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之后有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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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党和祖国对农民弟兄的亲切关怀

信阳事件：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

　　鸡公山现场会把反瞒产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年3月，77岁的李瑞英（张树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亲身经历的鸡公山现场会的情况。她当时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1959年6月，地委让妇联主任李瑞英带一个工作组去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这是信阳县委书记徐国樑的试点。李瑞英等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农民都在挨饿。她没有总结经验，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要求给这个公社21万斤粮食。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鸡公山公社也发现社员挨饿，回来对路宪文说了实话。路宪文说：“王秉林也动摇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倾，按照路宪文的意见，在鸡公山公社组织了一个反瞒产私分成果的现场会。会上展示查出来的瞒产私分的粮食。在这些稻屯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粮食，下面都是稻壳。

在鸡公山现场会上，地委提出，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干部要过“三关”：群众叫喊关，人口外流关，食堂停伙关。接着，又组织干部参观罗山县“四摊子反瞒产私分会”（四摊子：干部会，贫农会，统计会计会，富裕中农会），在这以后，大部分县召开了贫雇农大会、现场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谁要是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大丰收”、“右倾”等政治帽子，并进行批判斗争。还把食堂缺粮停伙说成是群众威胁干部，把群众遗弃子女、饿死路旁说成是“向党进攻”。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年10月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1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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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压、残酷斗争的情况下，说假话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潢川县委委员宿世良、农工部长徐从在伞陂寺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白天在生产队里吃不上一顿饭，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顿，但不敢说生产队已经停伙的情况。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莫怀光在下面工作一天半没有吃到饭，回公社不敢说下面的情况。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贾新元在信阳事件发生后对省委工作组说：“当时我不是不知道，去年报名服兵役的200人当中，体重合格的只占40％，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曾经三次到县里反映情况，但因怕戴右倾帽子，走到县委院里、门口，返回来了。回来还不得不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书记宋士九到伞陂大队督促征购，这个大队的队长对他说：“下面实在没有粮食了。”宋书记批评大队长：“你这是右倾思想，你看问题太简单了！”这个大队共召开了四次反瞒产、查漏洞的大会，四个生产队长都被批判，三个队长被大会斗争，24个作业组长人人过关，其中19人被斗。这个大队被迫报出藏粮24万斤，但验收时一颗粮也没有找到。

　　1999年9月，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老农民余文海（他1958年曾任生产队会计）向本书作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把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张李开会。让报粮食。不报就集训、批判、斗争、拷打。结果说出这里有一仓库谷子，那里有一仓库黄豆。报了粮食就要上交，明天几点钟送到。为了过关，我们队也说了假话。第二天我守在队里的电话旁，10点钟，电话响了，问：粮食送来没有？我说，正在装。12点钟又来电话；粮食为什么还没送到？我说正跑在路上呢！后来又来电话催，我说，我是会计，不知道！晚上又集中开会，不说假话就挨打。怕挨打，多数人都说假话。”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潢川县任务完成得不好，省委让他们写一个报告。潢川县委1959年10月30日的报告认为，粮食征购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粮食问题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斗争的焦点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右倾思想成了粮食工作的主要危险，突出表现是不承认大丰收。第三是干部作风不够深入，抓得不具体，不细致。这个报告提出要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辩论来搞征购。其实，写这个报告时，潢川县已经大量饿死人了，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共潢川县委在1960年6月3日的检查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保持连续三年潢川在征购工作中的红旗。在征购任务完成了60％进展很困难时，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排到了倒数第三名，省委宋致和书记在电话会上点了潢川的名。”“我们分不清实事求是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患得患失，不敢说实话，怕把产量报低了，说是否定大跃进、大丰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11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强征购、反瞒产仍在继续进行。公社代理第一书记钱庆怀，在他主持的10个大队中，每天夜里12点开汇报会，凡是征购任务完成排在后三名的，当夜进行批斗。据这个片8个大队统计，被斗的大队干部22人，小队干部39人，作业组长44人，当场打死1人，打后死去的7人。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绩”、“右倾分子”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炳智说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当场被斗，四个人抬起刘的四肢，像“打夯”一样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伤。40年以后，我到息县采访，这里的老农民还记得这位钱书记。老农民说，钱庆怀原来是副书记，公社书记熊永宽到县里开会去了，让钱留下来搜粮食，他带领十员大将（公社武装部长等打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搜，有一点粮食就弄走，搜走了上万斤粮食，因此他有“政绩”，由副书记升为代理书记。息县在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中，对被斗对象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捆绑、吊打、揪头发、炒盐豆。

　　我在调查中发现，山东、甘肃在反瞒产中也有这种刑罚。什么叫炒盐豆？1999年，我问了不少河南人和山东人都说不知道。2000年8月，我在甘肃省通渭县找到了一位被炒过豆子的老干部，他向我介绍了这个刑罚的情况：执行者有很多人，他们站成一个圆圈，被炒的人（一个或多个）站在中间，四周的人把他们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这样不停地推来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来继续“炒”，直“炒”到站不起来被抬出去。一些有心脏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把这种刑罚称为“洗毛芋头”。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25个党员中，有21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346户，死绝了的有39户，原有人口1496人，死亡555人，其中，饿死490人，打死55人，逼死10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5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50％，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扣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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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恐怖的饥饿和死亡

　　粮食强行收走了，1959年9月份就出现食堂缺粮现象。当时就多吃菜，少吃粮，劳动力吃粮，非劳动力吃菜，一天吃一顿或两顿，后来有的食堂几天吃一顿。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11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12个大队122个生产队的291个食堂，缺粮的为100％，断粮80多天。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农历8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从1959年9月有7645户，34897人，其中男15349人，女19548人。1960年5月剩下6953户，29438人，其中，男14349人，女15044人。人口死亡5459人，死亡率为15.64％，绝户692户，绝户率为9.27％。何陂大队死亡率为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

断粮80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瘦人死亡者临死时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饭。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儿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三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群众死亡率达14％以上。

　　在断粮以后，公共食堂寻找了各种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喂牛喂马盖房搓绳的材料。现在，人们先用铡刀把稻草铡碎，放在大锅里炒干焦，再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过箩成面状，再掺上百分之三十红薯干面再做成窝窝头。

　　吃玉米杆。玉米杆是农民烧火做饭的燃料，平常年景连牲畜也不吃，现在也成了食品。吃的办法是，去掉外皮，放进锅里炒干切碎，磨成面，掺上红薯干，做成窝窝头。

　　吃白鹭屎。白鹭是一种水鸟，以鱼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饥饿的人们把白鹭屎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锅里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树皮、蚌壳、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1999年9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

　　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1999年9月10日，在信阳狮河宾馆，71岁的余德鸿（1959-1960年任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向本书的作者回忆说：

　　粮食被征购走了，秋收刚过农民就没粮食吃。我们到遂平县石寨铺检查农业生产，路经青石桥大队，想住在这个大队里。大队长慌得不得了，我们说：“简单一点，随便弄点吃的就行。”一直到晚上9点半他才端上吃的来，是几块南瓜做的糊糊。大队长说：“瞒也瞒不住了，你们不来我们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伙几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这两个小南瓜纽纽。”我们到息县东岳庙公社王庙大队，已经下午5点半了还没有人下地。为什么不下地？农民说：“今天的饭还没吃呢！”我们还看到两棵榆树被砍倒，树皮被剥光，有人还一边剥一边吃。第二天到唐坡，高梁还没有打苞，就把秫杆青的吃了。这还是秋收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以后的情况更惨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农历10月草根树皮吃光了。以后就大量饿死人。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6具尸体，回到离我家5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村，一家姓杨的，大人　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个8-12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38万多人（本书作者注：信阳地方志上写的是48.3万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105万人。我认为，105万这个数字不算多，我是淮滨人，这个县40多万人死了18万，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万人死了2万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队吴寨大队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共75人，1959年冬天两三个月就死了38人，我家里死了6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

　　作者采访余德鸿两年以后，他给我寄来一份他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其中写道：

　　在全地区18个县市中虽然有好有坏，灾情有轻有重，饿死人有多有少，但悬殊不是很大的，没有饿死人的社队是没有的，没有饿死人的农户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对淮滨县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些，因为我不仅是淮滨县人，五十年代初期,我还在那里担任过土改工作队的大队长、区团委书记、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副县长等职。记得当时淮滨县有50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万，也有人说死了16万或17万，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防胡公社来看，说全县的死亡30％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任宽回忆，防胡公社5万人左右，共饿死了2.2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那个大队）死亡人数占人口的52％。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户、75口人，共饿死38人。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人家死绝了9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有400多人，饿死了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107人，其中死绝了6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在老家的共有6口人，死了4口。总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我于1959年12月份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到防胡的9公里的路旁，见到尸体约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极其难过。从防胡回家的4公里的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发现大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1999年秋，我到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见到了70多岁的老农民余文海和他的两个儿子余海龙、余海滨。家里空空的，余海滨在北京打工，刚回来秋收。余文海当年是小队会计。他回忆说：

　　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村西头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那时四个庄一个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饭。锅拿走了，家里不让做吃的，连烧开水的东西也没有，只好用搪瓷缸烧开水喝。在家里想弄点野菜吃也难。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谈到这里，送我来采访的司机小陈问：人肉好吃吗？余文海回答说：蛮好吃的！就是软一点。）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

　　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1958年挖的，原来是作别的用途）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中央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据工作组调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

报告称，死亡人数中男多女少。据1959年9月底统计，全区共有人口8042097人，其中男4081717人，女3960380人，到1960年4 月统计，全区实有人口7647874人，其中男3769499人，女3878379人，改变了原来的男多女少的情况。固始县死亡的人数当中，男的占72.3%，女的占28.7%。另据平舆、汝南等8个县死亡人数统计，男的占56.6% ，女的占43.4%

　　报告称，壮年劳动力死亡多。潢川县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54.7%，固始县青壮年占67.9%，淮滨县6大队死亡的1464人当中，劳动力占54.2%。与此相关的是造成很多孤儿。仅固始县七一公社就有370多名孤儿，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就有200多名孤儿。

　　报告称，各地有一些死绝户。据潢川县仁和公社的陈湾、杨集、彭店等5个大队统计，死绝户为238户，占原有2373户的10%。陈湾大队因死亡人数过多，把原有的51个村庄合并为41个村庄。

　　报告称，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万围大队、生产队干部死亡占8.8%（204人，死亡18人），社员1515人，死亡404人，占26.7%；左围干部死亡占11.8%，社员死亡占15.24%。该县城郊公社杨波大队共有156户,没有死人的31户,其中干部13户，炊事员4 户，磨面的1户。该大队前店生产队共31户，没有死人的6户中就有干部5户，炊事员1户。

“五类分子”（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上述左围大队统计，该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3%，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31%，坏分子214人，死亡8人。

　　信阳饿死人最多的时间是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这4个月。1月后还在继续饿死人。

　　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1960年6月3日提供的报告称：

　　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比例为14.5％，谈店大队黄营生产小队小黄营食堂原是四个村庄21户、96人，死5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53％，死绝了两户，现在这四个村庄并为一个村庄。徐营子一家4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原有23户、119人，死51人，死绝3户。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36具尸体。

　　全社10月半开始停伙，到12月7日，共停伙53天。县里干部都知道，不敢说。
朱岗食堂，37户，共138人，死亡47人，死绝5户。没死人的户是干部、会计和劳动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绝户是劳动力少，没人挖野菜。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百年潮》发表张树藩这篇回忆时，删去了这一段。本书作者依据张树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补上这一段。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个村庄没有人烟。”

　　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

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死于狱中。

在群众大量饿死的时候，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比较普遍，淮滨县汤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社员说：“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就是这个汤坡大队，在1959年10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红薯，另加红薯叶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0月21日到11月25日，每人每天四两红薯和少量的红薯叶，11月26日到12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2月中旬，5天时间每人一天只吃一顿菜，在这以后连续停伙五天。就在这种情况下，抗旱20天，每天只睡两三小时。省委检查中心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全大队60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23个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去秋以来，到1960年5月13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3000斤，鸭子300余只，鱼150斤，羊15只，香油570斤，粮食5000多斤）。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信阳地委副书记王达夫分管反右倾运动，态度很坚决，整人很厉害。他是新蔡县人，新蔡饿死人不少，他家不少亲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实情况的，但他反右倾越反越有劲。信阳事件以后他还是当地委副书记。余德鸿等到省委告他，说他在信阳事件中有责任，省委才给他记过处分并调动工作。
就在信阳大量饿死人、人相食普遍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连续发表七篇“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尤太忠将军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最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湖北省长张体学是新县八里畈人，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用。在那种体制下，连这样的高官说真话都没人听，老百姓就更没有地方说话了。

　　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10月的统计数是549171人，12月的统计数是100万人：

　　中央调查组引用的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

　　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是这样写的：“据今年10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县、潢川、商城、正阳、罗山等7个县。在全区4473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数20％以上的有520个大队，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50％以上。光山死亡97154人，占总人数的19.87％，死绝户5639户。”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60年12月6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上说：“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　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

　　1999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100万人，可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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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在三年灾害中，发生1289件饿得吃人肉事件，有留存下来得安徽公安厅的工作报告为证。

    另外，安徽省在灾害中饿死400万人，其中凤阳县最为严重。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下面摘录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的《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这类案件约有50%以上发生在三类（即坏人掌握领导权——笔者）社队，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各地对此类案件，一般都当成政治破坏案件处理，由党委责成公安部门领导直接掌握，确定专人办理。从处理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达70%以上。省公安厅已责成有关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处理。处理的原则是：对地富反坏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响以及杀人犯和搞这种东西出卖的，应从严处理，其余都教育释放。”


     安徽省公安厅的这份报告，总的来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作过多解释，因为写的清楚明白。由于时代限制，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坏有意破坏政治影响”，不是饿的没办法，谁愿意吃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尸体呢？需要补充的是，报告没有说明这里面有多少是杀害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亲人而食肉，就是报告上说的“杀人犯”（楼主提醒大家注意：是“快要死”而不是“已经死了的”，是活人而不是死人）。这种情况少，据我们在写公安史时的典型调查，这部分约占5%至8%。

   下面用一个县的例子来论证省公安厅的报告。

       安徽省凤阳县，改革开放后很出名，因为全国包产到户就是这个县的小岗村18户农民立下生死状搞起来的，得到当时的党委书记万里的默许，然后在全省推广、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万里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传遍全国。江泽民、胡锦涛等很多中央领导人到凤阳县小岗村视察、参观。可是这个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