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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屋顶”掀起窃听风暴 “不能指望美国主动放下监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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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6 05:2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神秘屋顶”掀起窃听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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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于冬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盖伦  
2013-11-15 09: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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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听门”又让美国国务院陷入尴尬境地。 (何籽/图)


德国媒体证实,美国国安局在中国北京、上海、成都、香港和台北设置有监听点。


“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决策层的意图需要高度关注,军事动向、军工科技和意图也是最感兴趣的内容。”


美国利用的是大数据技术。通过现代的数据挖掘手段,像沙里淘金一样,对数据进行清洗和抽取,找到有价值的内容。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项间谍行动曝光,让多国领导人坐立不安。

“这个代号为‘特等舱’的项目,在全球约80个使领馆动用了秘密监控设备,美国还监听了全世界35位领导人的通信。”2013年10月30日,德国《明镜》杂志最先披露新一轮“监听门”,北京、上海、成都、台北和香港这五座城市也位居“监听榜”。

美国对外监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这些特工手段的监听,技术界过去也能猜测到,斯诺登只是揭开了窃听的面纱。”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宁家骏说。

国家机密和公民隐私在不断泄露,不安也开始在世界蔓延。

“对华监听小组”在行动

从柏林、特拉维夫、马德里、莫斯科、斯德哥尔摩,一直到南半球的巴西,世界的目光,聚焦于“神秘的屋顶”。

“美国和澳大利亚驻亚洲使馆充当了华盛顿秘密搜集电子数据的枢纽,美国驻外使领馆的房顶上,总会出现一处‘白盒子’。”德国《明镜》周刊揭露说。

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要求美方做出澄清和解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政府官员也表示不满。

如今,每当经过北京城东部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不少人会驻足而立,观望一座方形大楼上方的白色“阁楼”。南方周末记者观察发现,这栋被德国媒体冠以“白盒子”的阁楼,没有窗户,外表只覆盖着一层金属色的材料。

“如果确实找到证据,证实这个(白色阁楼)是谍报性质的装备,那美国就违反国际法。”宁家骏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目前尚不能从技术上确认白色“阁楼”的真实用途。

“金属色的外衣很可能是通讯天线,‘特别收集部门’(SCS)特工的办公室很可能就设在这些没有窗户的阁楼里。”英国知名记者邓肯·坎贝尔受《明镜》周刊之邀,对美国使馆屋顶上的“白盒子”进行评估,他曾在1976年揭露英国情报部门“GCHQ”的窃听丑闻。

坎贝尔认为,美国部分驻外使馆屋顶上类似窗户的凹进结构并非玻璃窗,而是某种特殊的“介质”,即使微弱的无线电波也可穿墙而过。不过,这层“特殊介质”的外表均被涂料掩饰,与周围的砖石浑然一体,很难被所在国的反间谍部门发现。

在美国国安局内部,设有专门负责通讯监听的“特别收集部门”。德国《明镜》周刊披露,监听人员大多深居驻外使领馆内,以外交官身份做掩护,享有外交特权,他们能够方便地窃听情报,却降低了被捕的风险。当然,窃听行为并不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保护范围之列。

“情报界其他部门无人能去的地方,无法得到的情报,他们却能来去自如,手到擒来。”2009年,美国出版的《秘密卫士》一书,也证实了“定向获取行动办公室”的存在。该书还透露,2007年,美军对伊拉克“斩首行动”中,美国国安局将“树桩探测器”(Stumpcursor)软件植入伊拉克通讯系统,轻易获取一百多名反美武装分子的身份和方位。

网络窃入?美国特工为其取名“网络资源开采”(CNE)。

“定向获取行动办公室”规模庞大,有一千多名军方文职工程师。《华盛顿邮报》披露,一旦发生战争,特工们摇身变为“网络战士”,负责摧毁和破坏对方的电脑和电信系统。

谈及网络战,外界更为熟知的是“美国网络战指挥中心”,其总部也在米德堡,实际上它的总指挥,正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将军兼任。

南方周末记者综合多方信息得知,美国国安局的所谓“特别收集部门”包括“定向获取行动办公室”(TAO),该办公室设有“对华监听小组”,专门负责对中国的互联网、电话、电报等进行全方位地监视。

自1997年组建以来,“定向获取行动办公室”主要负责监听恐怖组织、对美间谍活动、各国发展弹道导弹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也针对中国窃取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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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5日,北京朝阳区,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顶部的白色“阁楼”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遭遇中国方言

监听中国,美国军情机构似乎向来情有独钟。斯诺登公布的绝密文件《国家情报优先框架》名单中,美国国安局把目标国按照兴趣程度划分为5级,中国被列为最高兴趣的1级,享受同等待遇的还有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朝鲜和阿富汗。他们喜欢窃听哪些机密内容?中国“领导层意图”位居1级。

“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决策层的意图需要高度关注,军事动向、军工科技和意图也是最感兴趣的内容。”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信息安全人士分析,美国国安局假如对中国的电话系统进行大规模监听,可能比窃入互联网更富挑战性。

学术界通常认为,中国语言大约有18个方言群,衍生出298种“活语言”,这些活语言的变体则有3000种之多。面对千变万化的中国“方言”,美国国安局需要一支为数众多的语言专家团队。美国《航宇日报》稍早前透露,五角大楼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发“理解特定方言的自动翻译机”。

多种迹象表明,通过学术或商业手段,美国情报机构企图获得多种方言的语音数据库。大概在2009年,美国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曾试图购买某种语音识别系统,遭到北京一家科研机构的拒绝。

语音数据库同基因数据库一样,也被多国认为关乎国家安全。无论是情报界还是学术界,这种囊括各种方言的语音数据库,都被认定属于战略性资源。《华尔街日报》网站2013年6月26日透露,美国语言学家史蒂夫·汉森和凯伦·帕克正在招募志愿者,希望能派人深入中国各地,记录下全国2862个县、34个省份的语言和故事。不过,他们对外声称是为“保护濒临灭绝的语言文化”。

走在实践前列的则是“乡音苑”工程。美国网站TeaLeafNation报道,2013年6月,以两名在外国出生的语言学者为首的团队,致力于中国方言数据库的建设,已拥有两百多名中国志愿者和会说中文的志愿者,他们录下朋友、父母、祖父母用方言讲的故事。

尚无证据确认,美国学术界打造方言数据库,与美国国安局的监听行动存在直接关联,但这足以引起中国对于国家安全的警惕。

监听中国电话通讯系统的哪些内容,外界至今依旧处在猜测之中。不过,从美国国安局对欧洲的监听行动可窥豹一斑。

“对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监听,它不仅仅是元数据,而是通话本身。美方的监听是分层次的,有海量的分析,也有重点的分析。”国防大学教授司光亚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受限于当前的计算机存储量和处理能力,无法将每个人的通话内容都记录并存储。因此,美国国安局对包括中国等国的监听,很可能也是“默克尔模式”——从海量数据中截获重点目标,进而窃听其通话的内容。

预留“后门”,赢得先机

“在窃听领域,美国处在绝对领先的位置,其他国家无法跟它相比。”司光亚说,美国国安局拥有顶尖的窃听装置,几乎可以窃听所有常用形式的通信:手机信号、互联网、无线网络和卫星通信。

驻外使馆建筑上的监听站,也只是美国庞大监听计划的冰山一角。《华盛顿邮报》透露,美国国安局监听系统至少有三处密码破译中心:位于海岛上的“夏威夷分局信号截取处理中心”,其它两处设在佐治亚州戈登堡、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郊外。此外,位于丹佛郊外的伯克利空军基地也设有语音监听站。

美国空军麾下,还拥有搭载监听设备的飞机“RC-135”,可随时升空进行机动监听。中国航空信息中心的资料显示,“RC-135”飞机配备有新型宽带天线,能够高保真地记录语音通讯,系统还能同步筛选有价值的信息,并将其传送回后方的分析中心,再由语言专家、情报专家进行深入的人工分析。

“美国国安局对中国的信息监控,最大的情报来源还是互联网,包括公开的微博、社交网站以及针对特定人士的电子邮件监控。”据信息安全方面的专业人士介绍,这些数据可以通过攻击破解商业网站服务器获得,也可以直接从部分商业网站索取。

201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就力推一项新法案,声称为配合对恐怖分子的监听,通讯公司有义务解密所有用户的数据。如果互联网公司拒绝合作,那么美国国安局“特别收集部门”只好自行“窃入”,特工们为此取了个颇为形象的名字——“肌肉发达”。

美国《华盛顿邮报》2013年10月30日报道证实,美国国安局已经潜入雅虎、谷歌的数据中心,还复制了它们传输的几乎全部数据。

“在物理层次上,现在互联网和电话网络最终走的都是光缆。”司光亚介绍,根据斯诺登揭秘的监听丑闻,美国将两百多根海底光缆上的数据包下载,再到服务器上进行解析。

“美国信息通信设备上有固有的优势,采用一些后门,设置监听站,直接在光缆上窃取。”宁家骏进一步解释。

大数据时代,谁预先留好“后门”,谁就将取得一场信息战的主动权。斯诺登泄露的机密文件证实,美国国家安全局正是一项操作系统“后门”的设计者。

位于犹他州布拉夫戴尔的美国国安局新数据中心,职能之一就是破解现有难以破解的网络系统。《时代》周刊描述,遇到防火墙或加密技术,特工们总是会勇敢地“破门而入”。

从现有技术来看,监听和收集民用通讯的难度不大,关键的技术障碍是,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有效信息、密码破译,以及反技术侦测——不引起所在国反间谍组织的怀疑。

“恋数据癖”?

“领导人的私人手机是否遭到监听?”是的。

2013年10月23日,得到安全机构的汇报后,德国总理默克尔怒火中烧,立即致电美国总统奥巴马。

柏林的怒火集中在巴黎广场的一处建筑上——美国驻德大使馆,它地处柏林核心地带,德国媒体称之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柏林间谍老巢”。从美国使馆步行进入德国议会只需十几分钟,站在使馆房顶,可远眺德国总理的官邸,能够方便截获当地的移动通信信号。

这股窃听风暴席卷整个欧洲,美国国安局在欧洲设有19处监听站,甚至连不问世俗的教皇圣方济各也未能免于监听。意大利媒体报道,2012年12月10日至2013年1月8日,在美国国安局监听电话记录中,就有涉及梵蒂冈教廷的电话。

“监视朋友是不可接受的。”手机算得上是默克尔得力的“政治助手”。通过手机,默克尔与基民盟党派成员、内阁同僚和顾问交流,她还迷恋手机短信,偶尔向支持者发送短信祝福。年初,甚至有德国政府工作人员建议,是否要将默克尔的手机短信内容,纳入行政行为的一部分载入政府档案。

手机泄露了默克尔的哪些机密?

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负责监听默克尔手机的是美国国安局下属部门“department S2C32”(S代表“信号侦察”;2代表“情报采集和评估”;C32代表负责监听欧洲的部门)。泄密的监听记录显示,对默克尔最早的监听始于2002年,默克尔争夺总理候选人。稍近的监听记录是在2013年6月,奥巴马访问柏林前几周,美国特工对默克尔手机的活跃度标记为“A”,意思是很活跃。

“默克尔是恐怖分子吗?六七千万的西班牙人和法国人是恐怖分子吗?巴西石油公司里有恐怖分子吗?”最先踢爆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丑闻的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质疑。

庞大的监听计划似乎是费力不讨好。法国《世界报》援引美国国家安全局题为“西班牙,过去30天”的报告说,一个月之内,美国特工就收集了西班牙及法国各自超过6000万通的电话数据,内容包括电话设备序列号、号码、通话地点、通话时长等信息,却没有记录通话内容。

“就像爱好囤积报纸的老妇人,美国国安局患上了‘恋数据癖’,遇到什么就收集什么,遇到多少就收集多少。”美国独立安全研究专家阿什坎·索塔尼说。

跳动的电磁世界中,隐匿在外交代表机构内的监听者,依旧我行我素地轮班搜寻着“大鱼”。

“就像做一幅中国画,描摹出关键的几笔就是一个人,或者一座山。同样,从简单的通话记录就能描摹出通话者的身份,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中科院一名从事数据保密研究的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反恐”侦察中,第一个打出电话号码并与多人通话者,仅此就可以初步判断该人为恐怖组织的主要人物,或接近核心人物。

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互联网海量数据流中的“大海捞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塔尼雅·伯杰·沃尔夫认为,掌握大数据是有价值的,只要整合来自谷歌、脸谱等网络的信息,就可以拼凑起一份“很好的个人综合档案”:在哪里,做什么,什么样的性格。

如何从海量数据库中提取有效的信息,是科技领域久攻的课题。

“实际上,美国利用的是大数据技术。通过现代的数据挖掘手段,像沙里淘金一样,对数据进行清洗和抽取,找到有价值的内容。”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宁家骏解释,大数据的真谛是删除,而删除的真谛是不删除,也就是保留有用的东西。

当前,电话监听分析模型也已智能化。从斯诺登透露的信息来看,通常由专门软件将通话记录依据逻辑分为不同的组别,例如,越洋电话或者通话中,一旦出现诸如“真主”之类的敏感词,立即会被纳入反恐关照的对象。

窃听的“垄断市场”

规模庞大的监听之所以出现,既依赖于技术的进步,也受益于美国的经济环境。同其它高技术产业一样,通讯业市场有着趋向“垄断”的天然爱好。经历几次兼并潮,美国通讯产业如今只剩下“一个主导的搜索引擎,一个主要的社交网络和四个电话公司”,属于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

这为监听计划提供了行业便利。20世纪90年代,美国情报机构几乎无法选择合作的对象,仅美国境内就有几百家互联网公司在混战,他们的实力旗鼓相当。执行监听计划的风险还在于,随着这些中小公司的起起落落,监听项目也可能随之一起沉没。

权力与市场都有“集权”的嗜好,国家安全领域更是青睐技术市场上出现“垄断”。

多年来,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推动通讯行业“大鱼吃小鱼”。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就是国家安全局和五角大楼的合作伙伴,除协助进行无线窃听,它还经营多项国防部项目,包括洲际弹道导弹的预警系统,以及在内华达州的核试验室。美国《商业周刊》对此讽刺,“这些工程不是由高额税收就是由(民众的)高额电话账单支付。”

根据斯诺登泄露的一份预算文件,2013财年,美国政府投入国家安全局的预算是108亿美元。2001年“9·11”袭击后,步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的后尘,国家安全局的监听业务迅速扩展至全球。唯一能与其相提并论的是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后者主要负责破译密电。

监听的雪球滚至今天,美国国安局的监听规模之大,人员之众,收集情报之多,已到了让监听项目无法继续隐身的地步。尽管特工们一再被告知,“倘若监听行动被发现,将会给美国与被窃听的外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造成严重伤害”,绝密的监听行动最终还是暴露了。

“老大哥真的在看着你。”乔治·奥威尔反极权主义小说《1984》中的一句话,成为“窃听门”之后的流行语,监听丑闻撕裂了美国社会舆论。

继2013年6月的针对互联网的“棱镜”曝光之后,“监听门”又让美国国务院陷入尴尬境地:默克尔在欧盟峰会上声称,美欧需要“重新建立信任”。得知遭窃听后,巴西女总统罗塞夫推迟访美计划。在全球多国政要中,只有印度总理辛格是为数不多的“淡定者”——他从不使用手机。

“在国外,它的情报搜集行为越过了各国所能容忍的底线。在国内,监听面临公民隐私权的争议。”司光亚认为,内外交困,美国国安局的监听项目处在十字路口。

继续监听,还是放弃?奥巴马政府骑虎难下。

“我们一直在努力,也有一些应对方案。”宁家骏认为,不能指望美国主动放下监听计划,加强自身的防监听能力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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