红铜云鹤纹墨床,底款则是“宣德年制”。我当然不会相信,它们是明代宣德年间的产品。但是话又要说回来,在铜质古玩中,有款和没款,毕竟是不一样的。就其价值而论,铸刻一个“狼来了”,和什么都没有,前者是肯定要高于后者的。

▲ 最常见的铜炉底款/作者供图

▲ 这个铜墨床也有“大明宣德”底款/作者供图
在古器物中,这好像是绝无仅有的一种。古物的断代,不管是瓷器还是玉器,凭借窑口,或用料,或工艺特征,或出土标准器,总是有蛛丝马迹可循。但是宣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山寨不断。自宣德以来,制作精良的铜炉,层出不穷,早已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再难分清了。而对于藏家来说,也不会计较一座好炉到底是真宣还是假宣。只要它铜质精良,造型古雅、皮壳漂亮,就可以了。甚至,许多时候,“大明宣德年制”的底款已经并不重要,倒是那些私款,像“琴书侣”、“水月轩”等等,反倒颇受藏家珍视。
(本文原标题:《恍然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