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6年夏,当时我还在中央电视大学经济系任教,与一同事共赴大连组课。一日黄昏在大连海滩,我俩泳后上岸,正自调笑,见二人泳装外披着浴袍,似乎上岸不久,正在激辩。听见我们的声音停止争论,问道:“你们也是北京的?”
那时,北京圈子林立,若在外省听到北京口音,无论男女,一律感觉亲切,搭讪是常有之事,因此我们并未觉得有任何突兀。
那位凸鼻凹目留胡须、颇有几分西人模样儿的男子说话直奔主题,听说我们是电大经济系教师后,立即说对这种新兴的远距离教学有兴趣,很快便聊开了。旁边那位更加瘦高、长着典型的南方人面孔的男子话很少,只在空白点“插播”一两句。终于知道,这二位便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改革四君子(另两人是翁永曦和王岐山)中的朱嘉明与黄江南。那位西人模样的是朱嘉明,高而瘦的南方人是黄江南。
恰巧我当时刚刚读了他们的书《历史的沉思》。也是那时少年意气生性憨直,便十分直接地谈了我的意见与看法。黄江南显然极为自尊,容不得一点质疑,立即解释他文章的用意,而朱嘉明虽未插嘴,显然同意我的观点。直到黄昏的风把我们吹透,才四人结伴离去——也是巧得很,竟住在同一座宾馆。
分手时,朱嘉明忽然说,会议主办单位发了他们每人一个水晶杯,他想把那个杯子送给我。当时尚无会议送礼品风气,水晶杯尚属稀罕物儿。黄江南听了,也笑笑说,把自己那个杯子送给我的同事。杯子当天晚上就送来了。他们谈兴很浓,偏我当时也极关心政局,早闻紫阳智囊团之农村小组,聊得十分投机。
凭我的记忆,一开始朱说他习惯夜里工作,整听整听地喝雀巢咖啡。黄就调侃说朱喝咖啡把头发和眼睛都喝成咖啡色了——朱笑着挠了挠头皮,果然,他的头发和眼睛都现出一种浅浅的咖啡色。
我同事就说听人说,朱能在三天之内打好一个数万字的腹稿,储备起来,谁也别想刺探出点儿什么。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再倒出来。我说,那不是骆驼吗?大家哈哈大笑。
当时还是个谈市场色变的时代,但是他俩的观点十分大胆。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在宏观控制的前提下搞活微观。过去一个是统得太死,一个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根治这种痼疾的良方就是要逐步建立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他们指的市场并不仅仅指生产资料,还包括技术市场、建筑市场、信息市场,甚至金融市场,等等。
那天晚上聊得太嗨,以至于多少年之后都记得聊天的内容。而后来中国经济的走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按照他们画出的蓝图。
1986年底,第三届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全国青年作家汇聚一堂,彻夜狂欢。记得在扎西达娃的房间里唱了一夜的歌。大家都雄心勃勃地要寻找创新之路。我虽没说什么,但心里已有长篇雏形在慢慢生长。1989年,我的长篇处女作《海火》问世,可惜生不逢时,大家都关注当时的大事去了,没有多少人关注这个长篇,但是凡读过的都非常喜欢,张志忠先生还为此书写了一篇极佳的长篇评论。二十年后,《海火》更名为《海妖的歌声》再版。
有一个秘密现在终于可以说了:《海火》里的男一号祝培明,原型就是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至于那只水晶杯,几经乔迁之后,早已不知所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