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澄之、马楠获救真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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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澄之、马楠获救真相(2) (2011-05-31 06:44:45)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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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青年协会”的成立　　
李涛和木村义明见面以后，情况起了急剧的变化！　　
一是木村义明方面。木村原来是想依靠朱经古、王伯平组织北平“中国革新同志会”那样的组织开展“革新运动”，但朱、王组织不起来，成效不大。现在李涛出现了，他跟木村想要掌握的李澄之的关系比朱经古、王伯平亲密得多，直接得多。木村找到了比朱、王“政略企图”高得“无与伦比”的对象，决定抛弃朱、王而抓李涛，想通过李涛来控制掌握李澄之。因此，“逼着”李涛代表李澄之出面来组织那个朱、王还没能成立的组织。　　
另一是李涛方面。李涛在了解了敌人内部“主和”和“主战”两派的矛盾之后，以他做地下工作的政治锐敏性，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绝好的可以利用的矛盾；木村让他成立一个组织，不仅可以利用这个合法组织深入敌人内部，得到更多更高级的情报，对营救李澄之的任务也更有利。所以，李涛也想借此做更多更重要的工作。那时，李澄之、马楠也都认为可以利用这个组织做些工作。　　
当时李涛那里没有人，没有条件和组织上联系，无法请示组织，也无法听取组织上的意见。（6月19日李涛给杨希文的信，也迟迟未见回音。）但是，李涛认为机会不可失。所以，当木村正式向他提出的时候，他就来了个“先斩后奏”，同意了。　　
木村给这个组织起名叫什么“革新同志会”，李涛不同意，就自己提出叫“中国青年协会”。　　
孟昭成在《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斗争》中有一段记述：　　
“一天，我去‘颐恕里’，只有李澄之在屋，他说：‘我的弟弟（李　　
亦豪）从山东分局来，他会知道去根据地的路线，你快找他。’随即写了一个字条：‘孟君要回家，请帮助他。’并告我联系地址。　　
我心情振奋，未及细问。因怕特务们临时外出，即将回来，就急忙走了。　　
在东关僻巷的一个小院里，我找到李住的简陋的小屋。　　
李亦豪竟说：他携妻带子从西安来山东，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知澄之被俘，要求至济南营救，被敌发现，只得以探兄为名，向同乡、伪市社会局长王伯平求援。王和日军参谋部下的谋略机关‘鲁仁公馆’的‘嘱托’木村义雄（明）接洽，抵制日本宪兵队。军方有人筹建一个‘中国青年协会’，以‘温和’、‘自由’和强调‘中日合作、改善关系，革新政治’的面目出现。实则带有麻痹民族意识，缓和民族矛盾的作用。而日寇内部、军宪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矛盾，所以可以利用这个组织进行革命活动。　　
我注意他对敌内部矛盾的认识；而不欣赏他高谈阔论的轻浮。否则怎么刚来济南就被敌人揪住？　　
他又提出，来时路经临沂，却不安全。敌人可能让他搞‘青协’，要我先来这里，然后利用‘合法’掩护去根据地......　　
我答：我找他的目的是去根据地，如暂不可能，我要和李澄之另作研究。　　
我和李澄之在厕所交换短笺以及找机会进行片语只字的交谈中，他指出：李亦豪自作聪明，未可全信。‘青协’组织是反动的，体现着敌‘政治亡华’和‘军事亡华’两种路线的矛盾，可利用。希望我不仅自己、还要带领尽量多的青年朋友打入‘青协’。　　
当时，我心理别扭过，认为这背离初衷，名不正、言不顺。找党革命困难，也不必借反革命组织找出路。　　
李澄之却提出：这也是革命需要，我们不打进去占地盘，国民党、托派都会打进去占地盘！革命并不那么单纯，有时要作各种牺牲，作各种我们本来不愿作的事......”　　
1942年8月1日，在朝阳街21号，“中国青年协会”挂牌了，李涛为总干事，注明为“李澄之代表”。因为在朝阳街，又称“朝阳公馆”，归军部“鲁仁公馆”管辖，每月5000伪钞经费。木村派川村与志雄为联络员。第一批参加“青协”的，就是马楠和李澄之 “商量研究，认为……可以打入”的孟昭成（孟蒙）和孟发展的王振国等几个青年。（引文见马楠1980年1月2日写的《证言材料》）　　
七、在夹缝中斗争，在针尖上跳舞　　
“中国青年协会”（“青协”）的成立，首先惹怒了伪社会局长王伯平，李涛从木村那里枪走了他的“金饭碗”。原来王伯平打算由他和朱经古两人当会长，由他手下的干将、伪社会局教育股股长李器之来控制“青协”。李器之原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人，从“重庆中训理”受训回来，知道王伯平干了汉奸，就投靠了王。他这个目的没达到，就想方设法破坏李涛。一天，川村对李涛讲：“王伯平（和李器之）两个昨晚去找我说：‘李亦豪是八路，你光支持他，会叫八路利用了！’”　　
其次，也惹怒了日军宪兵队的武山一伙。因为，宪兵队对李澄之、李涛都没有管制权了。所以，也找岔子整治李涛。　　
机会来了。8月4日下午，“青协”成立刚4天，武山、郭同震、王铁民、何继会四人来到“青协”，说是祝贺李涛当了“朝阳公馆主任”，同时祝贺武山因5万人大“扫荡”发现了“八路省长李澄之”，荣立第一功，由军曹升为准尉。约请李涛第二天晚上一起吃饭。李涛如期践约，但饭没吃成，却演了一出《鸿门宴》，成了武山、郭同震开他的审判会。武山拿出一封以李涛叔叔李叔九名义写的信。信是用毛笔写的，只有三行字。内容是：“不叫你买那个货，你非买，结果赔帐了吧！至于把货从泰安运出来，更得要小心。”郭同震说信不是李涛叔叔写的，要李涛交出党派遣的全部关系。原来这封信是杨希文接到李涛6月19日让赵燕芬捎去的那封信以后，来的回信。这封信被宪兵队从邮检所扣押了。李涛不承认，进行辩护。郭同震就再三逼问，甚至恐吓劝诱。李涛对郭同震说：“老郭，咱们都是演戏的，你们非逼我演戏不行吗？”李涛坐在地上又用头撞墙寻死，说：“你们不信我，没法子，只有碰死！”最后李涛大碰大闹。武山没办法，给光脚的李涛带上手铐，拖着过了马路到他的办公室，从立橱里拿出手枪逼问李涛：“你不交代、不实说，就枪毙你！”李涛趁机凑到武山身边，讥讽他：“闻名你是有风度的宪兵，结果你竟然使出这种手段对付我，你失败啦！你失败啦！”这时，郭同震装好人把李涛拉开，说：“老李别急火，你不谈要害，这是没办法啊！”武山又怒吼，郭同震又劝说，一直闹腾到半夜两点多，把李涛押送到宪兵队地下室木笼里。6日上午，李涛又被押回办公室。木村和宪兵队中队长宫下章一，还有武山都在。木村来领李涛了。最后，武山用车把李涛送到山水沟，李涛回了家。经过这一闹，惊动了木村。川村为了安抚“青协”的人，说：“军部已经打电话告诉宪兵队，李亦豪的工作，以后不要破坏。”　　
李涛经过这次和武山、郭同震较量，从他自己身上体验到日军“主和派”（军部“鲁仁公馆”一方）和“主战派”（宪兵队一方）的矛盾，“主和派”保护他，“主战派”要消灭他；另外，李涛也看到木村相信他，宪兵队武山他们已经无法控制他了。　　
木村义明是属于日本“主和派”、“革新派”。“革新派”的姿态是“进步开明”、“理解爱国”、“革新政权”，提高汉奸政权的效力。“主和派”走“政治亡华”的道路，和“主战派”不同，“主战派”是走“军事亡华”的路。木村是日军北支总参谋部第二课（谋略课）派驻山东仁部队第十二集团军军部的“对共调查工作班”（对外称“鲁仁公馆”）班长。他走“第三条路”，对李澄之的“抗协”很感兴趣，认为是“理想的第三路线中间力量。”他曾流露，一旦“主和派”成功，李澄之是“最理想的省长”。言外之意，一旦李澄之成了“最理想的省长”，木村岂不就是“太上皇”了吗？他们打着“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的旗号，除派川村与志雄为“中国青年协会”的联络员外，从不过问“青协”的事务。李涛在起草“中国青年协会”成立宣言时，其中写“这是日本朋友帮助下成立的”，送给木村看。过了三天，川村把稿退回来，说：“李亦豪，你的汉奸脑袋一样的啦！‘爱国自救’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怎么还叫日本人帮助呢？”这使李涛又进一步摸了木村的底。此后，李涛更放手地利用敌人这些矛盾按他自己的意图开展工作。　　
首先，李涛要建一个青年革命的班底。他把在西安演戏时认识的山东老乡  郝毅（刘兆兴、刘岩，回族）找来任社会部长，管理“青年剧社”；以孟昭成（孟蒙）为中心吸引赵乙民、王振国等一些抗日进步青年；还有看了“青协”《成立宣言》自己投奔来的王建（掖县人）、邹乃明（邹子昭）和孙淑贞（北京崇贞女中学生）以及邹维熙、白穆等等进步青年。邹乃明、孙淑贞是从北京投奔来的，以后到根据地参加了革命。　　
李涛之所以要成立“中国青年协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营救李澄之。当时，李澄之、马楠都还由宪兵队武山、郭同震看管，行动很不自由。李涛就向木村提出，要求把李澄之从宪兵队要出来，搬到“青协”来住。木村同意了。木村要李澄之，武山不敢阻拦，因为木村有权处置共产党的大俘虏。武山不仅不敢阻拦，8月底，李澄之离开时，宪兵队还为他举行“欢送会”。李澄之搬到朝阳街21号“青协”居住后，完全脱离了宪兵队的管制，可以在城里城外自由走动了。这是李涛斗争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为以后营救李澄之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这时候，马楠虽然仍由宪兵队武山、郭同震看管，但她找条件借口几乎天天到“青协”找李澄之，午饭也在“青协”吃。这样，就便于李澄之、马楠和李涛共同研究一些问题。　　
这时，“鲁仁公馆”在泰安按“北原谋略”办的伪“泰莱实验特区”的办公大楼建成，负责人川村让“青剧”去范家镇作首次演出，李涛夫妇都去参加演出。演出的节目中有些就是把抗战歌曲如《打回老家去》、《打鬼子去》歌词中的“日寇”改为“坏蛋”，把“汉奸”改为“流氓”公开演唱，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甚至川村和桥本这些宪兵队的人员听得也哈哈大笑。　　
9月，“青协”成立一个月后，李澄之、李涛、马楠他们研究决定派孟昭成去根据地向分局汇报在济南的情况。李澄之要李涛一定取得敌人的“护照”，保证孟昭成安全通过敌人据点。为派孟昭成去根据地的事，李涛向木村、川村提出来，他们不是对“抗协”很感兴趣吗？不是要和“抗协”沟通吗？那么叫孟昭成去根据地“告诉李桑的朋友都放心吧？！”这个理由正适合木村“革新派”的胃口，他们立即同意。“护照”的问题也顺利得到解决。孟昭成拿到“用美浓纸复写的在敌‘鲁仁公馆’创办的伪‘泰莱实验区’‘执行特殊任务’的‘护照’，下有‘川村与志雄’署名，‘鲁仁公馆’的钤印”。（引文见孟蒙稿）　　
9月中旬（农历中秋节前后）孟昭成带了马楠给泰山区负责人刘莱夫、封振武和朱瑞的信离开济南。“那都是只写了‘回家探望’一两句话的小纸条。”李涛没有写什么信，只希望“向党说明他来济后的经历，表白他发展‘青协’、利用‘青协’，要为革命工作。”孟昭成“乘火车至泰安，转乘汽车至范镇——伪泰莱实验区政委会驻地。”找到李涛为他联系的伪政委会官员，“设法送他去根据地。他先后到山纵四旅十二团团部、四旅旅部，受到“团政治委员胡寅同志、旅政治委员汪洋和泰山区专员赵笃生等同志的热情接待”。后随部队经鲁中区，半个月后到滨海区曲流河村，找到山东分局，见到了陈沂和王见新同志，向他们做了汇报。　　
三天后，陈沂、王见新和孟昭成谈话，“赞扬了”他的“革命精神”，交给他回济南“完成三项任务：以营救李澄之、马楠为主；团结争取敌区知识青年参加革命；对敌调查研究。”说这是经过分局研究的。另外，让他带口信给李涛：“‘青协’反动，他要办什么事由他自己办。”让李涛自己回去谈。　　
孟昭成原来想留在根据地参加革命，不想回济南。最后经过做工作，他还是服从党的决定，回济南。他带回一些给他的根据地出版的公开书刊、文件，作为“情报资料”交给敌人，惑敌取信。　　
（以上内容据孟蒙稿）　　
“青协”只有青年还不行，得有革命骨干领导。李涛、李澄之和马楠就研究从敌“救国训练所”要俘虏。李涛向木村、川村提出这个要求以后，他们很同意，就给所长樱井荣章（和尚）打电话，告诉他“李涛去要人，要谁给谁，要多少给多少”。木村这个决定，不但方便了李涛，樱井荣章也很高兴，欢迎李涛多要，因为这表明他的训练“改造”有成绩，他可以向上面邀功。由此，李涛得到去训练所要人的权利。　　
李涛去“训练所”要战俘，有一个他自己的“标准”，专挑那些斗争坚决的，不愿意出来的；那些“奴颜婢膝”的他偏不要。马楠听丁洁说“救国训练所”女俘梁克、吴茵（胡山、宁世）对敌斗争很坚决，表现很好，就让李涛去把她们要出来，放到“青协”里面。梁克是“抗大”一分校的教员，吴茵擅长歌唱。在“青协”，梁克就向青年男女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英勇事迹，吴茵就教青年唱《延安颂》、《在太行山上》等革命歌曲，吸引教育了大批青年。　　
10月，重阳节前，孟昭成回到济南。当天下午，在孟的家中“向李、马传达了党的指示。”随后，孟昭成又去了“青协”，向李涛转告陈沂、王见新的口信，并把一部分书刊给了他。然后，李涛就去向木村、川村报告：孟昭成这次去根据地虽然没和“抗协”达成“沟通协议”，但有了“接触”。另外，他又 “极力夸张”孟昭成“搞到别人不能搞到的‘情报资料’的成果” 。木村、川村听了皆大欢喜。这时，李涛趁机又向他们提出自己要亲自回根据地一趟继续和“抗协”沟通的要求。木村、川村都同意。　　
此时，李涛为便于和根据地联系，选择在伪“泰莱实验特区”范家镇建立“青协”泰莱支部，就派孟昭成去负责。而孟昭成也“想趁此前去掌握这个阵地”，“尽早和泰山地委接上关系，并使范镇成为城市不可能有的地下兵站。”以孟为首“成立了三人班子。其中有王振国、安全身。”这是他和“李、马慎重研究确定的。”（引文见李涛《营救李澄之经过》、孟蒙《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斗争》）　　
八、再去分局，再见朱瑞，四次谈话，全力支援　　
九九重阳节（10月18日），“青协”在千佛山组织了一次“登高游艺会”，四五十青年男女和一些教师参加。游艺会上放声齐唱抗日革命歌曲，群情愤激！这是抗战五年来，济南上空第一次响荡着抗日的声浪！歌声激励了沦陷区受压迫的中国民众，把郁结在胸中的怒气尽情的倾泻！这是中国人对残暴敌人的愤怒声讨！　　
过了重阳节，李涛去根据地。李涛这一次去分局，和前一次去分局的阵式截然不同。这一次，李涛向木村提出之后，得到木村的完全同意，而且派川村全程护送到临沂。走之前，李涛买了一些根据地难买的“礼物”——一打高级自来水笔和一批日文报刊资料。最重要的是让川村买了一方只有使用军用证才能买到的电台用的大电池。这是李涛上一次去根据地时，梁竹航让他买的。　　
10月20日，李涛和川村乘火车先去兖州。开车后，孟昭毅突然来了，要跟李涛一起去。李涛认为是李澄之、马楠派他来的，也就同意了。川村不知怎么回事，也没干预。在临沂，住日本旅馆，川村在一本封面是牡丹花的日文刊物上题词赠送给“朝鲜解放同盟”，写的是“祝你们像此花样开放”。　　
第二天，李涛和孟昭毅，沿相公庄、板泉崖去夏庄。途经韩庄时，遇到我方部队。李涛让战士去报告，说：“济南的李涛来啦。”出来接他的竟是萧华同志。李涛对他说带来一些日文资料，萧华同志就带他到另一间屋里去，介绍他和日本解放联盟山东支部会长大西正和朝鲜独立联盟主任李明等等一些人认识，让他向他们介绍情况。李涛把川村题词的刊物给他们，他们都知道川村，还说川村比较灵活。吃晚饭的时候，李涛又见到了陈光、郑文卿等领导人。饭后，李涛又专门向情报科科长郑文卿介绍了一些敌情。黄昏的时候，萧华同志派人把李涛、孟昭毅送到驻扎在界墙村的山东分局。　　
在村里一条河的北岸上一座瓦房的堂屋里，李涛见到朱瑞同志。在座的还有陈沂、牟宜之、谷牧（做记录），还有一位鲁西北来的客人张政委。这一次见朱瑞同志，李涛汇报了组织“中国青年协会”的情况、详细介绍了日本“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矛盾，“主和派”、“军部革新派”的政治谋略等等重要内幕情况。陈沂同志听了以后，就说：“我看这些玩艺更是坏蛋！”朱瑞同志却说：“不！有矛盾，有空隙，这些侵略方法、方式上的空隙应该主动利用！”原来坐在那里的张政委听了，高兴地站起来说：“李涛，你这叫针尖上跳舞！用显微镜看，小小针尖上还是有山有水，大有回旋余地呀！”大家发言很热烈。朱瑞又对李涛说：“李涛，根据现在相持阶段，要转入反攻，你还能做一年到一年半的工作。”李涛就问能不能把他老母亲接到济南去？李涛把李澄之从宪兵队要到“青协”后，无人照顾他，想把老母搬到济南照顾他。但李澄之不同意，说：“不要来！这是我们唯一留在解放区的根。”所以这次李涛想试探朱瑞的态度。朱瑞说：“可以去，不过反攻前都要撤出，免得敌人虐杀俘虏。”李涛说：“澄之可不主张她去。”朱瑞说：“那你们看着办。”这一次还谈了其他一些问题，一直谈到半夜，还没谈完。　　
第二天早上，朱瑞又叫李涛去他住的地方谈。谈在沂水城外设“特区”的问题。这是李涛来的时候，木村交给他的一个任务。这样的灰色特区，过去曾在平邑县仲村设过，结果他们欢迎八路，不欢迎日本人，被日军“扫”掉了。李涛提出在李家庄设立中立据点，因为那里是苍山到滨海的空白区，设“中立站”我方很需要。　　
下午，李涛和朱瑞谈“鲁仁公馆”水源清的问题。据说，水源清是朝鲜共产党党员、抗战后被征来山东“鲁仁公馆”，后被派到鲁中搞“对共工作区”。因为他给我们送一些情报，掩护和营救了一些我方被俘人员（朱瑞夫人陈若克牺牲后，就是他把尸体偷送给我们），有人检举他“通共”，他就投诚八路了。水源清投八路后，木村义明不敢向上级报告，每月还给他领工资存在那里。李涛对水源清很感兴趣，想把他要出来，代替川村当“青协”的联络员。朱瑞说水源清归黎玉同志管，让李涛去找黎玉同志。当即派人陪他骑马去找。走了80里路，在十字路柳林湾河北找找到山纵，黎玉同志正往沂河行军。他们在墙根说了几句话，主要是问候李澄之，根本没时间谈水源清的事。李涛把大电池交给黎玉同志就分手了。李涛连夜赶回分局，只见了谷牧同志。　　
第三天，李涛去蛟龙湾，看望独居的老母，谈了老兄的情况及自己一家的情况，没敢提让她去济南的事。然后紧忙回分局。午饭后，朱瑞又叫李涛去见了一面，陈沂、谷牧都在。朱瑞让他告诉敌人：“在这儿打个伏击战怎么样？”这是李涛这一次来分局第四次受到朱瑞的接见。　　
李涛这一次来分局最大的贡献是，详细地把敌人内部“主和”“主战”的分歧矛盾和敌人“革新派”“政治亡华”的政治谋略做了详细的介绍，使分局领导更清楚地掌握了敌人内部的情况。分局领导最早接触“军部革新”情况，是1942年春北京“中国革新同志会”头子平等文成派一个姓李的来山东，由川村掩护从“泰莱特区”到分局见了朱瑞、陈沂同志谈的。不过谈得很肤浅。　　
李涛这次来分局，最大的收获是，分局对李涛组织“中国青年协会”的做法和想法完全认可和全力支持。这从1942年10月朱瑞给周恩来同志的电报中，可以充分看出。朱瑞同志在电报中说：“适当李涛来鲁机会（自大后方），利用李涛家嘱地位，派赴济南去用社会关系营救，被敌人发现。李涛又用一批日人属琯（即参议之类）以和平革新派面目出现。此种和平革新派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强调从思想及政治和平调解，革新汉奸伪政权，以实现统治中国者。故每以中国事中国人办，共产党太左，国民党要不得。革新系建设东亚联盟，并常以社会主义及唯物论混淆青年，其思想体制为物心一元论，其最高领导为石原莞尔，实统治中国阴谋之更高阶段的发展，但在办法上与手段上实质与军人及宪兵特务有区别也有矛盾，可以有条件的利用，以组织中国青年协会。在北平为革新联合会。均为号召网罗李为总干事。等他（中国人）地位做日本军人的领导工作。我门的方针，也是张大网干大事，将计就计。一方面营救被俘同志，但主要还是深入敌人内部，进行情报工作，尤其所谓‘物心一元’思想体系及其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灭亡中国的办法。（以后将调查材料收齐，专门报告你们）×××颇得本军部的信任，经过活动周旋，已将澄之由宪兵内移到中国青年协会，行动已可自由，且有把握可以出来，但为了使李的工作，能再继续下去，我们告他非在万不得已时，暂勿出逃。”这里，朱瑞同志认为“革新派”的思想体制“实统治中国阴谋之更高阶段的发展，但在办法上与手段上实质与军人及宪兵特务有区别也有矛盾，可以有条件的利用”，所以要组织“中国青年协会”。同时，朱瑞同志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方针，也是张大网干大事，将计就计。一方面营救被俘同志，但主要还是深入敌人内部，进行情报工作，尤其所谓‘物心一元’思想体系及其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灭亡中国的办法。”朱瑞这里提出了“利用反利用”的方针。朱瑞同志在电报中还明确地提出“为了使李（李涛、李澄之）的工作，能再继续下去，”甚至在李涛“经过活动周旋，已将澄之由宪兵内移到中国青年协会，行动已可自由，且有把握可以出来，但为了使李的工作，能再继续下去。我们告他非在万不得已时，暂勿出逃。”这充分说明分局对李涛成立“中国青年协会”的工作是全力支持的。也就是说，李涛虽然事前未能经过请示批准，但事后来分局汇报，分局已经完全认可了，对李涛并没有一点批评的意思。　　
九、大营救、大发展、大投奔　　
李涛从分局回到济南以后，因为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完全认可他组织“中国青年协会”的做法，并且全力给予支持，为了让他的“工作能再继续下去”，甚至连本来要“利用一切方法与斗争”营救出去的李澄之都可以留在济南，“非在万不得已时，暂勿出逃。”这充分说明分局对李涛是完全信任和全力支持的。所以他大胆放手地利用“青协”这个“合法”的组织，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做了许多一般人做不到的有声有色的事情：　　
第一：大营救　　
1942年9月中旬，“青协”刚成立不久，李涛就决定“必须提要些‘中共俘虏’来领导教育这些青年”，（引文见李涛：《营救李澄之经过》）他和李澄之、马楠共同研究以后，从日军“救国训练所”把“抗大”一分校的梁克和战工会教育处的宁世（吴茵、胡山）一块要到“青协”。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梁克和宁世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梁克用根据地抗日革命的事迹、宁世用《延安颂》、《在太行山上》、《游击队员》、《沂蒙山区好地方》等革命歌曲吸引影响教育了几十个青年男女。启发了他们参加革命的激情！　　
这次，除要出梁克、宁世外，李涛还要出路正和鲁西的吴文化等人。　　
1943年日军春季“扫荡”中，原“抗协”泰山区三个主要负责人丘华南、卢进增、孟子仁被俘，押在日军“救国训练所”。他们主动向樱井荣章报了“李亦豪”这个名字。樱井打电话跟木村报告了，然后就叫他们到“朝阳公馆”找李亦豪。李涛根本不用去要就送上门了。第三天，丘华南三人拿了李涛盖了公章的“朝阳公馆”的名片，各自回根据地了。木村连见也没见到。孟子仁从泰安城里经过的时候，被认识他的泰安地方的特务捕押到宪兵队。孟子仁捎信到济南，让李澄之设法救他。李涛就找木村联系，木村给泰安宪兵队的宫下打电话叫放人。可是过了快一个月，孟子仁还没出来。家属就找李澄之，李澄之向“鲁仁公馆”发几次脾气。后来了解一下，原来是孟子仁在宪兵队跪老虎凳，把膝盖跪烂了，宪兵队不敢释放。又“紧催”宫下，终于释放了。“鲁仁”的人说：“李先生不爱说话，可脾气很大。”　　
1943年2月13日，李澄之接到日军“救国训练所”传出来姚伯林（山东军区侦察科科长）、李绍钊、黄以奇（？）的信，说他们被俘了，让营救。李澄之就让李涛去。李涛去了就把他门领出来，放到“青协”后院东屋做客。李涛去向木村、川村报告，说姚是“重要客人”，应该送回去。过了几天，“泰莱实验区”的桥本开车来把他接走。李澄之、李涛、川村都到车门前送行。　　
红军团级干部钟瑞（刘振山）被俘，不服管，“训练所”管不了他。李涛去要几次，他都不出来。后来要出来了，给他买的新棉衣、新被褥，他不要不穿；给他办“青协”工作员证，他也不办。有一次晚间出去，在普利门和伪警打了起来，因为伪警人多，他吃了亏。过了不久，孟昭成就用存留的川村署名的“护照”，稍加改饰，交给钟瑞乘火车经陇海路阿湖站回了根据地。和钟瑞一起走的还有李绍钊和黄以奇（？）两个人。后来被孟昭成单独送回根据地还有“抗大”的军医唐璜（唐克强）。　　
就这样，李涛利用“青协“的名义，从日军“救国训练所”先后营救出30余名我被俘人员，并使他们安全返回根据地。　　
李涛和日军宪兵队武山、郭同震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李涛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敌人的矛盾，千方百计营救被俘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员；而武山、郭同震他们却是绞尽脑汁专门抓捕共产党人、专门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仅只是在1942至1944年期间，被他们彻底破坏的我地下组织和被他们逮捕的人就有：　　
①中共济南工委：1942年1月7日晚，武山英一带宪兵队特务逮捕了中共济南工委书记辛树声。辛树声在武山等威胁诱迫下，完全招供，并把济南工委组织全部成员名单交出来。武山又利用辛树声“放长线，钓大鱼”，诱骗分局城工部继续往济南派干部。来一个，宪兵队逮一个，先后逮了三次。5月，武山又带辛树声去青岛逮捕了辛供出来的党员刘瑞庆。11月21日，宪兵队来了一次大逮捕，把济南工委一网打尽，共逮捕90余人，其中18人被杀害、9人被判刑，济南工委遭到彻底破坏。　　
②冀鲁边二军分区、二地委济南情报站：1942年秋，济南宪兵队派特务寺田指示特务魏庆宇（魏振甲）、管启新混入冀鲁边二军分区驻地济阳，骗取军分区领导信任，1943年2月在济南建立二军分区济南情报站。情报站一直由魏庆宇等特务控制。4月，魏庆宇等先腐蚀站长孙子贤，使其堕落叛变；5月，又将新派来的站长薛寒衫暗害。9月，情报站改归冀鲁边二地委，由德县县长张硕进入济南市内领导。1944年8月，宪兵队逮捕了情报站张硕等30余人，同时牵连禹城县地下党组织10余人被捕。至此，二地委济南情报站惨遭破坏。　　
③鲁中区工作人员单景春：1942年4月，我鲁中区工作人员单景春在济南采购军用物资的时候，被郭同震、王禾逮捕，并在郭、王的利诱劝说下叛变投敌；　　
④分局城工部副部长王见新的父亲王者辅：1942年6月，武山、郭同震派人到分局城工部负责人王见新的家乡，把王见新的父亲王者辅诓骗到济南，威逼他写信把王见新骗到济南。遭到王者辅拒绝。　　
（以上内容据1991年4月出版的《中共济南党史大事记》）　　
第二、大发展　　
组织“中国青年剧社”、“青年歌咏队”、“青年口琴队”、“青年文艺研究会”等文化组织团结教育青年人。　　
① 中国青年剧社五六十人，演出的剧目有曹禺的《雷雨》、莫里哀的《悭吝人》、列·托尔斯泰的《欲魔》等等中外名剧，以及揭露国民党不抗日的反映蒋共顽三角斗争的《边城故事》，都堂而皇之公开演出了。此剧能够在日伪统治下的济南公开演出，连分局宣传部的陈沂都很惊怪！剧社的演出轰动济南城，效果极好！在日伪当局的“大东亚共荣圈”铺天盖地的喧嚣鼓噪中，这些剧目的演出，犹如注射一剂清新剂和振奋剂，使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沦陷区人民群众看到一线曙光，这是对日伪奴化教育、伪化宣传有力的反击！　　
② 青年歌咏队几十人，以职员为主。唱的是《延安颂》、《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南泥湾》、《打鬼子去》、《打回老家去》、《送夫当兵》等八路歌，把《黄河大合唱》中“抗日对唱”《黄花曲》稍改词语，成为歌剧表演，引起巨大反响。（见孟蒙：《清扫抗日战争中山东三大案的迷雾》）　　
③ 青年口琴队二十余人，吹的也是革命歌曲。　　
④ 青年文艺研究会在济南一中和正谊中字都设有分会，每周开座谈会。1943　　
年春，研究会的“正谊中学文艺社”因为大观电影院大胡子日本经理经常辱骂中国观众，作威作福欺压中国人，非常气愤，要跟他讲理。在李涛的支持下，一百余人整队到大观电影院，找那个日本经理讲理。在群众压力之下，那个大胡子日本经理承认错误，连声“道歉”，“保证改正”。学生们取得斗争的胜利，为中国人申张了正义。　　
⑤ 最具特色的“图书馆”。李涛把他和孟昭成从根据带回的解放区公开出版的共产党报刊、书籍，除了拿一小部分作为“情报资料”交给木村、川村“惑敌取信”外，绝大部分都放在他的寝室里，供青年男女阅读。李涛在这些书刊的封面盖上“对共研究资料·对外绝对保密”的印章，作为掩护。这个最有特色的“图书馆”是青年男女到“青协”最愿去的地方。“伪济南警察署文书王香生是常借户，终于被本署特务课（武山腿子）捕押四个月，刑罚得尿血。”（引文见李涛：《营救李澄之经过》）　　
⑥“共产主义讲座”由宁世主持，每星期日上午在李涛的寝室举办一次。李澄之根据从根据地带回的书刊报纸，向那些爱国的进步男女青年讲述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受到热烈欢迎。　　
⑦《中国青年》月刊。1943年5月，李涛又创办了《中国青年》月刊。他利用这刊物变着样地宣传共产党和根据地抗日的斗争。1943年6月，他去分局汇报李澄之去日本的情况时，组织上给他一些公开出版的书刊报纸中，有一本《山东文化》，其中刊载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李涛带回济南，立即在《中国青年》上把毛主席的讲话全文转载了，向沦陷区广大群众传播了毛主席的声音！李涛这个大胆无畏的做法，当时连李澄之都感到害怕。　　
第三、大投奔　　
济南一些爱国青年男女，在“青协”“天天唱八路歌，读八路书”， 在梁克、宁世的教育影响下，掀起了一股投奔根据地参加革命的热潮，决心要到根据地去找八路军。　　
最早要投奔根据地的是于渤（于宝珍）、姚明（姚澍熙）、王洛（王春芳）、周帆（周特）、汪洪兰（汪柯）、訾佩铭和梁基（梁文贞）七个女学生。她们找了10月刚从根据地山东分局回到济南的孟昭成，让他送。她们认为孟昭成到过根据地，知道的多，很“了不起”。那时，孟昭成在“青协”泰莱支部，想通过“鲁仁公馆”在范家镇搞的“泰莱实验特区”送她们去根据地。但因他未能和泰山地委联系上而没走成。　　
1942年12月初，梁克在李涛安排下返回根据地。梁克在“青协”和李涛的关系不怎么协调。梁克主张发动青年到根据地去参加革命，李涛要把青年留在“青协”，在沦陷区干革命，因此二人有矛盾。10月，李涛去分局时曾问过朱瑞书记：“可以叫梁回来吧？”朱瑞同意。李涛回到济南后，就对木村说：“梁女子的丈夫在‘抗大’，（她）不安心工作，应该（让她）回去团聚。”就这么个理由，木村听了就找山田参谋开发通行证。然后，李涛又联系了日照的伪和平救国军团长陈成功（这是木村义明的关系，他开辟的一条通道），通过陈的防地送梁克回“抗大”。但是梁克不是一个人走的，她知道于渤她们第一次没走成，就告诉了于渤和王洛，让她们跟她一起走。于渤、王洛喜出望外，决定跟她走。不光她俩，又加上周帆，共三个人。梁克“怕她带的人多，有危险”，叫于渤提前先去潍县，约好12月8日从潍县再乘去青岛的火车，和梁克等在火车上聚齐，一起去青岛。于渤没去过潍县，就约了家是潍县的同学梁基（梁文贞）一起去，就住在梁基家中。8日，于渤乘火车去青岛，梁基也跟了去。在车上，她们找到梁克、王洛和周帆，一起去了青岛。但是，比原来又多了一个人——梁基。梁克一次就带走了4个。这是第一批由济南奔赴根据地参加革命的青年。（以上据于渤：《我参加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
梁克和第一批出走的四个人顺利到达了根据地，取得第一次胜利。梁克给李涛来信说，陈成功还“宴请”她们吃“炸对虾”。不过，过了几天，川村找李涛对他说：“木村说陈成功来电话，说‘不是梁女子一个人，是六七个女子的啦！’我说‘对呀！就是六七个女子，李亦豪给我报告过啦。’”川村这样大包大揽地承担下来，给李涛打了掩护，李涛连一句话也不用说，事情就这样轻松地了结了。木村、川村再也没提一个字。川村为什么这样做？很简单，如果川村要认真追查李涛的责任的话，首先要暴露他这个联络员“失职”，“监管不严”，对他自己不利。川村这样一口揽下来，主要是保护他自己，同时也掩护了李涛。原来，咱们的“国粹” “谩上不谩下”，在日本军部也很时兴吃得开。　　
1943年3月初，城工部副部长王见新找于渤谈话，说“根据需要有文化的学生参加革命工作”，让她“回（济南）去一次，把要出来的同学带出来” 。问她：“有困难吗？”于渤说她家离“青协”很近，有人知道她“出来过”，“会不会有问题”？王见新跟她说，他“和那边人有联系，他们主动讨好我们”，“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王见新还让于渤通过王洛的姐姐王卜和周帆的妹妹周雯了解济南的情况，还说：“这个工作就是革命工作了，是很有重要意义的，一定要做好。”这样，于渤接受了任务。城工部又安排于荣光跟于渤介绍一些做地下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和知识。如：“不经常住一处，不让人摸着规律”；“被捕后如何保护同志，保护气节，宁死不叫革命工作受损失”等等。（以上内容见于渤：《我参加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　　
3月上旬，于渤和梁基离开根据地回济南，由于荣光护送一段。于、梁从高密上火车。到潍县，梁基下车回家。于渤直达济南。　　
回到济南以后，于渤在《我参加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一文中说：“回去后我不怕到‘青协’去，还以为有了解他们的任务。当然主要是和王卜、周雯联系，还有吴茵（宁世），叫她二姐。这时带多少人走，什么时候走，主动权就在我了。回去后的工作好做，愿意出来的同学很多。但要找可靠的，只要她不出卖我自己。但一些同学从没出过门，连火车也没坐过，都说愿意跟我走。可我一个人又能带多少呢？这事很为难。认为有男学生好办，他们可以自己走。”　　
4月，于渤通过王韦在正谊中学上学的表弟刘德跃，认识了一些正谊的学生。她先把刘德跃和一个姓白的女学生送走。这是第一批。　　
5月初，于渤又联系了王韦、艾森（周化赞、周培承）和正谊中学的李向民（霍连弟）、艾华（谢盛华）四个人，作为第二批。于渤本来安排他们不要一块乘火车，分两帮，都在高密站下车，聚齐后再乘汽车去莒县。可是，艾森和李向民到了高密没等艾华和王韦，先走了。不过，艾华和王韦后来也到了根据地。　　
艾森1921年生，抱者“科学救国”的理想，到济南洪家楼神学院学外语。他在《投奔革命洪流  抗大熔炉炼就》一文中说：“1937年日寇入侵济南后，到处实行血腥统治，使我们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想寻到条能拯救中国之路，以便不当亡国奴。”1942年12月，他认识了在“中国青年协会”的宁世。受宁世的影响，他参加了“青协”，同时也认识了李澄之和李涛。李涛安排他担任“青协”济南支部的组织股长。李涛对艾森说：“当前国难当头，应以抗日为重。知识青年应先在济南宣传抗日，照样能起到根据地所起不到的作用。再有机会去根据地参加八路军战斗部队不迟。”12月8日梁克带于渤、王洛、周帆走的时候，本来说好艾森也去。可是父母不同意，他没有能走。“这次，于渤回济”，他“当即表示立即到根据地去。由于渤同志事先介绍了去根据地的路线与联络方式，我与正谊中学的李向民，谢盛华，省立女中的王韦第一批先离济。行走的路线，先乘火车到高密，然后乘汽车到莒县。我与李向民同志同行，小学教员装扮，一路上没引起日伪人员的注意。莒县有个于家庄，有个叫于维平的人，对外‘伪保长’身份，实际是我们的人员。把我们先后送到山东分局城市工作部驻地。”（以上引文均见艾森搞）　　
这一次又走了四个，作为第二批。　　
5月下旬，于渤亲自又带了七个青年去了根据地。他们是：姚明（姚澍熙）、戴昂歌、王露、马旋（呼红云）、宋克五个女学生；周秋平和于岱两个男学生。于岱是于渤的大弟弟，周秋平是于岱的同学。于渤这一次带这么多人出去，非常不容易，遭到一些难办的事。她在《我参加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中说：“走前，我遇到一个大难题：当时正要召开济南市中学生运动会，马旋正上学，是选上的运动员，可会又不马上开。让她个人走又不行，她年龄小。等她开完（运动会）又怕碰上‘扫荡’联系不上。不等就怕牵连她家。我也没有人商量，最后想想还是领导交代的‘要快些回来，不能时间太长。’于是就决定先走了。这次走的一个同学宋克是我们的好友，但我不同意她出来。因为她没有了父母，同哥哥姐姐（寡妇）生活。家较富余，怕她不能吃苦。但我们平时关系好，不能不告诉她。于是同她说好不（让她）走。她说：‘去送送你们吧！’到车站之后，她怎么也不离开我们，什么也没带（上了车），背包里只有书。我们也舍不得离开她，就几个人凑钱给她买了车票带了出来。”这一次出来的七个学生，有些是偷跑出来，没跟家里讲，既没带东西，也没有钱。姚明就把自己的自行车卖了钱，分给大家买火车票。最后，顺利地回到分局城工部。于渤先后共发展了13个“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到根据地，胜利完成了组织交给她的“很有重要义意”的“革命工作”。　　
于渤的任务结束了。但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5月间，到根据地不久在城工部任科员的艾森接受了新任务，去青岛发展青年学生到根据地。艾森接任务后，回到敌占区青岛（父母在那里），发展了王廉谦、熊道宏、熊道昌、王梅、于志光、扬江和14岁的王忠民等7人。　　
6月、艾森又接受到济南发展青年的任务。这一次艾森又发展了王勇（王庸）、吕奇（吕方舟）、朱灿、徐光和刘达5个人。　　
也是在6月，城工部又派刚从济南到根据地1个多月的19岁的姚明，去敌占区北平发展青年到根据地去。姚明虽然在省会济南长大，却从未去过北平。让她一个人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做青年工作，对她这个参加革命才1个多月、豪无敌占区地下工作经验的女孩子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但姚明有一颗忠于革命的火红的心，既然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不管有多困难也得坚决完成。这样，她独身一人离开根据地后从陇海路阿湖车站乘火车，千里迢迢毅然去了敌人的心脏北平。姚明去北平要联系的对象，是5月和她一起从济南去根据地的马旋（呼红云）几年前在聊城中学的同学，是马旋向组织上提供的一个线索。姚明就按照这一点线索，经过一番周折在北平崇慈女中高中二年级找到马旋的同学王佩义（孙冉）。通过王佩义联系上她姐姐王佩良（孙朴）；通过王佩良又联系上她的同学韩锦素（李枫）和潘贵荣（梁萍）。这些都是爱国青年，渴望抗日而找不到门路，特别是她们都很仰慕共产党、八路军，一直想去延安。这次姚明跟她们一介绍山东的根据地，她们立即欣然同意来山东。姚明“一次就带回4个革命的新生力量。”事过40多年，姚明在题为《在阿湖车站》的文章中，谈当年她带着4个北京姑娘穿过敌占区的阿湖车站回根据地的情况，现在转载如下，让我们共同体验一下那“惊险的一幕”：　　
“阿湖车站惊险的一幕，我终生难忘。事情已过去40多年了，当一想到这一幕，似乎在我身后还跟着6个伪军——穿着绿色军装、扛着大枪、拖着沉重的皮鞋的伪军，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出了车站，我快步走，他们也快步走；我放慢脚步，他们也放慢脚步。这很明显是紧紧地盯上了我。我心里着急，手里捏了一把汗，头上也直冒汗。　　
阿湖站，是陇海路上一个很小的车站。在这个小车站，突然冒出来5个20岁上下的女学生，有人还操着一口北京话，由于行囊多，还雇了一辆小车推着，自然是很引人注意的。不要说敌人，连老百姓也都侧目注视。　　
那是1943年夏天，山东分局城工部派我到北京动员知识青年到抗日根据地工作。北京这个古老的文化古都，对我来说，既陌生又向往。我依靠了同学的关系，紧张地工作了1个月，终于动员了4名高中毕业的女同学，跟我一起到根据地去。阿湖车站，是我回根据地的必经之路，那里有送我们去根据地的交通。　　
在伪军尾随的情况下，我们心里虽然非常紧张，但仍然沉着地走了好几里路，终于到了接头的村庄。我们进村，伪军也进村；我们找村长，伪军也找村长。在村长的办公室里他们开始盘问：　　
“你们来干什么？找谁？”　　
“找舅舅。”我们中的一个以事先安排好的话回答。　　
“没听说村长在外边有上学的外甥女呀！”我们装做没听见，不理睬他们。　　
双方在沉默着。　　
我这个带队的，一方面担心他们缠着不放，继续盘问会露出破绽；另一方面也担心原来的那位村长是不是有变化，这条线的地下交通会不会出事？心焦如焚，七上八下。在等村长的那段时间，真是一分一秒都感到很长很长。　　
“村长出门了，不在家。”一个孩子跑来告诉我们。我们只得沉住气，等吧。　　
那6个伪军等了一阵，我们也不搭理他们。大概他们感到无聊，就无精打采地离开了。　　
伪军一走，我们立即感到轻松了，这时村长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原来他知道了有伪军跟踪我们，故意撒谎说他出门了，避免和伪军见面。我们接上头，村长立即把我们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吃饭。天黑了，他派人往根据地送我们。就这样，一个村一个村、一站一站地往里送，一直把我们安全地送到了山东军区……”（见姚明：《漫游人生》第71-72页）　　
孙朴等人到山东根据地以后，他们又从北平、天津发展了曹凌、刘枫、梁泉、冉诚、李玉章等5人来山东。　　
7月中旬，孟昭成通过伪“泰莱实验特区”范家镇的秘密交通道，把周恒（赵乙民、赵文翰）、王卜（王秋芳）、安琪（王芝生）、薛石（张翠环）等4人送到泰山地委。　　
在这几十个革命青年到了根据地之后，经过短期学习，有些又被派回沦陷区继续发动，先后又发展了40多人，投奔了根据地参加革命。　　
这些青年学生投奔根据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都是经过这样那样的斗争、克服重重困难才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追求、下定决心、义无返顾地奔向革命的。如：　　
于渤，父亲1938年已‘病故’，家中只有母亲郭惠兰、她和三个上小学的弟弟相依为命，生活相当困难。当她母亲知道她要去根据地参加革命，说什么也不同意，说：“你走了，我就没法活了。”于渤没办法，就找梁克去做她母亲的工作。梁克就跟她母亲讲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就没有家的道理；讲八路军的战士也都有父母有家，都是为抗日离别父母、离别家乡；梁克还用于渤家的具体事例来说服，讲于渤的父亲日本占领济南后就失业，得病没钱治，最后病死；讲于渤母亲出去买粮挨过日本人皮鞭抽打；讲她的小儿子被抓去修飞机场等等苦难的事，启发于渤的母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最后，母亲思想通了，才同意于渤去根据地。　　
姚明1985年在《路是这样开始的》一文中说：　　
“那是四十多年（1943年）前的一个春天，我还是一个高中女学生，偷偷地离开学校，离开家乡，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奔向一心向往的解放区。　　
我生平第一次乘上火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钻来钻去，心理惴惴不安，担心家里人发现了我拉我回家去；更怕鬼子发现我，把我捉进监牢。当火车飞驰起来，把我的家远远抛在后边，我心里又是想家又是忧虑；也许我将永远见不到爸爸、多病的妈妈、幼小的弟弟妹妹了，也许敌人会把他们逮捕起来，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遭遇？我的鼻子在发酸，眼睛湿润了。”　　
王洛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城市青年学生是有爱国思想传统的。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爆发，只见国民党撤兵南退，大片国土沦陷。济南被日军占领后，不少高小、初中、高中学生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不甘心做亡国奴，不愿在日本统治下的学校读书，而到教会学校真光中学（内设附小）、懿范女中上学。　　
    特别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学校也被日本帝国主义封闭，更加激发了这些青年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有的无奈转入省、市立中学。　　
    不少青年学生寻找抗日的地方。　　
1942年夏秋之间，我和姐姐（现名王卜）认识了共产党员梁克同志，她给我们讲抗日道理、抗日根据地人民民主生活、青年的学习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使我们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她说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根据地。在她的启蒙教育下，认定了到根据地找八路军参加革命。”　

这样，不到一年，只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有上百的有文化的知识青年，从敌人占领的济南、青岛千里迢迢奔赴根据地参加革命，形成一股滚滚的热流。这不要说在山东，即便在全国沦陷区的城市也是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