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依诗：公共卫生告急时，香港媒体如何问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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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告急时，香港媒体如何问责政府 

原创 2016-03-24 章诗依 大家

摘要ID：ipress  

香港立法会的职责之一，是监察政府的施政。食水含铅超标事件发生后，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为首的港府一众高官，多次到立法会接受议员的质询。

去年7月初，香港启晴邨部分公屋被曝食用水中含铅量超标，引起公众极大关注。事情迅速发酵，不但许多公屋发现同样问题，一些私人屋苑以及幼儿园、学校也发现食水含铅超标。社会舆论哗然，港府顿成众矢之的。

两个星期后，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事件展开独立而全面的调查。8月中旬，梁振英宣布委任高等法院原法官陈庆伟、原申述专员黎年为独立调查委员会主席及成员，于九个月后，也即今年5月提交最终调查结果。

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仍在进行中，但港府对这起公共卫生危机的阶段性应对已经取得明显效果。尽管立法会里议员仍在揪着政府不放，但政府采取的大规模补救措施安定了民心，事发之初的社会恐慌已经消除，舆论对政府绵亘半年的批评之声亦迹近消散。

舆论漫长的吊打，并非因为港府的应对多么糟糕。而是因为，表扬与赞美政府从来不是香港媒体的习惯，政府做好事是应当应分，没人唱赞歌，事情做坏了或做得不够好，则鸣鼓攻之。所以，媒体不须赞美政府，只要不批评，政府就可以烧高香了。

▍政府未垄断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布权

去年7月5日，公立的香港电台最先报道了发现食水含铅的新闻。报道指，民主党在4-6月间，在九龙西13座大厦的住户中，抽验27个水质样本的铜、铅、锌及银等重金属含量，结果发现，启晴邨赏晴楼及乐晴楼水质样本的含铅量，曾一度超标2.8倍及0.1倍，每公升含38克及11微克的铅。

与此同时，香港房屋署却宣称，已在启晴邨11个地点收集食水样本，结果显示，所有的样本含铅量都符合世卫标准。

然而，五天之后，政府部门机构即改口，声称已证实，水务署在30个抽验样本中发现4个含铅量超标，其中一个验出含铅23微克，高出世卫标准一倍。

在香港，在政府化验所之外，还有政府承认资质的私人化验所，政党、媒体以及社会一般机构可以委托这些民间化验机构进行相关化验，媒体可以自由发布化验结果。政府不能垄断发布权，也就无法垄断真相。

例如，政府承认存在食水含铅超标后，宣布除了发现问题的屋邨，额外为10个公共屋邨抽验食水，包括9个于2013年落成的新屋村，以及2001年落成的葵联邨一期，共涉及逾2.4万户。但是，政府宣布这一决定的一周后，《星岛日报》报道，《东周刊》抽验未被政府纳入监测范围的两个公共屋邨和一个私人屋苑，发现与启晴邨属同一建筑商的红磡邨第二期，五个食水样本中两个含铅量超标，其中最高的超过世卫标准近两倍。

《太阳报》更派员赴澳门、上海、深圳等地，化验当地水质，结果均未发现食水含铅超标，该报将这一结果发布出来，督促政府改进本地的水质。

从七月到九月，媒体的“新发现”此起彼伏。社会对食水含铅超标的关注，迅速从公共屋邨延伸到私人屋苑、学校以及幼儿园。政府不得不因应这一局面，制定全面策略，扩大抽验范围，将验水范围全面扩大至2005年后落成的所有屋邨。

到8月27日为止，共检测了3404个屋邨的水样本，其中91个水样本的含铅量未能符合世卫标准，占总数的2.7%。这一验水范围及规模，远非当初所可比拟。

同时，政府还为全港约980家幼儿园优先验水。

与媒体一样，政党在食水含铅超标事件中也不断发挥“扒粪”的本事，促使事态不断明朗。

民主党是食水含铅超标事件的始作俑者，也在整起公共卫生事件中“发现”“斩获”最多，在多处屋邨验出食水含铅超标。政府方面及左派报纸曾经一度质疑其将事件政治化，但主流舆论更着眼于其发现的问题本身与公众利益的关联，只看效果，无人质疑其动机。

属于建制派的民建联，是香港最大的政党。在食水含铅超标事件爆发之初，该党与政府一道，否认食水含铅超标事实的存在。随着事态的发展，民建联迅速转舵，宣布该党在美东邨验出食水含铅超标，并呼吁政府尽快为发现食水含铅超标的屋邨更换水喉(编者按：即水管)。

此外，一些区议员也独立地公布自己的化验结果。

▍没有愚昧的公众，只有需要问责的政府

所谓食水含铅量超标，是指水质样本内的铅成分超过每公升10微克的标准，这一标准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旨在从人类健康角度出发，为各国制定水质标准提供一个依据。

铅是在地壳中天然存在的金属，由于易被开采和使用，已广泛地应用于人类的许多产品中，例如油漆、陶瓷、管道和管道材料、焊料、汽油、电池、弹药和化妆品等。由于被广泛使用，铅可以在空气、土壤、水，甚至家居中被发现。

根据世卫的指引，铅可以由进食、吸入和皮肤吸收进入人体。若过量接触及被人体吸收，对健康会造成很大伤害，例如导致贫血、高血压、胃肠道征状、肾功能受损、神经系统受损、生育能力受损和孕妇流产、死产等。婴儿、幼儿（6岁以下）和孕妇特别容易受到铅所带来的毒性影响。

香港从1993年起，一直采用每公升水含铅10微克的世卫标准检测食用水水质。

“每公升10微克分量大约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总水量的一滴水。自1994年起，水务署供水至接驳点的水质已完全符合世卫标准。”事件爆发近两个月后，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食水含铅问题时，这样解划世卫制定的食水含铅标准的概念，潜台词或许是委婉地告诉公众，对于食水中含铅不必过于恐慌。

但是，食水含铅超标问题被揭之初，香港民众中确曾爆发过恐慌。

在政府承认存在食水含铅超标的当日，也即去年7月10日，涉事地区的居民担心食水影响健康，超市中的樽装水（编者按：即瓶装水）被抢购一空。在卫生防护中心、房屋署、医院管理局的医生先后于启晴邨、葵联邨召开的居民大会上，居民更是情绪激动，有9岁小童高喊政府不应再收水费。

7月13日，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启晴邨满晴楼一名72岁男子感染退伍军人症，曾入住深切治疗部。公众闻讯爆发恐慌，纷纷致电卫生署登记验血，两天内，共有604名启晴邨及葵联邨的居民登记验血。

然而，无论媒体还是政党，都没有对民众的恐慌发表微词。社会的聚焦点，牢牢指向政府的应对、对政府的问责。政府应对得宜，民众的恐慌就会消弭于无形。

媒体是监督、问责的主力军。整个事件中，主流媒体如《明报》《信报》《东方日报》《苹果日报》等，恪尽职责，致力于发掘食水含铅超标的成因，追问政府的监管失责。

风波乍起的7月11日，政府即公布，负责为启晴邨进行水管接驳工程的是水喉匠林德深，且同样经过林德深承包工程的还有屯门龙逸居、长沙湾邨、沙田水泉澳邨、葵涌葵联邨等屋苑。此言一出，不但林德深立时成为舆论焦点，数以万计的居民更顿时陷入恐慌。

三天后，《信报》发表题为“饮水思‘铅’，找替罪羊不如亡羊补牢”的社评，指“事件的真相尚未明朗，还有许多疑问有待追究。然而迄今为止，政府难免予人一个不良印象，就是急就章找一只‘替罪羔羊’，将矛头指向一个区区水喉匠。”

社评还指：惟目前调查才刚展开，却已造成了一个“未调查先卸责”的尴尬局面，再次反映回归之后特区政府的危机处理手法差劲。

进入10月，历时三个月的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得到纾解，食水含铅超标的原因，初步查明为水喉焊接物料含铅。不过，媒体并未丝毫放松对政府的问责。

此时，水务署与房委会分别就铅水事件完成了中期报告。在谈及事件成因时，主要归于认识不足与制度未能配合，然后是亡羊补牢、即时采取补救措施，云云。至于是否有官员应对事件负责，两份报告都避而不谈，以“吃一堑长一智”轻轻带过。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则在10月8日的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回答议员质询时表示，“现时看不到任何证据，显示有公务员执行当时的制度时有不足，个人需要负责。”

政府的这些表态，激起舆论强烈的质疑声浪。

《明报》第二天即以“铅水事件勿诿过制度 究责官员挽市民信心”为题，刊发社评，直指林郑月娥上述言论“难以令人信服”。社论引用《水务设施条例》的规定，旗帜鲜明地认为，水务署对此次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罪人。

林郑月娥是特区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明报》的社评对其丝毫不假辞色，指其背后的逻辑是，只要制度没有规定，公务员不作为，即使发生了事情也毋须负责。社评认为：“退一步说，即使制度有问题，则制度并非天掉下来、地长出来，而是由人设计制定，则水务官员与这个有问题的制度，也脱不了关系，仍然是始作俑者，要负起责任。”

社评进一步指：“若相关官员为自己的作为与不作为毋须负责，则水务署不可能脱胎换骨，只会继续僵死在制度程序的迷思之中。一旦如此，难望他们会积极进取地善尽职责，为食水安全而谋，市民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恢复对食水安全的信心。”

在媒体顽强问责的同时，立法会是另外一个向政府展开问责的战场。

香港立法会的职责之一，是监察政府的施政。食水含铅超标事件发生后，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为首的港府一众高官，多次到立法会接受议员的质询。每次质询，都火药味甚浓。泛民议员指斥政府应对工作敷衍拖拉，强烈要求对相关官员予以问责。

香港立法会具有极高的透明度。除极少数闭门会议外，立法会的大部分会议都向媒体与公众开放。每次会议的记录以及每位议员对议案的投票结果，均可以在立法会的网站检索到。

去年9月初，食水含铅超标事件如火如荼之际，我与家人到立法会参观，正逢政府官员接受议员质询。在第一会议室外门，隔着窗户往里看，有议员在发言，林郑月娥正低头认真地记着笔记。

▍港府：及时而透明的应对

平心而论，尽管香港舆论对政府始终抱着批评与挑剔的立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我认为港府对于这起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已经相当可圈可点。

首先是应对的及时。7月10日房屋署公布启晴邨一批食水样本含铅超标后的翌日（星期六）早上，林郑月娥即主持跨部门的工作会议，统筹跟进工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已经举行14次会议。

重要的是切实而有效的补救措施。在特区政府的主导下，到去年11月初，受影响屋邨的四个承建商已采取纾缓措施，包括为居民免费安装获得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NSF）53认证可减低铅含量的滤水器，并将在两年内免费为住户更换滤芯。

房委会则为居民提供樽装水。截至十一月二日，一共派发了约655万支樽装水，涉及开支约3950万元。

对于舆论强烈要求的追究承建商责任问题，在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没有出来之前，特区政府房委会投标小组委员会已于去年9月30日决定，对四个承建商（以及两间关联公司）实施初步的惩处措施，即房委会于本年三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七个月内发出的新工程标书，这六家公司将不会获得考虑。当中涉及七份合约，约18 000个出租公屋单位及资助出售单位。同时，投标小组委员会决定从二○一五年十月一日开始，将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瑞安承建有限公司及有利建筑有限公司从房委会优质承建商名录组别上除名。

港府对事件的应对具有很高的透明度。事件爆发后的近两个月中，政府举办了14场新闻发布会，平均三天多一次，每次都是相关部门的正职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如仪。

为了规避公众担心的“自己人查自己”的现象出现，独立调查委员会聘请了多位中立而专业的人士担任委员，其中包括两位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以及在香港享有很高声誉的司法界人士。独立调查委员会已经展开问询工作，并开设自己的网站，每次问询的内容，都巨细靡遗地记录在案，公布于众。

正是在上述多元张力的作用下，港府在应对此次极具挑战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才一次次把事情做对，没有跌入事情初起时媒体预警的又一次管治危机的陷阱之中。

当然，在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结果出来之后，如何对政府官员问责，仍然是港府需要审慎而负责地回答的问题。

(原标题：《香港近期一起公共卫生危机的前世今生》，发出时略有删改)

作者：章诗依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