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遭遇“抵制”，日企难舍中国》

源济

近来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问题而趋于紧张，两国间的经贸关系骤然趋冷，日本产品和企业也受到波及。其中，大宗产品如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量明显下滑。根据丰田公司所发表的数字，今年9月份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8.9%，日产公司则减少了35.3%，本田则减少了40.5%，其余富士重工、马自达、三菱和铃木则分别下降了65.4%、62.9%、34.6%和42.6%，大体来说，日系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量下降了几乎一半。

这一变故令日本朝野上下十分震动。简单说来，日本经济就是一个从国外进口能源以及原料，进行追加附加价值的加工，再向国外销售的循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黄金时代，当时有家电和汽车这两个行业在维持着这个循环。但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特别是这10年来，在韩国和中国的竞争下，日本的家电行业在国际市场上节节败退。现在支撑日本经济，维持对外贸易盈余，以及提供就业的就只有汽车行业了。所以汽车行业遭遇寒流，对日本来说不仅意味着利润下滑，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

中日间的外交摩擦和经贸寒流，已是日本企业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实际上“中国风险”（Chinese risk）在日本一直在被讨论，包含了所有政治和经济因素。2005年，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爆发了抗议示威，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抵制日货”的声音。

考虑到遭遇“抵制”的风险系数，日本的产业可以分为这么几类：一类是日本产品一统天下的产业如数码相机，由于难以替代，被“抵制”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一类是“隐形进入”的产业，比如波音公司最新型的波音-787客机当然是美国产品，但在日本则是被称为“准国产”的，因为波音-787三分之一以上的零部件是日本产品，这一类产品遭遇“抵制”的风险也不大。除此之外，很多日本企业和产品尽管有品牌优势，但也不是绝对无可替代。大多数日本产品或企业都属于这一类，一旦遭遇大规模“抵制”，不免损失惨重。

但从2005年开始，过去7年中所谓“中国风险”并没有真正被日本企业重视，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从17.2%上升到20.6%。日本政府对此感到忧虑，担心企业过于依赖中国，产业空洞化造成工作流失；同时也恐怕外交摩擦引发经贸战，经济蒙受损失。但日本企业却不认同政府的警告，企业会优先考虑盈利能力，同时先前中日关系紧张时常常“政冷经热”，企业因此自信不会被“抵制”。

中国市场难以替代

2011年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度是3449亿美元，中国从日本进口1615亿美元，对日本出口1834亿美元，出超近200亿美元。从表面上看中国处于优势地位，但实际却并非如此。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现在中国已经几乎不再进口日本的汽车、家电制成品了，日本对华出口主要是高附加价值的零部件、原材料和机械类等产品。中国企业用进口机械设备对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或组装之后，再以成品的形式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也包括日本。这就是目前中日之间的所谓“经济互补关系”。日本对华出口的零部件或中间产品中，很大一部分为不可替代产品。由于目前的世界产业分工，除日本外其他国家很难提供大规模的同类供应。

在中日关系紧张时，首当其冲受的就是汽车行业，其他行业受影响并不大。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目前还无法离开日本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同时中国为日本产家提供零部件配套的厂家也很多。此外，日本企业在中国缴纳了大量税收，提供了大量就业，直接或间接为日企服务的中国工人估计有1000万，这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

至于汽车产业，受影响的主要是在华的日本汽车企业，而不是日本国内的汽车企业。日本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始终很低，和日本企业的规模不成比例。到去年为止，在中国市场上年销售超过百万的日本汽车企业就只有日产一家。对于日本汽车企业来说，开拓中国市场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但尽管目前遭遇“抵制”，尚不会影响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因此尽管销售下滑，尚没有一家日本汽车企业计划撤出中国市场。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经济因素对中日经贸的影响越来越大。近年来日本媒体一直在鼓吹“离开中国”，不少企业也在考虑中国之外的选择。

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已达到每月306美元。这一价格不仅表现在工资上，企业必须支付的社会保险也在不断上升。而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只要每月123美元，大约是中国的三分之一，除此之外企业无需承担社会保险，越南的劳动力质量也不在中国之下。此外，缅甸、印度、孟加拉等国也是日本企业关注的地区。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代替中国的地方。中国用20多年建成了“世界工厂”，除了基础设施和劳动力之外，中国对企业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形成了产业聚合效应，在特定地区聚合了大量相关产业，汇聚成产业中心，使制造业的成本降到最低。比如在汽车产业区，典型的布局是在总装厂周围配套了提供零部件总成的生产商，为后者服务的注塑、模具制造、电镀、热处理、材料供应商也都集中在同一区域内，汽车生产所需要的零部件和劳务配套都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就近完成。仅仅企业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精密布局，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无能为力，这是在华投资的日本制造企业不会转移的主要原因。

此外，中国还是一个极为广阔的消费市场。欧洲市场由于欧债危机已经缩水，其他新兴国家市场也停止增长，美国市场的前景也不乐观，只有中国市场还在迅速增长。对于亲历了中国高增长的日本企业来说，现在离开中国就等于前功尽弃。

中小企业举步维艰

对大部分在华的日本中小企业来说，如何面对“中国风险”就更加困难了。据统计，2012年8月底在中国拥有现地法人或者事务所的日本企业有14394家，其中四成是年产值在10亿日元（大约1250万美元左右）以下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日本就属于某大型企业系列或者属于其供应链之中，在上级企业进入中国后追随而去。另一类是有自己品牌的独立企业，希望在中国寻找新的商机。这些中小企业中，有四分之一去年决算为赤字，很多都是开拓中国市场的投入。

中小企业的处境比大中型企业更加困难，对于从属于大企业的中小企业来说，它们没有撤退的自主权；而对在中国创业的中小企业来说，缺少再向其他国家投资的资金，所以暂时也只能在中国继续坚持。目前，日本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支援中小企业，日本贸易振兴会开始调查在华日企经营情况，各地方政府则计划在经济上支持因中日关系紧张受损失的中小企业。

近年日本政治上一直不稳定，从安倍晋三在2006年就任首相以来，几乎每年都要换相，野田佳彦的执政时间虽然超过一年，但在国会中失去多数地位，内阁几乎无法通过法案，根本无法采取行动支援企业。如果几个月后的大选能够产生一个同时控制国会两院的稳定内阁，可能会更得力地处理相关问题。

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世界市场正在萎缩，各国都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日本也不会例外。但极端缺少能源和原料，“贸易立国”的日本很难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否则只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报复。日本国内有考虑借此遏制企业的外流热潮，维持国内的就业率和社会安定。但是制造业回流是非常困难的，至今还没有过先例和成功的经验，下届政府是否会推出相关举措，令人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