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泰永编译
【导读】本文共分三章，每章都标上了醒目的标题。读者凭标题就能捕捉到每一章所要讲的内容是什么。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取材自陈平回忆录“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特别是最后的两章，是由张泰永根据英文版的原文，并参考中文版《我方的历史》，重新直接翻译过来的。这些珍贵的资料，非常值得对过去了近70年发生在马来亚大地上一段具有极其重要历史意义的往事，以及对生长在马来亚殖民地年代的陈平总书记的童年时代感兴趣的各方人士一读。 —— 编者识
(一） 陈平与二战时期在马来亚半岛活动的136部队
(二） 陈平对于这段过去了近70年的往事怎么看
(三） 外一章：听陈平讲自己童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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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陈平与二战时期在马来半岛活动的136部队
将近七十年前的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珍珠港，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日（马来亚时间为12月8日），又挥师南下，入侵马来亚。拥有海陆空三军、兵力达10万人以及两三百架战机和两艘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协助守卫马来亚的英军，面对只有三师兵力仅4万多人的日本侵略军，竟然节节败退，在翌年1月31日不到55天的战斗中便全线失守，从马来亚内陆撤退至被英国首相丘吉尔誉为“攻不破堡垒”的新加坡，企图负隅顽抗。
在新加坡保卫战中，尽管有由华侨抗敌动员总会、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合作仓促组成的上千名星华义勇军配合和协助英军防守，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但是，最终还是抵挡不住日寇气势汹汹的攻势。
1942年2月15日，防卫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手举白旗向日军投降了。至此，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了百多年的马来亚（含新加坡），终于拱手让给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从此，马来亚各族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日子。
然而，正是在国家危难的严重关头，马来亚各族人民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鼓舞下，在马来亚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也同时拿起武器，建立了自己的一支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力量——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在日寇占领马来亚的3年零8个月时间里，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这支人民抗日武装，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占领军，阻扰和破坏了日寇肆意掠夺马来亚的锡、树胶等战略资源的图谋，有效地牵制了日本侵略军的大量兵力，因而有力地配合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对日作战，为最终取得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战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发生在马来亚的136部队和蜚声一时的国民党特工林谋盛的传奇故事，就跟马共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在日寇当年的严密封锁和残暴统治下，136部队及其一伙如果没有获得马共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协助和合作，根本就无法来到马来亚，就算来到了也难于生存，更不用说发挥作用，为盟军的反攻作出贡献了。
不过，英国人为了给自己涂脂抹粉，在战后极力夸大136部队在马来亚沦陷期间以及马来亚最后从日寇手中解放出来的战斗中，所进行的活动及其发挥的作用。136部队的重要成员在战后也曾撰写有关的著作，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有查普曼的《森林是中立的》，算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当事人身历其境的历史记述。另一本《红色的森林》，则是英军败退时的留守人员（敌后特工人员）克罗斯所作，讲述的是他和留驻柔南地区特别队队长巴里战争期间在森林中的艰苦经历。笔者上个世纪50年代看过的一部英国电影《桂河桥》里，也浮光掠影地提到由哥伦坡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指挥的这支136部队的番号。
而在马共的历史文献里，有关136部队活动的历史记述，当推马共总书记陈平2003年9月出版的《My Side Of History》回忆录里记载的最为详实和最具历史价值。因为早在1942年4月起，年近18岁的陈平，就受命与准备潜回马来亚西岸登陆的136部队指挥官戴维斯等人联络，为这组情报组织人马的到来、安全转移、住宿营地、保卫工作、交通联系直至日常生活方面的种种烦杂琐碎问题，负责提供在当时条件下所能给以的最大帮助和保障。他与136部队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45年8月中日本最后战败。
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陈平作为一名年轻的马来亚共党人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一名干部，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投身到原始森林中打游击，他的英文水平不高，却能毫无惧色地与年龄比他大十多岁受过严格正规军事训练、经验丰富的白人军官从容打交道，表现出他过人的勇气和胆识。
他亲自负责安排并参与了莱特（当年的马共中央书记，化名张红）以马共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名义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代表于1943年12月底在吡叻布兰丹营地举行的著名的“布兰丹会谈”及其协议的签订。这个后来史称为“布兰丹会议协议”的签订，毫无疑义对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坚持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也是马来亚共产党在日寇占领马来亚3年8个月期间领导马来亚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一个铁证。
本文试图从这些书刊的有关材料里，尽可能全面地和客观地就这段过去了近70年关于136部队和马共、抗日军合作抗日的可歌可泣史实加以梳理，以便后人有个较为完整的了解和认识。
1. 136部队的建立和潜回马来亚的经过
各种资料显示，136部队实际上是设于哥伦坡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指挥下的一个特工组织或情报组织，其主要任务就是潜回敌后（马来亚）与抗日军取得联系，并与之合作，以加强马来亚本土的“抵抗运动”；与此同时，搜集敌后各种有价值的情报发送给总部，以便时机成熟时，配合盟军的反攻，驱逐日寇，收复马来亚。
不论从人数、活动的性质和范围来看，136部队在从1943年中第一批人马登陆于马来亚西岸直至1945年8月中旬日寇无条件投降的两年时间里，其所起的作用绝不像西方学者或英方人员所吹嘘的那样，是一支作战队伍，这可证之于它从来就没在马来亚的任何地方与任何日军或伪军警交过锋，打过仗，因此，也就无什么作战和伤亡数字的记录可供查考。不过，后来的历史发展说明，136部队对盟军反攻东南亚、对英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恢复其在马来亚的统治，倒是起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
根据陈平回忆录记载，后来成为136部队负责人的戴维斯及其率领的第一批人马（五名华人特工），接受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派遣，大约于1943年5月11日从哥伦坡乘坐一艘又旧又小的荷兰潜艇出发，于24日晚抵达吡叻邦咯岛（Pulau Pangkor）以北4英里外的丹绒汉都（Tanjung Hantu）登陆上岸。他们此行是到沦陷了的马来亚作初步的试探，主要任务是进行侦察和搜集情报。
经过一个月的逗留后，戴维斯便乘坐另一艘潜艇返回哥伦坡，向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特别行动执行部马来亚组汇报，为重返马来亚森林执行任务制订一个长期逗留的全面计划。戴维斯根据当时获得的情报已确定，马来亚全境都有马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并且令他相信，马共和抗日军愿意跟英国人合作，以共同对付日本人。于是，在盟军司令部的授权下，戴维斯带着要与马共高层谈判合作的计划，于1943年8月4日晚第二次乘坐潜艇在吡叻丹绒汉都以北的昔加里（Segari）地带上岸。他的另一位重要助手布鲁姆则在一个月后也以同样方式到达。
戴维斯一行人这次抵达的消息，通过当地一名渔民（他是马共的同情者）的关系传到了刚被委任为吡叻州代州委书记的陈平位于美罗（Bidor）的总部。
据陈平回忆，他接到消息后，出于要与英国人代表取得联系的迫切愿望，他不顾日本人已经获悉盟军潜艇在吡叻海岸活动的情报后明显地加强了当地安检的严厉措施，冒着极大的风险骑着脚车，经过至少两天迂回曲折的路程，赶到昔加里。
1943年9月30日近傍晚时分，当时的陈平化名陈金生，代表马共州委会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顿的代表戴维斯就在昔加里举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为了取得陈平的信任，戴维斯当时曾向陈平出示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的授权书，并详细介绍了自己战前曾参与英国人在新加坡沦陷前夕临时抱佛脚举办的101训练学校的教学工作以及与吡叻州派往受训的马共人员交往的经历。
在会谈过程中，戴维斯和布鲁姆从一开始就清楚表明，他们急欲与马共高层建立正式联系的意愿，他们也急于了解马共和抗日军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实力，包括武器装备的情况和游击队的战斗力。面对对方的询问，刚刚因为州委其他负责人被捕迅速擢升为州委书记的陈平，虽然年纪轻轻，第一次与盟军最高司令特派代表直接面对面打交道，不仅毫不怯场，而且能机警地应对，巧妙地回答：他只能就他们个人的安全问题提供建议。不过，他向他们保证，他一定会尽力代为转达他们要给马共中央的任何信息和要求。
随后，陈平告诉这两位英国军官，整个海岸平原地区已经很不安全，因而建议他们转移到敌人难于围剿的内陆地势险要、森林茂密的中央山脉地带。戴维斯和布鲁姆战前都曾在金宝和怡保任职，对这里的地理环境相当熟悉，最后接受了陈平的建议，并一起讨论研究了陈平提出的一个相当冒险的方案，就是在敌人鼻尖子底下，坐渔船直接通过天定海峡转移到内陆的航线，同时约定好时间表和今后的联系办法，以便保证向内陆转移的行动能够在绝对保密和尽可能避免与敌人接触的情况下进行。
双方取得一致看法后，陈平先返回美罗，积极为这批英国人寻觅最安全最理想的扎营地。最后他选中了金马仑高原附近地区的布兰丹山区一座高达2200英尺的山顶作为未来136部队扎营地。这里的地形和环境正合地势险要、森林茂密、人迹罕至的安全要求，走捷径上山，也要用尽力气走两个小时的路程，连最强壮的游击队员都感到非常吃力。而且，它虽然偏远孤立，站立在这座山顶上却可以俯视整个海岸平原和后山地区，天气好的时候，还可遥望西北面马六甲海峡蓝色海面朦胧身影，甚至50英里外的邦咯岛，以及西面的九屿岛（包括布罗岛、拉朗岛等），蜿蜒曲折的吡叻河流经的沿岸如梦如幻的景色也尽收眼底，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里离活跃于吡叻州的人民抗日军五独的地盘不远，情况紧急时，随时可以给予援手。
此外，为了保障布兰丹营地和英方人员的安全，陈平还特别组织了一排的兵力负责警卫工作，任命一位当年马共队伍里少有的懂英语名叫阿杨的党员担任警卫部队的指挥员，并且命令他们开始动工建筑营寨。
在做好迎接英方人员的一切准备工作后，陈平便派了一位交通员前往昔加里去护送戴维斯、布鲁姆及其他五名特工一起前来。戴维斯一行完全依照原先定下的路线，先是乘帆船渡过天定海峡，然后驶向吡叻河口南岸港湾的峇眼拿督。陈平自己则亲自到峇眼拿督附近一个丹麦人的仁特拉打胶园内的工人棚里等候。渔船顺利到达时，正好是大白天，光天化日下赶路对白人无异等于自杀，于是大家只好决定在原地休息，等候夜幕的降临。
陈平利用这段时间，向戴维斯等人简单地介绍了接下来要走的路程，约有40英里，需时两天两夜，其间有时要走迂回曲折的羊肠小道，有时要爬山涉水，相当艰苦。随后，陈平因为要替他们经过敏感地带（美罗）和前往布兰丹沿途的安全进行安排，先乘车子离开。当晚，戴维斯一行也在陈平安排的向导的引导下出发，开始了漫长的内陆行程，经过树胶园、沼泽地带及海岸丛林，绕过好几个马来甘榜和华人乡村，以及美罗市镇，最后终于平安到达布兰丹营地——136部队在敌后马来亚活动的大本营。
戴维斯看了陈平准备的这个营地非常满意，心情激动，大加赞扬。据陈平回忆，那天他和戴维斯长谈至深夜。在谈话中，陈平曾提及日寇占领马来亚时，一位来不及撤离而“被留下”在马来亚森林里的英军军官查普曼。戴维斯一听，很高兴查普曼还活着，他希望陈平能找到查普曼，并设法把他安排到布兰丹营地。其时查普曼跟彭亨的抗日军一起行动，病得很重，感染了多种热带病。陈平答应通过中央的关系，命令彭亨抗日军司令部派人护送查普曼到美罗地区。结果，查普曼由于病重，加上路途难走，他的向导在险峻的中央山脉差点迷失方向，他们一行足足花了两个月时间才到达指定的集合地点。从这里又走了半天的山路才抵达布兰丹营地。
虽然经历了那么艰苦的行程，但是当查普曼在一间植物蔓生的木屋陡然见到数月前曾经接触过的陈平时，禁不住流露出又惊又喜的脸色。那晚恰巧是1943年的圣诞节。就这样，查普曼和他的特别作战部的同僚戴维斯、布鲁姆如愿以偿终于相聚在一起。
可以这么说，当年33岁的戴维斯（John L.H.Davis）少校，35岁的布鲁姆（Richard Broome）上尉和查普曼（Frederick Spencer Chapman）少校这三位英国军官，实际上就是后来称之为136部队主要组成人员，也是1943年12月30日举行的布兰丹会谈的参加者，除查普曼因为不是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委派的代表无需在布兰丹协议签署外，戴维斯和布鲁姆作为正式代表都签了字。随后乘坐潜艇来到吡叻西岸登陆并由陈平自己护送到布兰丹营地的国民党特工组组长林谋盛化名陈春林，也是布兰丹会议的参加者，并担任翻译，他也作为盟军司令部代表在协议上最后一个签字。
2. 136部队主要成员简介
以下就跟据陈平回忆录的记载，先介绍一下这几位136部队主要人物的简单来历：
一、戴维斯少校在日寇入侵马来亚之前，就曾在美罗以北的金宝当过殖民地警察。他是在日寇入侵后不久，应召参加英国的特别行动执行部的。在来到布兰丹营地跟陈平合作的两年时间里，他给陈平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陈平后来回忆说，体格健壮、灵活敏捷的戴维斯，能说相当流利的马来话和广东话，是和他打交道的白种人中最亲密的伙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愉快的。不过，不幸而被陈平当年言中的是，二战结束后，戴维斯重返马来亚为殖民当局服务，在1948年6月20日紧急状态宣布后，昔日并肩抗日的这对“战友”成了“各为其主的敌人”。
有趣的是，1955年12月底举世瞩目的华玲会谈举行时，戴维斯又成了英帝派来接载和护送陈平为首的马共代表团从森林里出来前往华玲出席和谈的英方军警负责人。华玲会谈破裂之后，陈平等一行返回森林时，也是由戴维斯率领的英军警人员一路护送到森林边缘。当时戴维斯似有所图，还有意一直把陈平等送回到森林里去，但为陈平婉拒了。据说，他们这次老友“重逢”，已没像过去那样言谈甚欢，戴维斯方面看来还想与陈平“重温旧梦“，欲图达到谈判桌上未能做到的一些事情。
关于这点，陈平在其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 第23章里有详尽的生动描述:
“戴维斯问我,他可否留下来在我的临时宿营地过夜.他想和我聊聊,并说,第二天当我和我的队伍动身离开时,他将返回华玲。自然，我并无异议。我一向喜欢他,真的,甚至于欣赏他。我们可以畅叙昔日的美好日子,当时我们至少是站在同一战线.
结果证明,这位北海县长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交换战时的回忆而已。戴维斯问我,这次谈判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我告诉他，这是因为东姑和马绍尔坚持要我们投降。接着，我又加了一句，要我们投降是英国人的鬼主意。
‘你为什么不接受？’他借机鼓动说：‘你不可以这样一直打下去，陈平。这样下去是没有前途的。’
……………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刚开始回答，就不想再说下去了。然后是一阵长时间的停顿。戴维斯也保持沉默。我又再尝试说下去:‘当然，你知道的，约翰‘。此时落日余晖透过浓密的树叶放射出最后一缕霞光。我对与我一起经历了无数危险时刻的这位英国人这样说道：‘除非你能使太阳从西边升起，那我可以命令我的军队忍受投降的屈辱。’
戴维斯理解我在说什么，并且转变了我们之间的话题。‘瞧，你和政府之间的立场并不存在巨大的差距。可以肯定，必定会有办法打开缺口的。’我们的谈话就围绕着我与东姑讨论时出现的问题反复谈个不停。我得承认，在会谈中至少有两次看来可以取得突破的机会。戴维斯听了立即作出反应说:‘让我和你一道回森林去，看看我俩能否找到解决办法。说到底，我们的合作在过去曾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
我请他作进一步的解释。戴维斯对我的回应，早有思想准备。他说，‘我随身带了一支小巡逻队，他们备有一部无线电台。我们可以直接和吉隆坡联系。’
我对这个建议考虑再三。信任英国人会遵守停火诺言是一回事，而在所有人当中偏偏选中戴维斯来在森林里就结束紧急状态进行新一轮谈判，则是另一回事。当32小时前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凭直觉就感觉到他这次被派来担当联络官的任务外，必定另有其他目的。如今我心里肯定英国人想背着东姑来与我谈判。如果他们能通过戴维斯诱使我作出某些让步，那么他们与东姑在伦敦谈判时的地位就会大大加强。
……………..
我当时确信，而且至今依然确信，戴维斯提议随我一起进入森林作进一步的谈话，并不是一种企图活捉或谋杀我的计谋。我总是这样想，戴维斯从来就不属于那类人。特别是，戴维斯陪我们随身带着的巡逻队非常小，不超过5-6人。我们的人数远胜他们。
非常明显，戴维斯一伙已经准备好随时启程。我感觉得到，英国人对他们的计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我的结论是，英国人的目的是想在我们穿越森林途中，利用戴维斯作为随时随地与我继续进行和谈的渠道或中间人。
我对这个提议感到不安。‘对我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保证你和你的巡逻队的安全，’我对一度是我的合作者说。‘我们毕竟和你们打了这么久的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我们一直谈到入夜，谈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往日日寇占领时期的年代。我们吃英国军用口粮，喝我的警卫员在篝火上煮的热咖啡。我问起战争年代曾与他们共事过以及帮助过的英国特工们的近况。他则问起过去他曾邂逅过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朋友的近况。他们如今身在何方？他们在做什么？谁还活着？谁已死了？我问起的大部分特工都还活着，而且日子过得不错。戴维斯后来问起的大部分同志，全都在紧急状态时期牺牲了。
我虽然总觉得戴维斯这个人已经有点孤高，不过我们的谈话还是挺友好的。他依然是那么勇敢，那么精力充沛，跟他二战时在马来亚所从事的非同凡响的危险工作很相配。跟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也很理想。
翌日早上，这位北海县长再次提议要陪我返回森林。而我也再次谢绝了他的好意，最后他终于认识到硬是要这样做也是枉然的了。于是，他建议我们之间确定一种秘密联系方法，以便任何一方认为有需要联系时可以随时使用。对此，我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决定在昆仑巴古地区的森林边缘某处设一个“死信箱”（即秘密投递处）。具体细节，我已记不清了，但是，我知道，我们双方谁都没有使用过这个信箱。我们曾检查过好几回。”
以上所述的陈平和戴维斯两人之间的这段传奇，可说是马来亚抗日斗争史和战后马来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史上的佳话或插曲，也是马来亚共产党人数十年来为马来亚自由和人民利益而战的明证。
二、布鲁姆上尉在马来亚沦陷前，也曾在怡保一带担任殖民地县官，知识分子出身，为人文静，对人冷漠，不过说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有助于陈平和他之间的沟通，因为那时的陈平，英语水平还很有限。布鲁姆来到森林后就染上严重热带病。据陈平回忆，在参加布兰丹会议的冗长谈判时，负责记录商谈结果的他，在病痛的折磨下，显得筋疲力尽，勉强支撑着不断前后摇摆、冒汗发抖的身躯，跟随会议议程，但已无力气发言。虽然陈平是在跟戴维斯第一次见面时，就认识了他，但由于布鲁姆的性格，不爱跟人交往，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过，陈平还是喜欢这个人。
1945年2月1日，当戴维斯的136部队与哥伦坡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无线电联系接通后，布鲁姆按照老早就做出的决定，必须设法返回去向总部汇报他们在马来亚敌后所搜集到的情报，这对英军在最后阶段策划从海面反攻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拉链行动”，具关键性意义。由于查普曼当时感染多种热带病需要得到紧急医治，戴维斯认为他应陪同布鲁姆一起回去。他们离开营地前往海边的艰难行程，实际上也是由陈平应他们的要求负责安排的。陈平的任务是确保在5月13日半夜把他们安全送达一个叫做丹绒布朗雅的沙滩海湾，外国人则称为绿宝石湾的地方隐藏起来，等待英国皇家海军依约派来的潜艇接载他们。
陈平带领一支武器精良的游击队护送他们到达打巴市郊的一个小村庄后，于4月28日下午离开了他们。当他和这两位相处了近两年的白种人握手道别时，他们都流露出真诚的感激之情，令陈平很感动，毫不怀疑他们的诚意，虽然他知道彼此之间在政治上各自拥有不同的信念。陈平认为他俩都是非常杰出和勇敢的人，并且真诚希望他们中任何一人，都不会在日本战败后被送回马来亚来维护英国的利益。
三、查普曼少校原来就是英国的非常规战专家。在日军进攻马来亚之前就已在新加坡担任英国人的特别行动执行部队长，并担任英国人临时抱佛脚开办的吸收包括马共党员和抗日分子进行军事训练的101特别训练学校的教官。事实上，在1941年12月19日，查普曼就曾与莱特见过面，并且清楚知道莱特是马共中央书记又是英国特务的真实身份。他们这次会面是为了商谈训练马共成员和建立敌后游击队之事。不过，查普曼后来参加布兰丹会谈时却巧妙地隐瞒了他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和莱特内奸身份。
查普曼是在日军攻占新马后，曾经根据准备“潜伏敌后”的军事行动计划，在日本人后方建立了游击队的武器和军需品临时收藏处。结果，由于日军的猛烈攻势，英军的溃败，查普曼与一批来不及撤离的英军人员给滞留在吡叻仕林河。当时，陈平就在那一带地区活动，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他的敌后活动，并和他见了面，邀请他为陈平所成立的驻扎在这一带森林里的第一支游击队进行军事训练。陈平后来认为，他们之间的初步接触，也许可以说是英军与马共之间就战争期间合作抗日问题进行的第一次交谈，他们都觉得彼此之间有许多可以相互协助的地方，虽然，他们都没有被授权商谈建立正式的关系。
如上所述，查普曼因病于1945年4月与布鲁姆一起返回哥伦坡盟军司令部汇报工作，他们于5月底安全抵达锡兰。战后，查普曼曾把他被留下敌后进行抗日活动的传奇故事写成一本名噪一时的著作《森林是中立的》。书中不可避免地抱有西方学者对亚洲人的偏见和种族歧视，认为日治时期包括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在内的亚洲人都是叛徒，愚昧无知，都不懂打仗。不过，应该肯定的是，这是描写日本统治马来亚时期游击队生活的最好一本书，作者对自己能与马共和抗日军以及陈平个人建立起关系深感自豪。
四、林谋盛作为国民党的特工组负责人兼136部队主要人员之一，是最后一个于1943年11月2日乘荷兰皇家海军的潜水艇潜回马来亚的。他的登陆以及前往布兰丹营地与戴维斯、布鲁姆会合也是由陈平亲自接应和全程护送的。据陈平追忆，当时他带着戴维斯交给他的一封密信赶往吡叻河口接应。那晚，在黑夜中，只有朦胧的月光，他冒着被日军巡逻艇发现的风险，乘坐一艘小船登上停泊在离海岸几百码外海面的潜艇，与舰长德维里斯海军少校见面后，把戴维斯密信交给了随船前来原拟一起登陆的这次行动的盟军指挥官芬纳上尉。结果，他拒绝了芬纳上尉和另一名叫哈里逊的上尉一起登陆的要求，只同意让当时化名为陈春林的林谋盛一人登陆上岸，理由很简单，就是如果带着白人同行进入内地，实在太危险了，安全没保障。
陈春林带来了一部英军B.MK11发报机。这部发报机虽然较小，但运送到内地山区的布兰丹营地也费了不少周折。而且，这部发报机要等到14个月后的1945年2月1日才在一次偶然机会与哥伦坡盟军司令部接上无线电通讯联系。
陈春林也参加了布兰丹会谈，并作为136部队盟军代表之一在布兰丹协议上签了字。需要指出的是，其时，不论莱特或陈平本人并不知道陈春林的真实身份原来是新加坡华人林谋盛，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林谋盛返回重庆，成为国民党特工人员，后根据中英协议被派驻锡兰盟军司令部担任重庆政府联络官，同时担任潜回马来亚活动的136部队里的国民党特工人员的头目。
陈平在其回忆录里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和当年发生的许多事情证实，林谋盛是被自己人（国民党特工）出卖的，因为他所指挥的国民党特工人员纪律松散，生活糜烂，又到人口密集的城市建立地下组织，四处进行活动，搜集情报，最终被日本人破获和杀害。
3. 136部队在2年多时间里做了哪些主要工作
归结起来，以戴维斯为主的136部队从1943年中起，在陈平为代表的抗日军的安排和保护下，成功登陆马来亚并安全转移到内陆的布兰丹山顶安营扎寨，一直逗留到最后配合盟军反攻、日本突然投降这两年多时间里，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与马共和抗日军最高层代表签订了合作抗日的布兰丹协议。这是戴维斯等136部队人员潜回马来亚所要完成的一个主要任务。因此，当戴维斯等安全抵达布兰丹营地之后，就一再向陈平表达他们急于要跟马共高层接触的愿望。但是，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跟中央的联系（当时莱特在新加坡）只能靠交通员，既费时又很不容易，风险很大，一时难于联系上，令戴维斯等人非常着急，几乎失去耐心，最后甚至到了怀疑陈平从中作梗的地步。后来几经陈平的耐心努力，终于跟中央接上关系，最后还亲自接送莱特到布兰丹营地与戴维斯等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代表举行会谈，才使戴维斯等人消除疑虑。
虽然从一开始，在战前原本是敌对的双方都各自抱着既合作又提防的态度，或者说各怀“鬼胎”吧，不过，经过两天在深山老林里的艰难讨价还价，最后还是于1943年12月31日达成了一项在马来亚抗日战争史上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布兰丹协议。根据协议，马共和抗日军一方愿意与盟军联合抗日，并提供各种必要的协助；英国方面愿意为抗日军提供武器、弹药、医药和金钱等资助和军事训练。
二、136部队潜回马来亚后主要通过国民党特工人员进行搜集政治、军事和经济以及抗日军情报的工作，并把这些情报发给盟军司令部和重庆国民党情报机构。他们与锡兰盟军司令部的联系，最初是通过不定期来往于马来亚和锡兰的潜水艇。后来由于日军察觉盟军不断派潜水艇到吡叻海岸线活动，于是加强巡逻并加以阻击，迫使盟军总部最后放弃派潜水艇进行登陆和保持与136部队联系的行动计划。
三、136部队属下的国民党特工人员在此期间曾分散到一些城镇活动，企图绕过马共和抗日军，建立自己的地下组织，以便扩充实力，除为盟军司令部特定目的服务外，也为加强重庆国民党情报机构在马来亚的特殊利益服务。
四、与盟军司令部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系是136部队的一个主要任务，否则，他们潜回敌后活动的情况和搜集到的情报就无法及时发回给司令部，也无法及时接受司令部的指示。因此，1943年9月当戴维斯和布鲁姆第一次和陈平在昔加里开会时就曾催促陈平尽快把发报机安装好。
遗憾的是，这些在英国著名军校接受过正规训练并获得奖学金的军事专家，带来的竟是连他们自己都怀疑能否运作的又笨又重的MKIII发报机，还有一部特制的发电机，总重量超过400磅。试想一想，当年在战争环境下，护送戴维斯和布鲁姆一行到内陆已非易事，还想把这两部笨重的机器一起护送到目的地，根本就是一件极危险又无法办到的事情。因此被陈平断然拒绝了。
1943年11月初，陈春林（即林谋盛）携带来的B.MK11发报机，虽然体积较小，重量较轻，功率强大，也几经周折，于一年后的1944年底才运抵布兰丹营地。可以理解，在发报机未能运来期间，戴维斯每次见到陈平必定再三追问，为此事非常苦恼，因为1943年底达成的布兰丹协议一天不能通过无线电联系发回盟军司令部，它实际上还是一纸空文，没有盟军司令部的批准和配合，是无法实施的，尽管协议签订后，它已成为136部队战时的工作中心内容。
136部队与盟军司令部的无线电联系是在发报机运到布兰丹营地后的1945年2月1日无意间才接通的。这件意外的喜事，给双方精神带来极大的鼓舞。136部队一扫此前的苦闷和士气低落，立即振作起来，把布兰丹协议内容通过无线电联系发给盟军司令部；马共和抗日军方面也举行了重要会议，作出决定根据整个反法西斯战场战略形势的有利变化，准备配合盟军反攻，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好军事部署和制订政治纲领。
五．无线电联系接通后，戴维斯便要求与马共举行会议，进一步商谈落实布兰丹协议的迫切问题。在陈平努力下，花了两个月时间，最后抱着患上严重疟疾尚未康复的身躯，把身体状况比他还要糟的莱特和英方人员布鲁姆等带到由他一手安排的位于布兰丹营地不远的另一游击队营地开会。
实际上，盟军司令部在1945年2月1日与136部队接通无线电联系后的第25天，即1945年2月26日，就根据戴维斯等的要求展开了使用英皇家空军“解放者”型号飞机进行的空投行动。据陈平回忆，戴维斯还邀请他观看了这一天136部队如何配合盟军飞机在吡叻打巴至美罗公路郊外某处锡矿区所作的最初一次空投。空投结果，把两位白人军官、两名发报员和两吨物资准确地落在目标地区。他们当中，有一位是隶属136部队名叫汉那中校的军官和一位名叫汉伯里曼下士的发报员。他们两人后来跟戴维斯、布鲁姆、查普曼一起作为英方代表，参加了于1945年4月16日与马共代表张红（莱特化名）、廖伟中（Itu）司令和陈平举行的落实布兰丹协议内容的重要会议。
六．如前所述，布鲁姆和查普曼按计划于1945年5月底安全抵达锡兰作汇报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军事策划者也把“拉链行动”实施日期由11月底提前至8月中，密集的空投行动也从6月6日开始展开。
据战后消息披露，继戴维斯、布鲁姆和陈春林等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代表乘坐潜艇先后于1943年5月24日（戴维斯等人第一次登陆）、8月4日（戴维斯等人第二次登陆）、9月（布鲁姆第一次前来）和11月2日（陈春林的到来）在吡叻沿岸登陆之后，盟军司令部曾六次再派人乘坐潜水艇试图按照“陈春林模式”送人前来，但只有一次两名国民党特工的登陆未被察觉而获得成功，其余的全告失败，最后一次还遭到日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不得不落荒而逃。从此，盟军司令部决定放弃派人乘坐潜水艇来吡叻沿岸登陆或与136部队取得联系了。
应该说，盟军在1945年2月26日第一次派远程飞机实施空投行动之前，136部队在马来亚的人数，寥寥无几，这完全符合盟军司令部授予136部队作为一个情报组织的秘密使命的要求。后来在戴维斯等136部队代表与莱特等马共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后，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通过盟军飞机的空投行动，前后空投了约100多人的盟军军官和医生到马来亚，136部队人数才大幅度增加，以协助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作战，准备配合盟军反攻。
据最后统计，二战期间在敌后马来亚活动的136部队人数总共有140多人，包括国民党特工人员约50人。
此外，盟军飞机也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空投了各式武器、军用物资、医药和生活用品给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这点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数量并没有像英方有关人员和西方学者所吹嘘的那么多。与此同时，空投下来的英军人员多数分散到抗日军各独立队当“联络官”或“教官”，企图以此来掌控抗日军各独立队，以便英军卷土重来后，帮助恢复英国人的殖民统治。
据陈平回忆，马共战后在森林中收藏的军火中有5千支枪，其中通过盟军空投下来的还不到10%。事实是，马共战后拥有的大量武器，主要是在日本宣布投降时，一部分来自日军遗弃，大部分是和日军部队高级军官谈判得来的。
4.战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对马共和抗日军的评价和表彰
在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进攻马来亚之前，马来亚共产党人就曾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过由于受到英帝的禁止，只能从事半公开的活动。之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马来亚共产党人还提出与英国统治者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他们和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华侨抗日团体合作，在保卫新加坡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和出色，而马来亚沦陷后，在毫无军事斗争经验和毫无外援情况下，勇敢的站出来，拿起英军溃退时散失在战场上的武器，在马来亚建立起一支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日寇投降时，这支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从原有的3个独立队已经发展到8个独立队，共近10000人。这还不包括全马各州的后备队、抗日自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多达45000余人的成员。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与敌军进行了约340次的大小战斗，共击毙击伤敌人5500余人，自己也付出了3千多人的牺牲代价。特别是1942年九一事件中，由于内奸莱特出卖，马共中央在吉隆坡附近的石山脚举行高级干部会议共商抗日大计遭到日寇2千多精兵围攻，出席会议的40多位中央、地委和独立队司令突围时，就有18位优秀高级干部和战士壮烈牺牲。马共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是无庸质疑的；他们在支持和配合东南亚盟军在反攻太平洋的战略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得到充分肯定的。
正因为如此，在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国人又卷土重来之后宣布成立的管治马来亚和新加坡名叫英国军政府的临时政府，为了对马共进行安抚，曾邀请马共派出三个代表参加由64名代表组成的英国军政府的咨询委员会。
1945年9月12日，距离日军投降不到一个月，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厦前的草坪上举行了一次官方的胜利庆典，有16位抗日军游击战士获邀请参加，并被安排坐在显著的位置。此外，英国政府1946年6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最隆重的一次庆祝胜利大游行，由马共中央军委刘尧率领包括陈田等在内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11人代表队，跟马来亚其他军人代表一起，也获邀参加检阅。
不仅如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顿海军上将亲临新加坡时，于1946年1月6日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厦主持的颁发勋章仪式上，曾亲手把“缅甸星”和“1939/45”勋章，一个个分别别在包括马共中央军委刘尧和陈平以及二独司令邓福隆等八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领导人身上。从当年拍下的照片上，还可看到这8名人民抗日军代表头戴三星军帽身着军装威风凛凛地跟盟军最高司令和各界代表站在新加坡市政局大厦台阶上的英姿。
资料显示，蒙巴顿是英王乔治六世魅力十足的表弟，是一位拥有敏锐政治触角的英国海军上将。他是于1943年8月出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的。他的到任给司令部带来了独特的活力和紧迫感，据说在他的领导下，整个地区的情报搜集和秘密行动最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和获得很大的改进。（见《军情六处秘密情报局历史-1909-1949》一书）
因此，作为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又是掌管秘密情报工作的第一号人物，蒙巴顿完全了解，136部队能够成功潜回敌后马来亚和安全生存下来，并按照盟军总部的指示开展活动，最终完成其授予136部队的秘密使命和制订的全盘行动计划，是跟马共和抗日军在战时给予136部队的支持、保护和协助分不开的。他也不会不了解，马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在二战时期在马来亚战场上在打击和牵制日军配合盟军反攻的战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代价。他亲自颁发战争勋章给马共和抗日军代表，在各种场合对马共和抗日军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战功给予表扬和正面的评价，也在情理之中，不完全是表面功夫。马共领导的这支武装力量作为保卫马来亚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抗日英雄，在战后获得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的表彰，获得马来亚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拥护，地位和威望空前提高，是当之无愧的。
非常富戏剧性的一件事是，为了表彰陈平在马来亚被侵占时期以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名义进行的军事活动，1947年8月之后，当陈平刚从国外处理莱特问题回到马来亚就听说英王封赐他本人一个大英帝国的OBE勋章（OBE是英国授予有特殊贡献者的勋章），并且收到了英国当局通知他获奖的有关函件。当然，此时的陈平已非昔日初出茅庐的马共年轻党员，他在战后和杨果一起成功地揭穿了长期潜伏在马共党内的大内奸莱特的真面目，随后担任马共总书记的最高职务，领导全党继续进行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斗争。
对于英国当局授予他这个大英帝国的特别勋章，他本人觉得时间不对头，完全不合情理，因为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刚刚好代表马共最高领导层把英国人埋藏在马共党内首要间谍莱特除掉，从而化解了大英帝国政府在远东地区也许可称之为最大胆的一个富有成效的间谍行动。因此，他对接受不接受这个勋章表现得犹豫不决。陈平后来回忆说，“英国人显然以为我对他们的善意非常冷淡。恰恰相反，如果我有意拒绝的话，我会即刻写信表明态度的。然而，用不了多久，赠奖者却改变了他们的初衷。这件事使他们陷入难于自圆其说的地位，因为首先，我从来没有正式表示要接受他们要收回的这个奖励。”（见My Side Of History 第12章）。
5. 136部队主要成员对马共和陈平说了什么
136部队主要成员戴维斯、布鲁姆、查普曼等不论在战时和战后对马共和陈平本人所给予他们的帮助、照顾和保护，可以说是充分肯定和赞不绝口的。他们不但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这点，而且从其他许多来不及撤退被迫留在马来亚原始丛林中的英军官兵和家属由于得不到马共和抗日军的帮助活活饿死、病死或被俘虏折磨虐待致死的悲惨下场中，深知当年如果得不到马共和抗日军以及群众的全力掩护和支持，是难于生存的，更不用说要完成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委托的秘密任务。
马来亚组负责人特雷姆利特在1945年8月15日的总结报告中提到陈平时指出：“CTP（陈平其时在136部队的代号）是吡叻抗日军部队的首领，这两年来，他断断续续地与戴维斯在一起。他是一个有能力、通情达理和讨人喜欢的人，给了戴维斯个人和我们的计划极大的帮助。几乎全靠他，我们今天在马来亚才能拥有近30支全副武装和训练有素的巡逻队，可以随时准备袭击日本人的交通线；也几乎全靠他，抗日军各部队领导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英军联络官们之间，才能保持非常出色和友好的关系。”
查普曼抱病，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布兰丹营地与戴维斯、布鲁姆重逢时，喜出望外。据陈平回忆录里提到：查普曼在后来写道，他随后在布兰丹度过的两个星期，是他一生当中最快乐日子里的一段美好时光。查普曼还说：“游击队在我们失去尊严的地位时接受我们，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事。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和一位杰出的人物——陈平之间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他们在任何时候丝毫不让我们觉得自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累赘，而且他们给了我们一切可能的帮助。”
另外，据陈平后来偶然发现的一份解密了的“绝密”文件里，戴维斯1945年8月21日，曾向总部发出以下有关陈平的这样的信息：“姓名：陈平。福建人。年龄约25岁。受华文中学教育。英文一般，理解力要比口语强。家庭情况未明——也许中等，也可能富有。身材魁梧，圆圆的孩子脸。勇气可嘉、命令得到部下当然和无争议或非表面的服从。性格沉默，头脑敏锐，能力非凡。坦诚可靠。非常讨人喜欢。由于年轻和阅世未深，他当然还不是能说会道的重要人物。”
需要说明的是，戴维斯这份“绝密”文件，实际上是为了英国人卷土重来后以便对付像陈平这样的“假想敌”重要人物的需要而写的，可说是他作为136部队负责人经过长期跟陈平亲身接触和细心观察后所作的概括性很强的评语。当然，由于陈平在整个日本占领时期与英国军官特别是在和戴维斯打交道时，非常小心地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家庭情况掩盖起来，戴维斯在这方面对陈平的了解其实知之不多，这点不难从这份文件里看出。
如今，惊回首，马来亚大地上近70年发生过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惊天动地的抗日战争；战后席卷全马的要求民主独立的反殖爱国运动；迫使英国人提前让马来亚独立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以及随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继续进行的国内战争直至1989年12月受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民高度赞赏和热烈欢迎的合艾和平协议的签署，都与1924年10月21日在马来亚殖民地年代的吡叻实兆远出生的这位年轻人，即本文的主角——陈平有关。他，从1947年起即一直担任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可说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硕果仅存的领袖人物之一。
千秋功过任评说，但历史事实摆在那里，不容任意歪曲篡改！
（二）
陈平对于这段过去了近70年的往事怎么看
2003年9月万众翘首以待的陈平回忆录“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英文版）终于出版了，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新马，而且在世界各地对马来亚革命和马共斗争史感兴趣的人们中间引起极大关注，争相阅读；2004年10月其中文版《我方的历史》，很快也跟广大读者见面了。如今时间过去了7年，最近笔者在应21世纪出版社老友的要求执笔写《陈平与二战时期在马来半岛活动的136部队》时，为了更加准确和更为贴切地把这段历史介绍出来，曾把陈平回忆录的原文（英文版）与中文版的译文对照着参考，发现此书的第一章，即开篇之章“The unlikely alliance”(不大可靠的联盟)，不仅内容很精彩，而且，对全书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单从标题就可看出，陈平对这段过去了近70年跟英国人合作抗日的历史，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对战后英国人将会卷土重来变友为敌也早就有预见。因此，笔者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一章推荐给读者重温一下，不过，为了避免重复，也为了令行文接近笔者的习惯，笔者不揣冒昧，以自己有限的英语水平，把有关段落直接翻译过来呈现给大家。不当之处，尚望各界人士见谅和不吝指正：
不 大 可 靠 的 联 盟
（节译）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你如果渴望自己与众不同，你就有责任对你那个时代作出回应。我这一代人的梦想，是要把英殖民主义赶出马来亚。我对此感到自豪。
但是，你要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代价。我们确实已经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代价。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被驱逐出境。根据伦敦殖民部设计的程序，我们遭到逮捕，并按种族被隔离开来区别对待，然后被扔到统治者认为我们该去的地方。在我们从事武装斗争的年代，我们不是敌人强大火力的对手。我们既没有技能，也没有手段或时间跟它庞大的宣传机器较劲。它先是把我们描绘成不折不扣的普通匪徒，之后，随着军事行动升级，又把我们形容为共产党恐怖分子，即...CTs。我的许多同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没有一天不在思念他们。
它的宣传机器会说我依然死不悔改。就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如此。但是，我想问，死不悔改甚么？我不后悔曾经为我认为，而且至今依然认为正义的事业而战。这是英国人应该离开、停止通过掠夺和剥削马来亚的资源和人民用以偿还自己的债务和维持其帝国统治的时候；是我们应该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的时候。我对此信念，至今毫无悔意。对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也不感到后悔。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它的宣传机器又会说，我对这一事实不表哀伤。这怎么可能呢？政府的数字声称，我的军队有6000人被击毙。我可以较准确地说，死亡的数字是在4000至5000人之间。我的追随者当中，约有200人被吊死，其中有好多是女性。英国人对战争中这类统计数字，觉得还是不提为好。然而，却没有人把英国人称为死不悔改的杀人凶手。
历史是由生活在其间并继承其成功带来的好处的那些人所撰写的关于过去事件的书面证词或诠释。一联系到军事冲突问题时，历史总是难于避免地从胜利者的观点来描述。他们的言论，最终就这样地被保留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占据优势和强大实力的一方，总是有办法不让人们窥视那些决不是为他们歌功颂德的文件，以便他们能流芳百世，至少在他们有生之年。于是，就有了被封存了三十、五十甚至七十五年的秘密文件放在档案馆里。其中一些至今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这是对胜利者提供的保护，使他们不至于因对历史的反省陷入难堪的境地。这就是胜利者鲜为世人责骂的原因。
因此，在紧急状态的那些年头，英国人为了索取保险赔偿的目的，也就是金钱上的原因，不愿意把紧急状态称之为一场战争，而我的同志们和我则被冠于共产党恐怖分子的恶名。实际上，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我们被称为“共产党恐怖分子”，因此，那些触及那个严酷和恐怖岁月的书籍，对我们不屑一提。我的人死了，因为我们要结束殖民主义，代之以一种我们相信是不容置疑的更为公正的政治理念。对方死了约2000人，其中有许多是为英帝国而战的非英国人，因为他们在维护一种早已跟他们无干系的思想。
殖民主义的末日来到了。在日本人的自行车队沿着马来亚公路长驱直入，接着在战事达到最高潮时攻下了被丘吉尔誉为“要塞新加坡”的那一年，英国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被粉碎了。1941年12月10日，两艘英国皇家海军的主力舰“击退号”和“威尔斯太子号”，在关丹附近的南中国海海域历时一个半钟头的海战中被击沉了。大不列颠统治海洋的时代，终于变成记忆中的往事。
但是，英国人不愿面对这些现实。光复后，他们妄想卷土重来，恢复其辉煌的年代，仿佛世上没发生过什么事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似的。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是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开放“只准白种人”的俱乐部，让拥有特权的一些本地人士参加；或者，委派少数当地人担任政府机关的中层职务；又或者，用各种头衔收买这些人。对棕种人或黄种人，应该“更加友善些”，“更加和蔼些”。但是，他们还是要保持其作为主子和恃强凌弱者的地位。要不是发生了一些事，把他们从喝多了掺奎宁水的杜松子酒的醉醺醺状态中惊醒过来，那些所谓友好和和平协商的调子，将会年复一年地弹下去。
这就是我的同志们和我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使得英国人警觉过来，并且承认，他们必须倾听马来亚真正的主人说的话。在他们还不准备坐下来谈判的时候，是我们迫使他们走向谈判桌。
* * * * * * *
英语里有一句词语，叫“吃下人的馅饼”（eating humble pie），用来形容低声下气地向人赔不是。这是英国人吞下这块馅饼的时候了。早在1941年12月山下奉文中将指挥下的日本第25集团军到来之前，殖民地当局已经取缔我们，追捕我们，甚至把只要他们能逮捕到手的每个华族共产党嫌疑分子加以拘留或驱逐到中国去。我们的印族追随者，同样不断受到被驱逐回印度的威胁。尽管他们很可能都是出生在马来亚，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然而，这一事实并不重要。父母遭到流放，孩子们则被遗弃给亲属，整个家庭破碎了，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惩罚。
随后，在1942年至1945年间，我们一起反对一个“共同敌人”。在那个年月，英国人实际上认为我们是他们挺好的伙伴。我们成了他们的盟友。他们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杀了日本人，就把我们说成是“杀人凶手”。
我深刻地意识到，太平洋战争一旦取得胜利，英国必定会决心恢复其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地位。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先战胜残暴的日本人。英国人在致力于重新占领失去的地盘和恢复其昔日的威严时，发现自己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它们只能选择跟马来亚共产党打交道，尽管那时候马共是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名义同他们来往。这的确是令他们非常尴尬的事。他们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是马来半岛唯一起作用的抵抗运动。
对于与英国合作抵抗来自太阳升起的国度的侵略者，我从来不抱任何幻想。我作为盟友的地位，仅仅是一种暂时性的安排。我知道，我的这个旧日的帝国主义主子，最后又会再次成为我的敌人。英国人之所以利用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我想，我们也可以利用他们。对双方来说，这是在和魔鬼进行的一场交易。我必须说，在这个关系中，我已经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他们给了我两枚奖章和一个大英帝国最高勋章，你可以说，我一定是做了一些令他们不能不认同的事。
整个战争期间，英国人根本就不信任我们，因此，我们对许多事情完全被蒙在鼓里。我有这种感觉，如果事情都按他们的意图发展，那么，在某个时候，英国人必定会按照自己的意思，不惜放弃和我们在森林中建立的紧密合作关系。当然，他们不至于完全切断和我们的联系，毕竟我们必须受到监督，而且，他们仍然不得不要利用我们，不过是在无风险和可供使用的距离内。如果他们利用马来亚中国国民党人的梦想成真的话，这种事情完全会发生。我亲眼目睹英国人如何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试图建立他们的国民党人联络网，训练那些以开小店做掩护的同伙成为无线电发报员，企图把他们当间谍使用。但是，他们的努力终归化为泡影。因此，英国人被迫接受马共，而且发现，他们必须严格遵守1943年12月31日签订的协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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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那份令我们看得目瞪口呆的于1943年12月的那一天上午在布兰丹营地开会时签订的文件。原件现保留在联合王国位于基佑的公共档案局（图片说明）
如今看到它，浮想联翩。那是从学校的练习本小心翼翼撕下来的一页纸。用手书写得极其工整的英文草稿，是从左边起头，看得出两边可供书写的每寸空白处，都给充分利用了。它看来是那么不起眼，就这样摆放在我们森林中的营地里用亚答叶盖成的简陋会议室的粗木头桌子上。
它像块磁铁把我们吸住了。六个大男人端坐在那张桌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份毫无恶意的文件。我们每个人都看到它将决定未来。它确实如此。但是，在那一天，无论怎么异想天开，我们中没有一人能预见到，文件里根据廻然不同的效忠对象制定的各项条款和条件，竟然会在大英帝国殖民地历史上形成如此可怕的一章。
那所简陋会议室的全景在我脑海里浮现。一场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把森林周围都打湿了。如今，火辣辣的阳光又照射进林木下的小灌木丛上面，一股熟悉的腐烂草木的霉湿味扑鼻而来，此时，我们正集中在我的游击战士用弯曲粗糙的热带雨林木材做成的长桌旁。我们分坐在长桌两侧用同样的木料制作的木櫈上，一侧四人，另一侧两人。
完全没错，对面坐着的三位英国陆军军官心中想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13个月前的投降屈辱，报仇雪耻：打垮日本帝国。而马共领导的游击队，至少在目前，则是盟军把侵略者从马来亚赶出去的战略里不可或缺的力量的组成部分。
我们之间的短期目标不谋而合。至于长期目标，由于存在着严重矛盾，变得模糊不清。英国人一心一意想恢复其极为宝贵的殖民地。我们的目标是不让他们的这个目的得逞。双方都知道，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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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约翰·戴维斯少校,是英方三人小组的负责人。在那个潮湿的上午，他就在这间盖在马来亚一座山峰附近的木屋里，正式地大声宣读这份文件的内容。我记起他那缓慢而有节奏的朗读声和从背后森林深处不停地传来的阵阵蝉声，形成鲜明的对比。戴维斯每次稍事停顿时，总是把头转过去，面向着一位样貌非常年轻的中国人（当年，即上个世纪初叶，Chinese 都称为中国人，较后才有“华人”的叫法。这里说的“中国人”，指的就是“华人”，下同。——译者）。这个中国人随即点头示意，然后把他说的话译成国语（Mandarin，当年叫国语，不叫普通话，战后本地才统称为“华语”。——译者）。
戴维斯就坐在我的正对面。从我们第一次见面算起约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和他之间建立起也许可说是非常亲密的友谊。这是我以往和其他白种人交往时所从未有过的。他身体健壮，动作灵敏，会讲相当流利的马来话和广东话。他原是一名殖民地警察，日本人登陆后不久，才被吸收到英国的秘密组织“特别行动执行组”。
紧挨戴维斯右侧坐着的是，身材佝偻的理查德·布鲁姆上尉，年35岁,不爱说话，曾担任殖民地县官。他已经同热带热病的一次可怕袭击，搏斗了好几个星期。经过昨天冗长的会谈，他在当天傍晚，强打起十二分精神，把我们讨论的结果浓缩在那张纸的两面。但是今天，由于疼痛的折磨，上尉在会议期间，全身不停地前后摆动，出汗，颤抖，勉强地跟随着会议议程，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虽然戴维斯初次和我见面时，就介绍他给我认识，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老是那么冷漠。尽管如此，我喜欢这个对手。他会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毫无疑问，这对我们之间的沟通大有帮助，因为我此时的英文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坐在布鲁姆右边的是，费德烈·史宾塞·查普曼少校。他是英国非常规战专家。他在马来亚的抵抗日军行动中功勋卓著，使他在有生之年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当新加坡在日军发动侵略第七十天突然陷落之时，查普曼为了“潜伏敌后”的军事行动目的，曾经在日本人后方建立了游击队武器和军需品的临时收藏处。就查普曼的情况来说，日本人的推进是如此迅猛，以致他的预定计划遭到挫败；他与其说是“潜伏敌后”，不如说是“给摔在后面”了。
查普曼和我在英国人投降两个月后，就已认识。通过秘密中间人，我知道了他的潜伏敌后的活动，并且邀请他为我刚成立的第一支游击队进行武器训练。那时，这支队伍就驻扎在吡叻乌鲁仕林河东面的森林。查普曼和我之间的初步会商，也许可以说是战争期间英军和马共之间就如何联合起来抗击日本的军事占领所进行的第一次交换意见。彼此都有很多可以相互协助的地方，尽管我们那时谁都没有得到授权就双方的军事行动之间建立任何正式联系问题进行磋商。
陈春林，是我们十二月协议的翻译，戴眼镜，说得一口纯正的国语。他坐在英国人那一边，离戴维斯左面较远的座位上。很明显，他曾经接受特权阶层所享有的良好教育。七个星期前，我在护送他穿过日本人的巡逻地带，前往我们山上营地的安全地点时，起过相当关键的作用。我自愿乘坐一艘渔船到公海上的接头地点，迎接盟军潜水艇载来的这位被说成是“重量级中国特工”的人物。这位特工做自我介绍时，我立即觉察到，他使用的是化名。我一点都不怪他，因为我也一样。从一开始，我就认定他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不用多说，陈和我都用相当怀疑的目光打量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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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略去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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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我对自己用尽各种办法促成的这次会面，充满敬畏之情。尽管这是我和总书记第二次见面，而且我们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看来也很友好，可党内森严的等级制度要求我在他这次访问期间，只能跟在他身影左右转。我入党已经四年了，我们的领袖在我心中依然是一个谜。特别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他真正姓甚名谁。大家只知道他党内使用的化名叫莱特。以莱特名义下达的任何一道命令或指示，要求你必须立即认真对待，绝对服从，严格执行。他作为一个越南族人，领导着一个基本上是华族人参加的运动，这件事本身，毫无疑问就是一件咄咄怪事。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个年代，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莱特在布兰丹时依然故弄神密,他指示我用“张红”的化名介绍他。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在那间小木屋的会议室里，我就坐在“张红”的右侧。
会谈开始时，戴维斯先出示东南亚司令部的授权书。接着，逐个确认他自己、布隆姆和陈翻译,是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登海军上将的军事代表。因此，他说，他们“获授全权”同马来亚的所有抗日组织合作。
轮到张红发言时，他声明，他是以马来亚共产党、人民抗日军、党的军事得力助手及其政治组织——抗日同盟会推选出来的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谈的。对于自己是马共中委的身份却只字不提。不过，他清楚表明，他来参加会谈是获得授权，负责执行会议期间讨论通过的任何决定。
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场面。里面，端坐着一位在战前马来亚表面上看来是头号通缉犯的人物，他就是被前英殖民当局宣布为非法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正在那里与那些若无其事地把非法地位强加于我们、监禁甚至驱逐我们的那些人制订合作条款和条件。
谈判一开始，戴维斯就提出一个总体规划，要求我们同意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指挥下行动。作为回报，英国人承诺，将提供训练、武器和弹药给我们的游击队。此外，东南亚盟军司令部还愿意给我们提供连续的财政资金。而且，据戴维斯说，他已就此事提出请求了。张红要求他们每月提供5万至7万元叻币的财政资金。这个估计，看来一点也没有令英方小组感到为难。
当第一次会议在进行时，我就清楚意识到，这次会谈对我党未来至关重要。在这个时候，我们处以极其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英国人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
结果，戴维斯在协商一开始就清楚表明，这次会议只谈军事方面的事务。他、布鲁姆和陈不代表英国政府和任何一个同盟国政府，包括苏联政府。他说，他们在这里仅仅是蒙巴登海军上将统率下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代表。张红对这样的身份并不反对，并且向我暗示，只有他可以代表马共发言。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旁听。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会议上所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当时，张红与英方就应该用re-occupying还是re-occupation（这两个词的中文意思实际上都是重新占领或占有）给英国终将重返马来亚定位是有分歧的。经过一来一往、反反复复的推敲，终于达成妥协：在协议里采用re-taking（重新拿回、收复）这个词。问题因此得到解决。这是历史记录的故意歪曲。“重新占领”的弦外之音具永久和合法的含义；而“重新拿回”，至少在张红看来，最多不过是表示一种原本就不该被拿回的暂时状况。
第一天的第二次会议历时两句钟，最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取得一致，同时决定当晚要起草好这次会议的记录，以便提交给第二天早上的会议研究后正式签署。
翌日，当戴维斯高声朗读由病中的布鲁姆在昨天傍晚草拟的《关于合作条款》和《关于建议和决定的详细说明》时，我非常仔细聆听。我注意到，协议的前言里把六位出席谈判者——英方四位和两位共产党人——的名字全都给写上了。戴维斯念完文件，便把它递给桌子对面的共产党代表。张红以飞快的速度在上面签名后，立即交还对方。他认为我的签名是不必要的。
戴维斯熟练地签上他的大名。理查德·布鲁姆随后。陈翻译成为签署这个协议的最后一人。查普曼因为不属于以锡兰为基地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派来的小组的成员，不需要在协议上签字。
大家互相握手庆贺，暂时缓解了伴随谈判而来的焦虑和紧张气氛。当一切圆满结束时，我们大家都相信，这份文件将成为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想，这样说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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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协议深埋着日后我们进行抗英武装斗争的种子。对英国来说，协议规定的远远超乎它意愿范围的各项承诺，必将使它陷入困境。太平洋战场的枪声刚刚沉静下来不足3年，马来亚紧急状态就爆发了。我们为结束殖民统治进行的战斗，把英国和英联邦军队拽回马来亚战场。而这一次，它们足足打了长达12年使自己精疲力竭的激烈战争。
为数41营的英军被派来同我的军队较量。另外，本地警察、皇家马来军团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东非和斐济的军队也应召来马来亚为大英帝国而战。总共数十万兵力，陆、海、空三军都出齐了，当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国民服役军人，都投入到跟我们游击队进行的战争中来。而我们游击队的实力，最高峰时也不超过5000个男女队员，而大多数时间能参加战斗的最多约3000人。
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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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会议时，对其结果，内心窃窃自喜。一份正式的协议，终于在原则上把我们对合作的理解给写上了。我们有机会得到武器、弹药、医药、制服和财政援助了。实际上，我们需要这一切来装备我们的游击队。
在看到我们这次谈判的全部积极一面时，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这次交易也存在阴险的一面。英国人看透我们，我们也看透他们，谁都不信谁。
三个出席会谈的亚洲人全都使用化名，就是那种共同的情绪的表现。陈春林，实际上就是林谋盛,他是隶属于马来亚组的中国特工的头目，而且，就我看来，他是一名国民党特务。他曾负责从国民党情报机关重庆总部召收合适的特工，然后派他们潜入日军占领下的马来亚活动。很明显，这就是英国人之所以决心对共产党方面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的一个原因。
我从参加马共那一刻起，便转入地下活动。我无意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给英国人。
查普曼不愧为一位高手。他极其巧妙地把自己清楚知道张红真实身份的事实掩盖起来。1941年12月19日，他曾出席在新加坡牙笼区一个昏暗的二楼办事处举行的会议。会谈的对手就是在“布兰丹化名为张红”的莱特。当时，莱特就曾向他清楚表明，自己是马共总书记的身份。尤有甚者，陪同莱特到场的两个政治部特务，早前就已把有关这个共产党领袖在英国情报机关里所扮演的角色的惊人秘密，向查普曼简单介绍。他们说，莱特于1930年代初入党时起，就已经是英国特务。他是一名卧底。（资料显示，战前马共党内的最高职务称为中央书记，英文为secretary general,从1947年陈平同志担任这一职务起，中文改称为总书记——译者识）
作为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同志，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也不抱任何怀疑。说真的，莱特在布兰丹亮相时，他的欺骗伎俩进一步发展到令人十分震惊的地步。其时，他实际上已经被日军宪兵部收买了，并且积极地为日军情报机关效劳。
然而，尽管莱特已经从双重特务摇身一变为三重特务，他在党内依然大肆吹嘘自己同强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圈子的联系不断扩大。他声称自己是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的代表。长期来，他所进行的这种欺骗，使他在党内备受景仰。同志们保护他不受英国人的伤害。同志们也保护他不受日本人伤害。布兰丹之后的四年，他依旧独善其身，没受到同志们的批判。在这整个时期，他继续毫不手软地利用党谋取个人私利。
我在开始时说过，追求梦想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我要说，背叛也要付出代价。任何人最终要为此付出代价。
外一章
听陈平讲自己童年的故事
译自“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第二章
一 个 华 人 男 孩 在 殖 民 地 马 来 亚 的 童 年
过完25岁生日后好几个月，我才发现自己实际上只有23岁。那年是1947年，我刚刚被宣布为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党中央把任命我担任党的最高职务的决定，当作是必须严守的秘密达数月之久。这样做完全必要，因为由我取代他的职位的莱特神秘失踪了。更糟糕的是，他卷走了党的几乎所有资金，包括现金和黄金，总值超过一百万元叻币（殖民地时期使用的马币）。
党交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追踪莱特的下落。我们知道，这个叛逃者已经逃离马来亚和新加坡。为了跟踪他，我需要一本护照，而要想得到护照，我需要有自己的出生纸。过去，我从来不把这样一张纸放在眼里。我通过合法的政府渠道，取得了一张副本。令我吃惊的是，上面写着：王文华，也就是我，生于1924年10月，而不是我原来一直以为的1922年10月。
这张出生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向我说明，我的年轻相貌在我的一生中为什么总是成为一个问题的原因。在我求学时代如此；入党初期如此；日本占领时期跟英国人打交道时还是如此。当我成为马共总书记时，党内许多同志都比我大十岁或更多。也许我太年轻，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这种对我有所保留的意见，是难于避免的。当时，看了我的出生纸副本，我觉得不把有关我的年纪降到更为年轻的年龄段这件事说出来，对有关各方都好。我把自己这个想法和党内亲密战友说了。毕竟，年龄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无坚定信念以及我是否愿意为它献身。
我年龄上的混淆不清，是这样造成的。按中国人的传统算法，我出世后一个月，就被看作一岁了。接下来过农历新年时，也就是三个月后，按习惯，我又平添了一岁。因此，我的家人都当我已是二岁，而按公历算，我只有四个月大。在我的大家庭里，我们不搞生日会，所以我们只按出生顺序称大哥、三妹，以此类推。你比起另一个或者大，或者小而已。我的兄弟妹和我，从来不把自己究竟属龙或属其它什么生肖当一回事。我出生纸原件上早先的错放，使大家按中国人的算法永远接受下来了。
最近，我无意中发现一份已经解密的“绝密”文件。这份文件为了方便英国军事当局各部门制定日本投降后立即重新占领马来亚的计划的需要，尽力把我的特征和家庭背景描述出来。整个日本占领时期，我在和英国军官接触时，非常小心地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家庭关系掩盖起来。尤其是在和136特别部队的高级特工戴维斯打交道时，更是如此。他是1943年12月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和抗日武装力量签署《关于合作条款》时起着主要组织作用的同一个英国军官。1945年8月21日，戴维斯向其总部发出以下信息：
姓名：陈平。福建人。年龄约25岁。受华文中学教育。英文一般，理解力
要比口语强。家庭情况未明——也许中等，也可能富有。身材魁梧，圆圆的
孩子脸。勇气可嘉、命令得到部下当然和无争议或非表面的服从。性格沉默，头脑敏锐，能力非凡。坦诚可靠。非常讨人喜欢。由于年轻和阅世未深，他当然尚非能说会道的重要人物。
当戴维斯这份信息于8月23日从锡兰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传送到伦敦时，有关我“性格沉默，头脑敏锐，能力非凡”的字句被删除了，只留下强调我“年轻和阅世未深”的影响。
留给人们挥之不去的整个形象是……圆圆的孩子脸……坦诚可靠,讨人喜欢……但,到末了，这个小伙子“年轻和阅世未深”。戴维斯通过我跟党密切合作两年以后，仍然搞不清我使用的各种化名，对我的真实身份也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谢他加于我的溢美之词，虽然他对我的背景的评介还是说错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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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24年10月21日出生在实兆远甘文阁路36号店铺楼上的一间后房。我家双层楼式店铺是这条路上一长排店铺中的一家。这类小店铺至今仍然盛行于吡叻南部位于怡保西南面约50英里的市镇实兆远。
我的双亲于1918年在新加坡由父母作主结了婚后不久，就搬到马来半岛居住。父亲原来受雇于一家当时经营汽车和自行车零件生意的万丰隆公司。这家公司位于新加坡惹兰勿刹和美瑶街转角处如今名为白宫酒店的建筑物屹立的地方。
母亲是关家的长女，住在梧槽区。她家原来是兴化人的名门望族。外祖父经营出租双轮人力车生意。他把人力车租给大部分刚从中国来到这里拉人力车的车夫。他们全是他的乡亲。外祖父成功利用这种同乡关系，来巩固他的家族生意。
父亲出生在中国福建省省会福州市和厦门之间半道上名叫江兜的海边小村。当他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时，祖母就已经逝世。为了养家糊口，祖父不得不奋力拼搏。父亲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就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在岛上一个同乡家里保护之下生活。这位同乡就是万丰隆新加坡总部的老板。父亲和这位万丰隆商人都是来自彼此都姓“王”的一个乡村。
王老板很快就雇用我父亲在他公司当学徒，从此父亲开始了他在这家公司的学徒生涯。很显然，父亲是个非常勤奋的年轻人。我把这归功于他童年时期所过的贫困生活。他晚上上夜校，学打字和基础英语。正是他在万丰隆工作期间，媒人打破了他的王老五生活。婚后不久，父亲就北迁至安顺，在当地一位叔叔经营的万丰隆分店打工。这对年轻的夫妇在安顺住了不久，又搬到附近的实兆远。在安顺叔叔帮助下，他们就在实兆远甘文阁36号开了另一间万丰隆分店。
双亲奉父母之命结合的头十年,过着美好的时光。他们的婚姻，看似非常美满。在我早年的记忆里，父亲沉默寡言，他和我闲聊时很讲道理。作为第一代的华族移民，他的交游可以说很广，朋友中包含各族人士，记忆中有两名印度族医生，数名马来族公务员以及一群印度族货物搬运工人。他和他们混杂在一起生活，同他们讨论各种生动有趣的事情。他具有相当开阔的多元种族观点，会讲日常社交用的马来语，英语的阅读能力也相当强，口语表达能力则相当差。我和母亲用厦门方言交谈。不过在家里，如果祖父在场的话，大家都得说更加正统的兴化话。
父亲对政治有点兴趣。他有一两本孙中山的著作。他也有关于国民党战功的书籍。当我在孩提时代，很喜欢陪他到我家店铺附近转角处的一家露天咖啡室。我坐在一旁，听大人们谈论中国局势的发展变化几乎着了迷。父亲对所发生的事似乎很了解，不过，当谈话涉及蒋介石和毛泽东权力之争的时候，他都极力避免介入这个话题。他认为这两人都是大人物。但我这位老人家对中国如何能崛起成为一个强国的关注，似乎超过了对达致这个目标应走什么适当的政治道路的兴趣。
我不到四周岁就入读实兆远卫理公会办的幼稚园。我在这里学到的第一句英语，就是一支英文儿歌里的Twinkle，twinkle，little star（小小星星，亮晶晶，亮晶晶）。我唱这支歌，唱得津津有味。你兴许会说，我学英语的兴趣源于我在这间学校为期短暂的学习。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入读这间幼稚园不到几个月，就停学呆在家里，直到认为我已达可以“正式上学”之年。我受正规教育是从入读实兆远华侨小学开始的。学校就在离我家店门外不远的路段。这间原来只开办小学的华侨学校，不久后便扩充为中小学校。我喜欢上学。我需要说明这一点。作为一个小孩，我很乐意坐在课室里上课和学习各种新鲜事物。我不喜欢步行往返学校，因为得背着书包走每程约一英里的路，淋漓的汗水把我的校服和校袜都弄湿了。
一般地说，我在实兆远的童年生活，是殖民地时代马来亚村镇里所有华人男孩所过的那种典型生活。我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我们按热带季节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有玩玻璃弹子季节，踢足球季节，放风筝季节，还有玩陀螺季节。我们还玩一种实兆远特有的介于板球和棒球之间的击球游戏。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些游戏从来都不是很在行，不过我确实很喜欢，而且通过玩游戏，结识了一些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跟随我投身于抗日运动。
一座卫理公会小木屋教堂，就坐落在离我家店铺约一英里处通往怡保的大街上。从这座简陋的建筑物里，施幼守牧师试图向实兆远华族居民中大部分佛教信众，宣扬基督教福音。施牧师热衷于鼓励年轻人参加各种文体活动，事实上，他的独子就被他培养成冠军级的羽毛球好手。
在他的鼓励下，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参加了卫理公会教堂的唱诗班。我要强调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想唱歌，也不是因为我们想皈依。我们不过是一群小伙子，爱凑热闹，爱做些与众不同的事。我们很快就学会在圣诞节或复活节唱应节的圣歌或赞美诗。我们这支全男童的唱诗班约十人。我们用福建语演唱。每个星期天早上练唱，牧师助手弹风琴给我们伴奏。如果我的人生指望它的话，那我至今仍然会用福建语唱Yasoh ai gua （耶稣爱我）和用英语唱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前进吧，基督战士们）。练习过后，我们参加例常的礼拜活动，唱颂诗和聆听当天的经文。我们这支唱诗班到场的根本原因，是做完礼拜后可以到隔壁牧师老婆家里，享用她给我们准备的茶点。她是一位不爱说话、性格谦和的乡村妇女，对我们特好。当我们享用完那一份应得的犒劳时，差不多已是正午时分。我的朋友和我立即拔脚飞跑，穿过马路，来到当地种植园主俱乐部旁的大草场。当时，这家俱乐部只准白种人参加。
我这些年轻朋友和我，深深感受到这个俱乐部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不过，正午是一天当中最炎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白种人此时不愿出来活动，尤其是星期天的正午。每个星期，我们就花上四个小时在这个俱乐部周围大闹天宫。可是近傍晚时，我们知道应该离开的时候到了。现在该是白种人玩的时候了。
打从小学起，我对学习有关中国和她的语言、文化、习俗和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的全部课本都是在中国出版的。可是，英国殖民当局对这些课本实行严格审查。英国人不让我们读到诸如“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s)或“帝国主义”(imperialism)和“侵略”（aggression)或“入侵”(invasion)的字眼。有时，一整页一整页的课文被他们从课本里撕下来。然后，在这些地方，经常粘贴上修改过的课文。当我们翻到那些页面时，就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怎样，我们的老师还是有办法把原课文的内容，一五一十的讲给我们听。我虽然只有七八岁，我了解到中国发生的事情之后，既着迷又震惊。1931年日本人侵占满洲（即东三省），1932年初又进攻上海的事件，把我吸引住了。尽管殖民当局完全禁止中文学校讨论这些事件，但上“常识课”时，老师依然照常讲相同的课题，而在上“国语课”时，当然如此。我们的国文老师全都是在中国出生，只有英语老师由当地华人担任。
除课室里的课文，马来亚所有讲中文背景的华人孩子，此时此刻都受到他们的大人热衷于谈论的小道消息的影响。我们的长辈从新加坡出版的中文报章《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上，读到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大人们根据各自的理解，总是对这些报道加油加酱。
我小小年纪，就意识到贫穷是什么和金钱的力量。在我家店铺附近，有四至五间印族放债人开的高利贷店。由于受到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打击，我家成了它的常客。双亲为形势所逼，不时利用手上一小块地产作抵押品向它借贷。1930年至1933年期间，他们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此时家里有六个孩子。最大的是文荣哥哥，接下来就是我，我之下是两个妹妹，再下去还有两个弟弟。
大萧条几乎使父亲倾家荡产。万丰隆新加坡总部把价值超过一万元叻币的各种零配件寄给我们实兆远分店。这笔钱在当年可是个大数目，而我们所销售的货物又很难卖出去。福特汽车公司把很快就不再生产的某种车辆型号的零件，大量倾销给万丰隆。万丰隆不知就里，又把这些零件转寄给它属下的经销商。结果，这批货品无人问津，只能加重我们的经济困难。幸好新加坡办事处理解我们的苦处，没有老是向我们追债要钱。
为了找快钱以缓解经济上的压力，父亲苦苦挣扎，在当地一群中国人朋友影响下，他尝试去开一家从事小橡胶园买卖的地产经纪公司。他们计划收购独立小胶园主的胶园，然后转卖给更大的橡胶种植园。父亲干这行大约两年。但是，他的努力落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如果有所得的话，那就是加剧了我家的经济困境。
由于父亲长期不在家，母亲此时凸显出中国人家庭妇女尽责尽职的本色。她被迫学习经营自行车及其零件的生意。她虽然目不识丁，但很快就学会“阿婆算”，一种客家人使用的类似“心算”的计算法。尽管母亲在危机时刻全力拼搏，但她依然保持着一个中国妇女固有的文化传统。父母亲的封建思想背景，决定了父亲在家庭里保持当头的地位，并按这种传统传宗接代。随后几年，几个弟妹又来到人间，把早已拥挤不堪的家，挤得水泄不通。犹记得，当母亲到楼下店面打理生意时，我得帮助照顾还在襁褓中的弟弟。母亲总共生了十一个孩子。
母亲居功甚伟。经过她顽强拼搏，店里的自行车生意恢复了元气，收入已可维持家庭的日常基本开支。我们店成了本地最大的一家自行车店。于是双亲把它转为兼营批发和零售业务的自行车店。他们信心倍增，随后又成为南洛生产的汽车内外胎的代理。我们虽然是南洛产品在实兆远的独家代理，但双亲并不限制店里只有一种牌子的货品。他们也向其他供应商找生意，结果，店里也销售南洛的竞争对手的产品，如兀也、派士盾和米士林等牌子的轮胎。南洛对这种与其利益相冲突的做法，当然很不高兴。但该公司念在双亲把实情坦诚相告的份上，也就张只眼闭只眼算了。毕竟，值此多事之秋，生存压倒一切。
按照双亲意愿，文荣和我完成学业后应接手家族生意。因此，他们让文荣上实兆远英华学校接受英文教育，而我则到中文学校念书。当我开始上中学的时候，母亲放弃了要使我对在店里学修机器感兴趣的念头。我大概是有点懒散。不过，我只是对学修自行车、補漏气胎或拆换轮胎不感兴趣。最后达成妥协：只要我愿意帮店里做簿记和算账，我就可以不用去做装卸车架、轮子、轮幅、链条和踏板等诸如此类的苦差事。
店里生意开一整天，所得收入都投进抽屉式的钱箱里，一个孔投硬币，另一个孔投钞票。每天关店后，就把那些现钱从抽屉里拿出来，点算和对账完毕，最后存进钢制保险柜里。这个保险柜有两把钥匙，一把由母亲拿着，另一把原来是要由父亲保管，可是，由于他经常外出，就留下给我掌管。每天放学回家，我随时可以打开保险柜。我还负责跑银行。每当店里累积了一笔款，我就把它拿到位于法院附近街口的渣打银行办事处，把钱进到我们的银行帐户。当年，渣打银行办事处经理是位英国人。他有两名助手，一位是中国人，另一位是印度族。
幸好文荣大哥非常喜爱摆弄机械方面的工作。他学得快且好，表现出对干这一行的强烈爱好和决心。他后来不单会修自行车，而且会修各种机动车辆。他可以熟练地拆卸复杂的机器，恢复它的功能，又把它安装回去。他也可以为最难搞的发电机更换电线，使它发动起来犹如新的一样。结果，文荣顺理成章接管了店里的全部生意。不过，麻烦的是，大哥的心肠太好了。对别人欠下的钱，他觉得自己难以启齿向他们提个醒，而后还要他们还钱。后来，当我成为东南亚天字第一号受通缉人物的时候，有些顾客就想利用这件事占便宜。大哥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勉强自己鼓足勇气去追收那些欠款。他经常会碰到一两个顾客拿他开心：“如果你想要讨回你的钱，就叫你那个共产党弟弟来收吧。我们会把钱还给他的。”
使母亲感到愕然的是，我对阅读更感兴趣。父亲和实兆远店里的一位伙计一起收集了一大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11岁时，我发现这批书，并且开始阅读它。因此，我对中国古代冒险故事的复杂情节非常熟悉；对历朝历代的变迁也有所了解了。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个战斗故事的细节、宫廷里的勾心斗角，以及作战的战略战术。那时候，我特别喜爱《三国演义》的故事。我对那些谈情说爱的罗曼蒂克小说毫无兴趣。我只读有关战争的书，想知道：为什么一些王朝倒了，另一些又起来了；军事统帅们使用了什么战术；善和恶如何相互作用；善如何战胜恶；穷人如何打败暴君。
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使我的思想更加敏锐。我觉悟到自己的学习大大落后了。经过努力，我的学业成绩有所进步了。我的中文水平也有所提高了。当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升级的时候，我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对中国局势发展变化的密切关注。
母亲对我能否继续受教育，忧心忡忡。文荣已经通过必不可少的教育阶段，而且，学业成绩很好。如有需要，他随时可以调去做生意。我的情形却很不同，那时我还在念小学六年级，母亲非常担心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否能继续供我上中学。
话说实兆远有位中年华人天主教会神父，平时骑自行车，偶尔会来我们店里修补或更换轮胎。店里在为他修补自行车的时候，母亲和他老是用福州方言聊天。传教士的鼻子特灵，总是有办法嗅出人们内心祈求改变信仰的念头。一个普通妇女被一群儿女团团围住为生计挣扎的苦况，显然是供他采取行动的最好素材。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神父又来到店里，提出一个正式建议。他说，教会打算送我进吡叻北部市镇的太平或槟榔屿的天主教学校读书。母亲就此事征询我的意见。她说，这是一个好心的建议，如何决定由我自己作主。那时，母亲虽信佛，可说不上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不过，到了晚年，她的确变成一位非常虔诚的信徒。也许她有所担心，怕我会因此信奉天主教，不过，我比较相信，她是在用一种想法来宽慰自己：我的教育问题不再受到她要克服的堆积如山似的困难所影响。
我对加入天主教全无兴趣。实际上，实兆远的孩子们，包括我的小朋友和我，在玩游戏的时候，都尽量远远地躲开那座天主教堂。对我们来说，它看来是那么威严，那么可怕。我们情愿到当地清真寺周围玩耍。在这座清真寺里，我们知道有个祈祷的地方，是不准闲人进入的。不过，里面也有一个水池供人洗手洗脚，在那里我们可以尽情地戏水，完全不成问题。儿时这类景象，老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挥之不去。也许是这个原因，令我向母亲明确表示，我对神父的好心建议不感兴趣。
放弃到天主教学校读书的机会后，母亲节衣缩食，想尽办法攒钱供我继续上学，接受三年初中教育。然而，我的学习其后又再一次受到财政危机的威胁。这一次是我的学校没钱办下去。这件事发生在我念全部高中课程的半途。我和母亲商量这件事，我说，既然我现在的学校不可能让我继续读下去，我情愿到新加坡去投靠外婆和其他亲戚。其时，母亲家的亲人已把人力车生意转手了，但还住在梧槽区。我是希望去投考刚开办的位于金炎路的中正中学。
我在实兆远的原来的一些老师，也已搬去新加坡。我期望着和他们异地重逢。尽管如此，我心里对搬去新加坡还是拿不定主意。这是一个千头万绪和情感迷惑的激情年代。我开始参与实兆远地区的华人民族主义活动。那时，我只有13岁，尽管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以为我已15岁。此时此刻，我对左派政治全无兴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情形也是如此。
在回顾逝去的岁月的时候，我总是经常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把自己的过去传奇化的陷阱。毕竟，我的一生没多少东西可资激发来编造怀旧的谎言。但是，我没按自己的计划到新加坡继续我的学业这个事实，对我从那时起谋划自己要沿着什么方向走，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随后事态的发展，决定了我一生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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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封面、封二、封三、封底文字说明
1． 这是一本关于在马来亚丛林中从事反抗英国军队和英联邦军队的殖民战争达十二年的游击队领袖的回忆录（封面说明）
2． 关 于 本 书
“在回顾逝去的岁月的时候，我总是经常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把自己的过去传奇化的陷阱。毕竟，我这一生没多少东西可资激发来编造怀旧的谎言。”—— 陈平
陈平的故事是那些同时代名人为宣扬他们光辉一生而留给后人的自传体作品无法比拟的。本书绝非沽名钓誉之作。
My Side Of History是一个敢于向日本侵略者和大英帝国的军事实力较量的不平凡人物及其追随者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的历史记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卷土重来的殖民地主子，按照伦敦的指示,授予陈平两枚军功章和一个大英帝国OBE勋章。这些荣誉是为了奖赏他在日本人侵占马来亚时对大英帝国所作出的贡献。
但是，这一切利诱都失败了。
随后，为了扑灭陈平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大英帝国足足打了十二年的仗。不过，为了索取保险费利益，英国人不愿把这场战争称为战争，而只愿美其名曰“紧急状态”。它还把这场战争的英雄重新包装成“恐怖分子领袖”，并发出巨额赏金捉拿这位英雄，不论是死还是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陈平仍然坚持：
“我不能够把大英帝国OBE勋章当作自己生命的核心”。他说：“我这一代人的梦想，是要把英殖民主义赶出马来亚。我对此深感自豪。” (封二文字说明)
3. 本书只能是一位长期坚持不懈地生活在令人实在难于想象的条件
下的人所能追忆起的令人惊异的传奇。虽然极具争议，却是一本描绘坚定信守诺言、无比勇气、坚韧不拔和毫不妥协精神的故事。它也是那一代人起来面对充满各种严峻挑战和不同政治信仰的躁动时代的历史纪录。
“战争爆发，我必须和游击队一起打日本人。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看不到有一条更好的道路可以令我为之奋斗一生。正如我曾对战前英国人殖民统治日子大失所望一样，我对日本人的入侵感到极大的愤怒。我积极地参加了抵抗侵略者的活动。向敌人卑躬屈膝，比起穿越令人望而生畏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还要令人痛苦百倍。我必须成为一个解放战士。”
这一情怀换来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代价。但是，陈平义无反顾地为此付出自己的一生。
本书就是有关他的这个决定的故事。
关 于 合 著 者
伊安·沃得，由1962年至87年是伦敦《每日电讯报》驻东南亚记者。在此25年当中，他用了大部分时间作为战地记者，报道本地区的各种武装冲突，包括马来西亚“第二次紧急状态”年代的武装冲突。在其记者生涯中，除新加坡外，他还在马尼拉和西贡呆过。
诺玛·米拉佛洛尔，由1974年至1985年是新加坡MPH杂志首任总编辑。随后担任集团编辑顾问，直至1990年。
这对伉俪写作组常驻新加坡，并且走遍世界各地。
（见封三）
4.(图左)一起走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陈平(右)和拉昔·迈丁,正在重温英国人已解密的有关华玲和平谈判的文件。
(图右)今日之话毛生警察局依然保留着紧急状态年代残留的遗物。正是在吉兰丹这个大院里，共产党游击队向世人宣布，话毛生是他们的武装斗争年代唯一“解放区”
(下图)华玲和平谈判马共代表团（由左至右）：拉昔·迈丁、陈平和陈田。
“经历了我曾有过的一生后,我现在终于可以细细品味我形容为对历史的一种超然脱俗感。我在紧急状态的故事里扮演这一面的重要角色。如今能够见到已解密的文件，使我有能力回顾过去另一面的情况，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景象。”
陈平于1940年1月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其时他是一位15岁的学生。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战前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斗争以及随后投身于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游击战，把他迅速地推上马共党内架构的高层。18岁那年，他担当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当时正在努力搜集敌后情报的英国136秘密部队之间的主要联系人。当他还是一个青少年时，就被提拔为他的老家吡叻州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日本投降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之后又成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他当时年仅21岁。23岁时，他正式出任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成为党的第一把手。1948年6月，马来亚紧急状态爆发，还差四个月才足24岁的陈平，又成为大英帝国重金通缉的天字第一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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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6 12: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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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6 03:36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