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媒称中国实行禅让制 “退位”说法让网上炸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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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媒称中国实行禅让制 “退位”说法让网上炸锅

文章来源: 南华早报
于 2013-09-09 09:43:33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些党内理论家和智囊团的学者认为，近年崛起应归功于中国政府善治，这一优良传统古已有之，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这一神话般的传统就是——自愿将「皇位」交给下一代。

　　自20世纪19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以来，巩固和维护中共一党制的合法性已成为中国领导人的首要任务。由于意识形态冲突不断加剧、社会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以及腐败现象丛生，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巩固一党专政的任务也更加迫在眉睫。

　　智库学者数年来苦苦探索各种解决之道。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新加坡模式，执政人民行动党始终坚持依宪制国和依法治国。或许中国也可以走日本式道路，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主要派系竞争的局面，恰好平衡了各既得利益集团。

　　但最近中共党内期刊《求是》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最近的权力交接制度很像其历史上的「禅让制」，而且事实证明这种制度很成功，因为在过去三任领导人在位期间，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文章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制度比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和位于中东、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世袭制更胜一筹。西方的民主制有缺陷，因为统治阶层更迭过于频繁，而世袭制就相当于终身制。这篇长文提到：「回顾历史，放眼世界，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近一百年来最成功的制度，也是世界范围内近60年来最好的制度。」中共的新闻网站cpcnews.cn和其他国有媒体，也刊登文章歌颂这种古代政治体制优点，并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民主统治形式。

　　「退位」一词现已引起了全国关注，引发了各界学者、媒体以及成千上万网民的激烈讨论。由于王朝统治历史悠久，有人认为中国人期待的是开明的仁君，而不是个人自由。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将皇位传给有智慧的人而不是其继承人的退位制，就自然而然被奉为上上策。

　　传说这一做法始于大约公元前2850年至公元前2070年间，尧帝将皇位传给舜帝，之后舜帝又传给了禹帝。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三位皇帝可能代表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在向封建家长制过渡时期，他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阶级统治制度。历史学家表示，唐朝的黄金时代（618-907）和宋朝的鼎盛时期（960-1297）也曾采用退位制。这两个时期是中国的复兴时期，当时的中土之国以其飞速的经济发展，辉煌的艺术成就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名震四方。

　　但很多分析家和微博用户对此说法不屑一顾，认为这反映出当权者的思维模式，就是试图通过古代传说将其统治合法化，而置全球的趋势于不顾。一位微博用户说：「退位就是一国之君，如皇帝让位。这一封建制度怎么能够应用到现代社会呢？」

　　美国杜克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刘康说，退位或在统治精英阶层内部的权力交接「反映出中国领导的想法，他们既是古代中国帝王制的接班人，又是实际意义上中国经济的共同拥有者和管理者」。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喜根称，这种说法「实在太有创意了」，文章作者居然将中国的领导层更迭看做是某种形式的退位，可能试图重新解读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权利交接来增强其合法性。李喜根指在过去的六十年中，中国政治体制中从未出现过「退位」的迹象，「没有哪位国家领导人自愿让位他人（这是字典对『退位』的定义）。」事实上，近些年的权力交接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无休止的残酷内部斗争。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领导换届一度历经艰难。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直至1976年逝世才退位，未在有生之年把手中职权交给他选出的三位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邓小平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他试图根据任期和年龄限制，推行强制退休制度，从而取代领导人终身制。邓小平的确是在辞世前离任，但由于政见不合罢免了既定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之后，邓小平挑选了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人，胡锦涛成为第四代领导人。但在1997年逝世前，邓小平继续执行其无可争议的权力。在2002年的第十六大上，江泽民让位给胡锦涛。这是自中共成立以来首次有序顺利的权力交接，没有出现帝王般的强人。胡锦涛在去年十一月召开的十八大时让位给习近平。

　　但是尽管许多古代的制度下，皇位是通过退位传给了下一代，但历史学家称，继任者多数都是强取豪夺。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中国，领导人的权力交接证实了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的一句话：「只有在强权的威逼下掌权者才会退位」。

　　中国领导人采纳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精髓，却直截了当地排斥西式民主。

　　在一些分析家的眼中，最近的争论是对以西方为主导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一次道德与智慧的挑战。这符合习近平提倡的实现民族主义使命，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分析家称习近平想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大国在国际上寻求一席之地，从而推行中国与别不同之论。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曾锐生表示，这「与习近平所倡导的中国梦密切相关」。过去六个月以来，习近平通过与西方划清界限、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承诺重振中华民族往日的雄风等方式，极力塑造党的新形象。分析者说，最近的这种说词也反映出，在历经了过去十年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风云变幻后，中国领导人正变得越来越自信。

　　《求是》杂志上刊登的这篇文章，就把中国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与阿拉伯国家社会动荡、革命不断的状况作了对比，还比较了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与西方国家经济低迷的现状。文章中还提到：「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曾锐生还说这篇文章「反映出自从民主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似乎屡屡受挫以来，中共尤其是习近平，对于中共协商式的列宁主义充满自信。」

　　习近平在最近发表的讲话中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但中共总是有选择性地吹嘘成就，通常不会提起创造经济奇迹时所付出的经济、政治、环境和社会方面的代价。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环境急剧恶化，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不公平现象随处可见，社会道德底线不断下降，腐败现象猖獗等因素使得有些人开始怀念「毛主席当年执政时的美好岁月」了。

　　刘康说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强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紧跟全球化的大趋势，那么将会动摇中共一党执政。他还说，一代「新的中国资产阶级」不仅会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且会受到全球化思潮和文化的影响，包括已被普遍接受的个人自由，权利和民主等观念。刘康说：「自吹自擂式的中国模式很可悲，反映出当权者并没有意识到并尊重中国老百姓的真实感情和想法，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

　　曾锐生称《求是》中的文章缺乏理智的说服力。他说：「协商式的列宁主义优越在哪里？使用野史—不真实不客观的历史记载称为野史—毫无说服力，『最伟大的制度』绝不是『退位制』。」他还说所谓的退位制只是退休和晋升制度的基本制度化，这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中是常规做法。他说：「恐怕《求是》这篇文章是无中生有罢了。」

　　人民大学的政治理论家张明说，提出「封建退位制」表明中国领导层不愿意接受普世的价值观和全球趋势。中国领导人依靠经济发展增强一党制合法性的同时，也应该反思历史，正视创造财富和民主制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

　　哈佛大学的的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1991年出版的名着《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书中总结道：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富裕国家，绝大多数富裕国家都采用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