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选皇帝 "以德治国"害死了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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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害死了王莽?                 ZT
王莽

    在历史上，王莽一直是个“篡党夺权”式的反面人物。王莽废黜了刘婴，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不过这个新朝，存在没有多少年，基本不被后世承认。近代以来，史学家虽也注意到了王莽的一些积极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图，称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驱”，但他的“阴谋”、“虚伪”似乎已成定论。其实，惟一的原因，仅仅就是王莽当皇帝失败了。

    以往研究王莽，惟一的史料来自《汉书》，而《汉书》作于东汉，完全延续了西汉的政治价值体系，将王莽定位为篡夺汉朝权力、导致西汉覆灭的奸臣。相反，出于王莽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史料已经不复存在。完全根据《汉书》的记载无疑不可能复原真实的王莽，也不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断。

    在《汉书》中班固对王莽极尽诬蔑之能事，说他“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等等，连他的长相，也说是“侈口蹶顄，露眼赤睛，大声而嘶”，“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嘴巴宽大，下巴突出，双目外突，眼珠发红，声音大而嘶哑，就是有猫头鹰的眼睛、老虎的嘴巴、豺狼的声音的那种人。)，几乎找不到对他有利的正面记载，但是即便从这个完全来自对立面的史料中我们也会发现，班固也实在举不出王莽的多少真正的坏事来。

    从阳朔三年(前22)步入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化了31年时间。在《汉书·王莽传》中除了当上“摄皇帝”时刘氏宗族曾两次武力反抗外，在这31年间没有什么反对王莽的具体事实，只是在王莽设置西海郡并人为制造“以千万数”的罪犯迁往那里时，才说“民始怨矣”。此事发生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也就是说前面27年间王莽没有遇到任何来自民间的阻力。在西汉末年政界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惟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而他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如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230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门问候，只见一位穿着布衣短裙的女士出来迎接，这批贵妇人以为是位佣人，一问方知是王莽夫人，都吃了一惊。王莽的儿子王获杀了自家的一名奴婢，被他痛骂一顿，逼令自杀。在奴婢的地位与牛马相同的情况下，像王莽这样一位贵戚高官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能不感激他，称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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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刮回来；王莽的儿子也的确是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要是有这些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从中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当时王莽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更何况是处在一个腐烂透顶的社会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汉书》谈到这些时，一概断定是王莽沽名钓誉的伪装，“其匿情求名如此”。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在伪装，那也不就成了真的了吗？我们固然可以将这种行为冠之以“虚伪”，但为什么不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自己私欲的高度克制呢？如果一个人能够一辈子克制自己，难道就不是一种崇高的修养吗？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

    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了他不姓刘以外，其他条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西汉自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靠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以致政治腐败。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如哀帝的同性恋伙伴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达43万万。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已经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贫富相差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对农民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劳终年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在这种情况下，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只靠刘歆等学者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

    如果王莽只是为了夺取权力，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经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注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位，“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位，那么在他当上了新朝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历来的政治家大多如此。可是王莽这个泥古不化的书呆子，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乌托邦式的复古改革，从而把自己推上了绝路。直到临死前，王莽还手持所谓的“虞帝匕首”(自然是好事者伪造了进献给王莽的)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上天给了我德，汉兵又能把我怎样！)实在迂腐得可以。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王侯官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顾。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清楚，自己该依靠谁抑制谁，书呆子王莽却不明白。

    《汉书·食货志》中说“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他为了恢复《周礼》中所描绘的上古三代的井田制，即位之初便颁布诏令，将天下田改名“王田”，规定不许买卖，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在当时情况下，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王莽又将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但改个名称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根据《周礼》中赊贷、《乐语》中五均等的记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莞。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平抑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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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六莞，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订的出发点也是为了“齐众庶，抑并兼”(《汉书·食货志》)，如果真能有效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但其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王莽又根据周代的制度进行货币改革，废除五铢钱和刀币，“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同上)其下名目繁多，体系复杂，以后又多次变更，使老百姓无所适从。受到百姓抵制后，还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隘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一旦变成了通行证以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王莽又深受儒家“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王莽又将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皇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但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更始军入长安城，攻至宫门。初三天明，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最后将士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王莽终于为他心目中崇高的政治理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此幸耶？不幸耶？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这个与那个》)的社会，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山穷水尽、必死无疑的王莽同归于尽，也总算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应该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

    在同样代表东汉官方立场的《后汉书·刘玄传》中，记述王莽被杀以后，他的头被割下送到南阳宛县更始帝刘玄的堂前，他高兴地说：“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王莽要是不这样做，就与霍光一样了。)霍光受武帝遗诏辅佐年幼的昭帝，昭帝死后，又迎立宣帝，秉政长达20年，是匡扶汉室社稷的大功臣，可见身为西汉宗室、光武帝刘秀族兄的刘玄深知王莽败亡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个人品质或政治举措，而是他夺了刘家的天下。王莽之所以遭到东汉以来正统史家的“妖魔化”，原因正在于此。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完全是流氓无赖出身，又比王莽好到哪里去呢？(文选自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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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3年昆阳之战：王莽数十万军队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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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史书上多有记载，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诸葛亮借东风，周瑜火烧曹操船舰的全过程。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里的故事不代表历史的真实。当时曹军在赤壁北岸，孙刘联军在南岸，如果刮东风的话黄盖的火船不可能把北岸的船都烧了。事实上当时是刮东南风，黄盖的蒙冲斗舰在距离曹军船舰两里多时同时发火，借着“火烈风猛，船往如箭，尽烧北船，延及岸上营落”。



赤壁之战是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发生在公元23年的昆阳之战，同样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无独有偶，在昆阳之战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电闪雷鸣、大风刮起，使王莽数十万大军队土崩瓦解。



王莽想一举消灭绿林军



昆阳古战场在今河南叶县。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汉室皇位，成立新朝。由于王莽政权法令烦苛，地方官吏“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于是并起为盗贼”。在众多反抗王莽政权的“盗贼”当中，北方的赤眉军和南方的绿林军声势最大。



王莽开始认为赤眉军力量最强，派出10万重兵围剿赤眉军，而以郡县军和临时招募的部队对付绿林军。当绿林军击败新莽军队，公开提出恢复汉朝，建立更始政权之后，王莽才意识到绿林军的威胁更大，因而转移战略重心，特命大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寻为统帅，调集各郡兵力，准备一举消灭绿林军。王莽还征调当时所谓精通 63家兵法的人充当军吏，并任用“长人”巨毋霸为垒尉，又将虎、豹、犀牛、象等猛兽巨兽圈至军中饲养，以便在作战时放出来震慑敌人。



王莽的命令发出后不久，集中到洛阳的军队已达42万人，号称百万大军，更始元年(公元23年)五月，王邑、王寻率大部队向绿林军占领的昆阳方向进军。到达昆阳后，王邑指挥大军将昆阳团团包围住，并设置了100多座军营。



刘秀身先士卒冲向敌军



当时坚守昆阳的起义军只有八九千人，由当时任太常偏将军的光武帝刘秀负责指挥作战。刘秀叫王凤和王常守昆阳，自己与将军李轶等13骑夜出城南门，“于外收兵”。



六月初一，刘秀、李轶带回来的救兵抵达昆阳城下，当时昆阳的攻守战正在胶着状态。刘秀亲自率领敢死队一千多人为前锋，在距王莽军队四五里地时，即摆开阵势，王邑、王寻派兵数千迎战。刘秀身先士卒冲向敌阵，斩杀数十人，逼使王邑、王寻的军队后退。起义军诸将“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但王邑、王寻仍不将起义军放在眼内，他们率领万余人单独与起义军拼杀，命令各军营不得轻举妄动，结果战况不利时其他军队也不敢擅自出营相救。王邑、王寻的部队被打乱后，起义军斩杀王寻。城中的守军此时“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伏尸百余里”。



正在这个时候，天上突然电闪雷鸣，同时大风刮起，当时“屋瓦皆飞，雨下如注，虎豹皆愧战，士卒赴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渡水逃去”。昆阳之战以王莽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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