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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普通话”在清代实指“北京官话”，即汉语中通行较广的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雍正推广“普通话”即指雍正帝于雍正6年8月开展的提倡以北京话为标准交际用语的运动。
雍正6年（1728）8月6日，皇帝上谕内阁曰：“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训，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言语，皆所以成遵道之风，着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敷奏对扬，仍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官民上下，言语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言语既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为编氓，亦不能明悉官长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更改，故必徐加训道，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教官，徧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履历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达矣。”
一个曾把满语视为国语和民族标志的满族皇帝，此时却下了一道推行汉语“普通话”的上谕，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书馆，教授官话。仅雍正七年，福建一省就建立了110多所。正音书院一时间如雨后春笋，普及到闽、粤两省各县郡，盛况空前。
为保证推广“普通话”的效果，朝廷把掌握官话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前提条件，规定：“8年之外，如生员不能官话者，暂停其乡试；举人不能官话者，暂停其会试；童生不能官话者，不准送取学政考试，俟学习通晓官话之时，更准其应试。”
到了乾隆元年（1736）又议准：在规定的8年内仍不能说官话者，学习期可以再延长3年。由此，朝廷对推广“普通话”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然而，正音书院的命运并不长久。到乾隆后期，各地纷纷裁撤正音书院，“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道时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课制艺矣。”曾经得到皇帝谕旨提倡创建的用以推广官话的正音书院，就这样寿终正寝了。究其根本，乃与清朝国力有关。随着清朝统治江河日下，内忧外患，国势渐弱，统治阶级已无法顾及官话运动，对地方的控制也大不如前，地方官吏把官话教学“视为不急之务”的情况屡见不鲜，终于导致官话运动的衰落。
此后，直至光绪28年（1902），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清廷制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 显然，张之洞等人的推广“普通话”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雍正帝的上谕精髓，并加以发展。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并一直沿用至解放前，以至后来的台湾地区。
至于真正普通话的定义，则是在解放后的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大力推广普通话”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当前的普通话推广工作仍可谓任重而道远，仍可以从雍正年间的官话运动中得到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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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8 01: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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