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No.534：流浪者的港湾

源济

摄影/陈文才  编辑/王崴  2015-12-07

灰色生存
文/李晓敏

创始人也是曾经的流浪者

刘长江是流浪者之家的负责人，身材瘦削个头不高，走路轻盈快速，似乎每一刻都在忙碌，仅仅看身材外貌，很难想象是来自东北辽宁。

“我曾经也有过一段时间的流浪，那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他说，7年前，自己曾经因为事业不顺利、和女友闹分手等诸多原因，一直在颓废之中自我放逐，最后走上街头流浪，前后有半年之久。

那是7年前的夏天，他曾一个人在街头行走，露宿桥底，后来实在饿得不行，就开始跟着别的流浪汉一起在餐馆和汽车站等人流密集处的垃圾桶“捡饭”吃，他们等着有人将吃剩的盒饭放在垃圾桶后，随后过去翻开挑选相对干净的拿去吃。

根据他的经验，天气好的时候，流浪汉们可以吃饱肚子，但下雨天汽车站旅客和餐馆食客均会大幅下降，能捡到盒饭的几率大大降低，为了填报肚子，不得不采取别的办法，实在饿得慌的时候，有人会去乞讨，也有人放不下面子，偷偷去吃垃圾桶中的不洁食物。

从夏天到冬天的半年煎熬，笃信耶稣的刘长江突然觉得，上帝是在磨练自己，让他承担起救助这些人的重任。怀着这种念想，他随后在白石洲租下一间出租屋，首次建立供流浪者食宿的救助中心。

因为自己也曾是流浪者，认识不少“街友”（流浪者们之间的互称），不少流浪者愿意到这里留宿，渐渐的在“街友”圈里，“流浪者之家”的名声不胫而走，红火的场景也随即引来房东和政府部门的查处。

一年后，他选址到位于民治街道白石龙社区的一栋低层民宅，房东大方地接纳了他们。尽管地处关外的白石龙，对于活跃于闹市区的流浪者们、尤其是残障流浪人士非常不便，但仍然吸引了大批人员往来。

“其实相当一部分流浪者，只是把这里当作一个中转站，过来洗澡换衣服，吃一顿热饭就又回去了。”刘长江坦言，流浪者的习惯是长期形成，并非一次就能彻底改变，他所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对于返回街头的流浪者，“组织”并没有放弃他们，每天中午，刘长江和“流浪者之家”的义工们会将做好的几十份饭食打包好，送给各个闹市地带的流浪者们，他用这种方式，一直保持着和流浪者们的联系。

6月30日中午，刘长江和助手们已经将二十份盒饭带到东门地铁站外的小广场，附近的流浪汉们三五成群开始过来领盒饭，大家像熟人一样互相打招呼，然后领走盒饭离开。

刘长江开始训斥一位年轻的光着上身的流浪汉，他指责说这个男子不该经常酗酒，劝了很多次不听，他严厉地批评并要求这名男子不准再去酗酒和偷东西，要振作起来好好活下去。

这名外表粗犷的年轻男子，始终端坐着低头听，频频点头，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搬家
尴尬的离开


5月底，刘长江接到当地政府的通知，“他们说上面有要求，清理无证无照的机构，我们还算好，政府默许了好几年，但这次据说是躲不过了。”刘长江叹息。

6月1日，流浪汉们已经开始上上下下忙碌，将所有的大件物品搬下楼，楼下一辆小货车已经在等候。
男宿舍几名残疾人士躺在地上，依偎在一起盯着同一本经书在唱赞美诗。
刘长江不停接打电话，情绪低落，脸色暗淡，感叹抱怨：“这让我感受到穷人被排挤，我记得大运会前深圳要赶走穷人清场，打了很多人，有一个流浪汉反抗，腿被打残牙被打掉了。他原来做生意，有文化，所以当时抗议，据理力争，结果被打，一批人去市府闹了，有些人赔钱走了，他很硬，所以又被打。”
他又说，有不少流浪者年底时候消失了一样，后来这些流浪者告诉他，当地因为年底治安冲任务量，把他们按小偷抓进去凑人数，关几个月再放出来。

负能量说完后，该离开还是得离开。这天，刘长江让年长但能行走的流浪者们重新去北站附近的草坡附近流浪，届时送饭给他们，而残疾不便行动的几个人，包括脑瘫儿康康，就只能留在房子里。

此时，他已经分别在福永和坪山找到两个出租屋，将这些身体不便的人分流安置，并派人驻守照顾这些人。

“我希望能回来，这里毕竟位置是深圳的地理中心，非常方便我们开展工作。”但他说，最在意的，还是“流浪者之家”作为合法NGO组织的批复能够批下来，当时，他对此表示信心满满，并出示了申请中的函件。

“这些工作是政府很难有精力和能力去过的事情，我们特区也不能忽视或者无视这些落入社会边缘的人群。”北师大在读博士、义工心理咨询师彭老师强调，期待政府能扶持“流浪者之家”这样的民间组织，通过购买服务来推动这些组织的健康发展。


重生
五华小山村的乌托邦实验


在五华县山区的一个小村落，记者见到了一群晒得黝黑的深圳流浪者。

26岁的陈立柱兴奋地向访客们介绍这里的情况，陈立柱是一间著名的985大学的工科毕业生，曾经因为迷恋网络游戏而逐步堕落，最后在四处借完亲友的钱之后，走上街头成为一名流浪汉。

“这里的水质非常优秀，前阵子有水文机构测过，矿泉水的标准是20，这里的水只有十几，而我们在深圳喝的自来水，纯度只有80。”陈立柱的工科生思维体现在说话中，时不时拿出数据说话。

在这里，陈立柱和其它5个人耕种着三亩租来的闲置农田，去年他们通过原始的无农药绿色种植法，收成总共达到900斤大米。刘长江通过香港的基督教友以每斤20-30元的价格出售，很快销售一空。

他们目前已经筹集了30万元，在这个小山村的尽头，一个有山有水的山脚建起一栋两层的宿舍楼，未来这里将成为当地农村孤寡老人和深圳前来的流浪者们居住的宿舍。

“绿色无公害农业产品很有市场，这块我们很有信心。”站在自家丰收的稻田旁边，刘长江笑着说，自己将会让更多的流浪汉加入进来，大家一起自食其力，理想的状态是：从此流浪者之家不再需要外界的援助，就可以将事业继续下去。

说起刘长江和这批流浪汉，村书记李伟汉对南都记者赞不绝口：“他真是个好人，来了一年多，开始很多村民很防范，现在都很喜欢他们，做了很多好事，村里通往田里那些路都是他们修的，很多孤寡老人都是他们照顾。”


误解
职业乞讨不是流浪者

“我这么多年接触了太多流浪者，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是很善良的，只是他们没有扛得过人生的某个难关，就沦落成了街头流浪者。他们非常弱势，但是又非常敏感和自尊。”刘长江说。

他说，因为主流社会极少深入关注流浪者群体，导致外界将一些职业乞讨群体和流浪者群体混为一谈。职业乞讨这些年引发了公众的反感，与此同时流浪者们感受到的敌意也在明显增加。

“其实流浪汉很看重你对他的看法，哪怕一个眼神。”心理咨询师彭老师说，之所以很多政府的救助站、救助人员主动去救济流浪汉，但往往遭遇排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流浪者们的敏感，“如果你不是真的看得起他们，他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到。”

另外，救助站虽然也提供食物和住宿，但大家始终觉得没有家的感觉，感受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恩赐心态，“这点让流浪汉觉得还不如在外面自在。”

刘长江说，流浪者的生存方式，其一是捡废品卖钱，其二是捡别人吃剩丢弃的盒饭等食物，两种方式交叉进行，缺一不可。

他说，“捡废品其实远远不够支撑两顿饭的钱，我亲身的经历可以告诉你，一天捡几十个瓶子，也就几块钱，而且没法保证每天都能捡这么多，所以不捡剩饭是根本活不下去的。”

有些生存能力比较强的流浪者，经过一段时间捡废品，逐渐在桥底或绿化带搭建了自己的小窝棚。记者就曾在黄木岗立交附近走访流浪者搭建的小木屋，里面有液化气可以做饭，主人还不知从哪弄来一个小电视机看DVD。

但大多数的流浪者，依旧在恐惧和饥肠辘辘中终日游荡在街头巷尾。

-完-

源济

这栋出租屋和一般的出租屋并无不同，不过周边住户都知道，这栋楼里住着一群不太一样的人：流浪汉。在流浪汉的口碑相传之中，这里是深圳唯一一处像家的地方，不会有歧视，更不会要流浪者一分钱财。常年在街头流浪的人们，大多知道这里可以吃一顿热饭，洗洗澡换换衣服，乐意的话还可以住上几天。





没有空调、没有沙发，甚至没有床，极其简陋的出租屋，几名身体不便的男子席地而卧，躺在泡沫垫拼接的地铺上休息。但是这里比外面干净、安全，不用担心被人驱赶或殴打，可以睡个踏实觉。





流浪妇女因为天生的弱者地位，很容易被性侵，经常可以看到大肚子的流浪妇女。为了保护女性流浪者，救治中心专门租了一套房给她们住，还会教她们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活。





康康睡在“流浪者之家”男宿舍中唯一的床上，享受专人照料的待遇。因为患有脑瘫，他无法说话、生活更无法自理，每天轮流有三名流浪人员做义工，负责定时给他喂饭、更换纸尿布，清理排泄物，日复一日，已经持续两年。康康不会咀嚼，一位流浪者就专门给他煮了一碗面条，然后耐心地一口一口喂给他吃。





程先生来寻找走失了六年的母亲，这一次他还是失望而归。深圳所有寻找流浪亲属的人，都会一路寻迹来到这里。





今年53岁的John de la Goix来自马达加斯加，曾经为世界粮农组织FAO工作，今年夏天来香港为当地农产品大豆和玉米寻找客户，随后进入内地，不料在罗湖火车站被人抢走挎包，丢失了护照和现金，不得已流浪街头。遇到在街头派饭的刘长江后，他也投奔了“流浪者之家”。





为了让流浪者们早日重新走进社会，救助中心开了一间早餐店，让他们学习生存技能。“我这么多年接触了太多流浪者，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是很善良的，只是没有扛得过人生的某个难关，就沦落成了街头流浪者。他们非常弱势，但是又非常敏感和自尊。”刘长江特意强调，流浪者和职业乞讨者是不同的。





然而，2015年5月底，刘长江接到当地政府的通知，由于清理无证无照机构，“流浪者之家”必须关闭。“政府默许了我们好几年，但这次是躲不过了”，刘长江叹息。刘长江让年长但能行走的流浪者们重新去流浪，届时送饭给他们，而身患残疾不便行动的几个人，包括脑瘫儿康康，则搬去他在福永和坪山找到的两个出租屋。





5月25日，十几个流浪者把救助中心的物资整理好，搬到楼下，等车运走。

源济

当天，一位女流浪者来到中心要洗澡换衣服，但是中心的物资已经运走了。她失望又伤心，哭着找到了刘长江，再三请求给几件换洗衣服，洗个澡。刘长江便叫她去了自己家里冲凉，还给了两套衣服，那是他爱人的衣服。





5月25日，撤离前，一对流浪者夫妻抱着孩子合影。原本女的精神不好，在外常被人欺负，男的就帮她出头跟人打架，后来两人组成了家庭，并生下两个健康的孩子，住在救助中心。但是遣散令下来后，他们一家人也必须搬走，面临着再次流浪。





这对母女是东北人，由于受不了丈夫酗酒、家庭暴力，离家出走来到深圳流浪，半年前住进中心。如今中心没了，她们不知道何去何从，妈妈很伤心。





流浪者们排着队领取饭食，今晚吃过饭后，他们中的大部分就将重新回到深圳市各个流浪汉聚集的地方，又开始漂泊的生活。





5月29日，撤离的最后日期，John de la Goix上楼去中心还书，然后自己坐公交车回到了罗湖火车站，又开始了流浪。好在他的妻子已经为他办好了新护照，正在从马达加斯加来中国接他的路上。





6月1日，几位生活不能自理的流浪者在等待撤离。刘长江说，“我希望能回来，这里毕竟位置是深圳的地理中心，非常方便我们开展工作。”但他说，最在意的，还是“流浪者之家”作为合法NGO组织的批复能够批下来。





对于返回街头的流浪者，中心并没有放弃他们。每天中午，刘长江和“流浪者之家”的义工们会将做好的几十份饭食打包好，送给各个闹市地带的流浪者们。他用这种方式，一直保持着和流浪者们的联系。





刘长江训斥一位酗酒的流浪汉，严厉要求他不准再去酗酒和偷东西，要振作起来好好活下去。这名外表粗犷的年轻男子始终端坐着低头听，频频点头，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在五华县山区的一个小村落，刘长江建立了一个绿色农业种植基地，农夫们都是来自深圳的流浪者。七年前基地刚建成时，曾遭到村民强烈反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看到了这些流浪者向善的一面，他们会不计酬劳帮村民耕种，照顾孤寡老人，筹集善款修缮村里的小学等，现在村民对基地赞不绝口。





去年他们通过原始的无农药绿色种植法，收成总共达到900斤大米。刘长江通过香港的基督教友以每斤20-30元的价格出售，很快销售一空。





“绿色无公害农业产品很有市场，这块我们很有信心。”站在自家丰收的稻田旁边，刘长江笑着说，自己将会让更多的流浪汉加入进来，大家一起自食其力，理想的状态是：从此流浪者之家不再需要外界的援助，就可以将事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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