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小公寓里的幸福生活

源济

我

为什么如此着迷于那些关于超小住宅的故事？着迷于人们快乐地生活在三张大床垫大小的房间内的情景；着迷于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短剧中那种床、灶、洗碗池、冰箱都可折叠之后相互放入、取出的那种小屋；着迷于房主（常常是两口子）坐在前廊下的摇椅上、旁边一大狗、前廊差不多跟房子一样大的照片；着迷于房顶盖着太阳能电池板，一小块有机花园依靠生物降解厕所产生的肥料郁郁葱葱（而厕所用水又是来自使用再生水的浴室）的房子。

Roger Ebert

本文作者罗杰·埃伯特获得奖学金，在南非开普敦大学呆了一年。

我觉得，这种冲动可以追溯至上大一的时候。那时我懒洋洋地坐在Phi Delt联谊会小楼里一张大大的皮沙发上，读着梭罗(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和许多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一样，我很容易就幻想出这样的场景：自己也在瓦尔登湖畔隐居，除了偶尔去康科德小镇(Concord)，从不外出，羡慕的人们悄悄地说，他真去了！




跟人出去玩的时候，我会背诵下面这首叶芝(Yeats)的诗。在某个乌烟瘴气的啤酒狂欢夜之后，我会非常认真地念起这些诗句：

Roger Ebert

研究生公寓位于桌山附近，原本是一座军营。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笆房；

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坐着，树荫下蜂群嗡嗡唱。

他们从不会嚷嚷：罗杰，带我一起去吧！你刚刚是说到泥笆房了吧？

后来我真的要去一个超小住处生活一年了。1965年，我获得了南非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的扶轮社(Rotary)奖学金。上学期间，我搬进了桌山(Table Mountain)山坡上一个名叫“大学楼”(University House)的研究生公寓。它原本是二战期间建成的一座军营。

公寓内有两排长长的房间，一间紧接着一间，每间都有自己的前门，通向一个有遮挡的门廊。屋顶是铁皮做的，下雨天响得跟军鼓一样。可以想象，一到雨季，那简直没法忍受。有一扇可以打开的窗户，还有一个分上下两截的荷兰式门。我养成了一种在刚好淋不到雨的干燥地方坐着看书的爱好，并且保持了一辈子。那时候的一些书被雨点浇到内页，上面的皱褶如今仍隐约可见。

Gallo Images/Getty Images

开普敦大学位于魔鬼峰脚下。

求学期间的某一天，我像梭罗一样看看四周，盘点了一下自己的东西。一张铁制行军床，一张简易木桌，与木桌搭配的一把椅子，一盏台灯，一把垫着薄垫子的二手木头椅，从OK集市买来的一台小电暖器，两个已经再也塞不下书的书架，一个狭小的衣柜，和一个皮箱。一个放满了吃食的架子：姜味饼，Ry-Krisp面包，Carr牌水面饼干、花生酱，草莓酱，Cheddar奶酪，Brie奶酪和Stilton蓝奶酷，一点点香肠。为了泡雀巢咖啡(Nescafe)，我买了一个热得快，把它放到装满水的杯子里去烧。另外还有一台小小的便携式收音机。

F. Martin Ramin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一个放满了吃食的架子：姜味饼，Ry-Krisp面包，Carr牌水面饼干、花生酱，草莓酱。

回家的时候，我订了一条蒸汽轮航线的便宜船票。乘船沿着非洲东海岸北上，就到了威尼斯。那是1966年的1月份，开普敦是夏天，但到了欧洲又回到了冬天，于是我开始喜欢威尼斯的冬天，也是喜欢了一辈子。

从那时候起，我住过很多房子，有装修简陋的阁楼，还有结婚时我和妻子在芝加哥买的心爱居所。不管是住哪套房子我都很快乐，但是都赶不上现在这样快乐。就在刚才，在写开普敦窗外雨来的时候，我取下一本记得当时在这种情景中读过的一本书──《艾略特诗集》(The Poems of T.S. Eliot)。那时，我把椅子斜靠在 上，脚搭在皮箱上，啜饮着加了少许奶粉的雀巢咖啡，拿了一块姜味饼在里面泡着，那时读到的可能是这一段：


四月最残忍，从死了的

土地滋生丁香，混杂着

回忆和欲望，让春雨

挑动着呆钝的根。

那一刻在我看来一点也不残忍。

Roger E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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