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戈：中国人到底能不能打？

源济

吴戈：中国人到底能不能打？ 

原创 2015-03-30 吴戈 大家

摘要ID：ipress

“最能打”这个太宽泛的话题如果异化为“犯罪胆量”，就已经是有勇无谋的江湖打手逞强的闹剧了，因为黑社会的规则中，犯罪而不受惩罚无非是与政治权力交易的结果，跟胆量关系不大。

【“能打”是指什么】

首先笔者要向黄章晋和鲍君恩先生致敬，此文完全是受他们近日大火的一篇《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最能打》启发，狗尾续貂。

“滴滴打人”的设想当然是个玩笑，但打架在中国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往往事关尊严。知道尊严对中国人有多重要吗？不知道，揍他！黄章晋先生的文章，因为说到东北人其实远不如南方诸省人能打，已经招来一位东北男性的战书，后者想必正是为了全体东北老少爷们儿的尊严。

不过严格地说，黄先生文章标题提出的这个问题不够严密，它在大江南北引发的激烈争论更有如一场群架，话题有点不受控制。原文所称最能“打”显然是指“打架”，但中国武力爱好者人群兴致太高，立刻有人扎进战争史——“两广兵最能打，其次川军，东北军嘛……”，东北银再次中枪。

这当然是有问题的，抗日战争并非条件均一的对比测试，依据部分史实评价某地域兵源战斗力也不完全公允。而且，如果抛开战斗技能和组织效能，单论战斗意志，也与诸多因素有关。特别是随着人类战争高度组织化、科学化，战争规律时有违反定势的波动。

比如，古代文明更发达的农耕王朝打不过蛮族是常有的事，但在先进文明爆发出科学威力后形势立刻逆转，出现极端以少胜多的殖民征服，近些年，当ISIS等野蛮者突破文明底线，形势再度逆转。具体而言，二战中日军的战斗力就部分源自科学威力和决绝的死亡观，而美欧最近输给普京，本质上正是输在还想过安逸日子，豁不出去。

【打架与械斗有区别】

回到打架上来，黄文的最大贡献在于对打架这种表面现象，探究了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等方面的原因，不足在于在探讨宗族械斗时不知不觉转向了“打架”这件事的特殊形式——集体械斗或群体事件(东北群体事件如果在数量上少于南方，恐怕也与其经济衰微沉寂，社会规则固化有关)，偏离了好事者街谈巷议时约定俗成的范围——“个别人街头纠纷中的动武”。

当然，这其中如果说存在什么地域人群差异，倒也与社会生存方式有关。比如黄文中提到东北城镇无业人口外流后，毕竟有一部分在各地建立黑社会，振兴黄赌毒事业，而这个行当要敢打、能打几乎是生存的前提，这恐怕是“东北人能打”的固化印象的源头。东北外流人口到底多大比例涉黑，没有调查不宜武断，这恐怕也是不少东北人出于黄文中提到的敏感的荣誉感，对“东北人都是黑社会”的传言怒发冲冠的原因。

不难想象，如果你限于赞美“东北人敢打能打”，或许再美化为“亮剑精神”和“两肋插刀的仗义”，只字不提黑社会，或许东北兄弟也就笑纳了。人心嘛，莫不如此。其实，“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最能打”的问题还与具体争论场合哪省人最多、最能吵有关，得益于网络的广泛性，这个力量对比还真与地域不怎么相关。

(资料图：电影《古惑仔》剧照)

回到“个别人街头纠纷中的动武”上来，这又与某些地域人群的性格特点和行为偏好有关，但这其实也离不开社会经济条件。比如这方面最典型的重庆人（或称川东人），往往从土地狭窄、贫瘠的山地作为体力劳动者外流到经济相对发达，但现代化程度也不高的周边地区，只能靠武力和抱团维护自身利益，也没有多少坛坛罐罐的顾虑，自然对武力威胁言出必行。相对而言，成都平原人氏就被更多的文化和经济因素软化了火气，纠纷中更多依靠炫耀或动员社会因素压制对手（所谓“提虚劲”）。

在个体层面上，在外地敢打敢杀的东北人、重庆人或湖南人，其实也要让步于社会治理者。社会治安机构对个别敢打者时有无可奈何，但后者也最多限于小团体利益，一旦涉及社会整体权力分配，这些团伙不可能是决定性力量。以作为黑社会暴力最猖狂来衡量哪里人“最能打”，显然对黑社会也看得太片面。

换句话说，“最能打”这个太宽泛的话题如果异化为“犯罪胆量”，就已经是有勇无谋的江湖打手逞强的闹剧了，因为黑社会的规则中，犯罪而不受惩罚无非是与政治权力交易的结果，跟胆量关系不大。而欲以打架来终结对东北勇士的“侮辱”的那位，也必须做好在牢里享用家乡父老景仰的准备。

【怎么评判“能打”】

为保持在合法边界内，我们还是再从战术角度来聊这个话题。

(中日搏击对抗赛，中国武术散打功夫王徐吉福参战。图片源自中新网。)

中国武术与搏击的区别，近年已大为普及，我常去的健身房，学据说更重实战的跆拳道的小孩比学中国武术的多十倍不止。在此之前的中国武术神化时代，国人尚武、习武之风南北皆有，各地武术家的传说却大多同样夸张意淫，但其中最盛行的还是当属南方小个子大胜俄罗斯大力士的伟业。这当然与中国当代武侠文艺主要诞生于香港有关，而与黄文中南方人最能打的结论纯属巧合。

有意思的是，在讲究实战的搏击领域，“南方小个子”又占了舆论的上风，普京的格斗术也源自东方相对小个子的民族，近年的新神话更是泰拳。这其中，北方高大民族和南方精悍人士，以及其不同格斗术孰优孰劣？对此，姑且不嘲笑中国某些机构制作的少林武僧不断教训全球各路豪杰的表演，西方早有纪录片动用了全部高技术研究手段，结论却类似告诉你有一门学科称作“战斗效能评估”，别想一锤定音。

这自然是因为搏击本身就是一个多要素的随机综合过程，任何胜负都只能立足于实战，而以测试和评价为目的的实战受制于人道代价，这和战争手段效能的研究永远有很大不确定性是一个道理。

不要说武术家之间没有理由为一个评价而发狠往死里打，普通人打架这事，双方有无训练、有无准备，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发生也将有根本区别。

一个在任何方面都绝对劣势的人趁对手端着一碗滚烫的面汤时出手，不光完全可能取胜，还会有时间逃离。当然这需要一点心理素质，这也是为何敢于而且能准确地一脚踢中强奸者裆部的女子总是少数。而训练和组织，正是为了消除所有这些战斗素质上的弱点，包括地域差别带来的弱点。比如，海军陆战队并非只招渔民，高原部队的兵源也经常来自平原，但合理的训练后，战斗力基本归于统一。

【永远的话题】

鉴于黄先生使用了一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令笔者又想起科学领域的事。在常青藤的教授们眼中，黄文提出的问题显然将是一个浩大的量化研究工程，虽然打架的课题显然比战争起因之类更难申请经费。但是，且不说黄先生能不能用翔实的数据采集和数学模型证明他的结论，单是“打”的定义和评价体系理不清，也不能成其为科学。

开个玩笑，所谓科学发达，一个指标就是是否将足够多的钱花到了足够闲得蛋疼的研究上。当然，尽管媒体提炼出的典型问题和简单化答案一般不够科学，但对这样的课题，学术也大多必须大大简化问题，才能得到可资参考的答案。

其实，黄先生的文章最大意义还在于启发公众抛除成见和定势。在思维方式上，中国社会当下一个典型特点正是很难接受开放式的话题，只能理解非黑即白的结论。这在“中国能不能赢”，“哪种武器最能杀人”之类问题上尤为典型。这些问题的最终准确答案如果需要实证，只能诉诸犯罪或战争实践。

鉴于这种高成本检验的不可为，因而阴谋论、诡辩术盛行。加之真正掌握部分准确信息者又无权、也无意公开，又使神秘论、不可知论泛滥。

搞笑的是，同样的难有简单定论的开放式问题，诸如“日美意欲何为”、“中国当如何应对”，又总有大把专家成竹在胸、口若悬河，在“能打”、“能赢”问题上通宵争吵的信众此时却又听得头头是道。

好在对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是不是最能打的战斗民族，他们还是谦虚而痛心地发誓要向普京学习，一旦回到40年代为何日军能胜国军，国军败于共军，共军却没能灭了日军的千古之谜，又争吵重启。

类似问题很多，俨然已是社会现象，诸如患者群里讨论医术和疗法疗效，球迷群里讨论场上意识和体能，都不是完全没依据，但又肯定不准确。自“两小儿辩日”以来，今天的中国青年已有仁波切可以求教，好奇心和求知欲正蓬勃发展，尽管方法论略显寒碜。

自当年“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和“岂让国土再遭践踏，这睡狮渐已醒”，直至今天车屁股上的“钓鱼岛，中国的”，“打”，是多么令中国男人血脉偾张、心驰神往的事。

必须感谢黄先生提出了科学打架观的命题，为“能打架，打胜架”充实了从“敢打”到“会打”“善打”的内容。让我们以“打架学”的研究推动“打仗学”的研究，将地域自尊心和自豪感自觉升华到民族层面。中国屹立于世界之巅，不是比哪省人横行九州、南北通吃重要得多吗？

作者：吴戈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军事、国际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