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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父子以灭国为己任,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断臂残刀疲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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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核心是七六年组织起来,反毛的那一票,所以政府一直不大敢动,那个破简史就是乱邦组织这帮人编的,里面的漏洞,他们自然一钻一个准.
这三十年他们一直没闲着,一再企图政变,理论上来说,这些政变企图,全是七六年那次事件的续集.
这些人觉的,靠编简史就能把天下拿下来,所以决定,再编一套,把天下拿到自己手里.
而政府怕人纠起那简史的漏洞,不敢放手处置这些人,八九年他们差点把老邓都端了,结果胡德平不但没动,还从局级升到部级,大吃国资也没人敢管.
这还不够,前两天刚组织人示威来着,这家伙看百姓就象看家里的牛羊,看百官就象看自家的仆人,看国家就象一桌酒肉.
作的是复制苏东,当中国叶利钦的打算.
胡 耀 邦老部下亮剑了,叫嚣用联邦制肢解中国
近日来掀起了一股纪念胡乱邦的狂潮,胡德平胡满妹等胡家后人以及胡乱邦的老部下纷纷出招。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胡乱邦老部下、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炎黄春秋》编委会骨干成员杜 光的新作《联 邦 制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国家形式》一文道破了天机——用联邦制肢解中国。
杜 光说: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经过长时期的融合,有些民族已经与汉族融为一体,如满族、苗族、壮族、回族,他们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文化特征已逐渐消失,成为进入研究领域的文化遗存;还有一些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则还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包括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等。对于后一类民族,根据六十年多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今后应该实行高度的民族自治,还是实行联邦制,都是可以讨论、可以研究的。几十年来,中央政府往往不顾这些民族的特点,把在汉族地区推行的政策,照搬到这些民族地区;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又不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 结果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这几年新疆、西藏两地的骚乱频发,虽然背景复杂,但不能不承认政策失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中央政府为这些地区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实现真正的民族自治,或建立联邦式的自治区,真正由各民族自己作主,不要把违背他们文化传统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消弭某种程度的敌意,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
至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将来以什么形式参与国家生活,也是需要从多方面加以考虑的问题。面对未来的选择,也不能把联邦制排除在选项之外。
我不敢说吴邦国委员长的“不搞联邦制”,是由于对有关的世界史和中共党史的无知,只能猜想他也许真是把主张联邦制看成是“分裂国家”、“颠覆政府”的阴谋诡计。其实,成为联邦并不意味着各自独立,更不意味着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就像美国、瑞士、德国等联邦制国家的各州并没有独立,也没有影响、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一样。”
其实,杜光观点根本不值一驳。美国、瑞士、德国等联邦制国家的各州并没有独立是因为这些国家是基于地域而非民族组成的联邦。基于民族组成的联邦无一例外的导致分裂势力发展。远的如苏联南斯拉夫,近的如苏丹,甚至加拿大的魁北克也常常不稳。杜光叫嚣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和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质是发展分裂势力以肢解中国。——试想,如果香港、澳门、台湾、新疆、西藏都和北京政府成了“平等的政治实体”,不再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能不四分五裂吗?
杜 光的公开亮剑不是偶然的。胡派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当年叶利钦为了当总统不惜肢解苏联就是一例。尽管当前国内社会矛盾不少,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发生动乱。如果企图制造暴乱,必须从边疆民族地区开始。不知大家是否记得20年前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事件。1989年12月15日,罗马尼亚匈牙利族聚居的边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了动乱。在总统齐奥塞斯库出访伊朗期间,西方将一家医院太平间的正常死亡的尸体集中起来,拍摄一些照片,宣称“保安部队在蒂米什瓦拉实施大屠杀”,“几千人丧生,上万人被捕或失踪”,极大损害了齐奥塞斯库的声望。勾结西方的罗马尼亚极右派头子伊利埃斯库趁机发动反革命政变清除党内的健康力量,不仅杀害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而且将齐奥塞斯库几乎所有的直系亲属或杀或关,甚至齐奥塞斯库百岁高龄的母亲都被害死,堪称“杀左族毛”的典范。今年利比亚战争也是从长期和中央有矛盾的班加西开始的。胡耀邦老部下杜光此时叫嚣用联邦制肢解中国更大的目的是制造“中国的班加西”,为给新版八国联军带路创造条件。
众所周知,杜 光的老领导胡乱邦在少数民族上扶植旧贵族,打压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西藏,胡乱邦万里1980年 12月到西藏后,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 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乱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不仅如此,胡乱邦还提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两少一宽”等等政策,使稳定多年的西藏、新疆开始动荡,为近几年的 “314” ,“75”埋下了隐患,时人称为“ 胡 耀 邦,胡乱邦,乱了西藏乱新疆”。如今,杜光叫嚣用联邦制肢解中国,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
杜 光是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胡乱邦的另一亲信、原中共中央党校另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 铭于1988年赴美不归,2002年取得“中华民国”国籍,2004年获聘“总统府国策顾问”,成为激进的台独分子。他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后都有过火表演,因而被公认为“戏路广,适演角色多”, “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可惜由于演得过火终究免不了亡命异乡。相比之下,杜 光在胡乱邦倒台后仍很活跃,1988年参与筹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任干事长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现在是《炎黄春秋》编委会骨干成员。可见杜光比阮铭更会做人些。不过,杜 光和阮 铭这昔年胡乱邦手下的哼哈二将如今在海峡两岸遥相呼应,共同鼓吹用联邦制肢解中国,看来昔年的同志情谊仍在。
杜 光和阮 铭的表演让人们看清了胡家后人以及胡乱邦的老部下吹捧胡乱邦实质是继承“胡 耀 邦,胡乱邦,乱了西藏乱新疆”的遗志,用联邦制肢解中国并为给新版八国联军带路创造条件,梦想成为中国的叶利钦。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也算干了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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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度十佳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乱邦的旧部,疆藏台独,外加各省自觉独立,那是一应具全. [ 断臂残刀疲败兵 ] 于:2012-02-27 06:49:08 复:3674923
不要错失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时机
时政小议之五十五
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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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喜的进步:从“三个停止”到“四个不支持”
据新华网7月6日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6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与达赖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等一行5人,于7月1日、2日在北京再次举行接触,进行了坦诚、宽松的会谈。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会见了达赖私人代表。杜青林在讲话时表示:“达赖要是真的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民族、为西藏人民福祉做有益的事,就应公开、明确承诺并以实际行动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达赖私人代表表示接受中央的要求。统战部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可以说,中央‘四个不支持’要求的提出和达赖方面承诺积极回应,是这次接触的重要进展。”
从前一次接触的“三个停止”,到现在的“四个不支持”,毫无问题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我在两个月前发表的《转变观念,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一文里,曾经呼吁“取消‘三个停止’”(希望达赖“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奥运会的活动”),认为“‘三个停止’是中央政府与达赖代表真诚商谈、并取得实质性的积极成果的绊脚石,必须否定,必须取消。”因为坚持“三个停止”,意味着把达赖看成是分裂祖国、煽动暴乱、破坏奥运的首恶和黑手,在这个前提和基调下,要取得积极成果是十分困难的。“四个不支持”就不同了,它承认达赖没有参与分裂祖国、煽动暴乱、破坏奥运的活动,只是希望他不要支持这些活动。这就为下次接触和进一步的协商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在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依然有着不和谐的音调。他说:当时提出“三个支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完全必要的。‘四个不支持’是‘三个停止’的具体化,更加具有操作性,更便于达赖方面接受,也是我们为使接触能取得积极效果向达赖方面释放的善意。”这几句画蛇添足的解释,使我想起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人,在最后平反改正的时候,总会听到这样一类的话:现在给你平反是对的,体现了党的政策;当时批判你也是对的,是为了帮助你。这种自命始终正确的思维方式,只能贻笑大方。当然,以“四个不支持”取代“三个停止”,毕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转变,关于“三个停止”的自我解嘲,还不至于影响这个转变的重大意义。但为时两天的接触,进展仅是“中央‘四个不支持’和达赖方面承诺积极回应”,还停留在表态性的问题上,没有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多少令人感到有点遗憾。
据新华社报道,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达赖私人代表的下一次接触将在年内举行(有消息说是定在10月,但尚未得到证实)。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希望决策者充分重视并珍惜这一轮谈判的机会,采取积极的态度,深思熟虑,比较彻底而妥善地解决西藏的问题。
(二)解决问题的诚意+宽容和解精神
我在《转变观念,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一文里还谈到,为了“真心实意地寻求最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西藏自治的途径,实现同达赖及其追随者的民族和解,在指导方针上应该解放思想”:第一,“把这一轮商谈提高到全面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的高度上来”;第二:“以宽容和解的精神取代阶级斗争思维”;第三,“全面检查反思五十多年来的对藏政策”;第四,“转变对达赖的价值判断”。在这四个方针性问题上,关键是要有宽容和解的精神。宽容和解是解开西藏问题的钥匙。希望在今年开始的下几次接触里,中央政府能够以宽容和解的精神,积极地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在接触谈判的双方里,中央政府是掌握主动的强势一方,谈判协商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势一方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要中央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又能采取宽容和解的态度,下几次接触一定会取得使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在内都感到满意的结果。
对于前面提到的“实质性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
鉴于西藏问题的复杂性,许多问题不可能在几次会议上就找到妥善解决的途径,但就某些发展方向取得一致意见,还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妨把解决西藏问题的诸多难题分成两个层次:一部分问题是可以也应该及早解决的,如达赖回国问题,中央政府就过去的对藏政策表态问题等,可以在晤谈时探讨一些操作性的细节;还有一些问题则只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框架性的协议,如建立更加充分的民族自治,政教分离,党政分离,实现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等,可以在原则上交换意见,求得一致;有关如何落实的细节,则需要进一步的协商,画出前进的路线图,从容计议。
达赖近几年来曾经多次表示回国的愿望。他在今年5月19日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专访时提出,他希望结束流亡生活,重返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同时又提出4项条件:1、开放西藏,接受外国媒体访问;2、容许外国医疗队进入西藏;3、释放所有政治犯;4、让西藏人民行使基本人权。他还表示可以以观众的身份出席奥运会。我认为,对于达赖要求回国的愿望,应该表示欢迎。他所提的条件,也不是不能讨论的;可以在我国法律的范围内,接受4项条件中的合理成分。目前急需决定的是,是否同意他“以观众的身份出席奥运会”。我认为同意的利大于弊。鉴于奥运会日益临近,希望当局早作决策。
如何在西藏实现更加充分的自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能期望几次晤谈就能解决,但探讨有关自治的原则和框架还是十分必要的。例如,需要制定一部《西藏自治法》,宣布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规定西藏自治的区域,政府的构成和职权及相互制约,同中央政府的关系及职权的划分,政党和宗教的地位,它们同政权的关系,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等,都可以在这几次接触时交换意见,以便为今后的进一步协商和正式立法铺平道路。当然,其中也有些问题是可以在晤谈时取得一致的,如关于所谓“大西藏”问题。达赖不久前在接受德国《明星》周刊采访时说,他并不争取“大藏区”的独立,只是要求对所有藏人的文化自治。如何实现他所说的文化自治,当然可以从容讨论,但藏族自治区的地域只限于现有范围,不包括青海、四川等地的自治州县,这个原则就可以在下次接触时确定下来。其他如取消“西藏流亡政府”问题,达赖方面也应该有所承诺,并提出一个初步的时间表。在实现真正的宗教自由和保护藏族文化等问题上,应该充分听取达赖方面的意见。总之,要争取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必须充分地交换意见。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表现出宽容和解的精神,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中央政府和达赖代表在今年的两次接触,为比较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开了一个好头。目前我们正面临着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时机。中央政府从第一次接触的“三个停止”改变为第二次接触的“四个不支持”,实现了思想观念上的重大转折;在达赖方面,达赖本人再三表示不谋求西藏独立,不主张“大西藏”,希望回到国内,愿意以观众身份参加奥运会,为汶川死难者祈福,等等,在全世界面前表现了和解的诚意。这就使接触晤谈的双方,有了达成共识、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希望中央党政领导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更加积极主动、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下几次接触,务求获得解决西藏问题的实质性成果。这一轮接触晤谈的成功,不但可以有效地抑制藏独势力,消弭藏独危机,而且可以为进一步探讨“一国两制”的西藏模式,提供初步的基础。这既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机会,也是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改善自己形象、提高自己威信的大好机会,希望执政当局不要错失这个难得的良机。
2008年7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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