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大师的仪仗兵--国民政府护送班禅回西藏

Jinan90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
来源: 松骨 于 2011-12-11

1935年，蔡智明考取了南京的中央宪兵学校。



这所学校是当年3月份成立的，学制一年半，模仿日本的样式培养宪兵军官。因为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宪兵司令谷正伦，生源中除了“学生队”来自高中毕业生、其他的“学员队”和“军士队”都来自于陆军，所以，也有人称这个学校是陆军“黑埔军校”。



蔡智明是该校第一期学生队的学生。



8月的一天，正在上课的他和班上的五个贵州同乡接到通知：速到教务处报到。



进了办公室，教务主任和宪兵司令部的军官正在翻阅学员的档案，一个胖胖的中校问道：“你们有谁知道班禅和达赖？”



几位同学目瞪口呆，暗自琢磨这两样东西到底是吃的还是穿的。



只有蔡智明回答说：“班禅和达赖是西藏的喇嘛，是藏传佛教里的活佛”。



胖中校很高兴：“哦，你家里是信奉黄教的么？”



“学生家教以儒学为本，向来与僧道无缘”



“嗯……你对藏族有什么看法？”



“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主张五族共和，藏族是五族之一，也是中华旗帜下的一员”



长官很满意，叫学生们先回去上课。



回教室的路上，几个同乡同学都挺佩服蔡智明，惊讶他居然能知道喇嘛的名字。蔡智明老老实实地坦白——去年他到杭州的灵隐寺游玩，正巧遇上班禅在那里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上海滩的大佬杜月笙为了给大师捧场子、摆流水席免费招待信徒们吃喝，蔡智明在吃白食的时候冷不丁听到的一点“知识”，刚才已经全部奉献出来，长官若是再问什么，他也只好傻眼了。



同学们哈哈大笑，蔡智明心里却难免纳闷：司令部的长官特意把大家召集起来，却只提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到底是为什么？



第二天，一道命令传到学校，委任蔡智明同学为“西陲宣化使”护卫大队的中尉文书。



蔡同学顿时懵了。按规定，宪兵学校的毕业生要先当一年的预备官，转正之后才能授予少尉军衔，可他倒好，刚进校几个月、还没毕业就当了中尉，这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西陲宣化使”是个什么人物？



原来，所谓“西陲宣化使”，就是九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



十多年来，这位“致忠阐化大师”（曹琨授的称号）、“宣诚济世大师”（段琪瑞给的封号）、“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南京国民政府册封的国师）一直在内地流亡，现在，蒋委员长任命他为“西陲宣化使”和国民政府委员，他要回西藏去了。



按照大清朝留下的规矩，国师回家，要派专使陪伴、还要派卫队护送。国民政府于是组建了“护送专使行署”，蒋委员长还下令成立“护卫大队”，规定护卫队员从全国宪兵中挑选，标准是：一要懂规矩守纪律、二要个子高相貌好，总之必须能够表现出国威军威。



专使行署的人挑来挑去，选出来的不是东北人就是蒙古人——这也难怪，首先因为“护送专使”是东北人，他当然愿意选老乡当保镖；其次也由于藏传佛教在东北和蒙古的影响比较大，那里的人更乐意给班禅大师当护卫——可这下子，却惹得宪兵总司令谷正伦不高兴了。



谷正伦是贵州人，在宪兵部队中选拔人员组建精锐护卫队，而他的亲信、老乡却一个也没选上，这分明是拆他的台嘛。“岂有此理！难道我们南方人里面就挑不出人才来了？”，谷司令大发脾气，亲自指定江西萍乡人曾铁衷担任护卫队的大队长、还指派了几个湖南人去当中队长。



曾铁衷原先是南京宪兵团的营长，他和那几个中队长都是贺耀祖、谷正伦创办的湖南“资宁军校”的毕业生，属于谷派的嫡系。就这样，谷司令仍然不放心，要求再从宪兵学校里找一个贵州人担任大队部的文书、参与机要活动。



于是乎，蔡智明同学就被上司的慧眼识中、委以重任了。



对蔡智明来说，这真是好运从天而降。



和“中尉文书”委任状同时送到的还有新军服，蔡同学打开一看：咦？上尉的领花，是不是搞错了？



司令部的人说：没错，谷司令指派到护卫队的军官都享受“加级双饷”的待遇，也就是挂高一级的军衔、拿双份的军饷。普通中尉的月薪是四十五块大洋，蔡中尉可以拿九十块，比少校的工资还高呢！



同学们嫉妒死蔡智明了，有的说：“你小子吃了顿白食、听来两句话，就能拿九十块钱的薪水，真是拣了大便宜”



有的说：“那位班禅大师果然是有福之人，你才吃他一顿饭就捞到件上尉的衣服穿，若是再陪着他走一段路，怕是要当将军呀，不得了不得了……”



别人一阵海吹，蔡智明也是心里直乐。



在杭州的时候，只顾着吃白食、根本没注意班禅大师长得是啥模样。他心想：这回可得认真瞧瞧大喇嘛的尊容了。



穿上军官服以后就不用上学了，蔡智明在旅馆里包了个房间，每天四处乱逛。



护卫队的大队长、中队长们都忙着从各地召集亲朋好友到自己的手下来当排长班长，蔡文书没这个权力也没这个兴趣。他闲得无聊，就去请示曾铁衷：“要不要组织大家学习藏语？”，曾大队长说：“专使行署有好多翻译，我们学个屁！”。



于是他就无所事事，成天邀集同学同乡喝酒。朋友们说，藏族人喝酒的本事顶大，现在锻炼酒量也是为将来建功立业做准备。



喝酒瞎混了两个月，终于接到命令，到西安和专使行署会合。



35年10月底，蔡智明一行人乘火车到达西安，接着，其他人员也从各地赶到了这里。护卫队总共来了五百人，其中三百六十人来自宪兵，组成了一个大队部、三个中队（连）。国民政府原先计划的是组建一千五百人的团级大队，现在突然缩小为一个营，宪兵司令部的人和曾铁衷大队长都气得直骂娘。



宪兵骂娘，专使行署的人也骂娘。“班禅行辕”和“专使行署”原先报请的护送经费是一百六十万大洋，可现在上面核准下来的只有一百万，而且仅拨付给八十万正费、其余二十万留做“预备费”（也就等于是回扣了）。



“不成体统！礼送佛驾，事关民众视听、中央威信，从古到今都是不计花费的，哪有克扣俭省的道理？实在太不象话！”——行署的人暴跳如雷，这也难怪，他们是花了大本钱钻营进来的，早就做好了分红发财的准备，如今凭空少了这么大一笔利益，岂能不着急呢？



不过，蔡智明对这些事情都无所谓，他只觉得自己玩得挺开心。



护卫队的士兵住在西大街的商号里，军官们则住在“西北饭店”，这是西安市一流的高档宾馆，饭店里伙食本来很不错，可大家却每天打电话到城里的各大饭馆叫菜，吃喝完毕就让专使行署的人付帐（他们也住在西北饭店），不仅如此，听曲、看戏、购买土特产，也统统让他们掏钱。一天，蔡智明看见几幅不错的碑石拓片，可是又觉得太贵，军需官余展鹏（他是曾铁衷队长的江西老乡）立刻就当作“办公用品”买下来，找行署报销之后送给他了。



“娘的，八十万大洋，不帮他们开销点，对不起国家”，曾大队长如是说。



吃喝玩乐，又过了一个月，“护送专使”终于乘坐着专列到西安来了。



火车站军乐悠扬、彩旗飞舞、锣鼓喧天，陕西省政府的官员、驻军的代表在站台上迎接专使，专使行署和护卫队的大小头目们当然也都列队恭候。



站台上树起了专使的“帅旗”，那是一面三角形的旗帜，红缎子的旗面、边上镶着黄绫丝带、顶端系着明黄色缨须、旗子的正中还写着一个大大的“诚”字，就象是戏台子上的旗子一样，十分古怪。



更搞笑的是月台上还来了不少满蒙的贵族，一见到专使就磕头行礼，然后就“哀……哀……哀……”地放声大哭，据说这些人以前都是新疆甘肃宁夏什么地方的王爷侯爷，个个被军阀们抢成了穷光蛋，听说中央派特使来“宣抚西陲”，于是就跑到这里请求青天大人为他们“主持公道”。



“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回藏特使”名叫诚允，他是辽宁辽阳人，满族，瓜尔佳氏，汉姓关。有资料说他是正白旗、还有资料说他是正黄旗、正红旗，我弄不清他到底属哪面旗；他自己说是溥仪的叔叔辈、可又有人说他家和皇族没关系，我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



不过，诚允这个人确实是爱国的，他和熙洽是表兄弟、熙洽的妹妹还是他的老婆，“九一八”事变后，俩人闹翻了，熙洽当了日本人的伪吉林省长，诚允则当了抗日的吉林省长，表兄弟两个对着干。35年的时候，诚允是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



那一天，和诚允同车到达的有“行署参赞”马鹤天和“行署参军”高长柱，马鹤天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办过报纸、当过兰州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的前身）的校长；高长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因为曾经去过西藏，所以受聘担任“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



车上还有一个人，是宪兵们的“自己人”——原先的南京宪兵三团团长、当时的北平宪兵副司令蒋孝先。蒋少将是蒋委员长的远房孙子（有些人误传为侄子，字辈都搞错了）、黄埔一期毕业，是国民党宪兵的元老，他到西安的目的，一是陪同专使，二是给护卫队押运装备。



装备运到了。第二天，护卫大队打扮整齐、列队前往“西北剿总司令部”，等候张学良张少帅的检阅。



全体官兵清一色的黄呢子军装、褐色皮大衣、黑色高筒皮靴，每人配发德国造自来得手枪和美国造骑步枪各一支，一二中队配备轻机枪六挺、三中队配备迫击炮三门，这在当时算是全国超一流的水平了。



在剿总司令部，张少帅先是和诚允闲扯了好久，然后又和蒋孝先亲热了半天，却没人理睬护卫队。队员们只好直挺挺地站在外面一动不动，腊月的北风呼呼地吹，虽然穿着呢子军装皮大衣，从没去过北方的蔡智明还是有点受不了。不过，受不了也得受，就当是少帅在考验自己了。



好不容易，张学良才从门廊里走出来，对着护卫队讲了几句话。大概是说班禅大师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必须好好保护，还说班禅也在东北讲过经、传过法，沈阳的黄寺曾经是他的行辕……因为离得远、现场的风又大，蔡智明光看见少帅在那里挥手，没听清他在讲什么，这些话都是听别人转诉的。



检阅完毕，蒋孝先要了几辆车，带着宪兵军官们去华清池泡温泉。十二月份的大冷天，能在杨贵妃洗澡的地方躺一躺，真是舒服极了。



只不过，舒舒服服泡温泉的这些人谁也没想到，第二年的这个时候，会在这个温泉边上发生“西安事变”；蒋孝先少将更是料想不到，明年此时，他就被张少帅的部下枪毙在华清池门口；蔡智明当然也不会知道，直到那个时候，他还在进藏的道路上磨磨蹭蹭、距离终点遥遥无期……



在华清池泡过温泉，蒋孝文就赶往南京、给他的远房爷爷蒋介石当侍卫室主任去了，宪兵护卫队则乘坐汽车二团的军车奔赴甘肃兰州。



行署的官员们没有动身。诚允特使认为，进藏的路途艰险、甘肃和宁夏的环境复杂，都不是稳妥安全的地方，而西安这里既有重兵把守又有少帅坐镇，军纪优良、路不拾遗、固若金汤，是居家办公的理想之地，所以他决定把行署总部设在西安。



只可惜，诚允先生想不到这里会发生“西安事变”，到时候，东北军、西北军把行署翻了个底朝天，把库房里藏着的皮毛、药材、古玩、玉器……洗劫一空，害得他哭都哭不出来。



诚允特使不和护卫队同行，却有好多人愿意随宪兵一起走。“西北公路公司”把西安开往兰州的票价翻了一倍，可所有的班车依然挤满了乘客。客车紧跟在军车的后面，乘车的人们都认为护卫队的装备强、纪律好，可以保护他们。



从陕西到甘肃，沿途景色荒凉、匪情严重。忽儿听说这里被抢了，忽儿传言那里死了人。



最可怕的是“赤匪袭扰”，有消息说一股红军正从川北向甘南“进犯”，于是，车队时不时地接到真假难辨的报告，一会说东面发现一个团、一会说西边看见几面红旗……搞得护卫队草木皆兵、心惊胆战。蔡智明乘坐的是先导车，心里更是紧张极了——万一从哪个沟壑里或者山顶上杀出一彪人马，头一个丧命的就是他。



车队经过六盘山的时候遇上了大风雪，汽车爬着爬着就爬不动了，车轱辘直打滑，宪兵们只好到附近的村庄里找一些柴草铺垫路面。



这地方叫做华家岭（在甘肃省通渭县），蔡智明原以为自己的家乡已经够穷了，没想到这里比贵州还要穷。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十几岁的男女居然没有衣服穿，个个缩成一团、冻得直打哆嗦。



宪兵接连查看了好几家，几乎家家都是这样。感叹之余，纷纷发表议论，均认为是“匪患频繁”造成了交通阻塞、土地荒芜、庶民贫困，而贫穷的环境又使得百姓铤而走险、轻易加入匪盗，最终才导致了恶性循环。



“噫！西北苦匪已久、匪化甚深，非以重兵整顿纲纪，难成剿匪建设之实效”。



在路上颠簸了十多天，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幸好没遇上打仗，车队顺利到达了兰州。护卫队的驻地被安排在兰州南郊的玉泉山麓，这里的住宿条件虽然比不上西安城的西北大饭店，但风景却很悠美（现在是“玉泉山公园”，游览胜地），蔡智明十分满意。



兰州是西北军控制的地盘。和西安的东北军不同，西北军的装备比较朴素，官兵们都穿着瓦灰色的土布棉袄，这就使得浑身皮衣马靴的宪兵们显得十分扎眼。当地人不知道“宪兵”是干什么的，就把宪兵大队喊作“仙兵队”，并且对这帮武器精良、服装整齐、长相漂亮的队伍充满了羡慕。



也许正是因为漂亮得过了头，“仙兵”当了没多久，就变成“仪仗兵”了。



36年春节，“宪兵护卫大队”奉命改编为“班禅行辕仪仗大队”，从宪兵司令部划归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



改编后的仪仗大队依然是营级单位，包括一个大队部和三个中队，总计386人，比先前的护卫队有所精简。



大队部有9名军官、21个兵；



一、二中队均为6名军官、108个兵，其中两个排配挂“一长一短”——德国“盒子炮”外加美国马枪（骑步枪，也称卡宾枪）、另一个排装备美国造“手提机枪”（1928式冲锋枪）；



三中队是机炮中队，6名军官、122个兵，装备有两挺重机枪、四门轻迫击炮。



按照行政院的指令，护送班禅大师的任务应该在十个月内完成（从西安到青海两个月、从青海到拉萨六个月、从拉萨到日喀则两个月），可这时候仪仗队还缺少马匹。于是蔡智明他们就一遍又一遍地向专使行署催促，得到的答复是：“已派人购买所需物资，请耐心等待”。



这一等，就等了半年。



在兰州，无所事事的蔡智明每天和军需官余展鹏一起四处闲逛。



余展鹏是南京军需学校的毕业生，按规矩应该到陆军部队当见习官（准尉），可他却凭着和曾大队长的关系当上了仪仗队的上尉军需，因此也就成了队里唯一一个宪兵系统外的军官。



宪兵单位里经常隐藏着一些“政治密探”，专门从事检举告发的工作，所以干宪兵的人都养成了做事谨慎、说话小心的习惯。可余展鹏却是从松松垮垮的军需学校出来的，行事自由散漫、讲话无所顾忌，这和只上了几个月军校的蔡智明十分投缘，俩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蔡智明不信佛，余展鹏也不信，于是就经常拿班禅喇嘛开涮。



有一天，两人在外面听说书，说书人正讲到“兰州玉泉山的茅道士想到杭州西湖看灯会，他找来几根谷草搓成绳子，暗念咒语，那草绳立刻化成了一条飞龙。只见茅道士跨上草龙，腾空而去……”，余展鹏拍着巴掌喝彩：“好！这茅道士比班禅喇嘛有本事，班禅要真的是活佛，自己就能飞回西藏，也用不着我们护送了”。



蔡智明刚开始也跟着哈哈笑，可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旁边的一大群藏族人蒙族人怒目圆瞪、几乎要拔刀子杀过来。



说书的见势不妙、撂下摊子跑了，两个口不择言的军官也吓得惊慌失措、落荒而逃。



从这以后，蔡智明才算是真正知道了班禅大师的威望，再也不敢随便拿喇嘛开玩笑了。



说到这里，马甲觉得应该把九世班禅进藏的背景情况介绍一下。



从“大藏区”的概念来讲，藏民居住的主要区域分为三块：西康、安多和西藏。



西康曾经是一个省，在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首府是康定；“安多”却不是行政区域，所以没有首府，它包括四川北部以及甘肃、青海的南部，政治中心在甘南的拉卜楞寺、经济中心在川北的松潘；而当时的西藏，则分为“前藏”和“后藏”，前藏延伸到不丹，后藏包括了锡金。



藏区里有许多活佛，等级各不相同，其中地位最崇高的是达赖和班禅，藏民们称他俩为太阳和月亮。



“太阳”达赖是“前藏”的宗主，据说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宝贝佛）的大弟子，他的首府在拉萨，“前藏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是他的宗寺；“月亮”班禅是“后藏”的宗主，他是宗喀巴的二弟子，首府在日喀则，掌管着扎什伦布寺。



另外，宗喀巴还有个三弟子“哲不尊丹巴”，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管理蒙古人，好象不如两个师兄那么出名。



宗喀巴是明朝时候的人，他创建的“格鲁教派”历史并不长，“达赖”和“班禅”这两个名字更是清朝以后才有的（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班禅是梵语金刚的意思），但“大海”和“金刚”确实很能干，虽然创教时间不长，却能将格鲁教派（也称“黄教”）发展成为藏区最大的僧俗势力，并且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实施了政教合一的统治。



清朝末年，达赖在拉萨的行政机关叫“噶厦”，班禅在日喀则的办事机构叫“堪布厅”，手下有僧官、俗官、还有军队。俩人在前藏、后藏的权势如日中天。



从理论上讲，达赖和班禅是平等的，但在实际上，“大海”的地位比“金刚”高一截。这不仅因为达赖是师兄的化生，还因为他控制的寺庙、土地、人口比班禅多好几倍，经济实力强，政治势力就大，说话也比较管用。所以，达赖通常能够压过班禅，成为藏区僧俗事务的代言人。



历史上，达赖和班禅也闹过矛盾，但直接撕破脸皮的情况并不多，这里面有个原因是他俩“互拜师父”、有同门同宗的关系。



达赖和班禅都属于能够“转世”的活佛，也就是说，他俩“圆寂”之后并不是死了，而是转个地方投胎、接着活，因此可以从过去活到现在再活到将来，一直活下去。美中不足的是，人虽然活过来，但上辈子的知识却忘光了，只好重新学。



重学知识没关系，寺院可以找有学问的喇嘛充当“经师”。麻烦在于“太阳”和“月亮”的地位太高，谁也不方便为他俩剃度、受戒，而且，小太阳或者小月亮如果调皮捣蛋不念经，也没人敢打他们的屁股。所以，只好请他俩自己解决师承问题，谁年长谁就当师父。



这样一来，达赖和班禅的师徒关系就有些扯不清，今世你是我师父、下世我是你师父，达赖拜了班禅七八次，班禅也拜了达赖好些次。当然也有不拜师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当时都是小孩子，谁也管不了谁，只好作罢。



蔡智明他们护送的这位“九世班禅”，师父就是“十三世达赖”。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字叫做“土登嘉措”，说起这个人，看过电影《红河谷》的就知道，那里面指挥藏民抵抗英军的就是他。



在1904年的抗英战争中，达赖、班禅师徒俩是合力抗敌的，《红河谷》里守卫江孜城的藏军是十三世达赖的部下、爬悬崖运送弹药的喇嘛则是九世班禅的僧兵。在这次战争中，前藏牺牲了一个“代本”、后藏阵亡了一个“堪布”，都是高级官员。



但这场战争最终还是失败了。拉萨被占领，达赖跑了；班禅在日喀则，他却没有跑。



按大清朝的规矩，守土官员逃跑是有罪的，于是慈僖太后发话：“革除十三世达赖的封号，由九世班禅代行西藏政务”。这么一来，达赖就对班禅有意见了，他认为徒弟抢了师父的饭碗。



十三世达赖逃到了库伦（乌兰巴托），他先是求蒙古贵族帮忙、接着又派人去彼得堡请沙皇出兵，结果却没人搭理他。于是他觉得徒弟靠不住、满人靠不住、蒙古人靠不住、俄国人也靠不住……到了1910年，驻藏的川军在布达拉宫前面乱开枪、打死了几个僧侣，达赖很生气，觉得汉人也靠不住，于是就跑到印度的大吉岭投靠了英国人。



英国人对达赖挺不错，帮他训练军官、还给他提供武器，十三世达赖也因此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军队。



清朝灭亡后，袁世凯恢复了达赖的封号。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兵强马壮、人多势众、财大气粗，于是就开始清除异己，专门和班禅过不去。他先是向后藏派遣地方官、接着又在日喀则征收重税、到后来更是随意羁押扎什伦布寺的僧官，逐步取消了班禅的各种特权。



九世班禅越来越搞不过达赖，觉得再这样下去连性命都危险，只好于1923年12月26日（毛主席30岁生日那天）逃离了西藏。为此，藏族人民深情地歌唱道：“都说班禅似神鹰，展翅翱翔去远方……”



班禅大师翱翔到了北京。北洋政府正忙着打内战，京城的旗号变来变去，谁也顾不上这只神鹰。他只好慢慢熬着，一边念经、一边等待时机。



终于，机会让他等来了。



赶走班禅之后，十三世达赖控制了前藏后藏，意气风发、整顿军备、图谋发展。



达赖首先决定向西扩张势力，于是命令尼泊尔王国向他纳税，没想到尼泊尔国王不但不买帐，反而宣布全国总动员、要和西藏的喇嘛开仗，这下把事情搞大了。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出面调停，把达赖同学批评了一顿，这才大事化小，免除了一场战端。



从此，达赖大师知道西边不好惹，就开始向东面打主意。



1930年，藏军挥兵东进，把驻守西康的刘文辉部川军打得丢盔弃甲，马基（指挥）和代本（团长）们相继占领了德格、甘孜、炉霍……噶厦府的势力一举越过金沙江，控制了金川江以西的广大区域。



西康方面打得顺利，十三世达赖的信心高涨。31年，他又命令军队向“安多地区”进攻，藏军很快攻占了川北的石渠、包围了青海玉树，“安多”指日可下。



可是，“安多”的玉树属于“徇化府”管理，那是“回回”马步芳的地盘。“青马”可不象川军那么脓包，马步芳听说藏兵进犯，立即派出骑兵穷追猛打，不仅解救了玉树、夺回了石渠，还大举南下，打得藏兵溃不成军。藏军不仅没得到“安多”，反而把先前占领的西康德格、甘孜、炉霍……全部丢失，重新退回了原地。



达赖的兵马白辛苦一场，得到一个教训：“马子香（马步芳）的回回兵惹不得！”



在“西藏东扩战争”中，刘文辉和马步芳都曾经向国民政府反映：藏军的武器弹药是由印度的孟买兵工厂制造的，而且，在前线还发现有英国军官。



蒋介石政府向英国方面提出质询，英国人倒也老实痛快地承认了，还说“向达赖藏军提供军火，是根据《印藏条约》决定的”，并且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出面调解“中藏纠纷”。中国大使回答：“这是我国的内政，不必英国插手”，谢绝了调解。



这事虽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但却给国民政府提了个醒——如果不及时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让十三世达赖一个人在那里瞎整，早晚会整出什么不堪收拾的事情来——可是，南京政府这时候正忙着剿共、还忙着打中原大战，哪里顾得上藏区的事务。



于是，蒋介石就想起了九世班禅。



班禅大师在内地的这几年，日子过得又好又不好。



说好，是因为他还是挺风光的。无论谁上台，都给他个封号、送他些赏赐；遇到名人死掉了，请他去诵经超度；遇到贵人办喜事，请他去祈祷祝福；青帮大佬杜月笙的“杜家宗祠”落成典礼，也要请他来凑个热闹。班禅就象是走穴的大明星，这里发个通电、那里办个法会，除了能够收取香资、还能保持一定的知名度。



说他过得不好，是因为政府官员们并没有把“班禅大师”认真的当回事。人家请他出头露面，多半是出于虚荣——“给皇上念经的人，现在给我家念经”，够神气！一旦提及政治诉求、国务建议，就没人理睬他了。



就拿班禅自己的情况来讲，他留在后藏的财产被达赖侵吞了、家里的亲属被“噶厦”扣留了、他在日喀则的部下被前藏官员欺负……统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班禅在内地流亡，虽然有钱有名，但内心里却难免郁闷。他时刻都期盼着能够回到扎什伦布寺，卷土重来。



终于，1931年“西藏东扩战争”后，南京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年俸十二万元，并且颁发了玉印玉册。班禅正式获得了“护国法师”的地位，返回故土的希望似乎就在眼前了。



九世班禅很清楚，他回藏的主要威胁是十三世达赖。因此，在上表中央政府的“十六条意见”中，他除了一再申明要“维护中央、西藏间固有之统属关系”，还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前藏、后藏划清界线，前藏归达赖管、后藏归班禅管，并且由中央政府派员分驻前后藏，井水不犯河水；二是请中央政府提供两个团的武器装备，帮他组建卫队，还要给他提供无线电台和长途汽车，这样，一旦有事，既可以报告又可以逃跑，比较安全；三是求中央做主，让达赖归还其强占的后藏的财物、释放其扣押的人质……



从班禅的角度而言，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并不算过分。



可是，一心独霸西藏的达赖喇嘛岂能允许班禅和自己平起平坐，他随即针锋相对地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一、撤消班禅的封号；二、查抄班禅的武器；三、撤消班禅的办事机构、对班禅本人实施拘禁；四、取消班禅的俸银和办公费用。



这下子，班禅被激怒了。在此之前，他还从来没有公开讲过师父的坏话，这一次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一口气对外宣布了达赖的“十大罪状”。于是乎，太阳和月亮两个活佛翻出几十年的旧帐，电报来电报去、吵得不可开交。



这个局面让南京政府十分为难。很明显，班禅是更加维护中央政权的，可如果支持班禅，不仅会得罪土皇帝达赖、更会得罪洋霸主英国，这就让蒋委员长感到难以承受。想来想去，他只好装聋作哑、再“研究研究”。



这一研究，就研究了好几年。



不过，在这几年里，国民政府依然成立了“班禅行辕”，并且提供了足够的办公经费。



有网友知道，军统头子徐远举曾经在班禅办事处工作多年，这是真的，其实，在班禅身边的军统人员远不止他一个。原因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的局势十分复杂，如果稍不注意，让班禅和溥仪一样被弄到满洲国去了，以他在东北、西北和蒙古的影响，麻烦就大了。



在这几年里，班禅被国民政府照顾得很好。可是，西藏的喇嘛们却没有把达赖大师照顾好，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忽然死了。



有资料说，达赖是因为感冒以后吃错了药而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他死得很突然。



得知这个消息，班禅大师表现出极大的悲痛，半年里举办了多次“诵经法会”，我不知道这个悲痛是不是真的，如果以马甲的小人之心度班禅的活佛心肠，他应该高兴才对。因为班禅返藏的最大障碍终于解除了，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事实也是这样，班禅大师随即就着手准备返回西藏。可是，在返藏方式和返藏途径的选择上，英国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希望班禅从“海路返藏”，也就是先坐船到印度、经过英国的控制区再回到西藏去。对此，班禅本人没有表态，国民政府在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决定班禅大师由“陆路返藏”。



班禅是从陆路逃出西藏的，现在还是从陆路回去……



以上，就是蔡智明他们护送“班禅返藏”的大致背景。



说句题外话。现在对十三世达赖的官方评价是“爱国的宗教领袖”，对此，我当然不会反对。



只是，从十三世达赖的身上，可以看出十四世达赖（现在还在印度的那位）的行为根源。当然，从格鲁派教义而言，十三世达赖和十四世达赖实际上是同一个人，这很有趣。但不管怎么说，负责抚养并教育十四世达赖长大的，正是十三世达赖身边的亲信和那些参谋，这当然会使得两代达赖的思想和行为有着很深的延续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十三世达赖做过的事，十四世达赖多半也会接着做。



达赖如此，班禅的情况也是如此。



活佛也是有人性的，都会受到近墨近朱的影响，不是么？



1936年，兰州的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春天过去了，夏天又来了。



6月中旬，诚允特使终于从西安来到了兰州，甘肃省的主席朱绍良、驻军的军长于学忠、邓宝珊等人都去迎接。车站上还是那一套，依旧是军乐悠扬、彩旗飞舞、锣鼓喧天，依旧树起“诚”字大帅旗，诚允大人也依然志得意满、神采奕奕……所不同的是行署的钱花光了，诚允一到兰州就给“蒙藏委员会”发电报，请中央政府增拨款项。



蔡智明心想：不管怎么样，这回可以出发进藏了吧。



人家班禅大师在甘肃的拉卜楞寺已经等候多时了。“宪兵护卫队”也好、“班禅仪仗队”也罢，组建了十个月，居然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班禅本人，这实在有点儿不象话了。



从35年12月磨蹭到36年的6月，护送专使终于从西安来到兰州。



当然，也不能说行署的人在这半年里尽偷懒不干事，至少他们采购了许多东西，把西关大街的几间库房塞得满满的。



库房里存放了不少预备赠送给西藏各界的礼品，具体是些什么玩意蔡智明也不知道。不过，有次他去行署办事，由于表现出了充分的好奇心，一个姓刘的“卫尉”（“卫尉”是诚允大人鼓捣出来的官职，大概相当于侍卫官）破例送给他一份礼物——美国“CANKIN”金笔。这可是高档货，只有在大上海的高档商场才能卖得到。看来，刘“卫尉”们是刚从南方大城市回来的。



仪仗队的每个人配备了一匹马，马匹是从青海买来的，个头不高、粗壮有力，很适合藏区的道路。



官兵们还领取了新装备。



分发给蔡智明的东西包括：子弹二百发（含弹匣）；衬衣两套、单军装两套（含一顶布帽子）、呢军装两套（含一顶呢帽子）、皮衣裤一套（含一顶皮帽子）、羊毛衣裤一套（含两双毛袜子）、雨衣一件；布鞋、皮鞋、马靴；布手套、皮手套；裹腿带、皮腰带；水壶、风镜、指南针；毛毯、脸盆、笔记本……这些新东西再加上原来的装备，马背上根本就放不下，只好再雇佣马帮来运输。



办公室里还剩下两箱步枪子弹，几个挎手枪的军官都在箱子里抓。蔡智明问：“要这些东西干啥？又重又用不上”。余展鹏说：“你傻呀，这玩意到了藏区就是钱，比钱还管用”。蔡智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也拿了五包，一百二十五发。



除了子弹，还有些军粮，是行署的人从马步芳的食品公司买回来的。大家打开箱子一看——牛肉罐头，扯开麻袋一瞧——牛肉干，个个气得直骂：“到西藏去还怕没有牛羊肉吃么？尽给我们这些破东西”。一帮人全跑到饭馆里猛吃猪肉，决心把未来几个月的猪油预先补充进肚子里。



忙乱了几天，终于出发了。



四百人不到的仪仗队，雇请了八百匹马，这才把背包棉被、粮草锅灶、帐篷雨具、电机燃料什么的全部搬上了路。行李是总承包给马帮老板的，出现破损丢失都由商会负责，官兵们不用操心，只管自己骑着马开跑就是。



行署的队伍更加庞大，两千多匹驮马，长长的一溜浩浩荡荡望不到头。可蔡智明总觉得跟随特使出发的工作人员比以前少了许多，一打听还真是这样，包括送给他“康克林”钢笔的那位刘卫尉都已经辞职不干了。



“这帮狡猾的家伙，先捞饱赚足、等到动身进藏的时候就打退堂鼓，真够可以的”。



诚允特使威风十足，前面敲着“开道锣”、举着“官衔牌”，身后飘扬着红艳艳的“诚”字大帅旗，搞得就象是过去的钦差大臣一样。沿途的老百姓远远望见旗幡就吓得赶紧躲起来，没躲开的就跪在路边、一个劲的磕头。诚大人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真是神气极了。



离开兰州向南行进，目标是甘南的夏河县。沿途一带是各民族混杂地区，主要居住着“回回”、汉人和藏人。



“回回”就是回教徒。按蔡智明的意思，“回回”并非贬义词、而是为了和“回族”相区别，因为大部分“回回”其实并没有回族血统，只是信奉伊斯兰教、按照回教规定的方式生活。在当时，西北的军政由回教徒掌管着，回回势力很大，“回教促进会”在乡间开办了许多教育机构，不收学费还管吃管喝，各民族的大人小孩都可以去那里念书。教课的都是些“阿訇”、教学内容也是以伊斯兰教义为主，于是学生们学来学去，就都学成了“回回”。



蔡智明对回回的印象很好，因为在西北的民众中，回教徒的组织性最强，外表干净整洁，受教育的程度也比较高。



当然，汉人也有自己的学堂，只是比较破败。在西北，渡口摆渡的艄公一定是汉人，所以汉族的教育经费也来自于渡船，每条船每天抽个三毛两毛，拿来办学校。这办法在夏天没问题，可天气一冷、河面结了冰，渡船没生意了，学校也只好关门。



藏族人很少上学，他们进寺庙当喇嘛。



一般的藏族家庭只留一两个男子守门立户，其余的都送进空门，有的甚至一个也不留，家里只剩下女人。在蔡智明看来，藏人无论僧俗贵贱，全都在为下辈子积福着想，男女老少不是在庙里面念经、就是在庙外面转悠，反正是以寺院为中心。



甘南位于青藏高原边缘，苦寒之地，人穷地贫，可这一带的人成家却很早。十三岁的妻子、十岁的丈夫，居然就有了孩子，一家三口傻不愣登站在门口东张西望，就好象是姐弟一样。还有十四岁的女孩嫁给七十岁的老头，男的在床上抽大烟、女的在灯下念佛经……让蔡智明他们看了，觉得既可笑、又可气、还可怜。



队伍过了土门关，到达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愣寺。



拉卜愣寺创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位于凤山脚下、大夏河边，占地近两千亩，设有三十一所佛宫、百余座殿堂佛阁、五百多处经房、上万间僧舍，日常住着三千六百多名喇嘛，号称是藏经最多的黄教寺院。（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傻根”就是在这儿干活的）



拉卜愣寺的确有钱。不仅方圆百里的土地、牧场、森林、牲畜都是庙里的财产，还掌管着二十三个部落、一百零八座分寺，产业遍布甘肃、青海、四川。据说，从拉卜愣骑马向外走一天，眼里看见的还是拉卜愣的庙产。



蔡智明曾经听说青海西宁“塔儿寺”的财产很多，能够得抵得上“庚子赔款”，于是就问带队的向导：拉卜愣和塔儿寺，哪个更富裕？



（拉萨三大寺、扎什伦布寺、拉卜愣寺和塔儿寺，并称黄教“六大寺”）



那位喇嘛得意地回答：“塔儿寺哪里比得上拉卜愣寺，差远了”



蔡智明又问：拉卜愣和扎什伦布寺比较，又怎么样？



喇嘛立刻十分惭愧：“拉卜愣不及扎什伦布的一成”。



蔡智明心想：天啊，那么，达赖和班禅，该是如何的有钱？



九世班禅在拉卜愣寺的门口恭迎诚允、马鹤天和高长柱。



班禅大师中等身材、胖胖的、穿着黄色的袍子和金色的鞋子，没穿袜子，他皮肤较黑、头发花白、留着小胡子，说话眯着眼、走路慢腾腾，一副慈祥从容的模样。



诚允特使向他介绍了仪仗队的军官，大师很高兴，说各位辛苦了，还说他游历内地十二年、讲经传法，现在要回扎什伦布了。本来还不想回去的，只是西藏方面每天都在催促请求，他不回去人民不安心……



班禅讲的是藏语，行辕秘书长刘家驹在一旁替他做翻译。



仪仗大队随即接受了九世班禅大师的检阅，还走了分列式。宪兵们操练的是德国式样的步伐，三百多双大马靴踏得尘飞土起，十分雄壮。



班禅大师对仪仗队的装备很感兴趣，拿着“手提机枪”看了又看，可能是没见过这种新式武器。



仪仗队使用的手提机枪，其实就是美制“汤姆生冲锋枪”。这种枪没上过大战场，所以不太出名。但喜欢看美国电影的人应该对它并不陌生，三十年代的黑社会枪战片中，那些贩私酒、争地盘的芝加哥黑帮大佬，端在手里“突突突”的通常就是这东西。



与九世班禅一起迎接诚允的，还有拉卜愣寺的寺主“五世嘉木祥胡图克图”，以及“和硕特蒙古亲王”。



十七世纪的时候，蒙古“和硕特部”曾经进据青藏高原，帮助格鲁教派打败西藏原有的僧俗势力、建立了黄教在藏区的统治权。虽然蒙古人随即就被清廷取消了权力，但“和硕特部”为黄教立下的汗马功劳，使得他们与藏族地方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硕特蒙古黄河南前首旗”的封地在甘肃、宁夏的南部，所以“和硕特亲王”也被称为“河南亲王”，是拉卜愣寺的“根本施主”。



第十代“和硕特亲王”名叫扎西才让，是个女的。她是最后一任“河南亲王”，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嫁给了拉卜愣寺寺主的侄子黄文源。



拉卜愣寺寺主“五世嘉木祥胡图克图”的名字叫做“益西丹贝坚赞”，俗名黄正光，四川理塘县人。三岁的时候（1919年），黄正光被九世班禅看中，选定为前世“嘉木祥活佛”的化生，黄家顿时喜从天降，从此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



黄正光改名“益西丹贝坚赞”，成为拉卜愣寺的寺主，他父亲黄维忠当上了拉卜愣各部落的番民总管；大哥黄正清是拉卜愣地方保安司令；二哥黄正本是拉卜愣的“大襄佐”，管理下属百余个寺庙的政务；三哥黄正基是拉卜愣寺派往中央政府的代表；弟弟黄正明也是个什么活佛；两个妹妹黄阿蝉、黄阿塞都嫁给了大土司。



不仅如此，他大哥的儿子还娶了“和硕特”的女亲王，而这个小女亲王又是在拉卜愣寺里长大的，啥也不懂，于是就由驸马爷代管王府事务……



这么一来，拉卜愣的政治、宗教、军事、经济权力就完全掌握在黄家的手里，而黄家需要感谢的，就是九世班禅大师。



仪仗大队被安排住在拉卜愣寺里面，这是高规格的待遇。



拉卜愣寺的周围，上到“他哇村”（今夏河县城）、下到桑科，滩地上布满了白色的帐篷，就象是帐篷组成的大村庄。帐篷里的人，有的来自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也有的来自宁夏、蒙古，他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参拜九世班禅。这些人有的带着一年的粮食、有的带上了全部的积蓄，班禅大师在这里住多久，他们就准备陪多久。



其实，班禅大师整天都呆在屋里，平常人根本看不到他。不过，这些追随者并不因此气馁，虽然见不到班禅本人，却还可以做两件事——祈祷和磕头。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需要祈祷。有的说“阿门”，有的喊“安拉”，中原的老太太每天也要念叨十遍八遍“阿弥托佛”，藏传佛教就更是如此了。而且，格鲁教派还以祈祷的次数取胜，念经的数量越多、功德就越圆满。



在黄教的祈祷词中，据说有段颂扬“救世女神”的句子最长，需要十五分钟才能念完，这很高级。可是句子太长了就难免影响念经的次数，所以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是选最简单的念，也就是——“唵嘛呢叭咪吽”——这六字真言的大概意思是“三生报应、莲花成就”，句式虽然简短，功效却和其他经文一样，而且很适合重复背诵。



只是，无论句子多么短，嘴巴再利索的人，从早到晚不吃不睡，一天也不过能念几万遍，再想突破就不可能了。于是，格鲁教就有个独特的办法——借助外物增加念经的次数。



所谓外物，最常见的是“手摩尼”，是个小转轮，外面刻着六字真言，拿在手里转悠、小轮转一圈就等于念了一段经；如果不想费劲，可以使用“经幡”（写了经文的布条），挂在房顶上、插在石堆上，小风一吹、布条一动，算是念了一遍经；如果还要提高效率，可以使用“摩尼桶”，也就是内装经文的筒子，有木头做的牛皮做的也有象牙做的，有大有小，小的用手推、大的靠水力或者风力帮忙，经筒子转一圈，里面装着的所有经文就等于全念了一遍，事半功倍。



借外物念经，最厉害的要数“转山转湖”。黄教教宗规定了哪个地方是“圣山”“圣湖”，信徒只要绕着转上一圈，就等于念了几亿、几十亿遍经文，一家伙就比别人几辈子念的还要多。当然，这些山啊湖啊都不是容易去的地方，必须有钱有时间、并且不怕苦不要命才能办得到。



为了表示虔诚，信徒们还规定在某些日子里不说话、不吃饭、不动弹，整天坐着，反复念“唵嘛呢叭咪吽”。



蔡智明觉得很奇怪，他问余展鹏：“这些人会不会念着念着就念睡着了？”



余军需不回答，使劲笑。



更让人奇怪的是磕头。



藏教信徒磕头的动作很大。规矩是双手合掌高举、接触额头和心脏各一次，然后双膝跪地、全身俯伏、两手前伸、额头接触地面，同时心发虔诚、口诉祷词。



到拉卜愣寺磕头的人很多，有的在寺院门前或者舍利塔前“磕长头”，跪下起来、再跪下再起来，从早到晚不断重复；有的沿着寺院的外墙往右转、绕着磕头，磕下去的时候手指尖划一条线，下次脚尖对齐线、然后再磕再划。如此反复继续，磕一圈就等于是用自己的身长把拉卜愣寺的外围量了一遍，十分辛苦。一般人磕一圈已经是筋疲力尽、难以动弹了，可竟然也有磕两圈甚至三圈的，那简直就是铁人。



有一次，蔡智明见到了一位“超人”。这人也是绕着寺院磕头，所不同的是他磕头的时候，头是朝着寺院方向的，也就是说每跪拜一次，移动的距离只等于自己的身宽。天哪！这要磕多少头才能完成任务，在场的所有军官全被骇得目瞪口呆。



不停地磕头到底能创造多大功德，蔡智明他们搞不清楚。但却有个现成的例子，证明磕头肯定是有好处的：有位乞丐，每天在寺院附近磕头，久而久之，脑袋上就磕出个大包。一天，嘉木祥活佛偶然遇到他，当即指着乞丐额头上的肉疙瘩惊呼：“呀！那里面住着佛爷。你们看不见，我却看见了！”。从此，该乞丐走到哪里都有人供应吃喝，脑门上的大疙瘩成了他的金牌饭票。



护送专使行署和仪仗队到达拉卜愣以后，为预祝班禅大师顺利返藏，拉卜愣寺决定举办“公开法会”，这可是件大喜事。



“公开法会”属于法事的一种，特点是大会期间寺院对外开放，允许游人四处参观。而且，为宣传教义、达到吸引化外之人的目的，公开法会比一般的法事更加注重娱乐性，欢迎民间的参与，除了举行宗教活动、还开办集市贸易。因此这种法会经常弄得比过年还热闹。



法会期间有许多表演性的节目。



有种叫“亮佛”的——在夏河边的山坡上悬挂着菩萨的绣像，几个装扮成老虎的人在那里打来打去，群众要尽量躲避“老虎”的袭扰，找机会去触摸神像。谁摸到谁有福气，如果能够有时间再祈祷几句，那就更加上上大吉了。



蔡智明们也跑去参加游戏，可是，那几只“老虎”一见到当兵的就躲得老远，几个军人把观世音、阿弥托、宗喀巴……摸了又摸，根本不会受到打扰，顿时觉得没意思，不好玩。



于是，嘉木祥活佛就鼓励仪仗队的官兵去看“大跳”。



“大跳”在经堂外面的广场举行，广场前悬挂着法王的画像，还有个供台（多尔玛）作为镇邪之物，场地中央摆着几个画在布上的鬼怪，叫做“凌卡”，据说是专门勾引人作恶的坏蛋。



表演开始时，二十个人奏乐，另外二十人装扮成法王和他的助手，一对对地走出来，先是围成圆圈跳舞，然后就向布制的“凌卡”比划刺杀的手势，这种手势叫做“手印”，属于对付魔鬼的武功。



比划完毕，大功告成。把“凌卡”烧掉，还要把供台（多尔玛）烧掉。这个“多尔玛”很奇怪，据说能够镇压住鬼魂，所以在跳舞之前很轻，跳完舞之后却变得十分沉重，几个壮汉都抬不动。



蔡智明很想去帮着抬“多尔玛”，可是没人让他去。



喇嘛们告诉他，参加过“大跳”的乐者和舞者，日后可以在理想国（香巴拉）获得官职，至于参观的人，只要看见过听见过，也可以在死后无所畏惧。



蔡智明这才明白，活佛鼓励官兵们来看“大跳”，原来是想要大家打仗的时候不用怕死。



公开法会期间，夏河的河滩变成了热闹的“丛拉”（集市）。这里有贩卖各式百货的，也有收购羊毛、药材的。



商贩们大多是回回，少数是汉人，藏人一般不做这些买卖。拉卜愣男子的任务似乎就是等待寺院的差役，没有差役的时候也不做别的，天天游手玩耍，所有的家事都由妇女操作。即便是缺钱用，也不摆摊设铺，只在手上拿些麝香，随便卖掉就算完事了。



蔡智明逛“丛拉”不是想买东西，而是想看女人。



大法会是藏民的节日，妇女们头一天就把头梳好（藏族女子梳一次头要两三个人帮忙，所以不能经常梳头），然后穿上最好的衣服，把各种金银首饰、珊瑚珍珠挂满全身，直压得自己步履蹒跚、腰酸颈痛。这样，虽然很漂亮，可除去喝点奶茶，就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



女人们在法会上是不允许开口说话的，但可以念“唵嘛呢叭咪吽”，而且据说比平时诵经的功德要大一些。



在女人的嘴里，这六字真言不仅可以念，还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曲调唱出来。于是乎，凤山下、夏河边、漫山遍野，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藏族女子同声歌唱，声调高亢悠扬，别有一番风味。



法会上，有些人愿意虔诚祈祷，有些人则更愿意夸耀自己的容貌和服装。于是，她们和他们就聚集在拉卜愣寺的白塔前，按村分队，一边唱着歌、一边绕塔三圈，载歌载舞、美丽动人。



蔡智明和他的同僚们首次遇此际会，满眼红红绿绿的盛装妇女，一帮人品鉴相貌、参观服装、欣赏演唱……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寺院外面的风景虽然好看，但既然是大法会，总还需要参加几项正规的宗教活动。而作为班禅仪仗队的成员，在这时候接受大师的赐福，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拉卜愣寺是“世界上最大的喇嘛教学府”（但不是等级最高的），寺里设有闻思学院、续部学院、时轮学院、喜金刚学院、医药学院和印经院，这些学院有的侧重理论研究、有的侧重技能学习，就象内地大学的理学院和工学院一样。



在寺院就读的僧人来自全国各地，以藏族人和蒙族人居多，也有少数是汉族，当地人称喇嘛为“阿喀”。据说“阿喀”是藏语“大叔”的意思，可为什么要把和尚叫做叔叔，蔡智明就弄不明白了。



这些阿喀每天诵念经文，还要参加“经头考试”、一次背诵好几百页的佛经。如果考试不及格，不仅自己要受处罚、连累传经师傅也跟着遭斥责。蔡智明就曾经见到“经头考试”没过关的小阿喀被“棒子喇嘛”（持戒僧）打得哇哇大哭，而他的倒霉师傅则靠在墙角罚站、脖子上还挂着个水桶，真是怪可怜的。



喇嘛的学习有“自修”和“集会”两种方式。“自修”是在经师的帮助下参悟，属于个别辅导；“集会”就是上大课，可以自由选择课程。



上大课分为“殿会”和“法会”两大类，“殿会”主要修行福德、“法会”主要修行智慧。当然，“福慧双修”是佛家的最佳愿望，但其实想要完成“双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法会”和“殿会”从早到晚排得满满，如果两会都参加，不仅没时间自修、就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



蔡智明观察了一下，参加“殿会”的主要是老头子，年轻喇嘛则多选择“法会”。这大概是因为年老的人觉得修炼福德比较重要，而年轻人则认为智慧更有好处吧。



蔡智明观摩过喇嘛考试——“因明”（显学第五级）答辩。



“因明”是用推理的方法分辨正邪，有点象是逻辑学。它要求参加考试的喇嘛不仅能说会道，还要熟悉经典、对经文要义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因明”过关大概相当于大学毕业，据说学到这个地步通常需要十二年的时间，但也不一定，有人学得很快、也有的人几十年都学不会，关键要看各人的悟性。



考试开始前，大家就座，铁棒喇嘛（巡视僧）绕场检查秩序、坐堂喇嘛宣布纪律、主考喇嘛登台，答辩就正式开始了。



有个司仪负责喊“考僧”的名字，被喊中的人站起来向各位行礼，然后把袈裟脱下来放在座位上、再把念珠搁在头顶上（这大概是防止作弊）。然后就准备接受“问难”。主考老喇嘛干巴巴地问了几句，应考者立刻绘声绘色地答辩，而且手舞足蹈、滔滔不绝……



蔡智明听不懂喇嘛们在说些什么，反正大家鼓掌他就跟着鼓掌，大家哄笑他就跟着笑，到最后谁过关了或者谁没有过关，他也不知道。



“因明”过关的喇嘛，从此不必参加“经头考试”、也不用干杂役，可以充当“侍读”、衣食也由活佛供给，就象是大学毕业的“正式干部”一样。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再进入“般若部”研读经书，争取获得“格西”学位（相当于硕士？），如果成功，就可以具备独自传教的资格，更加受人尊重了……



在“公开法会”期间，寺院是对外开放的，仪仗队的官兵可以四处乱窜。



有的高僧不愿意受到打扰，就在僧房门口贴一张表示“闭关修炼”的条子、谢绝参观，但大多数喇嘛还是喜欢热闹，乐意与到访的客人们一起玩耍。



夏天，拉卜愣寺的喇嘛们剃光头、不戴帽子，下身穿着“曼约合”（一种红色的裹裙）、外罩衫裙，上身穿背心、披袈裟，衣物上没有纽扣、只用腰带拴着。腰间挂着水瓶、怀里揣着抹布、手里攥着念珠。



喇嘛们的住房条件各不相同。普通的僧房四壁都是光板，钉着两个木架子，一个供奉佛像和经卷、另一个当杂物柜；屋里只有一张炕，既是坐处也是床，炕上有条毛毡子，那是睡觉时的被褥。而富裕的喇嘛则住在院子里、边上有仆人的房间和马厩，屋子里雕梁画栋，地上铺地毯、床上铺毛毯，还有锦缎的被褥和丝绸坐垫。屋内点着香炉、铜壶里随时备有温热的茶水，香炉和铜壶上都铸着精美的花纹、镶嵌着珠宝，十分华丽漂亮。



与和尚不同，喇嘛出家以后仍然和自己的家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可以在寺院里建造自己的僧房，父母可以给孩子送钱送物，有血缘关系的喇嘛之间也可以相互继承财产。这样一来，富家出身的喇嘛进寺院以后依然阔气，家境贫寒的人出家之后依旧是穷光蛋。



在拉卜愣寺，小“学僧”中的穷喇嘛比较多，而到了高年级，就以富裕人家的子弟为主了。这是因为喇嘛在拜师、学习、考试、甚至实习的过程中都是要花钱的，而且级别越高开销就越大。因此，有钱的“学僧”容易请到好的师傅，也可以争取较高的学位，而穷苦的喇嘛想要长期学习就十分困难，他们往往在读完最基本的戒律之后就去学“技术”了。



拉卜愣寺的学院开设了一些类似职业培训的课程，里面的“学艺僧”可以学习书法、文法、历算、绘画、医药、裁缝、铜匠手艺，毕业以后能够念经、看病、维修寺院、装裱经卷，或者做铁炉子、当裁缝。既为寺院打工、也给自己求得谋生的手段。



在喇嘛的群体中，位于权势顶端的当然是大活佛，他们都有自己的属寺和部落；其次是和大活佛关系密切的高级僧官，他们掌控着藏区的教务、行政、司法、财务；再次是小活佛（侧室活佛）和世袭担任特定官职的贵族子弟，少部分获得高级学位的僧人也能够进入这个阶层。



更多的喇嘛则处于群体的基本阶层，他们或者在外念经祈福、或者在寺里维修庙宇，或者在作坊制造手工品、或者在庄园核对帐目，在为寺院谋取财物的同时、自己也能混个温饱。而最底层的是什么技能也不会的喇嘛，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在经堂、庄园或者僧官的手下当杂工，这样的喇嘛连斋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得到布施了。



举办公开法会的日子，不仅是俗人的节日、也是喇嘛的节日。



这一天，各部落的民众必须向喇嘛们进贡食物，为拉卜愣寺的三千六百多僧众提供“牛肉酥油饭”，还要供应茶水。



寺院的厨房里安置了三口超级大锅，每口锅里可以放进三头牛的肉，这些肉和七十斤酥油、四十升米（每升三十斤）、八十斤葡萄干，还有白糖、奶油、蕨麻（一种草根植物）之类的东西，乱七八糟煮在一起，就成了“牛肉酥油饭”。



藏传佛教的喇嘛是可以吃肉的，这让见惯了和尚吃素的仪仗队官兵们觉得很有趣，纷纷围在旁边看稀奇。



藏族人对待餐具很讲究，各人有各自的碗，不能乱拿，而且煮饭用铁锅、熬茶用铜壶，也不能弄混了。吃饭的时候，喇嘛们盘膝而坐，把饭团捏成小酒杯一样的形状，然后掺进辣子、大蒜以及酥油等佐料，和着热茶一起吃。这样吃不了多久就满头大汗了，于是又把怀里的抹布掏出来，擦汗、擦手、擦鼻涕全都使用它。



吃饱喝足，有的喇嘛就开始吸鼻烟。鼻烟壶大多是牛角制成的，也有用象牙、玛瑙或者玉石做的，看上去十分漂亮。



见官兵看得来劲，喇嘛们就喊他们一起来吃这“大锅饭”，蔡智明一边拱手道谢、一边赶紧溜掉了。



普通喇嘛请吃饭可以谢绝，可遇到嘉木祥活佛请客就不能不去了。



那顿饭的内容比较简单，依次上了六道食物：奶茶、酥油饭、灌汤牛肉包、手抓羊肉、大锅烩菜和奶酪，除了烩菜里有几根萝卜丝、就没有见到其他的蔬菜，全都油腻得不得了。



最后端上来的奶酪其实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酸奶，可当时的蔡智明却喝不惯，只好把铜壶里茶水喝了两大碗。那茶水是用大叶茶和砖茶混合熬成的，叫做“大茶”，真是又酽又浓，害得他一晚上没睡着觉。



睁着眼睛躺到天亮，九世班禅就要给仪仗队的官兵举行赐福仪式了。



算起来，这是班禅大师第二次接见军官。



头一次进见的时候，大家都按规矩买了呈献给活佛的礼物，曾铁衷大队长买了十块钱的东西、其他校官买了八块钱的、尉官们就只花了五块钱。结果，办完仪式，班禅大师还礼，十块钱的得了个金元宝、八块钱的得了银元宝、五块钱的却只得到一条红绸带子。蔡智明他们直喊“亏了亏了”，早知道八块钱能够得元宝，怎么样也要多买一些礼物。



寺院外面有专卖礼物的摊点，负责买卖的是寺里的大喇嘛。摊位上最多的是“哈达”，有长有短，以白色为主，也有蓝色和黄色的，价钱不等；还有一类东西叫“迭卡”，其实就是礼品单子，上面写着核桃、枣子、桂圆、荔枝……最少两样、最多十三样，品种越多越贵重。但是藏族地区并不出产礼单上的东西，想在当地把实物找齐根本就办不到，所以“迭卡”是个虚的，只要把这个单子买下来再递上去、就相当于已经送给活佛这些礼物了。



班禅的身边有几个专门收礼品的“堪布”，这一回，尉官跟着校官学，大家全都买了十块钱的礼物。



班禅活佛在法座上咿哩呜噜念了一大通，堪布又搬来财宝箱子，给曾队长金元宝、给分队长银元宝，到了尉官面前，一伸手，还是根红绫带！搞得军官们又好气又好笑。



下来以后，大家都说：“什么活佛，凭官衔大小给东西，势利眼”



曾铁衷嘿嘿直乐：“你们自己傻，岂能怪喇嘛。也不想想看，天下哪有不势利的和尚？”又说：“能得到红绸子已经不错了，看看吧，带子上结着三个红疙瘩，那是活佛派来保护你们的三大金刚呢！”



蔡智明嘀咕说：“三个金刚固然不错，可我觉得，用金元宝保护我或许更为妥当”。



一帮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班禅大师对仪仗队的军官们已经很够意思了。那些藏民信徒们送了好多牛、好多羊，到最后也不过是得到一条红带子，还不如蔡智明的这一根长呢。



九世班禅在公开法会上举行“放头仪式”，那场面真是热闹。



大师本人坐在经堂门口的高台子上，身穿金黄色袍子、头戴金黄色帽子，手里拿着根三尺多长的木秆、秆头上系着尺把长的须子。他身后坐着好几排喇嘛，穿红色袈裟、戴着弯弯的鸡冠帽，全都闭着眼睛念经。



班禅的左边站着一个“堪布”，专门替他端茶，那茶碗是玉石的，有盖有座、镶金镶银，茶壶是银的，镶着黄金宝石。活佛的右边站着仪仗队的军官，在这个位置上用不着干活、只要站得笔直就好，大家轮流上去半个小时，蔡智明也站过两次。



朝拜的人群排成长长的队伍，各色礼品在院子里堆成了山，有金银铜器、有珠宝首饰，还有木盘子托着的礼单，上面写着贡献多少牛、多少马、多少羊，或者多少土地多少人口。那时候，低层藏民的人身关系是依附于部落和寺院的，头人说送就送、说卖就卖，农奴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信徒们远远的望见班禅，早就把腰弯着了，两只大拇指向上翘起，舌头一进一出、发出“突噜突噜”的声音，这些人走到班禅跟前，被那根晃来晃去的木头杆子在脑袋上碰一下，立刻就现出很幸福的模样。出去的时候，喇嘛们发给他们一根红绳子，如果遇到个别送礼特别重的，就送一段红丝绸，同样都打着三个结。于是，人们非常高兴地把绳子或者绸子挂在脖子上，仿佛今后的灵魂有了保障。



余展鹏由衷地感叹道：“当活佛可真舒服啊”



蔡智明连连点头：“是啊，是啊”



可是，活佛也有不顺心的时候。



公开法会结束以后，班禅大师准备动身进藏。可就在这时候，“护送特使”诚允大人却突然提出辞职，接着，专使行署的一帮人也说要等候中央指示，全都不肯走了。



关于诚允的辞职有两种说法。一说诚允是平原出身的人，不习惯青藏高原的海拔，头晕、身体吃不消；另一说是诚允喝高了，和蒙古贵族吹牛的时候说满洲国皇帝溥仪是“我们的皇上”，结果被马鹤天参赞和高长柱参军联合告了一状，特使的官职就保不住了。



以蔡智明的地位，当然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但是，即便诚允真的称呼溥仪为“皇上”，那多半也指的是大清国的皇上、而不是满洲国的皇上，因为事实证明，诚允自始至终支持抗日、没有跑到东北去，最后是死在四川的。



马鹤天和高长柱是不是想借机取代诚允的位置，不好说，但诚允自己肯定是乐意被取代的。一年来，能威风的威风了、能花的钱也花光了，剩下的尽是些过雪山、走草地的苦差事，此时不开溜、更待何时？所以他递交辞呈之后立刻就离开了拉卜愣，根本就没有等待中央的答复。



在当时，诚允是不愁没有好差事的，他是张学良跟前的红人，谁能不给他面子？可没想到的是，旧职务辞了、新职务还没到手，张少帅和蒋总裁就撕破了脸，诚允从此倒了热灶，只能做个平头老百姓、最后郁郁而终。



“护送特使”辞职了，行署的其他人也不愿意动身。班禅大师急了，他这回再也不说“其实还不想回去”之类的客套话，闹着非要立刻就走不可。没办法，曾铁衷队长与马鹤天、高长柱商量了一番，决定参赞、参军以及行署的人继续等待中央指示，由仪仗队先行护送九世班禅启程进藏。



于是，1936年8月20日，班禅行辕和仪仗大队的全体官兵离开拉卜楞寺，向青海的玉树地区前进。



“专使行署”是负责九世班禅返藏的执行机构。现在特使辞职了，其他官员也分道扬镳，这就给仪仗大队带来一个难题：他们的身份究竟是“班禅的随从”还是“中央政府的军队”？他们是否要对班禅行辕的安全负责？



对此，行署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仪仗大队既要听从“行辕”的安排，也要服从“行署”的指示。



曾铁衷队长只好召集军官会议，商讨怎样才能面面俱到。



仪仗队的成员大多是打过仗的老兵、具有作战经验。大队长和几个校官在日本进修过特务技能，其他官兵也在宪兵部队里接受过侦察、擒拿、警卫方面的专门训练，整体素质很不错。可是，面对目前这种责权不清的情况，军官们也觉得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从甘肃的拉卜楞寺到西藏，可以选择两条路：一条是向四川方向走，经西康、过金沙江到昌都，然后踏上通往拉萨的官道；另一条是向青海方向走，渡黄河、经玉树南下，也可以到达昌都。前者要过川军的地盘、后者要经“青马”的势力范围。



按照仪仗队的设想，在出发之前应该通报刘文辉或者马步芳、请求地方大员的支援。可是，直到动身，蔡智明他们也不知道确切的行进路线，当然也就无法与四川、青海方面取得联系。



更让大家头疼的是随行人员的规模。



从安全的角度而言，跟随班禅的队伍应该越精干越好。可大师本人却不这样想，为了营造声势，他公开宣布启程的日期、还鼓励信徒们跟着他一起走。藏传佛教的教徒们本来就有到拉萨参拜的习俗，这么一来，男女老少都不顾一切地加入进藏的行列，使得护卫工作增添了许多困难。



曾铁衷和班禅行辕商讨了几次，不得要领。最后只能叹气道：“这是政治，不是军事，没有办法”



自从接到准备开拔的命令，军需官余展鹏就愁得直想哭。



一支从没有去过西藏的队伍，临出发前居然不确定要走哪条路、不清楚要走多少天、不知道在哪里有补给点——这种事情摊在老军需的头上也麻烦，更何况他这个刚毕业的学生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军需官的责任。余军需急得在屋子里嚷嚷着要“自裁殉职”，蔡智明弄不清这小子是说真的还是吓唬人，被他搞得十分紧张。



折腾了一两天，余展鹏又突然兴高采烈起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班禅大师帮他把难题解决了——九世班禅说了，仪仗队的吃喝全都由他承包，物资运输也由行辕负责！



这下子，军需官什么事情也不用管，开心得连蹦带跳：“班禅真是个好人、班禅大师真是个好活佛。菩萨保佑班禅大人长命百岁、永远白白胖胖！”



蔡智明提醒他：“班禅活佛可是个黑胖子”



“咦？我怎么觉得班禅比以前白净多了”



“…………”



1936年8月20日，九世班禅返藏的队伍离开了拉卜楞寺。



走在队列前头的是高举旗帜和招牌的喇嘛，接着是乐队。奏乐的喇嘛抬着丈把长的大喇叭，“呜噜哇啦”吹得怪热闹。不过，他们再热闹也比不上仪仗队的动静大，三中队用迫击炮打了二十四响礼炮，“轰轰隆隆”，震得好多牛马都受了惊，没命地四处乱跑。



班禅出发时带着三顶轿子。最大的一顶是骡轿，前后都用骡子驮着，骡子的头上戴着红绒球、前胸和脖子上挂着红须子，鞍具上的配饰全是金子做的，十分威猛漂亮；班禅日常乘坐的是八抬大轿，轿身宽大、可以在里面睡觉；另外还有一顶四人抬的小轿，是预备走山路时用的——这三顶轿子的外面都蒙着黄色的绸缎，金光灿烂。



据说班禅大师还有几辆小汽车，也蒙着黄绸子。可惜丢在内地不能带回西藏了。



班禅大师坐在八抬大轿里，轿子前面是他最信任的几个神职“堪布”。轿子旁边围着一群喇嘛，有的背香炉、有的抬檀香木、有的抱着灯具和茶具，还有几个人扛着四棱见方的大铜棒子，搞不懂是兵器还是礼器。



行辕的人马走在八抬大轿的后面，紧挨着班禅的是“大师卫队”。



说起来，蔡智明他们这个仪仗大队只能算是班禅行辕的“外围护卫”，因为九世班禅有一个完全由藏族人组成的卫队，那才是他的“内卫”。



大师卫队有两个分队、二百人左右，服装不统一、有俗家弟子也有喇嘛，虽然看上去怪模怪样，却对班禅绝对忠诚。据说这些年青人都来自于班禅的家乡，从小在班禅的身边长大，他们在北平学习军事、学习文化，还学过修理机器和开汽车……是班禅返藏之后的栋梁之才。



仪仗大队的一部分人在前面开道，另一部分在后面押运辎重。



队伍的末尾，和辎重队一起行走的是那些跟随班禅进藏的信徒们。刚开始的时候足有四五万人，走着走着就少了一半，也不知道是掉队了还是转头回家了。



仪仗队的行李装了一千五百付担子，而班禅行辕的物资就更多了，多到连他们的管事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件，只能估计着说“大概有两三万驮”。好在没人敢偷活佛的东西，护卫人员不必担心行辕物资的安全，只要管好自己的军需品就行了。



负责运输行李的人叫“乌拉”，藏语“差役”的意思，这些人都是自带粮食、义务干活的。班禅大师需要人手的时候，就打发个叫“格筹”的官员到沿途的村子里吼叫一通，大家听了，立刻自动到供养保护神的地方集合，能出钱的出钱、能出力的出力，一会儿就可以把“乌拉”凑齐，实在方便得很。



“乌拉”来的时候大多带着牦牛，牦牛的个头比内地的水牛小一点，能爬雪山、过草地，力量很大。“乌拉”队伍走一段换一拨人，始终保持着庞大的数量，无论是搭桥探路还是装卸鞍驮，个个任劳任怨、不用别人操心。



行进途中，蔡智明登高眺望。只见漫无际涯的旷野上，一队队骡马、驮牛和“乌拉”按各自的部落保持着一定的间距，各队人马插着不同的旗幡，陆续跟进、连绵不绝、浩浩荡荡，场面真是壮观极了。



队伍虽然壮观，可行进的速度实在太慢。班禅活佛坐着八抬大轿，一路吹吹打打、鼓号喧天，一天能走个三四十里就算不错了。



刚开始，队伍向着四川方向走，可走到半道就听说过不了金沙江，只好逆江而上、绕道青海。



金沙江畔的道路十分险峻，一侧是高耸的绝壁、另一侧是湍急的江水，遇到塌陷、滑坡的地段，刚踏上路面，泥沙和石块就往悬崖下滚，让人胆战心惊。江边随处可见人马的枯骨以及摔烂的驮鞍木箱，大家都不敢骑马了，有的人甚至吓得趴在地上不敢站起来，要用绳子拴着才能拽过去。



这段冤枉路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大队人马直到深秋时节才进入草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蔡智明沿途经过的地方大都是藏语地名，他弄不清应该怎么写，但他知道自己曾经渡过黄河、通天河，曾经爬过阿尼玛卿山（玛吉雪山）和巴颜喀拉山，还走过许多荒原和沼泽。



草地连绵数百里，每穿越一片无人区就需要八九天甚至十多天的时间。深秋，高原旷野上狂风肆虐，西北风从凌晨四点刮到上午十点，中午停息片刻，下午三四点钟又接着刮，人马在湿地里顶风行走，真是苦不堪言。



进入冬季，气候更加寒冷，天上飘着鹅毛大雪，晚上宿营时也只好把帐篷搭在积雪上。给帐篷的四角固定桩钉是件很困难的事，钉子打浅了，一阵风就能把帐篷掀走，打得深了，钉子又会被冻土咬住，第二天用十字镐都挖不出来。



睡觉之前用油毡把帐篷的缝隙遮盖得严严实实，可到了夜晚，寒霜照样能从不知什么地方钻进来、在被褥上撒满一片雪白。早晨醒来的时候浑身冻得生痛，呵出的水气在眼眉处结成了冰，稍不注意就会被冰凌子刮伤了脸。



在草地行军，每天吃两顿饭、有时候只能吃一顿，这不是因为缺粮食，而是为了节约燃料。虽说是在大草原行军，其实四周根本就找不到可燃的柴草，烧火只能使用干牛粪，不省着点用不行。



高原上的氧气稀薄，生炉子的时候就需要“吹火”。



在蔡智明的家乡，吹火是用一根空心竹杆吹气，可在这里却使用“鼓风机”。那玩意实际上就是一个掏空了内里的羊皮囊，羊头的部位扎了根铁管子，生火的时候把铁管的前端插进炉子里，两个人抓着羊的前后脚，一压一抬地来回推拉，鼓捣出来的风力还不小，真是挺好玩的。



仪仗队的粮食是由班禅行辕提供的，需要的时候就派人去领。食物的数量管够，可那些东西却实在不合汉族官兵的口味。



藏民的主食是“糌粑”，也就是青稞制成的炒面。



草地上没有磨子，可他们却挺能想办法：先把炒熟的青稞装进一个皮口袋，再往袋子里放进一些干净的石块，然后扎紧袋口，三两个人围着它坐下、你踹过来我踹过去。等到把自己折腾暖和了，袋子里的青稞也就摩擦成了粉。



吃饭的时候，先把炒面放在碗里、倒入酥油，然后一手托着饭碗旋转、另一手在碗里捏，捏着捏着，揪下一坨“糌粑”抛进嘴里、再喝口“酸奶子”。藏民吃“糌粑”时的饭碗、手掌和嘴巴都很干净，可汉族人就差劲了，不仅口味不习惯，而且弄得地上、手上、脸上、甚至衣服上全是酥油和炒面末子，简直一塌糊涂。



在草地上，最好吃的食物莫过于“抓羊肉”配“杂碎汤”。大块羊肉和着肠肝肚肺用大铁锅乱煮一通，半生不熟的，吃的时候不用碗，左手抓着半斤左右的一坨，右手拿着把锋利的小刀，一片片地割下来送进嘴里，看上去十分豪爽。



蔡智明也试着吃了几回，那味道说是“腥”也可以、说是“鲜”也不错，见仁见智。可就是不能仔细观察，羊肉都是半生熟的，抓在手里血水淋漓，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并且那些肉块上都还带着羊毛，用刀子刮不掉，只好稀哩糊涂地吞下去。



大家开玩笑说：“象这样吃上一年半载，肚皮里的羊毛可以织几件毛衣了”。



吃不惯藏族的伙食，于是就自己想办法。仪仗队的库存里还有几十斤粉条，原本是准备到西藏以后再吃的，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一伙军官支起炉子就开煮。



周围的藏民看着锅里的粉条直纳闷：“咦？怎么煮虫子吃呀？”。



蔡智明找了些野葱当佐料，人们瞧见以后更是惊叫起来：“哇咔！他们还吃牛草，真是一群怪物！”



过草地难，爬雪山更难。



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都是终年积雪、草木不生的大山，时值冬季、寒风刺骨，白茫茫的山巅让人望而生畏。可班禅大师一定要抢在大雪封山之前翻越山口，大家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上爬。



山势陡峭，登山的时候不仅不能骑马、反而还要牵着马走。有的地方积雪很深，一脚踩上去就陷到了膝盖，让人迈不开步子；有的地方又冻得坚硬光滑，稍不注意就摔倒、一跟头能溜出去两三丈远。蔡智明一手护着枪械、一手抓着马缰绳，不知道跌了多少跤。



越往上走越寒冷、空气也越加稀薄，人人都觉得心跳加速、头晕目眩、呼吸困难、直想呕吐。可即便是这样，班禅大师和高级僧官们依然安坐在轿子里，一顶顶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暖轿在雪峰间飘然而上，让人实在佩服轿夫们的毅力、也让人实在羡慕活佛们的福气。



为了避免引起雪崩，班禅的乐队不吹喇叭了，人们埋头攀登。



走在队伍最前面是十几头牦牛，据说牦牛懂得判断险情、可以避开可能塌陷的地方。蔡智明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不过他认为让牦牛担任探路的工兵，总比让活人在前面冒险要仁慈一些。



在攀越雪山的过程中死了不少人，仪仗队也被翻倒的驮牛压死了一个士兵。用喇嘛的话说，他们的功德圆满了。



山顶上冷极了，所有人的须发都成了白色，军装上覆盖了厚厚的霜雪，帽檐上的水气结成了冰帘。曾队长再三提醒部下：“千万不能随便搓揉鼻子耳朵眉毛胡须，一摸就会掉、再也长不出来了”。大家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可谁也不敢较真尝试一下。



二中队的少尉文书是个很壮实的小伙，一路拽着军马走。那马儿被扯得总是张着嘴，结果舌头就和衔铁冻在了一起。到了山顶上，小伙子使劲一拉，马舌头居然被扯成了两截，那匹可怜的马儿一蹦老高，翻下山去死掉了。



还在山脚下的时候，喇嘛们就告诉随行的信徒：班禅活佛已经向神灵祈福，山神表示欢迎大家、并且为活佛准备了供品……等人们爬到山顶，果然看见茫茫的积雪中耸立着一处险峻的石壁，石缝中没有冰雪、却夹着几只白色的绵羊。



虔诚的藏民们顿时激动地趴在地上使劲磕头。蔡智明虽然明白这是班禅预先弄下的玄虚，但还是觉得很提精神。



在背风的地方稍事休息，炊事员煮糖开水给大家取暖。



山顶上的气压低，锅盖上的冰还没有化、锅里的水就已经沸腾了。“开水”就和温水一样没多少温度，一杯水喝了没两口又冻上了，只好又放回锅里再加温。



蔡智明忽然有了个想法：“活佛的神通广大，要是请他作法，在这里蒸一笼包子给我们吃，那就太圆满了”。



大家都说：呸呀呸！想得倒美。



下了雪山，就要过通天河。



队伍在此之前两次渡过黄河。过黄河乘坐的是“羊皮筏子”，就是用三十只干整羊皮，充足了气，绑在横捆竖扎的木棍上，一只筏子能坐二十多个人。牛马牲畜是游水过河的，过黄河的时候，仪仗队的军马没有遇到问题，老百姓的牲口却被冲走了不少。



到了通天河，河面上已经结冰了。涉冰过河，稍不留神就会摔个人仰马翻，行军途中不时能听到哄笑的声音，那肯定是又有谁出洋相了。



通天河在这一段蜿蜒曲折，有时候一天要渡几次河。这里的支流也很多，有的河面冰层很厚，有的地方却很薄，冰层破裂的地方经常有鱼蹦出来，七八寸长的活鱼在冰面上乱跳，引得官兵们纷纷去抓。



绝大多数的藏民是不吃鱼的，他们认为鱼类滑溜腥臭、吃了会得麻风病。可汉族人却不在乎这些，逮到鱼之后又煎又炸、大快朵颐。



河水深浅难以预料，有的冰层坚固牢实，有的地段冰面就比较复杂。



临到玉树的前一天，蔡智明和曾大队长走在一起。因为被人马踩踏过的地方比较不滑，所以蔡文书就专拣有缝隙的地方走，结果走着走着，冰面突然破裂，他和曾铁衷同时掉进冰冷刺骨的水里，被捞起来的时候已经冻得浑身发青、说不出话了。



同伴们赶紧替他俩搓揉身体、换上干衣服，然后送到“窝子”上去。这“窝子”其实就是个小帐篷，下面是张行军床、顶上有个布罩子、两头由“乌拉”抬着走。属于比较高级的待遇。



蔡智明觉得躺在“窝子”里面挺舒服的，可曾铁衷却很不满意。他在行军床上气得直骂：“老子坚持了四个月，最后一天反而被人抬着走。蔡智明！你小子坏了我的名节”



蔡文书只好在被窝里捂住耳朵，假装睡着了。



1936年12月18日，班禅行辕和仪仗大队到达青海玉树的结古镇。当地的数千民众冒着大雪出来迎接活佛，照例，又有一番隆重的仪式。



九世班禅的行宫设在结古寺的甲拉颇章宫。



在这里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什么呢？



结古（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首府）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古镇，素有“江河之源”、“歌舞之乡”的美称，它坐落于海拔近4000米的河谷中，四周尽是5000米以上的山峰。通天河在这里“落入凡间”、改名为金沙江，并折而向南奔入西藏、云南和四川，最终成为长江。



“结古”的藏语意思是“堆放货物”，这里不仅是青海、康定、西藏三地间的物资集散地，也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路口。镇子里的居民以藏族为主，但经常有汉族、回族的商人到集市上交易，也时常会有各地的马帮从这里经过，所以本地人对外界并不陌生。



还在路上的时候，行辕的翻译指着通天河畔的石壁，一会儿说这里是“唐僧的晒经台”、一会儿又说那里是“沙和尚的歇脚凳”，还吹嘘结古镇就是大大有名的“高老庄”，这让仪仗队的官兵们十分神往。



等到了“高老庄”，蔡智明没有找到猪八戒老婆的娘家，却听说结古镇的东南有一座“文成公主庙”。



藏民们对文成公主十分崇敬，一千多年来，“公主庙”的香火延续不断、从各地前来朝拜的香客络绎不绝。曾大队长得知藏区民众居然把内地的公主尊为菩萨，感慨万千，随即下令：无论是否信佛的官兵都必须到文成公主的神像前烧香叩拜、向前辈先行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可是，蔡智明却没有来得及拜谒公主庙。



1936年12月19日，也就是到达结古镇的第二天，行辕的无线电台刚开机不久，就收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仪仗队的官兵听说蒋孝先少将死难、蒋委员长生死未卜，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议论纷纷，惟恐时局会发生什么变化。



九世班禅特意做了一场“祈福法事”。据行辕的僧官介绍：班禅活佛与蒋委员长和张少帅都有交情，由他来祈福作法，定能逢凶化吉、平安无事……话虽这么说，可仪仗队的官兵却还是半信半疑的，对大师的能耐不大放心。



这时候，在玉树的“中央政府最高官员”是曾铁衷大队长。他无法预料西安事变将会给“西陲宣化政策”造成什么影响，甚至不知道“护送专使行署”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仪仗队自己没有电台，而许多问题又不方便通过班禅行辕发报询问，只好采取密信的方式与中央政府联系。



曾铁衷接连召集了三次紧急会议，又连夜和蔡智明起草文书，总结几个月来的工作、汇报当前的情况，并且就下一阶段的任务提出了咨询。所有的文件都密封在一个皮囊里，曾大队长命令蔡智明：即刻赶往西宁，向行署的负责官员递交报告。



这项任务意味着，蔡智明将再次翻越雪山草地、再次渡过通天河和黄河。



这时已是十二月的下旬，而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通常是在元月份封山，也就是说，蔡智明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穿越险境。曾铁衷告诉他：“给你四十天，如果四十天后接不到西宁的电报，我就报告你殉职了”。



对于这一段行程，蔡智明的《进藏日记》中没有记录。这也许是出于保密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他在那段时间里根本没有精力写日记。我们只知道，1937年1月30日，也就是从结古出发的第三十八天，他到达了青海的省会——西宁。



行署“参赞”马鹤天先生此时正好在西宁，他告诉蔡智明：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了，中央的蒙藏政策没有变化。新任“特派护送专使”赵守钰已经走马上任，正在做一些筹备工作，不日将赴玉树陪伴班禅大师……



蔡智明顿时松了一口气。



马先生说：“你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大雪封山，一时无法回去，不如就在西宁各处瞧瞧热闹吧”



在当时，西宁最热闹的事情是“祝捷庆典”。



37年的1月下旬至3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接连遭受青马集团的沉重打击，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历经高台、倪家营、梨园口之战，终于全军覆没。马步芳得意地宣称：“以二师之力全歼三军之众”（青马的主力是一百师和骑五师，而西路军为红五军、九军和三十军）。



西宁的大街上张贴着国民政府的嘉奖令、张贴着董振堂等红军阵亡将领的照片，《河西日报》还发布消息说“匪首徐向前已死于乱军之中”……



战胜的一方得到了大批俘虏，可是，青海的军队有杀俘的习惯。



在前线将领发回来的捷报中，通常先是宣布擒获了某师长、团长、政委……然后接着就是一句“仍行处决，以快人心”，《青海日报》《河西日报》《民国日报》等各大报纸也全文照登，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这时候，国共两党已在西安达成协议，工农红军已经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如此明目张胆虐杀红军战俘的行为自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迫于压力，公开训斥马步芳，责令他将战俘交由兰州国军（孔令恂部97师）改编遣散，不得擅自处置。



这么一来，马步芳才意识到自己在军事上得分、在政治上却失了分。于是赶紧在西宁的东校场举行了一个“祝捷献俘仪式”，邀请各界人士到场观摩。



“献俘”的代表是青马旅长马炳臣（马彪）、马禄和团长马步銮，这几个“功臣”佩带着刚刚获得的“青天白日勋章”，披红挂彩、神气十足。



广场的北面集合着一千多红军俘虏，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脸和手都被冻裂了，由于没有鞋子穿，脚上裹着的麻布已经渗出了血迹。寒风中，俘虏们蜷着腰、抱着胳膊、瑟瑟发抖，在手持军刀的青马骑兵的衬托下，显得十分可怜。



可是，当大会开始，随着一声口令，这群可怜的败兵立刻抬起头、步伐一致地走进了会场。他们口号整齐、歌声响亮，疲倦的容颜上也显出了几分精神。



马鹤天先生评价说：“此乃国家之有用青年”。蔡智明也认为这些人是合格的士兵，只要“施以精神训练、灌输三民主义，俾其早日感化，必能成为良好国民”。



青海省政府代理主席马步芳（正牌的主席是马麟，当时到麦加朝觐去了）发表讲话，大致是说“本军长怜惜国家骨血，不忍伤害大好青年”。他劝导红军战俘们迷途知返，并承诺挑选身体健壮者到“乐家湾军营”（在西宁东郊）加以训练、陆续补充进国军部队；对于体质孱弱的伤病员，也将妥善救治、予以遣散……



为证明马步芳主席的言之凿凿，当即就有一群人拿着衣服和鞋帽在现场发放。给男性俘虏的是蓝制服，给女战俘的桃红色的棉袄。



队列前面，有一个姓陈的女子在讲话。据说她原先也是红军的干部，现在被任命为“军人医院”的主任，要挑选部分女俘虏到卫生队去做看护，其他的则安排到纺织厂去当工人。



会场的侧面站着一些“冥顽不化”的俘虏，其中有红五军十五师的参谋长年鸿才，他就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高喊：“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们，不要当叛徒！”，其他人也跟着鼓噪起来：“不要上敌人的当，都到我们这边来！”。



结果，真的就有几个人丢下衣服、向年鸿才他们跑去。



负责发放衣服的老“阿訇”连忙拦住一个小孩，规劝他说：“你小小年纪的，就不要乱跑了”，他是不想让这孩子去死。



可是，这个体形消瘦、面色潮红的农家少年却努力挣脱了阿訇的手，带着几分激动和喜悦、倔强地奔向了自己的伙伴。



跑过去的战士都属于红五军十三师三十九团九连。他们就这样和连长马光国一起，放弃生存的机会，选择了死亡。



为了追剿红军，张掖、临泽、山丹、民乐各县都临时组建了保安团。现在“匪患”既已清除，各地民团也就应当解散，否则将会贻误春耕、增加社会负担。



可是，遣散民团是需要费用的，马步芳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于是就借着“祝捷”的机会向社会各界募捐。



许多民间团体都捐了款，蔡智明也贡献了一个月的军饷。不过，捐钱最多的还要属“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儿寺。



塔儿寺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它位于青海省的湟中县，距离省会西宁26公里。在六大寺中，塔儿寺最靠近内地城市，所以门徒众多、也十分有富有。



通常情况下，和尚们要钱的胃口大、给钱的时候却是很小气的。而塔儿寺这一次能够如此豪爽，原因是他们找到了“达赖喇嘛的化身”。



佛家有“三身”的说法，也就是“报身”、“法身”和“化身”。



“报身”时隐时现、“法身”完全不现，只有“化身”最高级，可以随意显现、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看过《西游记》的人就知道，道行比较高的菩萨妖怪都擅长“化身”——脑袋冒青烟，元神就不见了。



据说，藏传佛教的活佛们也会“化身”。在拉卜楞寺的时候，有时候看见哪位高僧坐在路边发呆、或者闭着眼睛不言语，大家就认为他“化身”了，说他的“真身”正在什么地方济世救人呢。



既然在世的时候可以灵魂出窍，那么圆寂之后转而复生也就理所当然。所以，活佛们都能够“转世”，而且是黄教、红教、白教、花教的各路高人都有这个本领。



这可不得了，拉卜楞寺有一百多个活佛、塔儿寺有八十多个、西藏四大寺的活佛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如果再加上其他寺院，各种活佛恐怕有好几千。这么多的灵魂你转世来我转世去，搞得藏区的父母们生孩子的时候都要揣测一番：是不是哪位活佛不小心飞到我家里来了？



活佛虽然多，待遇却不一样。拉卜楞寺的一百多活佛，有资格坐八抬大轿只有寺主“嘉木祥胡图克图”，另外还有十几个人可以坐四抬小轿，其他的侧室活佛不但没轿子坐、就连仆人也没有，每天自己打饭自己洗碗，混得还不如有钱的僧官。



这些小活佛的“转世”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大活佛掐指一算就知道他躲在哪里，基本上不超过本寺的势力范围，就好似孙猴子跑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可是，大活佛转世就不一样了，法力高强、神通广大，满世界乱飞，不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还真没办法找到他们。第四世达赖就曾经飞到蒙古去，还当了“和硕部”的王子，搞得康熙皇帝都纳闷：你藏人和蒙古人又不是一个族的，凭什么跑到别人亲王的家里去了？



到后来才明白，原来达赖是想请蒙古军队来打仗，帮助黄教夺取藏区的统治权。



大活佛在圆寂之前，并不说明自己将要去什么地方，而是留下一些莫名其妙的记号让大家猜谜，就好象成心要和全国的喇嘛捉迷藏。



达赖和班禅这个级别的活佛就更是如此了，没个三五年的时间，你根本别想找到他。不过，这个时候，摄政的喇嘛通常并不着急，而是耐着性子慢慢找。六世达赖就是找了十四年、弄得乾隆皇帝发了脾气，这才找到的。



十三世达赖于1933年12月份圆寂，到这时才三年多，按道理还有得是时间。



可是现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达赖不见了，班禅就成了西藏唯一的大佛，而这个大佛又和达赖的老部下不合脾气。眼看他马上就要进藏了，这就迫使拉萨的摄政活佛急于找到达赖的“化身”，时间紧一点、达赖年纪小一点也无所谓，反正噶厦府只要有个达赖的名号就能够和班禅抗衡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班禅大师急于进藏的原因。



于是，塔儿寺很快就宣称他们在青海省湟中县找到了达赖的“转世灵童”。



这个出生在“当彩村”、名字叫做“拉木顿珠”的小男孩，就是现在流亡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法名“杰尊强白，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斯松旺秋，宗巴米巴，德白桑布”，简称“丹增嘉措”。



因为达赖的事情关系到“蒙藏事务”，所以蔡智明也去看了看这位小“胡图克图”（活佛的尊称）。



他倒是觉得这小孩子挺可爱的，可又对喇嘛们介绍的种种“神迹”半信半疑，于是就询问马鹤天先生：“您对活佛转世的事情怎么看？”



马鹤天笑了笑：“现在的活佛转世制度，包括金瓶掣签都是由乾隆皇帝制订的。而乾隆本人写过一篇《喇嘛说》，刻在雍和宫的御碑上，其中有这么一句：‘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这就说明连乾隆自己也不相信有活佛转世，这一切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罢了”。



蔡智明又问：“你觉得，这些喇嘛自己真的相信转世之说么？”



马鹤天没有正面回答：“达赖转世灵童尚未确定之时，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在安多、在青海。因为，从历史上看，西藏强大、局势稳定的时期，灵童就出在藏卫，反之就在境外。现在藏区周边谁最强？是马步芳，他把噶厦府打怕了。所以灵童必出于西宁，这是一个请求联盟的姿态”。



“那么，马军长又将如何处理此事？”



“看着吧，马子香又不是傻瓜”



马子香不傻，但是挺会装傻。



他不停地赞扬小达赖，一边“盛情挽留”灵童、一边向西藏要钱。



塔儿寺给了十万元遣散费，他不放人，噶厦政府又给了三十万大洋，他还是不放。一直拖到39年的8月，中央政府发话了，他才派出一个团的骑兵，敲锣打鼓地把拉木顿珠小达赖送到了那曲草原。



其实，马步芳要钱只是个幌子，他是在表态——既不和西藏方面闹翻，也不惹中央政府的怀疑。



1937年4月中旬，新任“护送专使”赵守钰到达西宁。



这时候，冰雪融化，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可以通行了。



于是，蔡智明陪同着行署的官员，踏上了前往结古镇的路程。



1937年4月底，专使行署离开西宁前往玉树。



这时候，青马对红军西路军的清剿已告结束，马彪的“青南警备旅”陆续返回驻地，行署的人马正好与他们同行。



在路上，军官们说起河西战场上的事情。



按青马骑兵的说法，进入2月份以后，西路军就败局已定了。红军既不熟悉地形、也不了解气候，他们的衣装单薄，在寒冷的荒原里，不烤火取暖会被冻死，而只要一生火、青马部队就能顺着烟雾追踪过去。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南方步兵根本无法抵抗北方骑兵的冲击，全军覆没只是早晚的事情。



被包围的红军若想不当俘虏，只有选择自杀。有一片小山坡，坡上只有四棵树，却有三十多个红军战士吊死在那里，树下全是摔烂的步枪零件、树干上留下了四个大字——“至死不服！”



那悲壮的场面，就连久经沙场的青马老兵也感到震惊。



这些事，“青南警备旅”的军官愿意吹，蔡智明他们也愿意听，可新任“护送专使”赵守钰却很不高兴，泼冷水说：“红军并未袭扰青海，马子香草率用兵，大可不必”，还说“外敌当前，身为军人却忙于内乱，毫无光荣可言……”



赵守钰是个“少将加中将衔”的老军人，曾经是西北军的军长，还当过西安警备司令和郑州警备司令。别看现在不带兵，可资格却很老，他当骑兵师长的时候，马步青是他手下的旅长、马步芳还只是个团长。所以马彪的部下虽然被讥讽了几句，却也拿这个“护送专使”没办法。



蔡智明并不知道，赵守钰此时已经与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



赵专使的秘书吴波是中共地下党员（后任财政部长），专使行署的办事员张文彬（红三军团保卫局长，44年牺牲）、刘秉琳（后任山东省副省长）也是共产党的干部。赵守钰把他们留在西宁，利用行署的名义开展活动，并最终促成了张琴秋、王定国、徐立清（开国中将）、黄鹄显（开国少将）等红军干部的获释。



5月10日，大队人马渡过了黄河



黄河以南是所谓的“安多地区”，这里虽然仍属于青海的省治，但就风俗人情而言，却已是另一个世界了。



民国时期，习惯上把藏族民众分为几类：西藏的叫“藏人”、西康的叫“康人”，安多地区的藏民叫“番人”。



当时，拉萨是西藏的权力中心，“藏人”普遍听从噶厦府的指挥；在西康，经过赵尔丰（清末四川总督，人称“赵屠夫”）的几次镇压，“康人”已经比较遵守内地的法治。而惟独“安多地区”没有集中的权力系统，“番人”既不服从西藏的领导、也不接受内地的指派，显得特立独行。



掌握“安多”统治权的是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领（土官头人），他们奉行的是松赞干布的“吐番十六条”（也就是唐朝时候的法律），这里的司法机关是当地的寺院。



喇嘛担任法官，断案的办法也很特别——他们弄不清真伪的时候，就叫诉讼人在油锅里捞东西——也就是说，打官司必须不怕疼，谁敢把手伸进滚烫的热油中，谁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样一来，官司的结果当然是怕痛的一方认输。



如此断案是否科学暂且不论，却可以有效地减少诉讼案件的发生。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人很少去麻烦喇嘛法官，大家遇到纠纷就掏出武器、互相打几枪或者捅几刀子，自己解决问题。



在安多，杀人可以不偿命，只要依据对方的身份高低、或多或少地补偿一些财物就算完事了，这叫做赔“命价”。当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付得起“命价”的，绝大多数的藏民十分贫穷，连自己的命都养不活，哪里还有闲钱买别人的命。这种“花钱买命”的办法只是对部落首领和庄园主比较有利，因为下等人的“命价”还不如一头牦牛，对富人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藏区的贫富差距非常大。有钱人居住在楼房里，领主的庄园里有城堡、寺院的装潢更是金壁辉煌。僧俗官员穿着丝绸衣服和貂皮长袍，拥有大量的金器和铜器。而普通藏民则穿着光板的羊皮袄，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住的是牛毛毡房，屋里和屋外一样湿；晚上裹着羊皮袄、躺在地上睡觉，患风湿病的人特别多。



当地的生产条件十分落后，耕地的耙子是木制的、锄头是石制的，很少使用铁制的农具。医疗条件也十分简陋，主要依靠喇嘛的法术治病救人。



在“番人”的观念中，藏区是观音菩萨的地盘，内地是文殊菩萨的地盘，如果观音派来的喇嘛治不好病，就只好找文殊派来的汉人想办法。所以，他们看见行署的人马开过来，就立刻围着蔡智明他们讨要药品。



蔡智明根本不会看病，青马的军官们也不会，可大家早有准备——藏民的毛病左不过是风湿痛，军队的药箱里有的是镇痛剂，见到病人就给几粒——藏民们吃下去立竿见影，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于是高兴地称内地军人们为“金珠玛米”，意思是“文殊菩萨的兵”。



既然是“金珠玛米”，就可以到部落里面参观参观。



让蔡智明比较惊奇的是，“番人”们丢了牦牛就暴跳如雷，而老婆跑了却无所谓。这里的婚姻很自由、离异更自由，妻子不想和丈夫过了，抱起嫁妆就走，当事人不介意、旁人也不干涉，谁也管不着。



有的家庭没有固定的男主人，似丈夫不是丈夫的人物来来往往，好象一妻多夫制一样。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正牌的丈夫”当喇嘛去了，家里只留下女人养育子女。



藏区的男人特别喜欢当喇嘛。对此，蔡智明一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才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这首先是因为宗教的传统。当初，松赞干布娶了两个老婆，一个文成公主、一个尼泊尔公主，可巧这两位公主都是信佛的，成天“唵嘛呢叭咪吽”，搞得松赞干布也跟着变成了虔诚的教徒，于是，佛教就渐渐成为了藏区的传统文化。



其次是“羁糜政策”的影响。西藏地处边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只好利用宗教势力来维护统治。



西域喇嘛得到的封号和权力是内地的和尚道士们根本无法企及的，历代政权的特殊支持，使得喇嘛们有可能在藏区实施政教合一的管理，而藏传佛教在政治上的巨大利益，又增强了宗教在当地的号召力。



另外，藏区的地域封闭，文化发育比周边的云南、四川和新疆晚了许多，人民处于比较蒙昧的状态。再加上青藏高原的地形独特、气象复杂，变幻多端的山川河流和风云雷电把大家搞得莫名其妙，因此对自然界的力量十分畏惧，这种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也就间接形成了顺从宗教的精神压力。



但是，当地人愿意当喇嘛，最大的因素还是经济上的需求。



青藏高原，仿佛仙境一般的地方。但其实那些“圣洁”的雪山并不适合人类的生存，那些壮观的神庙除了能证明僧侣的财富、并不能证明道德的崇高。



走进藏区，立刻能感受到寺院的辉煌与人民的贫困之间的巨大反差。



西陲地高气寒、物产稀少，经济生产以农牧业为主。农业的可耕地仅限于低谷地带，面积不大、粮食产量很低；牧业以游牧为主，由于受环境的影响，效益难以提高。可是，在这样经济落后的地方，资产却高度集中，藏区有限的财产几乎完全控制在寺院僧官和世俗贵族的手里。老百姓除了向“头人”和寺院义务提供差役，还要承担各种法事的费用，既没有财产的积蓄、也没有人身的保障。



在藏区，平民若想获得相对安定的生活，最普遍的选择是出家当喇嘛。因为即便是最底层的僧侣，至少也能吃上青稞饭，比普通人的处境要好一些。



藏区的寺院拥有土地、草场、森林、甚至城镇村落，既经营农牧业也经营手工业和商业，寺院的财产当然掌握在高级僧官的手里，但底层的喇嘛毕竟能够通过刻苦的劳作，求得一份温饱——这是个愿打愿挨的过程，平民依靠这样的“善举”受到了寺院的庇护，寺院也因此获得廉价劳动力，扩大了政治和经济的势力。



不可否认，也有人是因为信仰而穿上袈裟的。但总的来看，藏族的贵族子弟出家为僧的并不多（除非是当活佛），甚至大活佛自己的亲属也很少当喇嘛，他们大多担任与寺院有关的管理工作，在寺院的帮助下形成世俗的特权阶层。所以说，藏区的僧侣集团和贵族群体，在根子上是联为一体的。



当然，也有不把寺院当回事的人物，那是草地上的强盗。



贫寒出身的“安多”男子是不大可能被选中当活佛的，如果不愿意入寺为僧、又想要出人头地，就只有尚武逞强、做个外出抢劫的英雄好汉。



盗亦有盗，强盗也有自己的规矩。他们连过路的喇嘛都敢抢，却绝不伤害本部落的人，所以好汉们不“工作”的时候，在自己的家乡过得体面悠闲，就象凯旋的战士一样。



春暖雪融、道路畅通，这是商旅马帮上路的季节，也是强盗们开工的时候。豪强们腰里横着藏刀、胯下骑着骏马、肩头扛着“两股叉”的快枪，这“两股叉”是绑在枪管上两根木棍，射击的时候可以放下来当支架，十分方便适用。劫匪出动总是成群结队的，少则十几人、多则近百人，他们在广袤的草地上游弋，发现力量薄弱的商队就进行袭击。



为了抵御盗贼，各路商人也集结成庞大的马队，行商们荷枪实弹、快马利刃，浑身的打扮也和强盗差不多。



商队的首领通常是势力最大的马帮头子，权威很高，所有依附马帮行走的商人都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否则就会受到“下帐篷”的处罚。在草地上被“下了帐篷”赶出队伍，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那是谁也不敢尝试的，所以马帮的纪律丝毫不比任何一支军队逊色。



商队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通译”。这个“通译”倒也不一定比别人更加通晓方言，但他的人缘好、人头熟。



在草地上行走，迎面遇上另一支队伍，大家立刻靠左集结、持枪戒备。对方是商是匪？要靠“通译”去交涉（其实即便是商队，如果力量过于悬殊，本来不准备抢劫的说不定也会临时抢劫一把）。老资格的“通译”经常能在对方的队伍中找到自己的朋友，几个人把手言欢一番，化干戈为玉帛，原本是强盗的也有可能临时改行，充当保镖了。



专使行署和青马骑兵一起行军，一路上没人敢惹硬茬子。蔡智明不免觉得有点遗憾，他倒是很愿意见识一下强盗打劫的火暴场面。



强盗没见到，却看见两个洋人在雪山草地间游走，从容自在，丝毫不觉得紧张畏惧。据说这俩人是英国的传教士，在安多住了好几年，他们与各部落的土官都有交情，虽然是外国人、反而比中国人更有办法，甚至就连强盗也不来招惹他们。



这情形让行署的官员们十分感慨，赵守钰更是气愤地说：“比起英国人的积极，我们的地方官员简直就是在尸位素餐！”



1937年6月10日，专使行署到达玉树。



蔡智明又回到仪仗队，和他的伙伴们聚在了一起。



37年6月10日，专使行署到达玉树。蔡智明和自己的伙伴们聚在了一起。半年不见，仪仗队的官兵们消瘦了许多，面容憔悴，好些人的嘴角都起了泡。



军需官与书记官再度重逢，余展鹏十分高兴。



前段时间，大队的文书工作是由军需官兼任的，现在他赶紧把公文包还给蔡智明，如释重负地说：“正好正好，你来起草汇报，我可不愿意写这个”



蔡智明知道，这是个整肃军纪的报告。



结古镇只有百余户人家，加上寺院的喇嘛，日常居民也不过三千人。可自从去年12月份以来，这里的人口激增，远远超出了集镇的供应能力，当地的生活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行辕、行署以及仪仗队的总数不过一千左右，可是，受九世班禅鼓动而来的信徒却有三万之多，如此庞大的群体聚集在偏远贫瘠的小镇里，粮食价格立刻上涨了五六倍。班禅行辕可以享受寺院的供应，照样有吃有喝，但其他人的日子就过得十分艰难，一些贫穷的信徒只有四处乞讨、靠施舍度日。



班禅活佛显然没有太考虑人间的烟火，他能在雪山顶上变出大肥羊，在这里却一粒青稞也变不出来。



以往，玉树的粮食是从四川、西康运来的，可现在藏军阻断了南边的道路，川康方向的马帮过不来，仪仗队只好向西宁求援。



青海本来就是个缺粮食的地方，而且马步芳正忙着和红军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古镇的吃饭问题。接到玉树方面的告急电文，回复总是“由宁购粮运玉，实感困难重重”……



仪仗队的军粮紧张，但曾铁衷大队长很重视纪律的约束。不但不许强征粮草，甚至规定在采购粮食的时候不能讨价还价，因此半年来，部队和居民没有发生过纷争。



可是百密一疏，就在行署到达玉树的头几天，终于还是出事了。



结古镇这里的山高石头多，却没有几棵树。



距离镇子五里远的地方有一片巨大的石头堆（嘉那玛尼），那里堆满了刻着“唵嘛呢叭咪吽”的石头。这种石头叫做“玛尼石”，据说可以通灵性、能够积累功德，是个很神圣的东西——只可惜，它只对下辈子的命运有好处，对目前的肚皮却没帮助，因此在炊事兵火头军的眼里，这玩意还不如牛粪管用。



结古附近缺乏柴草，烧火做饭只能指望干牛粪。镇子里的人多了，燃料也和粮食一样的紧张，仪仗队的炊事班每天都要到周围的村落去收购牛粪，“嘉那玛尼”（现在叫新寨村）也是火头军们常去的地方。



6月5日上午，炊事兵在“嘉那玛尼”路口等来了一驾牛粪车，大家正准备迎上前去谈买卖，赶车的藏民却把鞭子一丢、跑去摸石头了。



这一摸就摸了两个时辰，牛粪车边围满了买主，可卖牛粪的却还在石头堆里积累功德。炊事兵们急了，要知道，“嘉那玛尼”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玛尼堆，有二十多亿块石头，要想摸过瘾，八辈子也摸不完。再说了，粪车边上聚集着这么多“竞争对手”，卖牛粪的也不一定能把宝贝燃料卖给汉人军队。



情急之下，几个火头军就把钞票塞在车辕上，自己动手搬牛粪。



这么一来，其他人不干了，纷纷上来阻拦，七推八推，双方就打了起来。



炊事兵人少，拳头挡不住、就拣石头砸。藏民们不敢用“玛尼石”打架，可汉人丘八却不在乎这些，抓起刻有佛经的石头就象甩手榴弹一样。于是突出重围，满载而归。



这当然是违犯军纪的行为，但似乎并不严重，按常规处理，最多关几天禁闭就过去了。考虑到这件事发生在“嘉那玛尼”圣地，曾大队长就向班禅行辕做了汇报。



没想到，行辕秘书长刘家驹的训令是：将肇事者处以死刑！



按照“安多”的法律，打死人都可以赔钱了事，而仪仗兵只是砸伤了三个人，何至于要枪毙呢？曾铁衷当即表示异议。可刘家驹（藏名“格桑群觉”，原是巴塘小学校长，“康人治康”运动的领袖）的态度却很强硬，坚决要用喇嘛教的戒律来处罚汉族士兵。



嘉那玛尼是“嘉那活佛”营造的石头堆。



这位“一世嘉那”是两百年前的活佛，往远里说，他是海选进决赛的“达赖灵童”（参加“金瓶掣签”的三名候选人，冠军当达赖、其他两个也能当别的活佛）；往近里说，他是班禅大师的房东（九世班禅暂住的“甲拉颇章宫”，就是嘉那的寝宫）。



因此，炊事兵用嘉那活佛的石头打架，属于糟践圣物的行为，必须严惩！



训令下达，仪仗队顿时就炸了。



炊事兵不肯再做饭，士兵们也牢骚满腹：“抢牛粪是为了大家，犯了什么死罪？”



“走了几千里路，到这里为牛粪送命，想起来真冤枉”



“扛枪打仗、为国效力，到头来连喇嘛的石头都不如，老子不干了……”



当天夜里，二中队的一个排（四十六人）擅自离开营地，准备开拔回家。



逃兵刚上路，排长就报告了大队部。曾铁衷明白，如果不及时刹住这个风气，今后的局面将不堪收拾，于是立刻命令部队追击。



一中队队长谢雨禄和二中队队长沈剑波请示：“天黑路险，不容易追上，怎么办？”，



曾大队长不留任何余地：“追不上就开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个也不能放走”。



于是，十三名逃兵被打死，其余的都被抓了回来。



肇事的“祸首”也被枪毙了。



行刑之前，大队部请犯人们吃“上路饭”。几个火头军没哭没闹，只是提出把刑场设在河边，他们的魂魄要顺着通天河、金沙江，顺着长江回江西老家去。



曾铁衷照办了，他也是江西人。



九世班禅指派喇嘛给“不幸身亡”的士兵念经超度，还给仪仗队送来了大米白面。从大队长到马夫，没有人去经堂答谢，也没有人吃那些米和面。



蔡智明回到队里的时候，事情已过去好几天了。



这些天，曾铁衷大队长一直在给大家做“精神讲话”：



“我知道大家心里有委屈。弟兄们护送班禅大师进藏，吃了很多苦，可现在却有人讨厌我们、刁难我们，他们克扣粮草、告黑状、暗中使坏，想把我们赶走。大家自然会想不通，觉得给班禅当仪仗兵是吃力不讨好。



但是，弟兄们要明白，我们不是班禅的跟班，仪仗队也不是活佛请来的吹鼓手，我们是国家权利的象征。自古以来，边疆的政教首领都是由中央政权送回辖区的，这是政治传统、是达赖和班禅个人的荣誉、更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这个传统关系到国家声威，今天不能被破坏，要靠我们军人来完成。



某些人和仪仗队作对，挤兑我们，他们是别有用心。但是，弟兄们受不了委屈，想逃跑，这就是政治上的幼稚、也是品质上的软弱！我们必须记住，仪仗队的行为不仅是针对某个人的礼貌，而是代表中央政府向西陲边疆行使主权，这是我们军人必须履行的责任。



有人说，我们只有三百人，无足轻重，解决不了大问题。这句话错了！三百宪兵，不仅是班禅行辕的仪仗，更是国家法统的标志，我们三百人在此，代表了国家的三百万军队。这是仪仗队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光荣！身为军人，既接受了任务，就要努力完成，哪怕断粮、断头也要干到底，谁也不能当逃兵！”



官兵们纷纷表示：“队长，咱们以前不懂事、现在明白了。今后哪怕吃尽千难万苦，也要坚持着把班禅送回去”。



班禅大师也很想回去，可事情却并不那么容易。



很多人把九世班禅返藏受阻的原因归结到仪仗队的身上，这有些片面，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仪仗大队确实是拉萨与中央政府争执的焦点。



刚开始的时候，仪仗队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争议。



“国师返藏、中央礼送”是自古以来的惯例，以前的达赖喇嘛也被清朝皇帝送过两次，从没有谁觉得不合适。再说，三百名仪仗兵在军事上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可能对西藏形成威胁。因此，36年12月，当得知班禅行辕到达玉树结古寺以后，噶厦府只是提出“仪仗队随班禅径赴后藏”。除了不愿意班禅的仪仗在拉萨耍威风，并没有更强烈的意见。



可一个月后，也就是37年1月，英国驻西藏办事处负责人（兼锡金行政长官）古德爵士突然发表讲话，“反对中国政府派遣军队进入西藏”；藏军总顾问威廉（印度东方旅的旅长）也立刻表示将给噶厦府“在军事上提供协助”；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随即提交照会，抗议南京国民政府违反了“西拉姆协议”。



（注：“西拉姆协议”是英国人和西藏政府订立的条约，这个协定中的“麦克马洪线”十分有名，但其实还有一条：它认定中国对西藏只享有宗主国权、而不是完全主权……这是历届中国政府都不能承认的）



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噶厦政府也变得强硬起来，“摄政王”随即通知班禅：欢迎大师本人返藏，但仪仗队不许进藏，行辕和行署中的汉人和蒙人也一律不得进入西藏。否则将以武力阻拦。



英国人的态度为何如此霸道？细说起来，可以从殖民主义讲到帝国主义，原因多了去。



这里，只讲个直接的诱因：



1936年12月，英王爱德华八世（也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那位）辞职不干了，由他的弟弟乔治六世（伊丽萨白的爹）继位。新国王的加冕仪式定于37年的5月中旬举行，世界各国都派代表参加盛典，西藏也是受邀朝贺的一“国”。



消息传到大英帝国“拉萨办事处”，古德爵士屈指一算，按照国民政府的计划，37年5月，班禅行辕和仪仗队正好开进西藏，拉萨的街头届时将挂满青天白日旗。这么一来，西藏就不象是“一个国家”了，大英帝国和印度总督的脸上肯定挂不住。



因此，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官兵进藏……



蔡智明他们当然想不到，仪仗大队进西藏，居然能与英国国王和美国女人的爱情扯上关系。



班禅活佛虽然法力高深，估计也想不到这个。



达赖死了以后，摄政的“热振活佛”只有二十多岁，班禅就以为自己的声望在西藏无人能够抵挡。按行辕的说法：班禅进藏如同佛光普照，百姓必将顶礼膜拜、倾心相随；黑河（今“那曲”）的藏军更不用担心，他们都是后藏的子弟，只要听说班禅大师回来了，定会倾巢投诚、竞相易帜……



于是乎，九世班禅就就在结古寺等待冰雪消融。



春天来了，可美好的愿望却没有实现。



南边三十九个部落的土官来信说：对不起，奉噶厦之命，不能给班禅大师提供“乌拉”；黑河的藏军倒是来了几个“投诚”的，可职务最高的只是个“甲本”，相当于排长，其他的士兵还在据点里端着枪，严阵以待。



班禅顿时傻眼了，他没想到那个“热振活佛”居然这么厉害。



五世热振呼图克图，法名“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坚赞”，1912年出身于西藏的加查宗。



一般情况下，大活佛很少跑到贫民家庭投胎，可五世热振却是个例外。十三世达赖亲自把他从奴隶的家里找了出来，并且在他刚满二十岁的时候就授予他黄教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让他主持热振寺。这样，五世热振对十三世达赖当然绝对的感激、绝对的忠诚（这一点，只要看看他为十三世达赖修建的灵塔就知道了）。



根据达赖的遗愿，二十三岁的五世热振被尊为“摄政王”。他对待班禅的态度继承了十三世达赖的理念，而这个政策又得到了英国人和拉萨高级僧侣集团的支持。



九世班禅在与他的交锋中，完全处于下风。



南京中央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别的可以谈，但专使行署和仪仗队一定要进藏。这个意见，蒙藏委员会通知了拉萨政府、外交部照会了英国大使、孔祥熙去英国期间也做了说明——没有更改的余地。



这下子，九世班禅坐了蜡。他不能反对中央政府的意见，因为中央是他唯一的靠山；可遵循中央意见他就进不了藏，因为他的宗教号召力比不过拉萨政治的权力。



“政教合一”，当政教不能“合一”的时候，政治是第一位的，宗教只不过是陪衬罢了。



于是，班禅着急了、生病了，他生的是肝病，气急伤肝。但他生病的时候吃的是西药，治病的医师也不是喇嘛，这让蔡智明觉得很奇怪。



班禅行辕的人也急了，他们觉得是仪仗队坏了进藏的事。



从四月份起，行辕就不再向仪仗队发放军粮，军需官余展鹏顿时抓了瞎，仪仗兵们也开始饿肚子。大家成天看冷脸、听闲话，还要愁着买粮食、找牛粪，这才引出了前面的一系列事件。



班禅本人没有埋怨过仪仗队。有趣的是，就在专使行署到达玉树的头几天，他突然带着随从到两百里外的拉秀乡泡温泉去了，那意思是让“护送专使”在结古镇吃个闭门羹。



赵守钰反应很快，立刻改道“青南警备司令部”、找马彪商量军粮补给的事情，这才算是没丢面子。



赵守钰果然面子大，很快就从青马骑兵那里借来粮食，解决了仪仗队的吃饭问题。



可是，这时候，班禅大师却住在拉秀乡不肯回来了。



拉秀有个“拉休寺”（本名“龙西寺”），是座黄教的寺院，那里有男喇嘛学院、还有女喇嘛学院。九世班禅说他要在庙里闭关修炼，不让仪仗队去打扰他。



不让去只好不去。仪仗兵原地待命，蔡智明无所事事，于是又开始四处乱转、凑热闹看稀奇。



九世班禅大师身体欠佳、心情也不好，因此移驾到“龙西寺”闭关修炼。



结古寺是花教的寺院，龙西寺才是黄教的寺庙。人不痛快的时候，总愿意在自己习惯的环境里休养，活佛也是如此。



武林中人提倡“强身健体”，却要区分门派，为争霸江湖打来打去；同样，佛门僧侣主张“修身养性”，也要分派，吵来吵去抢着当教宗。



这方面，喇嘛与和尚是对手。



其实，西藏和内地都信奉大乘佛教，只不过和尚练“显宗”，喇嘛重“密宗”。“显宗”和“密宗”的区别，往简单里说——前者重理论、后者重形式。就象华山派的“气宗”和“剑宗”，一个是岳不群、一个是风清扬。



到庙里看一看就知道。如果菩萨的神态安详、面带微笑，道貌岸然假装深沉，那多半是显宗；又如果神像张牙舞爪、表情复杂，甚至摆出一些少儿不宜的姿势，不用说，密宗的。



和尚和喇嘛时常互相看不起，各说各的高明。其实“显”也好、“密”也罢，都是由环境决定的——内地有农耕的文化、儒家的底子，所以和尚必须故作玄机、显得有涵养才能吃得开；而西域是农牧文化，人民性情坦率，喇嘛的行为也只好夸张直露一些、引人注目——大家都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不好说孰优孰劣。



其实，藏传佛教也不是不讲理论。喇嘛教有很多教派，越晚出现的派别越注重佛理。到了黄教阶段，喇嘛们更是主张“显密兼修”、“先显后密”——这就成了内外兼修的令狐冲、可以笑傲江湖。



清康熙以后，一统江湖的是黄教（格鲁派）喇嘛，其他教派都要听从达赖和班禅的领导，花教（萨迦派）也是如此。



“萨迦派”之所以被称为“花教”，是因为他们喜欢在院墙上涂抹红色、白色和黑色的条纹。太阳出来，寺院的高墙被阳光照得色彩缤纷，有时象德国旗、有时象俄罗斯旗，确实够花的。



花里呼哨的萨迦派曾经创造了喇嘛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13世纪，花教教主“八思巴”被元朝皇帝册封为“国师”，忽必烈把西藏（前后藏）、西康和安多交给他管理，八思巴由此开创了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统治的先河。



元朝的喇嘛可以当官，头戴莲花帽、身穿大红袍的“法师”在京城里东游西逛、作威作福，使得内地和尚十分羡慕。



出家人也讲虚荣。早先，和尚的打扮比较朴素，只穿褐色和青色的衣服，后来看见西域法师的衣着鲜艳、风头正健，内地的寺院也就流行起了大红袈裟。



武打小说里欺负郭靖、杨过、张无忌的喇嘛多半是花教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黄教”，达赖和班禅要到清朝以后才开始威风。到了康熙朝，穿黄衣服的黄教喇嘛满街跑，于是黄僧帽、黄袈裟又成了内地方丈和尚们的时髦……



所以说，西藏喇嘛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笑傲江湖：一是实施了“政教合一”，二是领导了佛界服装新潮流——这两条，别说汉人和尚没法比，就连印度和尚也比不上。



元朝灭亡以后，花教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但萨迦派毕竟是威风过的，所以依然在藏区保持着相当的势力。



结古寺就是萨迦派的寺院。



没事的时候，蔡智明喜欢跑到结古寺里东张西望，想瞧瞧“法王”是个什么模样。可是，花教的喇嘛似乎对班禅的仪仗兵不大感冒，板着脸不愿意搭理人，这让好奇的书记官十分失望。



在寺院里，态度最好的是个小娃娃，据说是“生钦活佛”的转世灵童。



“生钦呼图克图”原本是后藏的大活佛，江孜“重孜寺”的寺主。清朝末年，“四世生钦”因为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过于密切，被慈僖老佛爷下令赐死了，于是投胎到新疆土尔扈特部，成了蒙古王爷的儿子。清朝灭亡后，“五世生钦”试图推行政教合一，自任新疆大活佛兼骑兵总司令，一时权势极盛。可惜好景不长，32年被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给枪毙了，只好再投胎。



结古寺里的这个“转世灵童”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虎头虎脑挺可爱，大概是准备跟着九世班禅回后藏去。



小灵童只有四五岁，没有受戒也没有剃度，当然更不会念经作法。但他的算术很不错，会摇骰子。



喇嘛算卦是把三颗骰子放在“本巴瓶”里摇，以骰子的点数、参考经文上的说明来判断凶吉，大致说来奇数的结果较好、偶数的运气比较差。



小灵童不懂得经文，可他懂得加法，并且很希望为别人算卦。蔡智明觉得这小孩挺好玩的，于是就陪他逗乐子。



大家提出诸如“明天会不会下雨”、“今天能不能吃羊肉”之类的问题请灵童预测，这小家伙立刻十分热情地摇动“本巴瓶”。如果倒出来的骰子是偶数，他的表情就显得很忧虑，要求身边的“阿咯”念经消灾；如果骰子是奇数，灵童就很高兴，伸出手来抚摩大家的头顶。好象是真的活佛一样。



陪伴灵童的“阿喀”是个年长的僧人，德行高深。他的任务除了照顾小孩，还给他做一些启蒙教育。



行署的干事巴文奇是个蒙古人，懂得藏语，他一边听“阿喀”讲课、一边给大家做翻译。



老喇嘛先问小灵童，什么是红色？什么是白色？白的能不能变成红？心里想到的和眼里看见的是不是永远一样？



然后又说，人的心灵是可以支配一切的，心是车轮的轴子、眼是车轮的辐条。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只有心不会欺骗自己，就象瞎子的眼睛盲了，但一样可以心知肚明。学经的目的就是锻炼“心”，让凡人的“土心”变成菩萨的“金心”。



“金心”可以使人升入天堂，那里是神的领地，有铺着地毯的庭院、有大奶头的牦牛、还有长毛羊，大家穿着高贵的衣服，日子过得很舒坦；“土心”会把人带进地狱，那里尽是妖魔鬼怪，食物吃到嘴里就变成刀，水喝进肚里就成了滚烫的热汁……真是可怕极了。



蔡智明心想：谁说喇嘛没文化？这位阿喀的启蒙教育就挺厉害的。



更多的时候，阿喀是在帮助灵童学习戒律。



喇嘛教的戒律有好几百条，从“不能诽谤佛祖”到“生气的时候不能洗澡”、从“打坐的姿势要端正”到“吃饭的时候不要用舌头舔碗”，就象是行为守则一样，很适合小孩子学习。



小灵童按照戒律的要求行事，举手投足有模有样，真有点高僧的味道。



（蔡智明没有说这小孩的名字，因此，结古寺的这个小灵童是否就是后来的“六世生钦活佛”，我不知道。已知的是“生钦，洛桑坚赞”后来成了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98年去世了。截止目前，“七世生钦活佛”尚未出现）



喇嘛教的戒律大多是宗咯巴制订的。宗咯巴是黄教的鼻祖，所以黄教的僧侣执行戒律比较好一些，而其他教派的喇嘛就不那么认真。



比如戒律规定“僧侣不能近女色”，黄教喇嘛就真的不娶老婆，别派的喇嘛却不在乎这一套。



花教喇嘛通常不在寺院里住，他们在外面有自己的住宅，白天到庙里念经、晚上回家陪老婆，搞得象是公务员上班一样。



红教喇嘛的本事更大。红教（宁玛派）的寺院和土地较少，为求得布施，喇嘛们需要经常在外走动，这就给青年男女的爱情创造了条件。时间一长，藏区的私生子中，十个有八个与红教喇嘛脱不了干系。



有人认为不守戒律的喇嘛破坏了当地的风气，可也有人觉得喇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藏区的一大半男人都出家当了和尚，若不是有人挺身而出，要想把人口延续下去还真成问题。



好在当地人对私生子并不歧视，称他们为“佛子”。这些小孩比一般人更有灵性，出生时往往伴有湖水变色、雪地现字之类的奇观，成为活佛灵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有“寺院和尚”就有“走方和尚”，喇嘛也是如此。他们有的经营庙产、有的上门服务，各有业务范围。



寺院接受供奉。比如“六样”：水、花、香、灯、茶、饭；比如“七宝”：轮（轱辘）、皮（皮毛）、坐席、功德（药品）、衣服、靴子、佛堂（小神像）；比如“八品”：铜镜、黄颜料、红颜料、奶油、羽毛、果子、海螺、谷物……供品上不封顶，多多益善。



但不送是不行的，佛爷会生气，后果很严重。



做法事也能赚钱。比如说，有人想延年益寿，好办——买一千个小铜碗、一千盏小油灯、一千座小三棱塔，供在佛龛前，喇嘛就开始念经。念完以后，取出一个装水的碗、一盏燃烧的灯、一座压经卷的塔，让信徒带回去，法事就算大功告成——人家花了一千套的钱，只得到一套东西，喇嘛买卖的利润实在是高。



有些法事，光花钱也不行。



比如谁家媳妇不生孩子，请佛爷想办法。喇嘛摇摇骰子算一算，告诉他：这部经要念一万遍、那部经要念三万遍——这些经都是特别难念的那种，平常人一年也念不了几百遍。怎么办？请喇嘛上门服务——信主谈好酬金、准备吃喝，让几位喇嘛在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唵嘛呢叭咪吽”……放心，来年准保有孩子。



上门服务的以红教喇嘛居多。



宁玛派（红教）是历史最早的喇嘛教，他们的祖师是莲花生。红教的做派完全是密宗的，与内地和尚的区别十分明显，特别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红教喇嘛披红袍、穿红裙、戴红色的鸡冠帽。这类人物不剃光头，反而留着蓬松的发辫。五十八股辫子代表了五十八座“愤怒神”，发功的时候神灵就坐在头发上，因此那辫子是他们的武器，碰不得的。



红教喇嘛的装备很复杂：身上戴着耳环、手镯和戒指，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命门。腰间挂着人头骨碗（真的）和牛角，是辟邪用的；手上的禅杖是根“三股叉”，叉头下三个人头（假的）、人头上九个铁环，每个铁环系着两缕头发，一缕是活人的、一缕是死人的——所有这些玩意都有相当厉害的象征意义。



红教喇嘛的功力和他的装备有着直接的关系。密宗的这个原则和网络游戏的规矩差不多，如果能弄到一套“终级装备”，基本上就可以天下无敌、秒杀一切妖魔鬼怪了。



如果说黄教属于“防御型喇嘛”，那红教就是攻击型的。



红教僧既能够发功除妖、也可以下咒杀人，黑白两道通吃，全看他愿意怎么搞。所以红教虽然没有取得过藏区的统治权，但别人却不大敢惹他们，因为他们的“战斗值”太高。



九世班禅在“龙西寺”闭关修炼，蔡智明在结古镇东游西逛，专使行署的官员们则在等待与西藏谈判的结果。



拉萨方面提出：“蒙藏委员会”的藏事处长罗桑坚赞是班禅的属下（罗桑坚赞原为九世班禅的堪布），不愿意以他为谈判对手——南京政府随即调整人事：由吴忠信（安徽人，时任贵州省主席）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孔庆宗任藏事处长。



拉萨发来电文。抬头“汉政府”、落款“藏政府”，开口“西藏乃大悲观音教化之领域，佛法昌明、系于白昼”，闭口“汉政府五族同一法规，我僧众无法承认”，还说“西藏政教，与汉政府无涉。最好将通行汉藏语文之地及人民，悉数交与藏政府管理，如是则顾全佛法……”



这些话，其他人都看不下去，而孔庆宗处长却不反驳。



新上任的孔处长是四川长寿人，北大毕业、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博士、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有名的好好先生。因为前任“蒙藏委员长”（黄慕松）和藏事处长是得罪了拉萨被撤职的，所以他拿定主意，决不和西藏的噶伦吵架。



拉萨当局对自己的定位很奇特。他们认为西藏与内地是“檀越关系”，自己是菩萨、内地是施主，施主只能够努力供奉佛爷争取光荣、却不允许冒犯神界的权威——这真是喇嘛的思维方式。



拉萨的代表号召南京政府向满清皇帝和蒙古王爷学习，“尊崇佛教、信仰达赖之心不变，以盛大之意顾念西藏”，要把西藏当做“圣地”看待。更有甚者，他们以仪仗队的问题要挟青海、西康的驻军，提出“东北青藏为佛教之地，西宁不得派兵威胁；藏川交界处（西康），汉人不得派兵设官……”



对此，南京的孔庆宗处长仍然哼哼哈哈。可是，玉树的赵守钰专使和高长柱参军却按捺不住了。俩人丘八脾气发作，当即回复电文：



“噶伦言必称西藏为佛国，但外界皆知拉萨有三多，即喇嘛多、乞丐多、野犬多是也，盖为西藏政府苛捐人民所演成。



西藏之无告贫民鹄立街市，鸠形菜色、悲惨可怜。而今中央提倡五族共和、僧俗一体待遇，何其磊落光明！



满清既已灭亡，溥仪伪政权实为日本人压迫所致。民国旗下，满蒙无不服从中央命令。惜外蒙受人牢笼、堕入地狱，而今外蒙之佛教安在？贵族安在？喇嘛安在？谁为佛教保护者、谁为王公贵族保护者，明眼人不难知之。



应请拉萨首先承认者，中藏是否一家？如为一家，则问题不难解决；如非一家，则康、青军队之击藏军，直击外国耳！”



此通电文一出，拉萨的噶伦立刻不那么罗嗦了。



西藏当局心里明白：溥仪皇帝做不了主，满洲国没打算请活佛去当大法师；外蒙受苏联控制，昔日的王公贵族、活佛喇嘛被抓的抓、杀的杀，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也知道，英国人更不在乎佛教，八个达赖大活佛也不是一个“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对手。相对而言，南京政府是对他们最客气的。



当时的拉萨政权，地位最高的“摄政王”（僧）是从二品官（达赖是正二品）；其次是“司伦”（俗），正三品，总领藏区行政、有点总理大臣的意思；“司伦”下面还有四个“噶伦”，一僧三俗（僧为“首席”），从三品，既象副总理又象是部长。



37年，西藏的这一帮二品官和三品官，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有的是“拉让巴格西”（喇嘛教最高学位）、有的是印度留学生、还有英国的博士。虽然有学问，却没有多少执政经验，卤莽冲动，彼此之间也不团结。



这时候，西藏的政治势力分为三派——亲英派、亲汉派和维持派。



“亲英派”是从英国和印度回来的留学生，支持者是藏军的军官。这帮人在英国的帮助下建电灯厂、造币厂和兵工厂，引进工业、训练军队，政治上主张“西藏是独立的国家”，而且还要求将藏区的边界扩展到青海和川边。



“亲汉派”大多是僧官，拉萨三大寺的“堪布”是其中坚力量。这伙喇嘛畏惧英国传教士的力量，担心“洋教”的渗透会动摇寺院的权威，所以主张接受内地的扶持、恢复旧有的从属关系、维护藏教的传统势力。



噶厦府的执政官员大多属于“维持派”。领袖人物是“司伦”贡嘎旺秋，他是十三世达赖的大哥的儿子，当时32岁。



西藏的政治采取贵族专政，高级僧俗官员（包括军官）全部出自一百七十五个“世家”（成为“世家”的途径，一是有功劳的土司，二是大活佛的亲属）。世家子弟长成之后，选僧得称“资仲”、选俗得称“仲科”，而各级官员必须从“资仲”和“仲科”中产生。平民若想“跳龙门”，除非被选中当活佛，否则不大可能。



当其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贵族已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鉴于此，西藏的“世家”就很不愿意接受英国式的“民主”；同时，他们也担心内地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改土归流”，废除土司特权。所以，当权的世家子弟们普遍希望维持现状，在英国和中国之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利用两边的矛盾保护自身的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噶厦政府的政策首鼠两端。如果内地软弱，他们就嚣张，如果中央的态度强硬，他们就退让。



果然，接到赵守钰的一通电报，拉萨的噶伦再不敢说什么“尊崇佛国”之类的废话，表示同意仪仗队进入西藏。但同时，他们又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比如仪仗队的纪律约束、在西藏的停留时间、退出西藏的线路等等——这些事情都好商量。



“噶伦”们还提出一个要求：班禅进藏，必须经过拉萨三大寺的担保——拉萨三大寺是“亲汉”的，中央政府当然没意见。



可是，九世班禅却不干了。



“蒙藏委员会”和拉萨谈判，九世班禅也在谈。



替班禅传口信的人名叫多仁台吉，是个四品俗官，号称西藏第三大富翁。他向拉萨政府转达了多项要求，其中包括：一、准许班禅在后藏征兵，组建自己的军队；二、撤换现有的后藏官员，由班禅重新委派；三、后藏不向拉萨纳税，专为班禅供差。



这些意见是行辕秘书长刘家驹拟定的。刘秘书长是个小学校长，政治上实在幼稚——组建私人武装、排除异己、划分势力范围，这都属于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现在九世班禅的人还没进西藏，先就气势汹汹地把自己的图谋嚷嚷出去，对方岂能容他得逞？



果然，拉萨方面随即回复：一、后藏可以征兵，但必须归属藏军统一指挥。班禅不但不能拥有军队，就连现有的卫队也必须解散；二、现任的后藏官员能力强、表现好，不能变更。今后，包括“扎什伦布寺”的寺主也由拉萨指派，班禅没有任免的权力；三、后藏必须承担政府的差役，班禅由内地携带进藏的武器和物资设备也必须交给政府管理……除此之外，还要求九世班禅就以上内容做出书面保证，交拉萨三大寺担保。



九世班禅顿时气炸了。



班禅是什么人物？伟大的活佛啊！平时发布命令都不用亲手自己签字、是由堪布代理签署的（因为他写的字是“圣物”，不能轻易使用）。可现在不仅说话不管用，还必须写亲笔保证书，交给地位比他低的喇嘛担保，这简直就是侮辱神灵嘛！



班禅大发雷霆、通电斥责噶厦政府，声明自己是金口玉言、所提要求绝无通融的余地。



拉萨的噶伦回答的也挺干脆：不仅要写保证书，还要加上一条——班禅承认，进藏以后服从噶厦政府的领导——否则，政府将以武力拦阻其进藏。



这下子，班禅终于明白，藏区的僧俗官员并没有把他这个大活佛当回事，根本就不希望他回去“领导佛界”。



于是，班禅对谈判失去了兴趣。他转而联络青海和西康，请求马步芳和刘文辉派军队协助他进藏——看样子，活佛真的急了。



这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可是，蔡智明他们却并不知情。



因为怕动摇军心，行署方面对仪仗队封锁了消息。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是从过往的商人嘴里听说“中国和日本在打仗”，每每向上级询问，曾大队长总是回答：“华北事件，日军被我沉着击退。国际间对我深表同情，国势尚属乐观……”。



那个年月，中日双方的冲突屡有发生，大家早就习以为常。所以，蔡智明也就认为这次只是一场寻常的争端。



在那段日子里，官兵们更多考虑的是：“礼仪护送”会不会真的变成了“武装开道”。



班禅邀请青马、康军进藏，马步芳和刘文辉是有可能答应的。



昌都原本是四川属下的商业城镇，1917年“第一次川藏战争”时被藏军占领了。从那以后，昌都就成了西藏东扩的大本营，刘文辉深受其扰，早就处心积虑地要把这个军事要塞夺回来；同样，那曲（当时叫“黑河”）草原是藏军的集结地、是西藏进攻青海南部的跳板，马步芳也很希望把这片优良的高原牧场据为己有。



川军的粮草充足，但他们有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糟糕名声，出了四川、见谁输谁，所以胆气不那么足。而“青马”却是豪情万丈，不仅乐意当先锋，还放出话说：“马子香要当民国的福康安”。



乾隆年间，福康安率领清军与廓尔喀（尼泊尔）开仗，从日喀则一直打到加德满都，回到拉萨又把西藏的政教事务整顿了一番，文治武功、声名大震——而今，马将军也想效仿“福大帅”，只不过，他这个“回回福康安”会搞出个什么样的“政教合一”，谁也说不准。



玉树附近驻扎着“青海南警备区”的一个骑兵团。青马的军官们觉得和击溃藏军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西康能够保证粮草，打进拉萨，一个师就够了！”



青马的人倒也不是乱吹，他们和西藏打过仗，对藏军很了解。



西藏的最高军事机关叫“马基康”，司令叫“马基”，有一僧一俗两个人；藏军的最高军事单位是“代本”，相当于团，“代本”下面是“如本”，然后是“甲本”、“定本”和“久本”。一个“久本”管五六个兵。



“代本”的编制为五百人。经过多年扩充，藏军的规模已经从六个“代本”扩大为十三个“代本”，再加上附属人员，总兵力将近一万人——这就很不容易了。想想就知道，一百万人口的地方，一多半男人当了喇嘛，还能剩几个当兵的？



西藏的游牧民不能当兵，因为他们居无定所，逃跑了也找不到。兵源来自庄园农家，按“一头牛耕五天的地”的面积出一个兵，因此，士兵都是农奴。



兵士的服装（英式）、军粮（每个月四十斤青稞）、军饷（每年四两五钱藏银）由庄园主提供，士兵的弹药也由所属领地的主人负责。军队只发一杆枪。这样一来，政府省事了，主人却很头疼：如果当兵的枪法不行，多打几枪、他就有破产的危险。



炮弹是政府的、可以放心折腾，子弹是私人的、机关枪就不敢随便玩。所以藏军有二十九门炮，只有四挺机枪。



藏军的枪支有三个来源：最老的一批俄国货，是清朝末年向沙皇订购的；还有千把支“四川造”，是藏军缴获刘文辉的武器；最多的要属“英国造”，这五千支英国枪分为两类，三千支是现款采购，所以是新枪；两千支是赊帐，所以是尼泊尔兵淘汰的旧枪——英国老板做买卖，一分钱一分货。



拉萨也有兵工厂，引进机器设备花了两万英镑。每月能生产三千颗子弹、十五条枪，产品质量和“四川造”有一拼，成本却比英国货还要高，象征意义远超过实际作用。



藏军的一个军事单位来自同一个地方，军官都是庄园地主，带来一百人、可以当“甲本”，只带五个人、只好做“久本”。也就是说，士兵是军官的财产、也是他当官的资本。比如“定本”的手下起码要有二十个兵，若是枪毙几个、再开除几个，他就只能当“久本”了，所以地主军官通常不愿意处罚自己的农奴士兵。



这么一来，藏军的纪律就不太妙。哨兵站岗，把枪挂在栅栏上就去闲逛，过俩钟头回来，枪都不见了。军官也只能揍他一顿，赔几个钱了事——藏军纪律中有一条：士兵失弃武器，由其主人赔偿——这可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军规。



还有一条绝的——士兵见了长官不立正，而是叉开双腿、两手摊开、弯腰鞠躬、伸出舌头、发出“吐噜吐噜”的声音，这种军礼恐怕也是天下独步。



不过，藏军也自己的优势。



他们的军官都在江孜接受过专门训练，部分人还毕业于英国、印度或尼泊尔的军校，军事口令使用英语，整体素养不差。虽然士兵的战术水平较低，但能吃苦耐劳、行动敏捷，特别擅长登山越野，部队的运动能力很强。



另外，藏军有宗教的信仰、有服从上级的精神习惯，执行任务比较勇敢。这一点只有青马骑兵可以匹敌，川军就远远不如。



西藏周边的气氛十分紧张。



刘文辉和马步芳相继向中央报告：“藏军正在藏东前线调动兵力，意图进犯西康、青南”——他们开始在为下一步的出兵制造舆论。



青海，马禄旅进驻结古镇。据说，青马将有两个骑兵旅另一个骑兵团集结玉树，战事一触即发。



仪仗队也着手制定应变方案。赵守钰专使指出，西藏方面有“消极抗拒”、“积极抗拒”、“迎班禅、拒汉人”三种可能，要求曾铁衷大队长根据这三种情况拟订行动计划……



37年8月，迫于青、康方面的军事压力，拉萨的噶伦突然改变态度，宣布：“欢迎班禅返藏，同意仪仗队进藏，其他未决事宜，待大师抵藏后再做协商”。



这让大家有点发懵。余展鹏和蔡智明嘀咕说：“抵藏后再做协商？万一协商不成，把我们关起来打怎么办？这事挺玄的”



班禅大师那边也不做乐观的响应、没有立刻动身的准备。看样子，他也有点犯怵。



一时间，何去何从，祸福难测，行辕和行署都做了难。



1937年8月19日，行辕、行署和仪仗队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的电令：“本院会议决定：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返藏，先暂住政府指定地点……”



于是乎，“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返藏之行，就此取消了。



然而，对蔡智明而言，最让他震惊的不是班禅行程的中止，而是行政院电文中的“抗战”两个字——作为宪兵的他知道，中央政府以前是不允许使用这个“过激”的词句的，而今它却登上了政府的公文，这说明，正式开战了……



抗战期间，西南后方的任何不安定因素都有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隐患，并且，国民政府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因为西藏问题与英国方面产生矛盾。于是，经过权衡，37年8月19日，蒋介石委员长下达手谕：“此时中英关系必须顾虑，仪仗队入藏恐启纠纷。班禅大师入藏须得藏方有确切回音，一切妥实之后方可决定……”。



同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电令中止“九世班禅返藏”的计划，以此断绝了青海、西康军队“护送进藏”的可能性。



接到命令，马步芳和刘文辉立刻偃旗息鼓、停止了在藏区边界的军事准备，可这时，仪仗队却陷入了无所适从的难堪境地。



从行政院的电文中，蔡智明看到了“抗战”两个字。在以前，这个词是共产党和“激进分子”才使用的字眼，政府通常是把中日之间的冲突称为“摩擦”或者“纠纷”的，现在既已上升到“抗战”，说明情况发生了质变，国家已经进入了全面战争的阶段。



官兵们涌到行署询问究竟，这才知道——北平失陷了、天津失陷了、上海正陷入激战，蒋委员长已经宣布：“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大江南北、中原大地已燃起了抗日的烽火。



再询问战事的详情，赵守钰专使就不肯细说了；又问仪仗队今后的打算，回答也是语焉不详。这不免让大家的心里忐忑不安——原定十个月的“班禅大师返藏行程”拖了整整两年，最后不了了之，而今，内地战火蔓延、国家和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之中，一群血气方刚的士兵怎么可能安心地滞留在这信息闭塞的偏远小镇里呢。



仪仗队里有许多官兵是北方人，这下子都急了，成天四处打探“小道消息”，纷纷盘算着回家参战。



过了几天，又有传言说：国军在平津作战中“折了两员上将”。蔡智明和一帮同事排列了十几位高级将领的名字，猜来猜去、居然猜到了“一级上将”何应钦的头上（其实应该是佟麟阁和赵登禹中将，他俩于8月初被追授为“二级上将”），何应钦是贵州人，何家与蔡家还算得上是世交，得知“世伯遇难”，蔡智明也有些坐不住了。



8月28日，驻扎玉树的“青海南部警备旅”编入“骑兵暂一师”，奉命紧急增援河北前线。青马骑兵开拔之日，仪仗队的大队部收到了许多“请调报告”、甚至还有一些官兵直接去找青马的旅长马禄，要求“入伙”上前线。



曾铁衷大队长立刻召开大会，宣布“未获上峰指令之前，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曾队长表示：对于大家的“离队参战”申请，他无权批准；仪仗队是否解散、何时解散，行署也没有权力决定，一切要等班禅大师的意见。



于是乎，大家只好等待九世班禅。



可是，九世班禅却还在拉休乡“闭关修炼”。



虽然得知了行政院的决议精神，但班禅大师好象有点不甘心，依然留在拉休的龙西寺做进藏的最后努力。他把工作重点放在拉萨的三大寺上，并声称已经得到了“哲蚌寺”的支持，进藏还是很有希望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只好拜托“考试院”的戴季陶院长亲自疏通班禅大师的思想。



戴季陶是个信佛的人，适合与活佛谈心，他一边不断地给班禅行辕发劝解电报，一边要求赵守钰专使立刻赶往龙西寺，把九世班禅请回玉树来。



9月份，班禅没回来。玉树却接到了拉萨方面的电报，说班禅行辕把大批武器秘密运送到拉萨的“哲蚌寺”和后藏的日喀则，试图组织“地下军”。现在，这些武器装备均已被噶厦府扣留查封了。



班禅大师立刻向西藏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归还这批武器。但他的这个要求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仪仗队接到命令：协助核查行辕的军需物资，不许再有任何军火经班禅行辕流入西藏。



蔡智明参与了清查工作。他们当然不可能真的搜查班禅大师的行李，只是根据行辕送来的文件做了一番登记:



行辕工作人员携带的武器包括：班禅卫队步枪三百枝、机枪四挺、迫击炮四门、山炮两门；其他职员用枪（步枪及手枪）二百枝——这属于公开范围内的装备。



但是，库房里还有物品——“除卫士、员役自卫，及已运往藏区者外，册列计：步枪1790枝，马枪1190枝，驳壳枪240枝，机枪58枝，迫击炮6门，山炮4门，枪炮零件24箱，步枪子弹22万发，手枪子弹5万发，机枪子弹6万发，山炮弹1190发，迫击炮弹528发，手榴弹418箱，引信34箱，其他散件70箱……”，另外，在玉树的“然拉寺”还存有迫击炮4门、山炮4门；在西康等地存有步枪1000枝、马枪96枝、子弹55000发、手榴弹200箱……



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三个团，都是活佛准备带回家乡的东西，也是“乌拉”们一路虔诚运送的“圣物”。



10月2日，班禅大师表示愿意将这些军需物资赠送给青海、西康的抗战军队，这使得马步芳和刘文辉十分高兴。但班禅却没有提出具体的分配方案，结果又弄得大家无从着手、空欢喜一场。



行辕的刘家驹秘书长不愿意交出武器，罗桑坚赞（原“藏事处长”，时任“班禅驻京代表”）也不愿意，他们共同做通了“蒙藏委员会”的工作，同意由班禅行辕继续保管这批军火……无奈之下，主持“清点核查”的赵守钰专使也只好不了了之。



说句题外话。



九世班禅圆寂以后，灵柩被暂时移送到西康，期间（39年），发生了班禅卫队与甘孜川军的武装冲突，川军团长章镇中被击毙——如今，这个事件被描述成“益西多吉队长为保护自己的情人，率领部下与汉人情敌展开了生死搏斗”，颇有几分浪漫色彩，甚至还被写成了小说。



其实，女土司“德庆旺姆”并没有那么大的魅力，川军真正的目标是军需物资——班禅圆寂时，遗嘱中明确表示要将枪支“献于中央、共济国难”，可行辕却始终不肯把库存武器交出来，反而把枪支弹药分发给当地的土司和寺院的喇嘛，意欲“化整为零”。这使得刘文辉急了眼，于是逮捕了“藏匿国家物资”的土司，最终引发了冲突——归根结底，这是军火和财宝惹的祸，与女土司的爱情并没有多大关系。



1937年10月，经过各方面的劝导工作，九世班禅终于表示“不愿入藏后受藏政府限制而疏远中央”，同意了中央政府的“缓进之意”。同时，他又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请中央指定西康甘孜县为班禅驻地，并令西康当局切实保护；



二、所携人员众多、经费不敷，请予优待；



三、拟明年（38年）四月进藏，请中央不分武力和平，完成护送案”。



10月8日，班禅行辕离开拉休的龙西寺，10月12日，回到了玉树的结古寺，重新住进了甲那颇章宫。



仪仗队的官兵们列队恭迎久未谋面的班禅大师，机炮中队依然鸣放二十四响礼炮，依然声势巨大、震得鸡飞狗跳。



追随活佛的信徒依然是那么多，成千上万的藏民匍匐在路旁的泥地里，许多人的脑门都磕出了血。



行辕车驾经过的时候，信徒们蜂拥而上、试图触摸活佛使用的圣物，由于蒙着明黄缎子的车轿被卫队严密地保护着、人们无法靠近，大家只好扑向队伍后面的牦牛，只要碰一碰鞍驮上的麻袋和箱子，人们的脸上就现出幸福的表情。



不过，此时的蔡智明却丝毫也没有感到激动。他在想：有谁知道，那些箱子里装的究竟是法器还是武器？他还在想：班禅大师是否会答应仪仗队的请求、让大家到抗日前线去？



10月18日，行辕的官员传达了班禅大师的法谕：“决不舍中央官兵，决心与仪仗队共进退”。这意思是说，大家还得陪着活佛到西康去，谁也别想离队上前线。



当天晚上，蔡智明正在大队部值班，办公室里还有大队长曾铁衷和一中队的值星排长刘文光（江西人）。突然，军需官余展鹏拿着张“辞职书”跑进来，径直对大队长说：“大哥，让我打鬼子去吧”



曾铁衷冷冷地回答：“现在不能答应你”



谁知，余展鹏张口就是一句：“你不答应我，我就跑！”，说完转身就走。



大队长火了，让书记官去把军需官追回来，没想到蔡智明拒不从命：“我不追！我还想跑呢！”。



一旁的刘文光也忘了自己的“值星排长”职责，嘟哝着说：“要跑大家一起跑”。



这下子，曾大队长反而没脾气了，哈哈哈地笑起来，答应替大家想想办法。



10月20日，九世班禅在结古镇举办“公开法会”。照例还是诵经、祈福、收礼、摸顶、发红绸子那一套，照例还是人山人海。只不过这次多了两样新内容，一是赏赐“护身符”，二是展览“未来世界”。



“护身符”是一个五寸长、三寸宽、一寸高的小盒子，里面有个小佛像，还有班禅大师的一根头发。送礼特别多的人可以得到“护身符”，据说能够驱邪消灾。



“未来世界”则是一座青稞和奶油做成的“坛城”，上面摆满了飞机、坦克、大炮的模型，就象部队的沙盘一样。军官们看了都笑：原来活佛心目中的“未来世界”也是武装到牙齿的。



仪仗队的官兵也得到了礼物。一样是酥油炸的油条，每根有两尺多长、手臂般粗；另一样是班禅大师施过法术的“仙水”，其实就是水煮藏红花。据说，能喝到这种“原汁仙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普通人等了好些天，能喝到的不过是掺了几十倍白水的清汤。



大家正在啃油条，行辕方面传达了班禅的《告西陲民众书》。



班禅大师在通电中明确表示支持中央政府的抗日斗争，并且指出：“只要大家努力，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两万元，用于救助伤兵和难民。



这时候，余展鹏找到蔡智明，拉着他一起去拜见班禅。曾铁衷大队长说了，仪仗队官兵离队的事，谁也不好做主，只能央求班禅本人点头，并且最好趁大师宣布拥护抗战的机会向他提出申请，说不定能够得到批准。



曾队长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傍晚时分，五个仪仗队的军人在神职堪布的引领下来到甲那颇章宫，班禅住所的门口点着几百盏小酥油灯，大师正在经堂里念经。



等了好久，乐队的喇嘛“嘟嘟”地吹响长号，九世班禅终于可以接见大家了。大师高坐在法坛上，铜炉上煮着红茶，茶水里掺了不少奶油和香料，闻起来很香，茶几上还摆了一些红枣之类的干果，可是，谁也没有心思品尝一口。



军官们按照礼节讲了一套致敬的言语，班禅大师却不吭声。大家只好鼓起勇气说：“我们想上前线参加抗日，希望大师批准”



“我们是军人，国家危难之时，须尽军人职责，请大师支持”



“家乡正遭受日寇的威胁，我们心急如焚，请大师体谅”



…………



班禅大师始终没有说话。



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10月21日，蔡智明、余展鹏等五人得到了班禅行辕签发的通行证。同时送给他们的，还有大师本人亲自赐福的五条红色的哈达。



根据九世班禅的指示，二十个“康巴”（西康藏民）“乌拉”将协助五名军人经西康到重庆。行程预计两个月，沿途的费用将由班禅行辕负责——原因是，大师认为，这五位“暂时请假”的军人，尽管离开了仪仗队，但他们仍然应该被视为“班禅大师的仪仗兵”。



后来的事：



一、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因肝病发作，在玉树结古寺甲那颇章宫圆寂，享年五十四岁。



如今，他的灵塔被供奉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名字叫做“扎什南捷”（吉祥天国）。在其不远处，有“释颂南捷”（三界圣地），那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的灵塔。



二、1938年8月8日,考试院长戴季陶在甘孜主持了“班禅大师致祭仪式”。仪式之后，仪仗大队随戴院长离开西康，随即宣布解散。官兵们赶往湖南报到，参加了保卫长沙的战斗。



不过，其中有些人够倒霉，居然赶上执行“长沙大火”。英雄没当成，却成了纵火犯。



三、1940年，拉萨发生政变，曾经阻止九世班禅进藏的“摄政王”五世热振被迫辞职。1947年，热振活佛“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坚赞”被人毒死在布达拉宫的牢房里，享年三十五岁。



当然，对活佛而言，死亡不是什么大问题。如今，七世热振已经“坐床”，过几个月就要满十岁了。据报道，该活佛落落大方、从容自如，“摸顶”的动作十分优雅，颇具神仙气象，并且，各级领导也“时刻关怀着活佛的健康成长”。大家尽可以放心。



四、1938年1月，蔡智明到达重庆。在朝天门码头，他给家里寄了一个包裹，随即乘船前往武汉，并被补充进黔军第102师（师长柏辉章）。



38年10月，102师（编入欧震的第4军）参加了“万家岭战役”。这是一场歼敌万余人的大捷，但是，304团代理营长蔡智明上尉在强攻狮子岩的战斗中阵亡，享年二十三岁。



41年5月，贵州的省会贵阳市修建了一座“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祭奠包括蔡智明在内的102师的一万二千位英灵。52年，该建筑因扩建道路被拆除，只在贵阳市的南明区留下了一个让许多人莫名其妙的地名——纪念塔。



五、蔡智明从重庆寄回家里的邮件中包括以下物品：六条哈达，一条手工羊毛毯（给母亲的），一双羊毛袜（给父亲的），一支美国“康克林”金笔（给妹妹蔡志兰的）。另外，还有几本《进藏日记》。



在日记的最后，蔡智明这样写道：



曾铁衷队长问：跟随班禅大师两年有余，可曾领悟到佛的真谛？



我照实回答：我不信佛，所以感觉不到佛的意义。



队长笑说：错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佛。否则，你何以要冒死参战。



——或许真是这样的。不信佛，是因为心里已有了佛。



平常只以为听到了良知的召唤，却不明白良知即是佛音，早已驻留在自己的灵魂里了。

胡同儿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