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No.402：1.38米的坚守

源济

熊朝贵和他的么龙小学

撰文/吴俊松

云南文山瓦漫么龙小学现在是当地最好的建筑，50岁的熊朝贵，亲眼见证了这个乡村学校的变迁。而此时，他已经在这里坚守了近30年。

熊朝贵身高只有1.38，因为身体残疾，他无法考大学，也错失了不少工作机会，这样的际遇让他一度闷闷不乐。但在旁人的鼓励下，1985年9月，熊朝贵回到贫穷的乡村办学，由于成绩突出，熊朝贵四年后转为代课老师，1999年，终于转为正式老师。

在么龙小学，熊朝贵就像一个保姆一样事无巨细地呵护着学生，从清扫学生打翻的米线，照看生病学生、安排教学、检查就寝、上课、开会，远远超出了一名老师和校长的工作范围。比如学校里有一些学生，家境贫困，父母又远在家乡，熊朝贵心里就时时惦记着他们，为他们操心。有一天，熊朝贵还特地到集市上，给两位常年没父母照顾的同学买了新衣服。但由于自己家庭负担越来越重，给予学生们的照顾也只能越来越少了。

熊朝贵的老家在一个海拔一二千米的峡谷地带里，村子的对面就是越南。他的老父亲有心脏病，导致双脚有些浮肿。从家里来到么龙小学找儿子，却由于熊朝贵从早忙到晚，被冷落在了一旁。村里的医疗水平有限，要去县里医院，要花一整天的时间。老父亲在村里打了一针，见没什么效果，就自己回家了。熊朝贵家的老房子长期的失修，几乎是村子最烂的房子。由于他的弟弟也有相同的残疾，一直找不到媳妇，就担起了照顾老父亲的任务。熊朝贵不仅要负担父亲和弟弟的生活，还有在县城生活的妻子和孙子。当老师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剩余。给老父亲治病的事，只能拖到暑假了。

由于日常学校的管理工作占据大量时间，熊朝贵目前主要带六年级的数学课。也许从眼界、教学方法上看，熊朝贵并不是最优秀的，他或许和镇上、市里的老师会有差距，可是对于一个以大多数是留守儿童的乡村小学而言，熊朝贵和其他老师们的存在，就是最大的意义。

乡村小学没有老师愿意来，工资、经费、条件都没法和外面比，目前么龙小学仅有8名教师，平均年龄47岁。尽管么龙小学的如今的条件与30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可毕竟在占全国总人口大多数的乡村，教育投入缺口依旧仍是国家欠的巨债，熊朝贵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承担起一切。

因为残疾，熊朝贵不得不接受生活的现实。而现实，也让他在人生面前没有退路。因为走不出去，熊朝贵选择了坚守，但他的能力和力量毕竟有限，而这个把身心都留给了家乡孩子们的乡村老师，如同乡野的花儿，无声无息的绽放于贫瘠的土地。作为个体而言，谁不想得到值得喝彩的生命，但没有喝彩，也不见得就没有价值。

目前么龙小学有136名学生，入学率达到98%，这在学校创立之初的80年代是无法想象的。2007年么龙小学盖起了生活楼，也开始实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2013年，学校建成的三层生活楼，让许多乡村里的孩子有了另一个“家”。

么龙小学的宿舍楼明亮整洁，不过由于床位依旧紧缺，基本都是安排两个学生睡一张床，一般都是一个大孩子带一个小年纪的同学睡，而一家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哪窄窄的单人床上基本都是哥哥或者姐姐带着弟妹。虽然没办法让所有孩子都住进来，不过至少，现在孩子们都有了一个暖和的被窝。现在家里住得近的孩子，晚自习之后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家，而曾经，跋涉长而崎岖的山路几乎是所有乡村小学的代名词。

文山瓦漫和中国大部分的乡村一样，大部分村民家中的青壮年均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孩子在家。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具有强烈的走出大山的欲望和动力，但却与现实极难对接。

乡村的教育不比城里，这里的孩子想要走出去，除了努力之外还有很多障碍，是只有努力而无法克服的。语言、文化的阻碍，飞速发展的城市与止步不前的乡村的差距仿佛是宿命一般的存在。

但这里的孩子们希望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帮助他们走出大山，也是熊朝贵的梦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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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6点，么龙小学的广播准时响起，还没来得急醒来的孩子们伸着懒腰、打着哈欠。2013年刚建成的三层生活楼明亮整洁，但要容纳所有的学生入住还是远远不够，所以学校的宿舍中，一般都是一个大孩子带一个小年纪的同学睡。





洗漱完毕后，同学们在操场上集合，这天下雨，地面湿滑，校长熊朝贵没有安排早操，而是直接开始早自习。目前么龙小学有136名学生，入学率高达98%。





熊朝贵办学近30年，1999年才转为正式老师，让孩子们通过学习走出大山是他人生的目标，永不停歇，成了他的宿命。他总是说：“其实我很普通，比我优秀的老师还有很多。”





熊朝贵来到餐厅转转，他如同么龙小学的保姆，事无巨细地照顾着孩子们，永远为孩子们操心。





学校餐厅坐满了，没有座位的孩子们就蹲在走廊上吃米线。米线是云南人热衷的美食，对孩子们来说也是百吃不厌。2007年么龙小学盖起了生活楼，也开始实行包括食宿全免费的义务教育。早年熊朝贵开班教书时，每学期10元的书杂费都难以实现普及教育。





熊朝贵一刻也闲不下来，正在宿舍办公室里整理材料，因为许多电脑软件操作在这个乡村小学里只有他会用，所以学校的事情都得他一个人完成。由于日常学校的管理工作占据大量时间，熊朝贵老师目前主要带六年级的数学课。





课间活动时间，争抢学校操场上唯一的一个破篮球是男同学们最喜欢的活动，老师们也偶尔会加入其中。操场身后的教学楼，见证了乡村小学的变迁。





1997年建的砖瓦结构的教室，现在是男生的宿舍和小部分女生的宿舍。晚上10点快熄灯时，精力旺盛的同学还在上蹿下跳。虽然还不是方方面面都那么称心如意，至少136名学生都有了温暖的被窝。





么龙小学上活动课的方式，就是由老师带去田间玩耍。一位农妇用竹竿打下自家挂满枝头的李子，上活动课的同学们蜂拥而上。有时，他们还会钻进地里摘青瓜、摘荔枝解馋。其实，学校门口的小店售卖的零食才是他们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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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罗再强带着两个孙女在村口的山头待着，爷孙辈相依为命是乡村社会结构的现实，没有文化生活、没有信仰、没有交流、唯一能做的就是待着，如同一座人体雕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乏，让孩子们的成长之路上问题重重。





熊朝贵老师找来2块木板，准备制作一个写着“小心”的提醒牌竖在门口的矮墙上。孩子们的在校安全是他最为操心的事。熊朝贵他为学生所做的事情远远超出了一名老师和校长的工作范围，但乡村小学难以吸引老师过来，熊朝贵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声不吭的实干。





学前班的马绍叶头痛难忍，无奈地在课间狠掐自己的鼻梁给自己刮痧。由于地处偏远，缺医少药，有个小病往往都是忍着。





下午课间，熊朝贵给马绍叶喂了一包“退热散”，这是熊老师的常备药，由于没有家长的电话，孩子也不记得，学校也只能简单处置。而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家长远在千里之外，学校则要承担更大的义务和风险。





在未达到上学前班年龄前，乡村的孩子们多数在田间地头长大。4岁的顾玉杭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他的爸爸妈妈在杭州打工。而在么龙小学，很多的孩子们就根本不知道父母在什么地方打工。





三年级的王瑞现在由姐姐王慧照顾，爸妈和村里人在外面修铁路赚钱。王慧之前读到了初三，想去学技术，但家里没钱，愿望只能作罢，16岁的她，承担起妈妈的角色，洗衣、做饭、种菜照顾着弟弟妹妹。





陆吉芳的家年久失修倒了，陆吉芳就暂时寄住在叔叔的家里，跟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她努力学习，希望将来能获得好的工作，改善家里的生活。然而乡村教学质量有限，未来的她必然还要面临许多不是靠努力就能克服的障碍。





乡村的单调生活乏味无比，同学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烂泥路，勇敢的男孩子，也可以使出飞檐走壁的功夫，以不走寻常路的勇气，在同学们面前表现一番。童年本就应该单纯地追逐快乐，但成长，物质、荣耀和尊严却改变了许多人。





周末，熊朝贵回到家里探望父亲，父亲心脏病，弟弟和他一样也有残疾，熊朝贵当老师的工资几乎都补贴了家里。如今么龙小学的硬件设施与30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可乡村教育的缺口仍让熊朝贵操心不已。因为身体残疾，走不出去的熊朝贵选择了坚守大山，但没有人喝彩的教学路，不见得就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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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12·8的人”

图文/MR那个人 编辑/王崴

克拉玛依城西5公里，小西湖墓地C区，第一缕阳光打在潘艳和刘伟伟的墓碑上，这是一座连体墓，好让逝去的孩子在天堂互相作伴。墓碑紧紧相连，像一堵打不开的大门，阻断了人间和天堂。

17年前，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依旧是一扇扇打不开的大门，门里是已经被大火和毒气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中小学生，门外是正值壮年的父母在哀求、哭泣和呼唤着孩子的名字。这是一场为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评估验收团而举办的专场文艺演出。克拉玛依全市7所中学、8所小学的学生、教师及有关领导共796人参加了汇报演出。演出过程中，18时20分左右，舞台纱幕被光柱灯烤燃，火势迅速蔓延至剧厅，各种易燃材料燃烧后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由于友谊馆内很多安全门紧锁，终酿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的惨剧。死者中288人是学生，另外37人是老师、家长和工作人员。

门里逝去的生命安静地躺在了小西湖墓地中，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而门外丧失孩子的家长如今已迈入老年。他们大都情感阴郁、不愿多说话，怕别人提起那场大火；他们因没有拿到孩子的《因公牺牲证明》而得不到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和物质上的倾斜；他们育有幼子，却没有自信去开家长会、带孩子去公园玩——他们往往被认为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是90年代末期退休后换算的养老金，但因退休早、工龄短（平均比正常退休职工短了近二十年），养老金提高每次都是最少的，永远是最少的。六年下来仅提高部分已比正常退休职工月收入少了五、六百元；最重要的是，任何人退休后都可以靠自己的养老金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他们则不同，都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可孩子（不是孙子）才十来岁。如今供养一个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已使他们捉襟见肘，今后要靠微薄的养老金供养自己和孩子上高中、大学，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更不敢想象以后还面临着孩子的工作、房子……

这样一个群体，因大火被打上了“12.8的人”的烙印，这个最初外人叫的名字如今已经成为他们的标签。

>>记者手记：从开始到现在

写这篇手记的时候，我还在遥远的尼日利亚。

从开始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何要去打扰这些克拉玛依大火遇难者的家庭。我至今仍忘不掉半白头发的史忠福带着我排队买烤馕，老人站在乌鲁木齐寒冷的街头帮我打车。那天，我采访完这些家庭，史叔叔送我。

接到这个选题，缘于我曾经的同事、一位非常优秀的图片编辑老翟。那天，我在昆明。听完他的电话，在不到24个小时里，我来到了克拉玛依，从春城慵懒的阳光中直接坠入了新疆的严寒。

其实，天气寒冷可以冬衣抵御。但，心里寒冷，那种极寒，似乎无药可解。

温暖我，就需要靠近我。对于“12.8的人”来说，曾经的贴心小棉袄已经离开父母。父母也已经从青壮年迈入老年，他们越来越需要温暖，需要被尊重，需要被关心。哪怕，17年过去了；哪怕，许多人觉得他们已经释然、他们已经从冰冻中解冻。

那，只是外人的想法。徐红发给友人的一条短信这些写道：“一杯清茶，整夜未眠，一段往事痛苦不堪，原本坚强的我再一次让你看到了我的脆弱，‘12·8’是我心中无法解开的心结。解开心结要靠自己，道理我明白，但‘12·8’就是内心挥之不去的伤痛，我也努力地尝试把它忘记。”

他们是一本翻不完的书，里面有讲述不完的故事。

且听他们说说话。

2011.12.26

源济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288名参加文艺汇演的孩童葬身火海，那句扑朔迷离的“让领导先走”如羞耻符般刻进国人心里。遇难孩子的家长被统称为“12·8的人”，这标签压得他们至今无法从极寒中解冻。作者/MR那个人 编辑/王崴





2010年12月，克拉玛依人民广场，清冷死寂，只有白色建筑物上“友谊馆”三个大字红如烈焰。时光回溯到1994年12月8日，那天，这里灯火通明，一场规模宏大的文艺汇演正在举行，台下坐满了中小学师生，共796人。18时20分左右，舞台纱幕被光柱灯烤燃，火势迅速蔓延至剧厅，各种易燃材料燃烧后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由于馆内很多安全门紧锁，恢弘的“友谊馆”变身巨型“焚烧炉”，终酿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的惨剧，死者中288人是学生。





这张照片所拍摄的班级便亲历了那场灾难，其中许多孩子不幸遇难，与家人阴阳两隔。





288名娇嫩可爱的男孩、女孩，被集体埋葬在冰冷的克拉玛依小西湖墓地。





坟墓旁的杂草里，丢弃着破旧的玩偶，也许它曾是某个遇难孩童的“宝贝”。





烧纸池被修建成心形，里面仍残存着灰烬。





又逢“12·8”，如往年一样，家长冒着酷寒前来祭奠自己的幼儿。





父母给孩子带来“学生奶”。尽管如果孩子活着，都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但在父母眼里，孩子永远定格在了小学初中的年纪。





孩子的突然离去，成为家长们一辈子无法解开的心结。现年54岁的张永琴失去了儿子陈伟。患有糖尿病的她每天要注射3次胰岛素。她一直在抱怨自己为什么在儿子走的前一天要因为考试成绩不佳而打孩子。出事当天，她为陈伟包了一顿他最爱吃的韭菜肉饺子，然后送他去友谊馆参加演出，谁知一别竟成永远。她总是有这样的幻觉，要是儿子还在，也有27岁了，也该结婚了吧。





陈伟的墓碑。失去孩子后，许多家长都选择再次生育，但现在两鬓斑白的他们正承受着退休后养育幼子的沉重负担。张永琴和丈夫陈国平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现年12岁。陈国平每个月出去打工，靠挣来的800多块钱给小女儿交补习费。“现在养一个孩子和过去养伟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早知道如此，我们宁愿当初不再要孩子。”“12·8”也是陈国平心中不能提及的痛处，他说，我们的精神支柱被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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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岁的史忠福抱着大女儿史玲（右）和小女儿史姗铭（左）的照片。只是，史玲永远定格在了烂漫的10岁。大女儿走后，史家夫妇从各方渠道收集她的各种片段，制成光碟，想女儿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近些年，他们越来越不敢看，看到女儿像活宝一样唱歌跳舞，就像一把利剑插进他们心里。





史玲墓碑。2010年“12·8”当天，史忠福在晚上18时20分默念女儿的名字，愿她在天堂快乐。除相思之苦，史忠福亦通过司法渠道、信访渠道等方式想得到孩子的《因公牺牲证》和《死亡证》，他认为孩子们至今“因公牺牲”得不明不白。





55岁的田学英想着再次生育遭受的痛苦就泪流不止。由于遭受了丧女的巨大打击，田学英内分泌紊乱，没有了例假。为了生孩子，40岁的她在北京、廊坊、成都看过病，怀孕6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住院，在手术台上大出血，差点死掉。大年三十的时候，别人都回家了，她一人在医院住院。后来田学英离了婚，现在独自带着艰难生下来的女儿。田学英对自己这十多年的生活就说了一个字：累。





田学英女儿齐甜甜的墓碑。





59岁的唐玉英拉着6岁丫头小甜的手。小甜是唐玉英从亲戚那里抱养的孩子，小甜喊唐玉英“奶奶”。由于与孩子的年龄悬殊过大，不了解情况的外人往往会以为“12·8”家庭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生活。目前，唐玉英的养老金是3000元，由于物价飞涨，加上要养活开始需要教育投资的丫头，她只能跑到很远的菜市场去买最便宜的菜，或者到超市淘处理的东西。她说，丫头养大了，可能我也不在了。





唐玉英的女儿张晓靓的墓碑，遗照无存。





59岁的李惠手捧女儿的遗照。她在大火中痛失9岁的女儿何欢，5年后又因车祸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丈夫。目前，她一人带着17岁的女儿何佳美惠。丧女、丧夫的打击，令李惠头发早早花白，并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一个月2500块的养老金令她捉襟见肘，她只买个头最小的橘子和西红柿。女儿特别懂事，主动放弃了考高中的机会，上了幼教的中专，她想早一点工作帮母亲分担。





李惠的女儿何欢的墓碑，经历十几年风吹日晒，女孩儿的样貌已不可辨。





2010年12月8日这天，51岁的徐红在健身房跑步。她不是为了锻炼，而是想借此忘记。晚上她和朋友喝过酒，在石油学院哽咽地走了10多圈，脑中却还是如过电影般闪现女儿的身影。徐红说：“就是过去100年，只要我眼睛睁着，这个事情就会在我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她在一夜失眠后，给友人写下这样的短信：一杯清茶，整夜未眠，一段往事痛苦不堪，原本坚强的我再一次让你看到了我的脆弱。“12·8”是我心中无法解开的心结。





徐红的女儿胡小月的墓碑。徐红说，她怕自己得抑郁症，所以在老年大学里学习唱歌、写诗词，还时常练习瑜伽和健身。徐红的养老金约2500元一个月，每个月她要拿出800元供读初中的二女儿补课。





这座位于乌鲁木齐明园西路的6层住宅楼被外人称作“12·8楼”，楼里住了50多户因94年大火丧子而从克拉玛依搬迁过来的家庭。这些家庭在90年代末期花了大约8万元买下这套原本以为可以忘却苦痛的房子。而当时，每户家庭得到了7万元的抚恤金。





克拉玛依人民广场，三百多盏白色的灯在广场周围亮起。广场上的每一盏灯代表一个在大火中逝去的亡灵——大灯是老师，小灯是学生，单独的小灯是男孩，两盏挨在一起的是女孩。由于遇难者家属强烈要求保留友谊馆前门，前门经过整修与刷白留存至今，其它地方则全部炸平。至今，克拉玛依人民广场上没有任何关于那场火灾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