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开现代小说先河的中国作家

源济

JULIA LOVELL

要

在西方找到一个与鲁迅（1881-1936）完全对等的人物并非易事。他是中国的狄更斯，因他以尖锐的笔触无情地抨击了他生活过的那个时代；他又是中国的乔伊斯，因他改革了文学作品的语言与形式。他常撰写政治评论、倡导自然朴实的白话文体，因此亦可以说是中国的奥威尔。作为一名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中成为“左翼”文学领袖人物、在死后作品又被共产党领导层所禁的作家，他又与高尔基有些许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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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香港的街头图书馆，人们交了钱就地看起书来。

鲁迅在中国大陆的崇高文学声望主要源自他的讽刺小说，他在人生最后二十年中撰写的散文诗和评论文章也功不可没。其发表于1918年的第一篇白话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为超现实主义风格，将中国文化描绘为“吃人”的文化。该篇小说打破旧习的主题将鲁迅推到了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位置。他在1918年和1925年间创作的两部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备受赞誉，描绘了陷入精神危机的中国──她落后、贫穷又自大。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中，一群经常在小酒馆饮酒的粗野村夫以羞辱孔乙己这个潦倒汉为乐，在发现他的双腿被当地举人打断后更是爆发出狂笑。《明天》和《药》则讲述了孩子因迷信而丧命的故事。在《明天》这篇小说中，一个染上伤寒的三岁孩子被一名受人尊敬的中医诊断为“中焦塞着”。在《药》中，一个患肺结核的男孩被家人喂了一种据传很神奇的药方──浸了被处决的革命党鲜血的馒头。鲁迅最知名的小说《阿Q正传》再现了愚昧的中国普通百姓，以讽刺手法记述了主人公阿Q的各种愚昧行为，而其竟愚蠢到不知自己将被处决。在“阿Q”这个词被创造出来的数年间，它成为汉语中指代所有让人厌恶的国民性──好面子、迷恋权势以及畏强凌弱──的统称。

在当今的中国，“鲁学”让一大批研究者和出版社忙前忙后。他还是被用以评判其他作家的标杆，无论这么做有多不恰当。知名青年作家兼赛车手韩寒在2006年开设其人气超高的讽刺性博客后，有评论人士将其誉为“当代鲁迅”。

目前英语世界尚未有出版商委托他人编写一部鲁迅应得的全面综合的传记。黄乐嫣(Gloria Davies)密集而细致的研究作品《鲁迅的革命》(Lu Xun's Revolution)对最早让鲁迅声名鹊起的短篇小说一笔带过，集中关注了他对上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革命动荡局势的反应。因此，黄乐嫣并未全面展示这位作家引人注目的一生，但她确实阐述了鲁迅在其最具争议的人生最后十年中的内心挣扎，特别是描绘了他在伴随其成长过程的上层文化传统与其向往的激进的现代平等主义之间的彷徨。

鲁迅出生于19世纪末分崩离析的清王朝末期，其祖父是北京一名高级文职官员。他在童年时期接受的是中国儒家经典的旧式教育，在十几岁的时候，其家道中落，从富贵人家陷入贫穷和羞辱。他的祖父因试图贿赂科举主考官而锒铛入狱，父亲则因酗酒和抽鸦片的恶习毁掉了健康（及家族财富）。

1899年，鲁迅成为众多胸怀大志中国青年中的一员，他们抛弃了会将中国引入政治灾难的旧习。鲁迅获得了赴日本学医的奖学金，当时中国的激进分子都不情愿地钦佩这个将自己改造为一个现代化帝国的国家。他回忆道：“我在脑中勾画了一个美好的未来，预备在毕业后回到祖国，救治病人的疾苦...同时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后来，在1906年的某一天，一名日本教员在课堂快结束时给全班放映了一组幻灯片，其中一张描绘了1904至1905年间日俄战争（战争的一部分在中国领土上展开）某场景的幻灯片。它显示了一群中国人正神情麻木地围观一位被日军视作俄国间谍的同胞被砍头的景象。后来鲁迅写道：

“他们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在这次彻底转变后不久，鲁迅放弃学医，转而开始写作生涯，以期医治中国的精神顽疾。然而，直到十余年之后，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时，他才得以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被读者所认识。

在初版之时，鲁迅的小说在语言和内容上均是反传统的。在1910年代以前，满怀抱负的文人满篇引经据典、专注于以晦涩古文作诗，白话小说则被人嗤之以鼻。鲁迅的看法则不同，在他看来，中国旧王朝的尚古主义是一种压制未受教育的大多数百姓的手段。他的短篇小说以西化语言写成，表明小说也可以服务于深刻严肃的目的。

黄乐嫣详细描述了鲁迅在20年代后半段的经历，当时右翼的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和疑似共产党员展开清洗。许多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因而转向左翼，简单化地声称文学就是“革命暴力的工具”，对此鲁迅则不是那么确定。他对那些重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学家的自大大加嘲讽，指责他们钻进革命咖啡店装模作样：“...（每个人）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另一方面，鲁迅对那些抗议说文学应当脱离政治的作家也毫不留情，抨击他们是支持乏味枯燥的人文主义。

最终，鲁迅在1930年成为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名义上的旗帜人物，站在了共产党文化组织的一边。不过，我们还是能在他那些精英做派的骂文中察觉到他对社会主义审美趣味的质疑，这些文章也在30年代初期激化了左翼文学界的派别纷争。他说上海的革命作家是一帮一无是处的废物。（他对整个政界的文人全部一视同仁，比如他骂与右翼有关联的文人是“叭儿狗”，某些凶狠的左翼文人则是“赖皮狗”。）

鲁迅在整个晚年一直住在上海都市化并享有特权的外国租界中：享受天伦之乐，逛逛自己最喜欢的书店，举办晚宴或者是看看《人猿泰山》(Tarzan)的电影。1927年，他承认与参加革命相比，他倒宁愿“静静地坐下，调给一杯罐头牛奶喝”。在1936年因结核病去世前，他正身陷于和一群左翼阵营的官员特别是文人政客周扬的论战中，后者在1949年后成为了毛泽东在文化事务上的帮凶。

就在鲁迅因结核病平静地去世后不久，他就被毛泽东奉为无产阶级公仆的典型代表。确实，鲁迅是一个上佳的门面人物：这位20世纪初期首屈一指的讽刺作家寿命不长，因此还来不及对毛泽东描绘的美好新世界说出任何令人恼怒的话。由于毛泽东称赞他有共产主义精神，与其相关的产业也在中国大陆兴起，比如他的纪念馆、半身石膏像、衍生作品、杂志和改编的电视剧等，甚至还有将其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音乐剧。黄乐嫣做了一项令人敬佩的工作，那就是她复原了毛泽东竭力想抹去的鲁迅在文学、心理和政治上的复杂性。她笔下的鲁迅绝非只是一个愤慨好辩之人，还是一个卓越的散文诗人，借助中国白话文“营造出一种动荡不安之美”。

在后来数十年间，毛泽东借鲁迅与他人的恩怨为他自己对知识界的肃清做佐证。鲁迅的言语在死后被人歪曲，若将错误归咎于鲁迅，则有失公允。然而，这位作家与他人的文学交锋和毛泽东日后对暴力的辩护存在某种令人不安的关联，这个关系似乎被黄乐嫣淡化处理了。但是，它是对鲁迅作为作家和思想家的重要地位的印证。有多种方法去解读他给中国文学留下的遗产。总之，在《鲁迅的革命》一书中，黄乐嫣对这位作家的晚年生活及其文学新生命开端的叙述算得上引人入胜。

本文作者蓝诗玲(Julia Lovell)为《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现代中国的涅盘》(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一书的作者，也是企鹅出版社(Penguin)版《阿Q的真实故事及其他中国故事》(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