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路薄》：中国人用生命换来的南海航海经

福多多

更路薄（资料图）

编者按

2012年6月21日，国家民政部发布了一则公告——国务院批准撤销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办事处，设立地级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

三沙市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继浙江省舟山市之后，出现了第二个以群岛为行政区划设立地级市的城市，也是中国目前地理纬度位置最南端的城市。设立三沙市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我国对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的行政管理和开发建设，保护南海环境。

三沙市的设立，也与中国认识、经营、开发、管理南海的深厚历史积淀密不可分。

翻开记载这些历史过程的重要证据之一的《更路簿》，我们可以在这本航海针经的指引下，穿越历史的尘埃，看到勤劳的中国渔民认识南海、开发南海、管理南海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人民海军 7月16日）

在那个没有精确的航海图标和卫星定位系统的久远年代，凡前往南海作业的中国渔船都必备两样东西：一是罗盘；二是《更路簿》。罗盘，渔船依靠它确定航行方向；《更路簿》，则记载了自家乡港口到南海各岛礁的详细情况。

中国人用命换来的航海经

起初听到《更路簿》的名字时，由于方言的原因，反应在脑海里的，是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者哥伦布。

或许中国渔民没有哥伦布那般大名鼎鼎，但凭借骨子里的那股闯劲，中国渔民早在汉代就开始探索神秘莫测的南海了。他们以生命为线，用执著做针，将散落在南海深处的、如同珍珠一般的岛礁找到、穿起，镶嵌在祖国浩渺的蓝色国土上。从此，中国人的足迹便深深烙印在这里，是南海风雨无法抹去的历史。

《更路簿》为证

“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使到十二更……”这是《更路簿》中的一句话。“大潭”指琼海潭门港，“东海”即西沙海域；“乾巽”是航行角度；“更”，指路程，以后船不见前船桅杆谓之一更，风帆船约行5小时，航程大约10海里。简短一句话就标示清楚出发地、目的地、航向以及航程，写者对南海地理地貌了然于胸的功力果然了得。

南海海域复杂，气象多变，暗礁密布。在那个没有航海地图和卫星定位系统的年代，是什么力量支撑海南渔民仅凭借简陋的航海装备，就去闯荡神秘海域？被誉为帆船时期渔民远洋必备的航海“秘籍”和“保护神”的《更路簿》到底是怎样一本航海针经？《更路簿》的记录与流传又会经历怎样的艰辛？

翻开这本古老的册子，隐约间，一队渔船缓缓映现在南海清晨升起的薄雾中，渐行渐远，仿佛要带领我们穿越历史，去解开现代人这一连串的问号……

在《更路簿》的发源地——海南省潭门镇，那里的渔民在很早前就不在近海捕鱼了，而是选择下南洋。

历史记载，这里的船队每年农历11月至12月乘东北风南下，先至西沙群岛，一些船留在当地生产，另一些船队再赴南沙群岛。经过冬春二季大约半年的时间进行捕捞作业，然后带着打捞的各种珍稀海产品，至第2年的清明谷雨期间乘西南风北返。

潭门镇的船长都有记录自己航行轨迹的习惯，无论是否识字，船长都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航行中的点点滴滴。他们的航海记录本身就是一本《更路簿》的初稿。潭门镇仍健在的90多岁的老渔民王诗好就是凭借祖传的这本小簿子和罗盘，当了30多年的水手。“南海三沙海域，我都去过，几月份水流是什么样，有多少暗沙，全知道，而且都写在我的簿子里面了。”

每个渔民都有权利把自己的经验添加到《更路簿》里。也就是说，《更路簿》没有定本，一直在不断完善和修改，成为一部详细记录西沙、南沙群岛的岛礁名称、特征和准确位置，以及起航线、岛礁地貌和海浪、潮汐、风向、风暴等水文气象信息在内的航海针经。

《更路簿》是渔民拿命换来的！仍健在的潭门镇石宛村老渔民麦兴铣收藏的《麦氏家谱》中记载：“四十七世俞文次子声香妣王氏”：“考生卯辛年十月十九日未时去东海（西沙）卒，咸丰五年四月初五卜葬港门坡与俞昌公同矿。”

这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乃至生命书写的《更路簿》，准确性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当有了航海地图的若干年之后，许多船长依然靠《更路簿》外加罗盘航海。

如今，被发现的《更路簿》有10余个版本的抄本，包括苏德柳《更路簿》、彭正楷《更路簿》、郁玉清《定罗经针位》、陈永芹《西南沙更簿》、林鸿锦《更路簿》、王国昌《顺风得利》、麦兴铣《注明东北海更路簿》、李根深《东海北海更路簿》、许洪福《更路簿》、卢洪兰《更路簿》、李魁茂《更路簿》、蒙全洲《去西南沙的水路簿》等。

无论是哪种版本的手抄本，里面每一个字都一笔一画书写得认真工整，仿佛是一种仪式，在祭祀先辈。

据考证，《更路簿》大致形成于明末清初。渔民手中流传的《更路簿》全部都是手抄本。现存的《更路簿》约成书于清代康熙末年，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直到20世纪50年代，《更路簿》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人自古经略南海的见证

在潭门镇街上，几家店铺叫卖着唐冠螺、凤尾螺、万宝螺、龙虾、海参、鲍鱼……这些在今天看来依旧珍贵的海产品，都与千里之外的南海有关，都与《更路簿》有关。

至今仍健在的老船员苏承芬介绍自己是1948年上船，当时的目的地，就是南洋。“行船南海，最大的收获就是海参和马蹄螺，在船上或者礁盘上晒干，再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换煤油、布和轮胎回来。”说起航海的日子，老人滔滔不绝。
在众多经营南沙的渔民之中，海南省文昌县的黄学校赫赫有名，成为海南经济发展史上的典范。这位清末民初的海南船王，白手起家，从小船员做到大船东，继而拥有自己的船队。

正是《更路簿》为他们指出了一条致富的航道。中国渔民通过千百年来的路线记载、对比研究，逐步固定下便于海上作业的“最佳路线”。彭正楷版本的《更路簿》记载有17条西沙捕鱼线路，200多条南沙捕鱼线路，29条从南沙返回海南岛的航线，7个海上交通枢纽和渔业生产中心，其生产作业范围甚至达到了东南亚的纳吐纳群岛和潮满岛。从这些线路看，西沙、南沙海域早在明代就已经成为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了。

随着《更路簿》的不断完善，海南渔民更加游刃有余地航行在恶浪险滩之中，不仅开辟出捕捞业的黄金水道，也航行出了闻名遐迩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海船越来越频繁地携带大批丝绸、黄金，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印度等国，去换取这些国家的特产。

郑和七下西洋，也都途经海南诸岛，绘制的地图一直保留至今。

殷实的生活是用艰辛换来的。海上风云莫测，台风巨浪袭来，怎么办？每次去南海海域作业都要在远离大陆的海洋上漂泊3至4个月，赖以生存的淡水、粮食从哪里补给？由于南海海域常年高温高湿，冒着生命危险打捞上来的海产品如果不进行及时处理就会变质怎么办？

翻开《更路簿》，它会告诉你。根据里面的详细记载，某个月份某片海域大致是怎样的情形，渔民们了如指掌。很多渔民还在岛上用草席、椰叶或破旧船料、树木等搭起窝棚，将捕到的海参、海龟、螺和蠔等海产品，晒干贮藏。到15世纪，中国渔民不但以西沙、南沙作为渔业生产基地，还在岛上建屋种田，从事农业生产。凡是有淡水的、具备住人条件的岛屿，几乎都有中国渔民居住，有些渔民，在岛上一住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文昌县志》记载，文昌东郊上坡村陈鸿柏曾在双子礁住了整整18年。

渔民们不仅住在岛上，还为岛屿起了颇为生动形象的名字，如把环礁称为“筐”，把南威岛称为“岛仔峙”，把司令礁称为“眼镜铲”，把安达礁称为“银饼”，把仙宾礁称为“鱼鳞”……这些名字都极具海南方言特色。这些地名还被译成外文，1868年英国海军出版的《中国海指南》中曾记载“Sin Cowe”和“Namyit”两个南海岛屿的名称，显然就是音译海南渔民对景宏岛的称谓“秤钩”和对鸿麻岛的称谓“南乙”。

考古发现，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渔民在南海海域航行和捕鱼的历史。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北礁等10多个岛屿和礁盘上发现的陶瓷器就达2000多件，自南北朝、隋、唐、宋、元、明至清代的都有。

在甘泉岛上，发现有唐宋时期的青釉罐、青釉四系罐等，不少质地质朴的盘、碗、瓶、罐，俨然是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铁刀、铁锅，更是他们在岛生活的见证。

“一帆风顺”永远是一个祝福的辞藻，不少渔民带着梦想出发，却不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记载，在清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三十三年间的35年光景中，死去的海南渔民就达130多人。在西沙及南沙群岛，中国渔民为死去的同伴盖起了孤魂庙和土地庙。

1975年，台湾人张振国到过南沙，写作的《南沙行》一书中，记载了太平岛、中业岛、南威岛、西月岛及南钥岛上都有神庙。其中，太平岛的土地庙门上写有“有求必应”四字横批。中业岛的土地庙是由几块宽大的石板搭成，3尺来高，2尺来宽，中间供着石质的土地神像。虽经多年风雨侵蚀，已经剥落模糊，其塑像依稀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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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路簿》又称《水路簿》《南海更路经》等。《更路簿》的“更”为距离单位，“路”为航向，“簿”为册子，是渔民以文字或口头形式相传，在南海海域开展航行和捕鱼活动的航海指南，对研究我国航海史、外贸史、南海开发史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　张军社　祖新　俞翔　《人民海军》报记者　孙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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