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彻底清算“文革”元凶毛泽东的滔天罪行!

恐慌小猪

必须彻底清算“文革”元凶毛泽东的滔天罪行—— 一批历史老人致中共十八大的公开信


     来源：参与 作者：执笔廖赤明、铁流


    （参与2012年8月26日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历史中，毛泽东以中共的名义执政二十七年，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从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1957年的“反右派”冤案、1959年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冤案和“反右倾运动”冤案，一直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受难者从胡风冤案的成千人、反右冤案的几十万人、反右倾的几百万人一直到文革十年浩劫的上千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他一共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铁的事实表明：毛浑东在他离世的1976年，中国已到了不改弦更张便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叶剑英元帅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后经查证1959~1962年的气象资料证明，属正常年景，是毛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毛泽东为了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统治，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先后害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贺龙，以及陶铸、万晓塘（1966年9月19日，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阎红彦（1967年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卫恒（1967年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等一大批革命元老。
   
    谁是元凶？毛泽东！
   
    谁是主犯？毛泽东！
   
    不言而喻，毛泽东应该对这些冤案承担全部罪责。毛泽东承担罪责了吗？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历史决议》：毛泽东“犯了错误”（指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一段绝灭人性、惨绝人寰的历史，就这样不顾历史事实、被轻描淡写地编写得面目全非。好在这个《历史决议》还承认，“文革”推行了“封建法西斯专制”，只不过把这笔账记在林彪、江青头上，跟毛泽东没有关系。请问：
   
    毛泽东执政二十七年制造的诸多冤案中，“文革”冤案之外的冤案也可以推到林彪、江青的头上吗？
   
    在审讯江青的法庭上，江青供认她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叫咬谁就咬谁”。难道“文革”推行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为首者是“四人帮”吗？毛泽东是推行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始作俑者”！是元凶！是罪魁祸首！
   
    首恶不办办胁从，这是对执政党自身所定法制“首恶必办”的悖离，也是对善恶、是非人类共识的亵渎与颠倒，普天之下且有此理！
   
    《历史决议》的所谓毛泽东“犯了错误”的论点，应该休矣。“罪行”与“错误”绝不能混淆！当年成千万的受害者，有权要求追究毛泽东的罪行，为此要求讨还“血债”也是天经地义的。
   
    “错误论”是建立在政治需要的基础上的，不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当年执政的邓小平在1991年、1992年的两次谈话中给执政党的后继者留下了“错误论”只是权宜之计的“遗言”：“……对毛泽东一生的政治评价是唯心的……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他还说：“重新评价毛泽东，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谈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他还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全面评价嘛……”。
   
    1981年中共中央的《历史决议》，如果说是出于当时的“稳定大局，利于集中发展经济”的政治需要；那么，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毛泽东死后，留给执政党的遗产是一个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的集权专制国家，执政党顺应民意及时实行了“改革开放”，挽救了执政危机。执政党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呢？因为毛泽东苦心经营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长期物资匮乏、凭票定量供应，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长此下去必然引起社会动荡。基于此，执政党不得不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奇怪的是，执政党只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却原地踏步。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它们两者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更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句话，难道毛泽东留给执政党的遗产，只有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改革；而为这个经济体制服务的政治体制却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需要改革吗？目前中国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还不令执政党警醒吗？
   
    执政党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公正的、和谐的法治社会，只有彻底清算毛泽东搞集权专制统治的罪行，来一个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别无他途；否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梦呓！
   
    因为执政党承袭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是按毛泽东的集权专制思想铸就起来的东西，执政党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繁荣、富强、公平的现代国家，必然要清算毛泽东的集权专制政治遗产，首先要清算文革”制造者、发动者、毛泽东的滔天罪行！还历史一个真相，社会一个公平，同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真、假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金石，否则建设一个民主、繁荣、富强、公平的现代国家只是说说而已！
   
    一批亲历毛泽东政治运动的历史老人：
   
    岳定国 电话18908210316
   
    郭 炎 电话13700506851
   
    熊习礼 电话13320600017
   
    胡崇真 电话13076090020
   
    杨铭传 电话13688170032
   
    廖赤明 电话028-87608961
   
    野 僬电话13551833893
   
    刘文介 电话13550002217
   
    李多文 电话15718015745
   
    屈楚平 电话13558729980
   
    房让喜 电话028-84517533
   
    张平中 电话18040300235
   
    赵 群 电话028-87635639
   
    铁 流 电话13901038114
   
    罗开文 电话15228833296
   
    林夕映 电话13880858344
   
    蔡长宜 电话13880091783
   
    王重纲 电话18980789208
   
    刘光策 电话18030526695
   
    何丕栋 电话028-81702985
   
    彭慕陶 电话028-87438708
   
    （执笔廖赤明、铁流）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成都

恐慌小猪

走进大饥荒的中心地带——与辛子陵大校对谈“大跃进”

送交者: 林林

走进大饥荒的中心地带

——与辛子陵大校对谈“大跃进”

端阳生撰文

（一）

首先亮出发言权

2011年2月10日，国防大学的一位大校军官，名叫辛子陵（本名宋科）在该校某次座谈会上发言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搞的“大跃进”，活活饿死3755万人。毛泽东和他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罪魁祸首。毛泽东倒“三七开”才对。

关于“大跃进”的讲话、文章、专著，伴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脚步，层出不穷，可谓铺天盖地。但像辛子陵先生公布的这个饿死人数字，和对毛泽东的有罪指控，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他对“大跃进”的发言权（资格）和招引力，无非就是他在网上亮出的诸多金字招牌：国防大学、解放军大校、共产党员、著名学者、传记文学作家等等，可谓光华四射，居高临下。更有“庐山会议专业户”李锐先生的推崇呼应，一夜之间在网上走红，成为时政领域的明星。

至于老汉我，笔名端阳生，真名王生明，只是1944年入伍的一个八路军小兵，转业后依次在河南青年报、潢川报、山西四清报、雁北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法制日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无名记者，名片的含金量远不及辛子陵先生。但是单就“大跃进”这个话题而言，我自信比辛子陵先生更有发言权。理由如下：首先，我想问一下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吗？我来告诉你：

“大跃进”既不是发源于我的故乡山西省，或你的故乡河北省，也不是发源于北京城的中南海，而是发源于一位名叫吴芝圃的故乡河南省。证据如下：（1）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社，诞生于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嵯岈山乡，它的创始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大名鼎鼎的谭震林（毛泽东戏称“谭老板”）；（2）“人民公社”这个响亮的名冠创始人，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河南省新乡地区七里营乡政府的徐秘书（大学生）；（3）第一个为“大跃进”作总结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者，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他是“杞人忧天”的杞人（河南省杞县人）。1959年秋天，他撰写的宏伟论著《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占了《人民日报》的4个版，占了《红旗》杂志（某期）的全部页码。这是新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上述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轶事，都发生在河南省，都发生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当时就在河南省工作，我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难道没有资格和你对谈一下“大跃进”吗？

再者，我想再问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吗？我告诉你：

灾情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不在广西，不在安徽，也不在四川，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河南省饿死人最多的地区，是信阳专区（18个县）。在18个县里，饿死人最多的县是光山、潢川县。我在潢川县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

你不是说饿死了3755万人吗？那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了。所幸我没有死，要是死在那个年代，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你都会把我统计到饿死人的数字里去的。因为多统计一个，你就能给毛泽东、共产党多增加一份罪责。今天，我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要和你理论一番“大跃进”，你不感到突然吧？

（二）

身历“大跃进”全过程

如上所述，我在“大跃进”的发源地河南省，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运动初，我担任过信阳地区“卫星”报告团团长，带领十几位科学种田能手，到全区18个县巡回宣讲过“放卫星”，也算是个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调到省城郑州市，以《河南青年报》记者的身份，先后在豫南固始、商城、新县一带采访过青年试验田；在豫西伏牛山鲁山一带，采访过青年炼铁厂；又在豫北源阳、滑县、新乡一带采访过若干个人民公社。我撰写的经济调查报告《七里营人民公社一周年》，编辑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发表，鼓吹“大跃进”不能说不卖力气。

然而，党和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一贯教导，八路军、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没让我的头脑发昏。尤其是毛主席对党的高层领导表现的浮夸之风，及其潜伏的巨大危害很不放心，除先后在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讨论和印发文件，制止“共产风”外，他还打破常规，于1959年4月29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农村党支部、生产队、生产小队长写信，印发《党内通讯》，号召基层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理直气壮地抵制来自省级、地级、县级、社级的高指标、瞎指挥。（这封信的全文我附在后面——端阳生注）这里，我先摘录其中的3段：

毛主席写道：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据后来党的高层会议（1962年中央7000人大会）简报披露，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被河南、四川等省委扣压，没有发到基层，只发到县级。《河南青年报》总编辑崔泽东、副总编胡炜同志（已故），认为不能对新闻工作者封锁消息，才得以在全体采编人员中传达。听了毛主席关于“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导和警示，压在我心内的“老实话”一跃而发。我在多种场合冒然发言：

“你们河南人尽会吹牛”、“《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搞虚假报道”、“西平县亩产小麦7320斤是颗假‘卫星’”，“鲁山县马楼乡根本没有钢铁书记，让我空跑两趟，丁ⅹ副总编指责我没完成任务，我不接受”、“人民公社可以试办，但不该‘化’”、“在全省我只见过一个公社办得不错（指七里营人民公社），其余的都差劲，有的还不如退回高级社，退回初级社”、“把潘复生同志、杨珏同志、王庭洞同志画成狐狸和狼，是混淆两类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我的上述言论，终于引来灾祸。1959年深秋，党内“反右”运动开始，我们的崔总编被指令下乡搞调查，副总编胡炜送党校学习（体面过关）。我被共青团省委指控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批斗会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党小组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决定“留党察看”，省直党委决定：“思想严重右倾，免于处分，下放劳动。”

1960年深秋，我和省直机关500多名“右”字牌干部，被发配到信阳地区劳动改造，这大概是由于信阳地区“三面红旗”举得最高，有利于震慑、改造我们这些“反对派”的缘故吧！（官僚主义者没有想到，正是由于把我们发配到这个地区，他们吃了大亏）

当我们“右倾”同志到达劳动改造地潢川县不几天，就发现此地不大对劲，好像经历过一场大地震，“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地干群自我描述）。群众见了我们不搭话，只喊：“妈吆！”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久，所有下放干部接到通知，紧急回县城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令：

“信阳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和死官僚掌权，要向他们夺权！”

这真是晴天霹雳，在省城和“当权派”们争论了大半年的“形势问题”豁然开朗，我们“右”字号干部该翻身了。但谁也不敢猜测，翻身的那一天何时到来。没几天又接到通知回县城开会，传达中共南方局的决定：

省委书记吴芝圃到重灾区光山、潢川等县，向人民群众当面请罪；原中共信阳地委，除副书记、专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树藩同志官复原职，其余11名常委（包括地委书记路宪文）统统请进临时看守所接受审查。全区地、县、社（乡）、队（村）四级政权、四级党组织全部一锅端，让所有下放到当地的“右”字号干部，一律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参加夺权斗争。下放干部（右字号）张时遇同志（原省农业厅副厅长）被指定为临时县委书记。我跟随张时遇同志到几个公社（乡），召开群众大会，把原公社（乡）队（村）干部，由武装战士从看守所提出，押解回村，接受群众面对面的审查。主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根据群众检举揭发事实，征得群众的同意，当场作出决定：或继续关押，进一步审查，或当场解禁，官复原职。

以上就是1960年，因“信阳事件”引发的全国“5个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也可以说是，调查“大跃进”中饿死人事件。

(三)“党代会”摆功追过

1961年小麦上场的时候，潢川县召开了“党代会”。想起张时遇同志向全县新选出的党代表作报告的盛况，至今都让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在讲话过程中，每宣读完一个数字后，都会引发出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总共清查出XX个土改时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为非作歹的坏分子！（热烈鼓掌）

我们撤职查办了以梁XX为首的一伙死官僚分子！（热烈鼓掌）

全县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热烈鼓掌）

我们有XX个妇女有了月经，有XX个妇女怀了孕！（眼泪、呜咽，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有一个数字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我不能向大家公布，不是不敢公布，是几个数字自相矛盾，不好确定哪一个数字比较准确，这很让我作难……

去年一秋一冬，由于死官僚主义者好大喜功，谎报丰收，春天吹了牛，秋天没给群众留足口粮，我们潢川县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但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完全断粮饿死，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供应短缺，营养不良，对疾病的抵抗力不强而死亡的？很不好分辨。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医院请教过几位医生。医生们说：要弄清这个数字，需要对每一个具体对象做死前健康调查，和死后尸体解剖。而这是我们无力办到的。因此这个数字只好暂时悬着……

同志们！我多次说过：不要因为自己曾对某乡某村饿死人负有责任，而有意缩小这个数字；也不要因为自己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斗，受过委屈，为了出气，为了给梁德柱同志（前县委书记）、路宪文同志（前信阳地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前省委书记）加重责任，而有意扩大这个数字。我们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梁德柱同志就是因为没讲真话，向党和人民讲了假话，害了潢川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1961年盛夏，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省直机关在反右倾中被下放的干部，全部返回省城，住在河南饭店。我们主要以撰写文章的形式，向大会、向中共南方局、向党中央，倾诉自己受到的迫害，检举揭发以吴芝圃为代表的“当权派”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我们的文章不限长短，不限篇数，只要本人愿意登《会议简报》，就能以大号字秘密文件的形式，送到总书记邓小平和陶铸、王任重、李先念等同志的案头。

这次平反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轻松，甚至很舒服。两人住一间客房，写字台上摆着笔墨纸张，还有象棋扑克牌，伙食有特供补助，省军区开仓库送来了蚊帐，每晚都有电影或豫剧招待。为时一个月的马拉松会议期间，只开过3次大会，审听吴芝圃同志的检讨。就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500多名“右”字号干部全部获得平反。

(四)回望“大跃进”

回望远去的“大跃进”年代，每想到河南省千百万勤劳朴实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满足城市用粮、工业用粮，向国家多卖商品粮，他们不辞劳苦、勒紧裤带，忍饥受饿的情景，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干部，在热情与自信的燃烧中，没把毛泽东同志向他们敲响的警钟（《党内通讯》）当一回事，以致一年以后，由他们种植的苦果，把全省人民带进了大饥荒的困境。他们有错、有罪，应该受到惩罚。而且当时就受到了惩罚。就因此该把“大跃进”当作共产党的恶行、当作毛泽东的罪行，没完没了地声讨下去吗？

我至今认为：“大跃进”用哲学的观点审视，是科学的（孙定国、艾思奇两位哲学家亲自到郑州市、登封县论证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它是革命的、激进的；再用实践检验，也是成功的。不“跃进”，就没有新中国；不“跃进”，新中国就立不住；不“跃进”，新中国会永久失去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机会；不“跃进”，就没有大庆油田，也不会有昆成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不“跃进”，就会被帝国主义摆布蹂躏。现在当政的领导人，不也说过“要跨越式发展”吗？

总而言之：由河南人和河南人民发起，被毛泽东认可、推广的“大跃进”，不是愚人的盲动，而是历史所迫，是毛泽东的英明选择。否则，我们中国人没有资格站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我们的艺术家没有底气高歌《我是中国人》！

我愿以原河南省普通干部的身份向历史作证：河南人、信阳人、潢川人，在他们父兄的坟头上，在“5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中，没有人控诉共产党，没有人控诉社会主义制度，更没有人控诉过毛泽东。恰恰相反，他们感谢共产党、毛泽东及时把饥饿的人群，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坏人，以及死官僚分子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他们面对面地质问吴芝圃、路宪文、梁德柱，为什么不传达、不执行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

我，一个在“大跃进”中挨过批斗、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的老兵坚信：“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画卷上很悲壮、也很亮丽的一页。我有幸经历“大跃进”的洗礼，感到十分自豪！

辛子陵这类人，他们既要享受“大跃进”的成果，又要嘲弄、漫骂、诅咒“大跃进”，我对他们这种不道德行为，只能以鄙夷的口吻说：“你们是狗咬吕洞宾！”

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省力气的办法，是在3755万后再加一个“0”。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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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atrader

Blackjack1

小猪啊，应该把毛主席写的放到隔壁去，也让他们长点见识，省得整天胡说。毛主席语录不至于被删吧

smtinv

应该感谢老毛，不然现在的太子党更多，势力更大，老百姓的要养更多的贪官家族，日子更难过。
可惜是很多都漏网了。不然现在老百姓也许会好不少。

Blackjack1

“辣油  阁下高估某些人了，你在那边苦头还没吃够？  发表于 2012-8-27 01:20 AM ”

这不总想着治病救人吗

恐慌小猪

Blackjack1 发表于 2012-8-26 11:46 PM
小猪啊，应该把毛主席写的放到隔壁去，也让他们长点见识，省得整天胡说。毛主席语录不至于被删吧

不刺激脊梁们了，他们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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