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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脊梁] 《比邻中国》- 1.2 和邓小平的谈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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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21 06:5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比邻中国》- 1.2 和邓小平的谈话(上) [ atene ] 于:2009-02-09 15:23:54 复:2007673
施密特1975年访华见到的第一位中国领导人是邓小平,邓在首都机场迎接他并陪他检阅三军仪仗队。从机场到城里的路程要大概30分钟,现在则要一个小时或更长。

在进城的路上,从车窗里看出去,路上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偶尔有汽车过往,车身漆黑,里面坐着政府官员。北京给施密特一个意想不到的“不象中国”的印象。长安街两旁的办公楼与其它共产主义国家的单调建筑毫无二致。

邓个子不高,可以说瘦小,身着蓝色的毛氏制服,长着一张普普通通的脸。开始的谈话充满了客气、外交词套、小心谨慎,但是,施密特很快发觉邓的固执,也许这是因为施知道他曾两次被毛赶下台。拜会毛之前,施密特和邓还有一次见面交流,其间邓说话不多,让施密特主谈,提了很多问题,但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后来才明白是在等毛对施谈话的态度。

和邓的第一次面谈

邓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大概是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以及让人心悦诚服的劝说能力。和毛会面时,邓当时也在座仔细聆听,可面无表情,使人无法解读他对毛的观点有什么看法。之后和他的单独面谈颇有点令人遗憾,因为他只是重复毛的观点。

施密特于是主动从欧洲-德国的角度介绍当时的世界形势,话题涉及军事局势、德国的割裂、欧洲内部的权利之争、与美苏的关系、原料危机、世界汇率机制等。

二人共有两次长谈外加两次国宴。邓在宴会上活络很多,教施怎么用筷子,兴致很高地拿着酒杯和人碰杯,施大爷说幸亏他们那会儿不知道“干杯”意味着要一口干掉。。。

从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施密特得到的信息是:西方低估了苏联的危险性。邓警告“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会比赫鲁晓夫的更危险”。中国人的策略当然一方面是试图让北约对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苏联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中国人的担心是有缘由和正当的。

邓的谈话中也提到,中国准备应对可能的常规战,也就是说不光是核对峙,隐含的意思是可能会发生:占领土地、控制人口、截获资源。

在会谈要结束时,邓说了一句对德国政策而言最重要的话:“我们希望德国有一天会重新统一。”邓说此话时的直率让施密特甚为吃惊,他随即很真诚地表示了感谢。

普通中国人的日子

人们穿着便宜棉布作的、蓝灰色调、同一样式的服装。穿灰色衣服、胸前别着这一支圆珠笔的是干部。除了服装样式统一,大家说的话也都是一样的。人们很好客,但不能流露得太多;和外国人的交流多是礼貌的、中立的。

对德国他们几无所知,听说过一点希特勒和马克思的名字。有的干部知道德国参加镇压过义和拳,青岛曾经是德国的殖民地。对于当时的德国没什么了解。

同行的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因为写过一本名为《中国长城》的书,受邀随行-,这样形容他眼中的中国:“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个陈列橱窗,没有任何宣扬物质占有能让人达到极乐天堂的广告。一定有另一种希望。他们的脸看不出不愉快,没有黯淡无光,也没有愤世嫉俗。看起来没有什么可引发嫉妒的。”

随后的日子里,施密特爬了长城、去了南京和乌鲁木齐。

长城上的景色超乎想象,令人难忘。这座天下无双的建筑物绵延起伏,一望无际。

通过这次旅行,施密特说,他头一次意识到这个国家幅员辽阔,新疆少数民族人和汉族无论在长相、语言还是穿着上都不一样;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时间和从纽约到洛杉矶的时间一样。

和那时的苏联相比,中国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苏联,贫穷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清楚可见,人们只有生活必需品。

华国锋访问欧洲

1979年10月,华国锋访问德国,这是历史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欧洲。

这时的德国内政处于剧烈变化中,环保和反对核武器运动风起云涌,社会自身也在发生变迁中;事后看来,华的来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华没有毛那种不容置疑的气势,但他很开放,谈话时很友好,很聪明,不过仍然对共产主义坚定不移,不是经济改革派。(华应该还是支持搞特区的链接出处)与毛邓不一样,他的胸前口袋上没有别着笔。第一次施密特可以与一个中国领导人开放地交流看法。在华的代表团尚在巴黎时,吉斯卡尔德斯坦就打电话通告了施密特,让他对华很是好奇,事实上,两人有如此之多要谈的,官方宴会后,他和华又私下交流到午夜时分。(施密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共为G8雏形的发起人,俩人至今都是好朋友。)

没有来由,施密特有种感觉,华只是个过渡者。

观看国庆阅兵

1984年庆祝35周年国庆,施密特受邀参加国庆观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和中国阅兵式的区别:一个向外,一个向内;苏联想向世界展示自己有多强大,中国想要增强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中国的庆典也的确如此,坦克和火箭展示只占整个庆典很小一的部分,更多的是,穿着鲜艳服装,-有一部分是民族服装-,的各界各族民众拿着气球、风筝或者小旗,从维吾尔族到藏族方阵,一个接一个。

就好像科隆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会?嗯,不过更有纪律性。

邓和共产主义

十年前第一次来访时,天安门广场三还立着两个德国人和两个俄国人的画像 - 马、恩、列、斯,现在只有毛的画像还在。为什么邓让毛的画像仍然挂在那?

邓自己倒是不需要毛,但是,他知道有很多人出于理想仍然敬仰毛。

邓是共产主义者吗?

很可能他认同共产主义理念,因为他想要实现社会公正;但是,他不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斗士。理想主义这个词和他不搭边,他是个天生的实用主义者。读过邓氏文章和讲话的施大爷认为,邓不是搞理论的料。

他的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事留给别人,能干的事马上作。作不可能的事,则是毛的专长。要概括的话,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志士,而是一个务实的社会主义者。

再见邓小平

见面伊始,邓说:“我三次被赶下台,最后一次是在见你后不久”,微微一笑地继续说:“我想,那是目前为止最后的一次。”

他们两的话题涉及方方面面,施密特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会对越发起战争,邓不假思索地回答1979年对越战争是为了给越南“一个教训”,如果它不从柬埔寨撤军的话,中国会保留对其“再次上课”的权利。

那时,苏联对越南的支持堪比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目的是为了向中国施压。

双方谈到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废除计划经济,邓介绍了大略的经济改革框架,指出自己在其中的作用 :他只作建议,即引入灵活的政策、改善和其它国家的关系,具体实施工作由其他人来做。他对经济所知不多,但他支持这些改革。目前这些政策的成功说明,没有他,那些负责的人也能做得很好。

对于当前的通货膨胀问题,邓没有直接作答。他说,可以想见,刚刚通过的对工资和价格改革的决议会引发通货膨胀,但他不相信在中国会出现通膨。他觉得,危机乃(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问题的终极表现,正好可以衬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邓想要经济改革,同时也想保持党的根基。不同于毛大权独揽 ,邓把权力分派给一组人,他比毛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至此,他在团结、融合党内不同派别方面做得比毛成功。和其它所有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是各种派别纷呈,不同的是,其派别之争不易为外界看清。

经济特区是聪明的做法,他可以把重心放在一个改革阻力较小而易出成果的地方。选择沿海特区,除了这些地区某种程度上靠近世界经济,此地的经商传统尚存一息 ;初次出海,与他们在台湾、香港或者新加坡的海外亲戚作起生意来,让人放心。一次走一步,是邓的特点;毛则是七步一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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