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当革命的第一只靴子落下

源济

原创 2015-12-11 崔卫平 大家

摘要ID：ipress

普通人们遭罪愈深愈烈，才能加速统治者的灭亡。逻辑上这何其动听，但是这需要付出无数人生活和生命的代价。

不久前，一则消息成了媒体关注的对象。在中俄边境线上的吉林省珲春市春化镇，举行了五处实体界碑、地名碑的落成仪式。这是在1993年中俄双方重新划界时确定下来的，俄方将清代割让的4.7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划归中国。

这番割让记载在《瑷珲条约》里。那是在1858年，由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和沙皇俄国将军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所签订，为中俄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该条约包括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等多项内容。清政府没有当即批准此项条约，还处分了奕山。但是两年之后即1860年，在《中俄北京条约》认可了《瑷珲条约》。

因为侵略有功，这位穆拉维约夫将军被亚历山大二世封为“阿穆尔斯基伯爵”，即黑龙江伯爵。1992年，穆拉维约夫的遗骸从巴黎迁至海参崴并竖起了他的铜像，2006年，穆拉维约夫的铜像被俄罗斯中央银行用作5000卢布纸币的图案。

▲5000卢布纸币上的穆拉维约夫

然而，为人们较少了解的是，签约中的这位俄方代表穆拉维约夫将军，他接下来还办过一些事情，其后果他本人没有想到，但是其后续的巨大影响，包括对于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的影响，都是难以估计的，迄今还没有消除。

身为伊尔库茨克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他不顾当时俄国外交部的反对，在黑龙江流域开展一系列军事冒险。为了扩张，他擅自使用流放犯对黑龙江以北地区进行垦荒，而他的流放犯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那便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此人当年呼风唤雨，名噪一时，大大地搅动着这个世界。

不仅是俄国，而且法国、波兰、德国、意大利的政府都被他弄得心惊胆颤，马克思也被他搞得很头疼。他第一个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俄语，但是后来却被马克思和他的伙伴们开除出共产国际。巴枯宁是马克思活着的时候唯一能够对马克思构成竞争能力的人。为他写传的英国人爱德华·哈利特·卡尔说：“从来没有一个人，生前具有这么大的影响，而死后变得默默无闻。”按这位传记作者的说法，“十九世纪后期的革命运动是围绕着他俩的名字和学说来分派别的”。（《巴枯宁传》，宋献春、王兴斌、卢荣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资料图：巴枯宁

但是巴枯宁的事业差点没办成，如果不是因为穆拉维约夫。

这位扩张主义者还有另外一面。他具有开明思想，站在新兴思潮一边，对于管他辖下的流放犯采取同情的态度。巴枯宁参加完1848年巴黎革命之后，接着在东欧地区煽风点火，在街垒路障中路遇作曲家瓦格纳他俩一起向往德累斯顿市政厅时（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忽然觉得自己非参加眼前的革命不可。

起义失败后，巴枯宁于1849年被捕，并被判死刑，然后解递给俄国政府。1857年来到流放地，其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30公里之内。贵族出身的革命家碰巧与穆拉维约夫有点远亲，他俩谈得火热。为了庆祝对中国人的胜利，将军启奏沙皇要求赦免四位政治犯，巴枯宁忝列其中。奏章被驳回。

穆拉维约夫安排巴枯宁到由他赞助的一个贸易公司当旅行推销员，为公司的业务他可以走遍整个东西伯利亚。下面的事情就顺当了。穆拉维约夫的继任同时也继承了总督与流放犯的友谊，况且这位继任的表妹直接嫁给了巴枯宁的一位弟弟，经过一系列的中介，本来已经可以在阿穆尔（即黑龙江）流域自由出没的巴枯宁逃脱了，途经横滨旧金山他来到伦敦重返欧洲。与总督的友谊，给巴枯宁带来了终身麻烦，关于他是俄国间谍的谣言，甚至发布到了马克思主办的《新莱茵报》上。他后来在共产国际与马克思分庭抗礼，站在马克思一边的人，就经常拿这个说事。

与马克思的友谊从1844年就开始了，那时候马克思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按他自己说最终也不是），一般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成熟还要晚一年，即1845年。1844年卢格出版的第一期《德法年鉴》上面，同时刊登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巴枯宁的一篇短文，两位作者都作为本国的流亡者客居巴黎，很快他们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见面。

马克思比巴枯宁年轻四岁，性格沉稳深思熟虑，与巴枯宁正好相反。1848年革命的失败，给他俩一个共同的启发是，必须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在这之前，反对专制的革命者曾经将希望寄托在代议制政府身上，然而革命中发现，刚刚选举出来的政府枪杀和流放工人。“普选就是反革命”，蒲鲁东制造出来的这个口号，马克思和巴枯宁都同意。所谓“社会革命”，就不是在现有框架之内获得席位以求变革的问题，而是“必须推翻这一没落的社会……彻底改革我们生活的环境……社会问题的解决要采取首先推翻社会的形式”（巴枯宁）。后来所谓思想和道德革命，包括土地革命，应该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即颠倒全部现有社会秩序。

与马克思不一样的是，巴枯宁始终抱有民族主义情怀。在他毕生为社会主义奔走呼号的同时，胸膛里却跳动着一颗斯拉夫人的心脏。除非他头脑中深深扎根的斯拉夫联邦蓝图，才能解释他对于波兰革命狂热劲儿，而不仅仅是他娶了一个波兰妻子。与流亡的赫尔岑一道，他们深深卷入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波兰起义当中，波兰裔英语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父亲正是在这场起义中遭逮捕，后流放在俄罗斯北部并带去了幼年康拉德。接下来巴枯宁又成为了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的超级粉丝，与不同时期意大利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结下友谊，后来与马志尼也闹翻了。意大利人散漫和热情（因而容易苦闷）的性格，帮助形成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马克思对于农民作为革命的力量也深表怀疑，视乡村人口为反革命的堡垒。巴枯宁从自身经验出发，认为俄国农奴有着迫切的要求解放的愿望，当时俄国农村的确有着许多农民反抗的记载，纵火、谋杀等。当他强调俄国农民独特的、未受惊动的纯朴时，心里是将他们当作未来世界的代表，拥有自己的独特命运。

他性格夸张，富有戏剧性，据赫尔岑记载，巴枯宁有一次离开巴黎去布拉格，途中遇到一些德国农民大声喊叫，围着一个贵族城堡游行，他立即觉得自己可以当老师，于是下车指点他们应该怎么干。待上车离开时，他满意地看到整个城堡都燃烧起来了。

这种事情就不像是马克思干的。比较起来，马克思是一位书生，巴枯宁才是真正的革命家。他精力充沛、喜欢幻想、激情四射、滔滔不绝，一大雄辩家，其不稳定的性格与不稳定的政局之间有着天衣无缝的衔接。他的名言“破坏的热情便是创造的热情”，如同一把夜空中的火炬，点燃了成千上万年轻人的头脑。至于与马克思之间有关废除国家的争论，在今天已经不重要了，迄今为止看不出人类在这方面有任何进展。

1872年马克思在海牙大会上志在清除巴枯宁，是因为巴枯宁将秘密活动搞到了共产国际的头上，在马克思主持的第一国际内部，巴枯宁带进了自己的秘密同盟，而马克思始终主张公开活动，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从提供的材料来看，这位传记作者（应该是英国左派）没有说出的是，以布尔什维克革命为顶峰的俄国民主革命，其越来越激进的道路，与其说受马克思影响，不如说受巴枯宁影响，与其说打上了马克思的烙印，不如说打上了巴枯宁的烙印。列宁迟至1870年才出生，能够给一批又一批青年激进分子提供精神营养的，只能是别人。

更准确地说，是打上了“巴枯宁-涅恰耶夫”的烙印。谈到巴枯宁，这位谢尔盖·涅恰耶夫（1847—1882）不能不提。他才是“斧头帮”的版权所有者，1869年他在彼得堡成立秘密小组“人民惩治会”，有时候又叫“斧头协会”。他昙花一现的人生，与他巨大的影响更是不成比例。1868年秋天他成为莫斯科激进大学生青年偶像，时年21岁，是游走在大学附近的旁听生。试图成为各大学联合组织的领袖未遂之后，他编造自己被警察逮捕又成功逃脱的谎言（编造入狱可以提高自己的政治资本），一脚到了俄国侨民流亡胜地日内瓦，直接投奔老一辈革命家巴枯宁。踩着巴枯宁的肩膀，涅恰耶夫迅速往上爬。

▲谢尔盖·涅恰耶夫

涅恰耶夫称自己是逃出虎口的学生领袖，有一个革命委员会正在俄国发起革命，总部在彼得堡，他本人是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巴枯宁似乎从未遇到过虚构才能超过自己的人，对此深信不疑。作为回报，他给了涅恰耶夫一个证件，上面写道“持证者：世界革命同盟俄国支部委任代表；编号：2771”，鬼才知道这个委员会存在于哪里。它还给人这样的印象，好像另外有2770个秘密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就这样，两个人心血来潮、大笔一挥，建立了各自的组织，接下来就是为组织起草文件。

1869年4月至9月间，他俩在日内瓦发表了7本小册子。其中包括《致俄国青年书》（巴枯宁）、《致大学、学院和工艺学院的学生书》（涅恰耶夫）以及《革命问题的提法》、《革命原理》（未署名）等。最著名的、后来被人们反复引用的是这本《革命问答》（又译《革命者教义问答》），若干年内关于其作者扑朔迷离。当时的沙皇警察为了强调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一口咬定是在旅居海外的巴枯宁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采纳了这个说法，《群魔》中以涅恰耶夫为原型的彼得·韦文霍尔斯基对斯塔夫罗金说：“不过章程是您自己写的，所以用不着向您解释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相信是巴枯宁写的，对此采取坚决批评的态度。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新发现的资料表明，这份《革命者教义问答》的确是涅恰耶夫所写，最初是用密码写成。

有研究家把涅恰耶夫作为恐怖活动的鼻祖，在描述恐怖主义历史时，不忘了给这位涅恰耶夫写上一笔。恐怖活动在这批小册子中占了突出地位。《革命原理》中写道：“除了斩尽杀绝，我们不承认其他的运动，但我们承认斩尽杀绝的活动方式可以各不相同——如毒药、匕首、绞索等等。在这场斗争中，革命高于一切。”

有了纲领及“组织介绍信”，接下来就是大干一场了。需要钱。始终流亡国外的赫尔岑拥有一个叫做巴赫梅杰夫基金会。早几年，一位富有的俄国地主在读了傅立叶等人的著作之后，卖掉自己在俄国的田产，欲去太平洋中南部的马克萨斯群岛上建立模范村社。他一共有5万法郎，他自己带走3万，还有2万一定要留给赫尔岑，折合800英镑，赞助他的出版活动。赫尔岑虽然本能地不喜欢涅恰耶夫，但还是给了巴枯宁和涅恰耶夫400英镑。涅恰耶夫作为一个有“底案”的人，带着巨款和委任状，竟然于1869年9月安全返回俄国。

他的那个秘密小组有着严格的上下级区隔制度。这个组织以五人为一个小组，上级小组成员可以发展自己的下级小组，小组成员服从组长，组长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指挥。警察在后来的调查中并未发现这个组织有具体的革命计划，有多少小组不得而知，小组成员也不知道自己处于哪一级，中央委员会只有涅恰耶夫有一个人。他们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做。唯一做成和载入史册的，就是杀死了另外一个学生伊万诺夫。

该学生也是运动积极分子，在农学院学生中颇有威望。伊万诺夫反对在学生自治的食堂和图书馆里散发传单，认为这样做会令更多学生处于危险之中。而更多的人被捕，恰好是涅恰耶夫所希望见到的，他认为这样才能进一步激起人们的仇恨。与涅恰耶夫发生冲突之后，伊万诺夫扬言要退出“人民惩治会”。涅恰耶夫便对其他同伙宣称，伊万诺夫已与秘密警察有了联系，可能要告密，需要尽快消灭伊万诺夫这个“特务”。

1869年11月21日，伊万诺夫被杀死，尸体被发现在一个小池塘里。接下来涅恰耶夫再次逃跑，继续奔赴巴枯宁，提走了巴赫梅杰夫基金会剩下的一半钱之后，与巴枯宁闹翻。在继续逃亡的路上，涅恰耶夫被瑞士警方抓住，并很快移交给俄国政府，最终病死狱中。从1868年秋年涅恰耶夫崭露头角到被判刑后消失在公众视野中，他活跃了不过5年。但是他的思想实际上延续了很多年，并有了一个称呼：“涅恰耶夫精神”。

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关于涅恰耶夫的资料才逐步公开。中国学者蓝英年、程映红有过专文介绍。南京大学年轻学者董晓先生十年前有机会在俄罗斯做访问学者，特别查阅和搜集了有关涅恰耶夫的资料，写成《圣徒抑或恶魔——涅恰耶夫其人其事》一书。其中披露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涅恰耶夫的追思怀念。伊里奇认为涅恰耶夫拥有一个组织者的特殊才能，拥有在任何地方培养地下秘密工作的习惯和能力。他清楚地记得涅恰耶夫曾经在一张传单，就“应该杀掉沙皇家族中的哪一位”做出回答。答案是“除掉整个大叶克强尼亚家族”，即消灭沙皇全家。这张传单面世之后再经过五十年，这个愿望才得到实现。

受审期间，涅恰耶夫本人坚持自己是“政治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因此不能按照一般刑事案件的方式来处理。他应该首先发明了将“刑事案件”与“政治案件”相混淆的逻辑。哦，当革命的第一只靴子落下来，首先砸中并令其身亡的，一定要是自己曾经的同志！

能够对自己的同志下手，一方面显得其革命意志坚定，另一方面，共同的犯罪，互相浸染的血才能够把人们更加紧密地拴在一起。作为反对专制的人，涅恰耶夫本人一点也不民主。《人民惩治会》第二期有篇文章的标题叫做《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

摘取《教义问答》的第一部分“革命者的自我态度”中前两条，可以看出后来那些冷酷无情是从哪里来的。

“革命者是注定要牺牲的。他应当没有个人利益、个人私事、个人情感、个人恋情和个人财产，甚至不应当有姓名。他的一切都应当贡献给唯一的绝对的事业——革命事业，将革命事业视为自己独一无二的利益、独一无二的思想和激情。

革命者应当从本质上，在行动中，而不仅仅是在口头上，与一般国民的公民秩序，与整个有教养的阶层，与所有当今世界的法律、礼仪、约定俗成的习俗和道德观念断绝一切联系。对于当今这个世界而言，革命者应该是它的最无情的敌人，如果革命者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那也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将它摧毁掉。”

还有这条。为了达到所谓革命成功即夺取权力的目的，任何人的代价都在所不惜。“革命组织必须想方设法权力促进社会的灾难和罪恶的加深……从而使这些苦难与罪恶能够最终逼迫人民失去耐性而自觉地起来暴动。”这是说，普通人们遭罪愈深愈烈，才能加速统治者的灭亡。逻辑上这何其动听，但是这需要付出无数人生活和生命的代价！

作者：崔卫平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