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财经撰稿人凯西(Michael Casey)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维持特定的水平,而且经济转型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进程,这就意味着中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将发生结构性变化,而投资者和跨国企业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自然就会遭受损失。 以下即凯西的评论文章全文: “李克强对策”。 上个月,中国总理强调他的政府要保持7.5%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安抚投资者因为其他官员暗示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不及7%而感到的恐慌之后,这个词汇便迅速风行起来。 在中国告别了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10%以上的十年,进入一个速度明显减缓,变数明显增加的时代,这样一个新词汇的出现可谓是恰如其分。这一词汇其实同样含有另外一层暗示,即如果企业和投资者错误地相信中国只要愿意,就一定能够永远锁定一个特定的增长速度,那么他们赔钱也是咎由自取。 不必说,这一说法的灵感是来自格林斯潘对策,伯南克对策——这是联储批评家们经常会使用的说法,他们指责说,正是因为联储主席们怂恿市场相信央行总会帮助推动价格,才导致了无法持续的资产泡沫的形成。 确定增长目标,正如确定就业机会创造目标,确定社会福利改善目标,或者是确定价格稳定目标等一样,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近期以来,北京一直要求地方政府达到最低增长目标,这已经使得各地官员们的行为动机受到了扭曲,纷纷致力于品质可疑的短期增长,而不是健康的,循序渐进的和可持续的增长。于是乎,一系列扭曲的后果出现了,比如最近常被提及的,臭名昭著的“鬼城”。 可是,这种策略的真正麻烦还不在于它是有缺陷的,而是在于它几乎是无法真正使用的。如果中国真的要坚持他们的长期目标,将自上而下的,投资引领的经济转化为真正以独立的中国消费者为基础的经济,则政府操控宏观增长目标的能力就将被大幅度削弱。 对于外国投资者和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们而言,问题在于,他们许多人的投资计划都是建立在相同的前提之下的,即中国经济还将继续保持这一中央确定增长目标的模式。因此,当李总理提出7.5%的魔术般的数字时,他们立刻便将自己的全部信念寄托其中。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其速度在未来变得愈来愈难以预测,中国的需求有朝一日很可能会降低到这些企业任何一家都不曾预测到的地步。 The Conference Board在北京的中国经济及商业中心负责人霍夫曼(David Hoffman)就直言不讳,称这些跨国公司的自身管理层“并没有充分领会这一转型的深层含义”。 现在,西方企业对未来中国营收的预期普遍高于新经济模式所可能提供的水平,而这就使得他们自己暴露在设备和人力过剩的风险之下。 比如采矿业就是个例子。在澳大利亚,铁矿石公司正在努力推动西北皮尔布拉地区的大规模生产扩张计划。必和必拓(BHP)计划在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一年当中将年产量提升到2亿700万吨,大大超过之前十二个月的1亿8700万吨。 到9月30日这个季度结束的时候,必和必拓的竞争对手力拓会将它们皮尔布拉地区的年产能提升至2亿9000万吨,而截至6月30日的年产能是2亿4500万吨。 可是,在他们进行这一扩张的时候,最主要的钢材买家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供大于求的局面,而且铁矿石价格在过去两年当中下跌了35%。此外,花旗(C)全球商品研究主管摩斯(Ed Morse)更指出,哪怕是中国现在缩水的需求,还是被人为扭曲扩大了的,因为三大钢铁生产商正致力于“一场与数以千计的小生产商的战争”,以确定自己在钢铁生产领域统治性的市场份额,而一场赔本的战争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换言之,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其实还将进一步缩水。 力拓(RIO)方面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必和必拓也是如此。不过,必和必拓的发言人倒是回应说,5月间,公司首席执行官麦肯齐(Andrew Mackenzie)就曾经在讲话当中谈到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表示不足为虑,因为“各个市场依然在从更广大的基础出发,实现成长……对我们产品的绝对需求依然旺盛”。 可是无论怎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经济的减速正在让全球各地商品企业的前景发生了戏剧性的恶化。澳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铜、镍及煤炭公司都发现,自己的扩张过头了。 中国的经济,不仅仅其减速与西方企业切身相关,其转型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却难以判断这些企业是否做好了准备。让局面更加复杂的是,中国要从投资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成长,就意味着中国的进口将发生结构性变化。他们将较少购买外国提供的工业金属和机械,更多进口消费品。 无论北京是否能够控制全部进程,中国的变化是不可逆转了。如果外国企业无法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么许多他们原本觉得可能赚钱的生意恐怕都要亏损。(子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