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之子：红二代无足轻重 我衣服不过百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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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之子：红二代无足轻重 我衣服不过百元

文章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于 2013-11-06 15:46:01

中共开国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因为公开向文革中遭到批斗的老师道歉而名声大噪，成为近期舆论关注的焦点。日前，陈小鲁接受媒体采访，自述红二代已达成不论时政的默契。然而对中共当下发起的意识形态战，乃至习近平上台后推动的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陈小鲁仍道出了不少自己的内心观感。



陈小鲁

陈小鲁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时，就当下中共官方屡屡抛出的“西化分化”论调表现得很是不以为然。他反驳说，你要说人家化我们，那是当然，我们还想赤化全球呢。这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吗？我认为不是，恰恰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西化”无非是强调民主自由，对反腐败和保障公民权利更有利，而且我们也不同意照搬西方，也照搬不了。

自今年5月份起，中共官方外围媒体率先发难，挑起反宪政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论战，随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炮声”此伏彼起。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8·19讲话警告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性之后，官方直指敌对势力的论调有增无减。8月27日《解放军报》在一篇评论员文章中即明确宣称，“当前，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容易侵蚀官兵的思想；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容易销蚀官兵的理想；各种社会矛盾和消极腐败现象，容易动摇官兵的信念”。而在近期盛传的一部军方宣传片中，美国的“西化分化”图谋更被具体化为五条战线的缜密渗透。

陈小鲁近期之所以备受媒体舆论追逐，起源于8月份的一纸向文革中受到批斗的老师道歉的书信。陈小鲁近期一直在鼓吹反思文革，得到不少支持者的响应，当然也有左派人士不满其言行。

陈小鲁解释说，我们的反思有现实意义。清算了文化大革命，怎么去消除文化革命的基因？消除民众当中的暴戾之气？官员暴力执法，百姓暴力争斗，更可笑的是知识分子网上吵架到公园约斗，匪夷所思，都是知识分子、教授，君子动口不动手。

这里提到的知识分子公园约斗显然指2012年7月份的那一幕。当时自称“新左派”、新浪微博名为“吴法天”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发微博称引起什邡群体事件的钼铜并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微博名为@此是燕云的四川电视台记者周燕就此与吴法天展开一场骂战并约好时间地点见面。二人在北京朝阳公园碰面后，吴法天疑遭众网友推倒在地，脸部被打出血。知名新闻时评人五岳散人（原名姚博）、异见艺术家艾未未均身涉其中。吴法天随后诉苦到这是“文革式的一幕”。

至于以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为名的整风运动，可能是习近平上位以来规模最大的政治动作，然而这项由中共7大常委两次离京亲自督战的政治运动收效如何，外界观感不一。陈小鲁说，群众路线当然是好的，但是必须真正发动群众。“现代社会不能权力集一人之身，否则就是安危系于一人之身，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很危险的”。他提议中共领导带头公布财产，“习近平他们也没多少财产”。

陈小鲁直言目前的红色后代处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人也不多，都是七老八十的了”，“领导都敬而远之，老百姓也不买你的账。过气了，你要知道自己的位置。”

他说，红二代从建国以后，除了在文化革命的10年，不到10年，5年期间，他们处于一个低谷，剩下时间都是处于优势地位，那老百姓就会有意见。打天下坐天下，老一辈有功劳，后代有什么功劳？为什么就是你处于优势？

“我的衣服都不超过100块钱的，我并没有什么珠宝古玩，所以我不怕人家说什么。再一个，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管好自己就完了。”

附：陈小鲁专访文（有删减）

最大的维稳是树立法律的权威

人物周刊：在道歉的前一晚上，你专门读了《五四宪法》，为什么？

陈小鲁：因为我要准备一个发言嘛。说句老实话，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对《五四宪法》毫无印象，其实我那时候也20岁了。

我们讲政策，没有讲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一脉相承的。我说文化革命的最大问题是违宪，党内矛盾永远有，今天有、明天有，干群矛盾、官民矛盾也是永远有的，中国有，外国也有，我们要总结的就是坚决树立宪法的权威。

人物周刊：这个想法你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陈小鲁：1986年我在搞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时候，就产生这个想法。宪法是一种社会契约，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很隆重通过、宣布的，那么就应该成为制约任何社会组织、个人的行为的准则。有什么矛盾在宪法、法律基础上解决，不能法外解决。我们搞维稳，最大的维稳是什么？就是树立法律的权威。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对于校领导被批斗和劳改负有直接责任？但是你当时没有打人，据学校老师讲，你还保护了很多人。

陈小鲁：这就又是一个误区了。什么叫批斗领导？把领导揪到台上去，低头认罪，这本身是侮辱人的尊严的，这个事就是违法的，宪法讲人身自由神圣不可侵犯。

人物周刊：那文斗呢？

陈小鲁：文斗也是不对的，凭什么斗人家？当时没有这样认识，现在提高到这个角度上来了。

人物周刊：你当时是学生领袖，有人说，那应该说是一个领导责任。

陈小鲁：对啊，我为什么要道歉呢，就是代表大家道歉，不能搞人人过关。我们党为什么要出历史问题决议，因为你是一个组织，党组织必须站出来说话。

但是我讲的道歉，有分寸的。我讲了两条（组织对北京市教育系统领导的批斗；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对武斗制止不力），我对这两条表示道歉。我并没有承担打人的责任，谁打人谁的责任。但是我们的造反破坏了学校正常的秩序，我只对这个问题道歉。

人物周刊：对学校老师的愧疚，四十多年来在内心里都是困扰、心结？

陈小鲁：应该说是困扰了。因为什么？我们学校如果不死人的话，还行，关键是死人了，学校书记自杀了，这个责任是大了。我是愧疚的，其实当时也可以不关押，把他放回家不也可以吗？

人物周刊：道歉后心里的包袱放下了一些？

陈小鲁：也可以这么说。我反复说，道歉不是最近才开始做的，在文化革命中我们就有反思。音乐堂批斗北京市教育系统干部，是8月19号，出现学生打人我才成立了“西纠”（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这是我第一次（反思），也是从革命到保守的转变，以后可能就成逍遥派了。

我现在有点担心，我经常举例子，就2011年反日游行当中出现了殴打日系车主的情况，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但更可怕的是，为什么大庭广众之下没有人制止？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句话？跟文化革命是一样的，是一种群羊效益，恐惧在群众当中，你不敢出来制止。很多人并不见得认为打人对，但是有一群狂热分子，尽管是少数人但威慑了所有人，这是最可怕的。

我认为一定要让群众认识到打人是违法的，作为一个公民，他的自由、他的人身不得侵犯，是神圣的。你作为一个公民有义务去保护其他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你放弃了义务旁观，你就有罪。这件事眼睁睁就在我们身边，时隔不远。

人物周刊：以你的经历来看，不去制止暴力的人，缺什么呢？勇气？

陈小鲁：就是缺勇气。当时那个环境，群众狂热的劲头，他担心自己挨打，所以我说是人人恐惧的年代。这种恐惧还在不在？还在，特定时间还会出现。

而且说句老实话，我不满意的就是官媒对此事的处理，轻描淡写地就解决了。那不行，一定要有明确的态度，否则就等于纵容。尽管后来判了那个人，但是要宣传，因为下次还有游行。执政党一定要态度鲜明。

消除暴戾之气

人物周刊：不光中国，很多国家政治运动过后，一些人逃避，给自己开脱，理由就是大环境的错误，我自己左右不了。

陈小鲁：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所谓趋利避害就是一种人性恶的一个根源。你说要承担责任你怎么办？是不是要做出赔偿呢？你本来事业很辉煌，主动承认这个事，你在政治上（会受影响）。

人物周刊：你个人有没有受到压力？会有人说不要再讲，有这种压力吗？

陈小鲁：应该说没有。中国有一个“人情大于政治”，认识我的人，不赞同我的想法不会跟我讲的。咱俩关系不错，你的事不是做什么坏事，道个歉，没有为别的事情。一般人讲你何苦呢？都47年了，还要说，你出什么风头？

人物周刊：有人质疑你是出风头？

陈小鲁：有。你领什么风？跟什么风？还有说你要道歉，那你爹也得道歉。他不知道我爹道过歉，我父亲62年对知识分子行脱帽礼不就是道歉吗？共产党都道歉过，决议就是道歉。

人物周刊：有说法觉得，陈小鲁出来道歉，跟他本人和他家庭在“文革”中的表现有关，没打人，陈毅元帅抗争过，所以没有太多负担。

陈小鲁：也有这个情况，我可能比较超脱一点，卷得不那么深，但是我并没有那么想。当天我们道歉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批斗北京市教育系统的批斗会是我组织的，但是温校长提到的时候，我立刻就说是我组织的，道歉就是要真诚一点，对吧？因为我们这个岁数了，我又不是为了道歉想出名，你说我不讲行不行，不讲可以。

其实文化革命中，我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领袖，我又没有参加过红卫兵，但是我用红卫兵的名义做过事，比如说解散民主党派，比如说成立“西纠”。

人物周刊：现在对“文革”反思很多，对当时的历史事实也有认定和评判。但是放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人都很狂热，理智和判断不能起作用。

陈小鲁：所以要树立法律的权威。2011年反日游行和当时有点像，人不一样，我们都六十多岁了，游行的也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什么和“文革”时一样呢？我们的反思有现实意义。清算了文化大革命，怎么去消除文化革命的基因？消除民众当中的暴戾之气？官员暴力执法，百姓暴力争斗，更可笑的是知识分子网上吵架到公园约斗，匪夷所思，都是知识分子、教授，君子动口不动手。

人物周刊：之前已经零星有一些道歉，八中老三届同学会道歉引起很大关注，不过很可能这个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陈小鲁：那不管，过不过去，我们并不想以此来改变社会或者是怎么样。要振臂一呼，要八方呼应，都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多少同学会，我们提到毛主席了吗？没有，提到“四人帮”了吗？没提。我们只是做自己的事情，社会上有这么大反应我们没料到，要冷下来是肯定的。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高速运转，一个东西爆发大家都关注，很快就有新的东西出来了。我们还继续，把校史博客搞完就差不多了。

公民要有自主意识

人物周刊：暴戾之气从哪里来？文化的还是革命的？

陈小鲁：是人性，一到乱世人性中的恶就会发作，大规模社会动乱，抢、杀，农民起义的破坏力极大，文化革命也是一样。文化革命前本来有很多规矩、纪律，社会有秩序，有老师、有校领导、有公安，全部取消，就把你放到一个绝对自由（的情境下）。除了毛主席高高在上，下面没人管，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办事，一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战斗队。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公安局不进学校，那意味着什么呢？学校没人管，爱怎么样怎么样，打死就打死了。

人物周刊：政治领袖之下就是群众，中间没有机关、政治团体？

陈小鲁：对。毛主席有一个理想主义化，他就想社会扁平化，他看到了政府、干部队伍有点官僚主义，社会走向等级制，就想打破这个。当然毛主席搞文化革命有种种因素，但这也是他的一种考量，一种政治理想。采取的措施首先是放开让学生成立组织，犯大忌，但是他有这个气魄，成立还支持，造反有理，群众专政。

人物周刊：按照那个时候的理解，“扁平化”就是民主？

陈小鲁：我们现在做一个历史分析，毛主席当时有一个想法，但是做过了，搞大民主，不应该搞大民主，上面一个领袖对着下面亿万群众，最后没办法就把党组织搞垮了，制度搞垮了，军队请出来了。其实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有正常的渠道去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就够了。

扁平化是要减少层级，就是针对阶层固化，但要慢慢来，它要生活水平的提高，要公民意识的增强，要社会开放才能做到扁平化，包括信息社会的发展，当时是做不到的。过去权力过分集中，应该放权给老百姓，让老百姓更多地了解和参与国家大事，这就是一种扁平化的过程。

人物周刊：有学者认为，群众为什么突然就被发动起来，因为社会上、政治上只有一种声音，知识分子等在“反右”时候打掉了。

陈小鲁：有这方面的问题，只听到一种声音，就容易狂热。如果当时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社会，有人会反对你。

人物周刊：民众在历史当中尤其是在新中国，到底是什么地位？上面有一个号召大家就起来了，人民群众自己的思考在哪里？

陈小鲁：公民要有自主意识，要有主人翁的意识，我是国家的主人，我要能够批评领导，要能建议，所以任志强说批评政府是爱国，我认为他讲的是对的。“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这个是非常朴实的语言。我们要创造人人都来为国贡献，人人都自主，大家都自己管好自己，发展社会组织，不让政府操心，等于说社会有一定的自治能力，要启蒙，要关心国家大事。

既然我们有不同的观点，能不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让大家都说话？有人问我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很简单，像井冈山，朱老总挑粮，毛泽东和战士是一样的伙食。共产党的力量就在这。是不是有点乌托邦？最简单的问题，我给中央写过信，“少封路不封山”。其实老百姓对当官的要求不多，中国还是要求明君清官，人家承认你权威、领袖，你特殊一点没关系，但是顾忌一点老百姓，讲点平等，尊重一点老百姓，就都解决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现在搞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陈小鲁：群众路线是应该的，但是现在还应该真正发动群众才能搞好群众路线教育，就是让老百姓知情、参与。现代社会有几条是一定要的，一个是权力的制衡，不能权力集一人之身，否则就是安危系于一人之身，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很危险的。第二个是群众参与，老百姓生活、文化水平提高，眼界开拓，他就要参与公共事务，应该开拓渠道。

现在要求公布财产，梅德韦杰夫说这个事情都是各国的惯例，没有特殊的，中国特殊了。《环球时报》还要说，公开是对的，但是在中国往往会被利用。被谁利用？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公布。关键是什么？确实形成了权贵阶层，他们非法占有了很多资源。当然了，我也同意不要贸然公布，中央带头，领导带带头，因为习近平他们也没多少财产，作出样子来，慢慢来可以。比如说新提拔当官的公布财产，老了就算了，退休就算了。

人物周刊：新人新政策？

陈小鲁：对啊，提你当处长了，你把财产先在党内公布。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怕原地不动，不能背道而驰。

人物周刊：说到权力制衡，你怎么看党内民主？

陈小鲁：按党章办事，该开会开会，该做决议做决议，有些决议要公布的，不能不承担政治责任。

人物周刊：现在的干部群体好像“唯上”一点。

陈小鲁：有这个倾向，就是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你升官的是顶头上司，有个性、有一些意见的干部往往都要靠边站。任用制度问题，还有待遇，你的待遇相差很大，大家只好往上爬，过去年代，处长、司局长都差不多，甚至一些老处长比局长工资高。

父辈的政治理想

人物周刊：陈毅元帅对你的教诲和影响是什么？

陈小鲁：他给我讲大道理，为人民服务。他对我很宽松，不要求你的学习成绩，及格就行，不要求你入党入团，都没有，他就是讲你要为人民服务，你要克服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你要平等待人，就讲这个。

有时候他会注重我们语文方面、文学方面，因为他喜欢诗词，比如他看到一首诗，说你念一念，他让我念《北国风光》，我那个时候才四年级，当时念不下来，也不太懂，但是我哥懂，他就讲。

人物周刊：你好像曾经提到陈毅元帅不同意你和兄弟从政？

陈小鲁：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当年还没有到从政的时候，还在中学。只是我大哥要学文，我父亲不同意，学文不是从政。我父亲对我来说很宽松，对我大哥我不知道，第一个成绩要及格，不及格老师要找的，我四年级就曾经不及格。第二个，政治上没有要求，比如必须入团，我入团很晚，64年下半年才入团的，入党不用说了，我中学没有入党。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做人的大道理：为人民服务，不要搞特殊化，要尊重群众，我的功劳都是人民给的，党给的，跟我都没有、跟你就更没有关系了。

人物周刊：有的干部家里会有意识地培养政治素养。

陈小鲁：也可能有，有的会知道很多事情，有的干部子弟知道比较多，经常听他说，我们就怀疑他能够看到文件。但是不是有意培养不一定，也可能家里管文件管得比较松。

人物周刊：你怎么定义红二代？

陈小鲁：红二代就是父母打过仗的，扛过枪的，一般红二代还是指高级干部，职务高一点。红二代就是老革命的子弟，至于个体来讲，差别很大了，有的后来就是普通工作人员。红二代现在基本上都退了，也有的还在任职。红二代当了高官的，还是少数。

人物周刊：毛泽东时代的“红色”在你身上还留存多少？

陈小鲁：毛主席当时讲阶级斗争，强调传统教育，传统教育还是对的。当年我们上团课，一方面讲阶级斗争，一方面讲人生观，封建阶级就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资产阶级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产阶级就是应该为革命而学习，这是人生观教育。阶级斗争是党的政策教育，这两个是有区别的，阶级斗争就讲过了。

人物周刊：父辈的政治理想，作为红二代，你觉得有传承的责任吗？

陈小鲁：当然有，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也是共产党员，这是一脉相承的。

人物周刊：传承的内容就是共产主义？有没有包括怎么达至共产主义的一套路线？

陈小鲁：那些就根据现在讲的，要争取平等，现在收入差别比较大，阶层比较固化，要打破这个层级，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是一个内容。实现民主，就是要加强公民的参与，毛主席说，你们都要关心国家大事。共产主义是个远大目标，将来从按劳取酬到按需分配，是一个很大的差距，不能说遥不可及，但我们这辈子可能完不成，再过50年、100年也不见得能够完成。毕竟能够比较接近这个目标，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和谐的社会，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目标。

人物周刊：红二代对父辈的政治理想应该是怎样一种态度？是完整地接受，还是可以实用主义地变通？

陈小鲁：我不懂你说的变通指什么，大目标是不能变的，具体走什么道路上当然可以。总的向平等、民主、自由的方向前进。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觉得差别不大，一样受穷那也不对，邓小平提出少数人可以先富起来，到了一定时候就要缩小这个差别，现在这个差别比较大，也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要利用国家的力量来缩小差距。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权贵资本主义”？

陈小鲁：这个词一般地讲，大家都懂，当官的、有权的，但是你要真正做社会分析的话，那就要很清楚地去描述。现在是不是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阶层？恐怕还不能这么说，但是有这个倾向，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贪官动用公权力谋私利，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研究的，究竟是不是形成了权贵。

人物周刊：红二代也会涉及这个问题？

陈小鲁：大家都会思考的，关于权贵阶层，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一般他们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定义是不是形成了，中国现在的阶层状况是怎样的，这个还不一定，笼统地知道在中国语境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很准确？你要描绘他的财产、他的权力，要划清这个边界，不能说干部都是，就又回到文化大革命了。

人物周刊：红二代身份有尴尬的地方，取得了成绩，有人说你是红二代；犯了错，也会联系到你的身份，你会感到这种困扰吗？

陈小鲁：这个无所谓的，关键你违法没有，你是不是通过什么权力去谋私，损害了别人或国家的利益，这是主要的。社会上的评论，你不是红二代人家也有评论，富二代、官二代，只要你成功人士，后面总有人在说你的。富一代人家都讲，说你有原罪，也确实，你真要不突破一些条条框框发不了财，怎么突然就搞了几个亿几十个亿，他不找几个人支持他，不从银行找找关系？

红二代从建国以后，除了在文化革命的10年，不到10年，5年期间，他们处于一个低谷，剩下时间都是处于优势地位，那老百姓就会有意见。打天下坐天下，老一辈有功劳，后代有什么功劳？为什么就是你处于优势？

人物周刊：你会受到这个困扰吗？

陈小鲁：我不会，第一个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你看我这个衣服，我的衣服都不超过100块钱的，我并没有什么珠宝古玩，所以我不怕人家说什么。再一个，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管好自己就完了。

人物周刊：对于子女，你会怎么去要求他们？

陈小鲁：那就是做个好人就行了，别偷别抢，自食其力，我并不要求他怎么样，像我儿子，他现在就是个体户，既没有到国家机关当公务员，也没有到国企当什么干部，他就靠他自己的力量。

人物周刊：如果他要从政呢？

陈小鲁：如果是他的选择我当然支持，关键是他的选择，不是我的选择，我不能代替他。我们一般不太管这个事，你说了他也不听，有代沟的。我们就是比较现实，我们的路就是自己走出来的，他要走他自己的路，我们能帮就帮他一把，帮不了就算了，不会刻意要怎么样。

红二代“无足轻重”

人物周刊：1986年为什么选择去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陈小鲁：第一个是有朋友推荐，我就觉得这个机会挺好，了解一下党中央的运作程序，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就参加了。

人物周刊：他们看中你的是哪一点？

陈小鲁：看中我在国外的经历和高干子弟的身份。

人物周刊：这个身份有什么帮助？

陈小鲁：没什么帮助。可能认为代表一方面的力量吧，其实也代表不了，红二代也不是铁板一块，可能在“红”字上大家情结差不多。

人物周刊：像你这样观点的多吗？

陈小鲁：我不知道，至少有一部分赞同。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流行的“西化、分化”论？

陈小鲁：你要说人家化我们，那是当然，我们还想赤化全球呢。这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吗？我认为不是，恰恰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西化”无非是强调民主自由，对反腐败和保障公民权利更有利，而且我们也不同意照搬西方，也照搬不了。

人物周刊：你跟其他红二代的交往是怎样的？

陈小鲁：比如最近到银川，就一大堆红二代，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诗词画展，我们到那去捧场，到红军当年三军会师的地方，瞻仰毛主席的足迹。

人物周刊：大家聊的话题很政治吗？

陈小鲁：不，不很政治，一般讲讲历史，这个事那个事。

人物周刊：即使是历史上，先辈可能也会有一些矛盾。

陈小鲁：也有意见不一致，但是大家比较平和。像我们这种人，你不谈，我也不说。我道歉这件事，确实有几个人跟我讲过，两三个人说，你写得好写得对，但是我们不方便公开场合讲。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有看法，何必挑头呢？我是这样的，与这些人交往当中察言观色，如果观点一致，愿意谈就多谈一点，观点不大一致，又愿意谈就少谈一点，谈总之不能伤了和气，你过分坚持我就不说了，我不是讲了吗？违心的话我不说，我不会去跟风，我就一条，我不说不行吗？

人物周刊：这次去银川聚会的人里面，有不赞同你为“文革”中的行为道歉的？

陈小鲁：肯定会有，谁也不讲，一样的，人情大于王法，我们之间的交情，我不同意你我不会跟你讲的，我同意你可以跟你讲。

人物周刊：你估计保留意见多吗？

陈小鲁：那我不知道，没人说这个事情，肯定会有，多不多不知道，但也有人公开跟我讲你写得好、写得对。经过我的解释他更明白，道歉不是为了跟风，是我们同学会的活动。

人物周刊：平时红色后代聚在一起谈时事政治吗？

陈小鲁：不会，特别是不谈现实的政治，谈一点历史是可以的，给现实政治谈得不多，要谈也是比较低层次的，谈谈下面有些什么问题，不去牵扯到中央的，也是一个自我保护，也可以说是对中央的支持。

人物周刊：等于说红色后代交往中会有一种默契？

陈小鲁：是，普通同学都会有默契，他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不会多说的，如果牵扯比较近的话就不会说。比如说美国登月是造假的，摄影棚拍的，那我们可以吵一吵。会议论一下哪个地方出了什么事，但是不牵扯到中央政治和国内的政治。

人物周刊：跟比较熟的人呢？

陈小鲁：熟的人观点一样，就谈得多一点，他可能主动找你谈，如果是陌生人的话你也不会去谈，如果你知道观点不大一致，大家在一块交往，你想我们也不是天天坐在一起，也不容易，半年见一次，肯定都是“身体怎么样啊”。

人物周刊：你觉得红色后代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是什么？

陈小鲁：无足轻重，人也不多，都是七老八十的了。

人物周刊：一些传言好像说得很有影响。

陈小鲁：什么影响？领导都敬而远之，老百姓也不买你的账。过气了，你要知道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