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刺杀陶成章,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屠杀光复会

Jinan90

蒋介石刺杀陶成章

1912年1 月14日凌晨两点，上海广慈医院突然来了两个穿西装的不速之客，敏捷地跳墙、上楼，走进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休养的头等病房。这时，陶成章正面里而卧，两个西装客连声呼喊“陶先生！陶先生！”当陶成章转过身子的时候，西装客即掏出手枪射击，子弹从陶的左颈喉管旁深入脑部，立即血流如注。二人行刺后，扬长而去。当日陶成章逝世。

1 月15日，孙中山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内称：“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孙中山要求陈其美“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孙中山哪里知道，陈其美就是刺陶案的主使者呢！

陶成章投笔赴东瀛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 1878年1 月24日生，父亲陶正，漆工，兼营砖灰业，有八、九亩土地，日子过得很拮据。陶成章15岁时，即在故乡的陶氏义学执教。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是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陶成章迫于父命，也曾钻研斯道，但无所成就。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惨败，陶成章因此萌发了“投笔从戎”的念头。自此，这个年轻人就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了。义和团运动中，陶成章离乡北上，游历奉天、蒙古等地，并到北京，计划刺杀西太后，因无从下手作罢。南返时，道经徐州，因缺乏旅费，步行七昼夜几乎饿死。

1902年夏，陶成章加入当时知识分子中正在掀起的留学热，东渡日本，初入清华学校，继入成城学校。次年4月，因为沙俄拒不按约从我国东北撤兵，东京中国留学生掀起拒俄运动，成立拒俄义勇队，不久，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为了支持这个新生的爱国团体，陶成章曾捐款相助。 1904年1 月，与魏兰相偕回国，暂寓杭州，时当夏历年底。魏兰对陶说：“杭州、绍兴相隔一水，先生何不归里一游？”陶答道：“情字难却，一见父母妻子，恐怕就不能再出来了。”于是，二人遍历浙东桐庐、云和、温州等，联络白布会、龙华会等秘密会党组织。许寿裳回忆说：“陶成章蓬头垢面，天寒时，用草绳做衣带，芒鞋日行八九十里，运动浙东诸县的豪俊起义，屡遭危难，而所向有功”，即指这一段经历。5月，在杭州写成《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上卷。叙述夏以前的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博厚、高明、悠久等特点，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自作之，自述之，自因之，自果之，绵绵翼翼，继继绳绳，光曙东亚大陆者，已数千年于兹矣”。这一年秋，黄兴拟在长沙起事，陶成章与蔡元培在上海计议响应，准备袭取金华、衢州、严州等地，然后率兵入皖，一路进攻南京，一路进攻江西。为此，陶成章与魏兰在嘉兴、杭州、兰溪、金华等地积极作了布置。但是，长沙方面始终没有消息，陶成章等了又等，才打听到，长沙起义计划已经失败。这样，陶成章不得不重返金华，布置隐蔽。

当时，中国革命党人有一个名为“暗杀团”的组织，它由军国民教育会演变而来，目的在于暗杀满族权贵。蔡元培觉得这一目的过于狭隘，因此，便与有关人士计议，定名为光复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而退。”除暗杀外，也准备组织暴动。由于蔡元培了解陶成章和会党广有联系，便劝他加入光复会。自此，陶成章即成为光复会的重要领导人。　　　　　　

陶成章在日本的时候，学习过催眠术。1905年再赴日本，继续研究。同年夏归国，在上海通学所讲授催眠术，并且编撰了一本《催眠术讲义》，后来鲁迅先生曾回忆说：“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这年冬天，陶成章与龚宝铨、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以体育专修科的名义招纳会党成员进行训练，准备起义。　　　　

按陶成章的想法，起义方式有两种：一为中央革命，即在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发动；一为袭取重镇，即攻夺有政治和军事意义的要地。 1906年初，陶成章与徐锡麟萌生了“捐官学陆军”的念头。他们得到绍兴商人许仲清的赞助，通过徐锡麟姻亲、前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分别捐得了道员、知府等头衔。这样，便由官方备文，公派赴日学习军事。不料，徐锡麟是高度近视眼，陶成章身体也不合格，军事仍然学不成，二人怏怏返国。陶成章联络东南革命党人，自称五省大都督，分浙东、浙西、江南、江北、江左、江右、皖甫、皖北、上闽、下闽为十军。 10月，陶成章与龚主铨、苏曼殊在杭州暂住，谣传他们将于29日进攻省城，清吏向巡抚衙门密告，要求逮捕。但巡抚张曾扬担心拿不到证据，逮捕后会引起公愤，没有同意。11月，陶成章离杭，再赴日本。

1907年1 月4日，陶成章加入同盟会。不久归国，准备响应萍浏醴起义。他打算率领勇士数十人潜入南京，破坏军政机关，乘机发动军队起义，但不幸消息泄漏，无法进行，只得又一次东渡日本。

同盟光复两相对垒

陶成章到日本不久，即卷入同盟会的矛盾漩祸。

当时，日本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充分体现出来，罢工斗争高涨，社会主义运动也处于很活跃阶段，并且建立了政党组织——社会党。但是，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又还很幼稚。 1907年，日本社会党分裂为软、硬两派。软派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代表，在第二国际影响下，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革命；硬派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为代表，完全否定议会斗争，宣扬无政府主义。前者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后者组织金曜（星期五）讲演会。

在日本社会党的软、硬两派中，陶成章接近硬派。 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撰文，提倡中国的革命家与日本的革命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当联合起来。章太炎首先响应幸德秋水的倡议，与印度流亡在东京的革命者组织亚洲和亲会。陶成章和张继、刘师培以及日本社会党人山川均、大杉荣等参加了这一组织。与此同时，张继、刘师培、章太炎等人在东京掀起“倒孙风潮”，要求改组同盟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6月，张继、刘师培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宣称：“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该会提倡在中国进行“无政府革命”，发刊《无义报》，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多所“批判”。陶成章因认为孙中山作事“武断”，对张继等人的倒孙活动表示支持，参加过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并在会上作过讲演。这一时期，他和张继关系密切。 10月25日，梁启超、蒋智由在东京召开政闻社大会，响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陶成章曾和张继、平刚等人前去冲击会场，打得粱启超等人狼狈奔逃。1908年1月，张继因和幸德秋水派关系密切，受到日本警察追捕，逃往法国，所遗《民报》编辑部工作便由陶成章接任。2月25日，该报发表广告称，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漠”，陶成章曾选录明末钱谦益、陈子龙、夏完淳等人遗文为《桑澥遗征》，在该刊发表。

当时，“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受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影响，主张“直接行动”——暗杀和总同盟罢工。陶成章与他们不同，仍然主张武装起义。1908年春，曾赴青岛一行，计划仿大通学堂办法在该地创办震旦公学。其后，又偕张恭回国，在杭州召开大会，联络江、浙、皖、赣、闽五省会党，组织革命协会。该会保留了传统的会党色彩，定名为一统龙华山；堂名为汉族同登普渡堂，它以“岳爷爷”为崇拜的偶像，宣称要收回“大明江山”，所有新设官职均取法于“大明大唐”。但是，在若干方面，它又表现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其章程称：“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章程设想革命之后“暂时设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在经济上，章程主张“土地公有”，要求“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富豪的阶级”。但是，东南会党复杂，各方意见不一，革命协会终于未能组织起来。

自1908年下半年起，同盟会内部矛盾的焦点转为经费问题。章太炎等人在东京掀起的“倒孙风潮”，严重地伤害了孙中山的感情使他对同盟总部十分失望。自此，孙中山将全部心血和热情都浇注到了南洋方面。1907年8月，孙中山积极支持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创办《中兴日报》，使之成为宣传革命和与改良派论战的新阵地。同时，又积极整顿南洋各地同盟会，酝酿将它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1908年秋，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委胡汉民为支部长，统一领导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这样，南洋支部实际上形成为一个与东京总部并峙的中心。

和南洋相反，东京同盟会总部愈来愈涣散，《民报》的问题也愈来愈多。《民报》在归章太炎编辑后，逐渐倾向于谈国粹，说佛理。孙中山、胡汉民离日后，原主要撰稿人朱执信，汪精卫等也陆续离日，《民报》谈佛理的文章更是逐渐增多。1908年2月刊行的第19号居然以首要篇幅刊登《大乘佛教缘起说》。有读者批评其为不作“民声”，而作“佛声”。这种不满当然不会是个别的。因此，销数锐减，窘迫得付不出印刷费和编辑人员的伙食费，章太炎有时只能啃几块麦饼。在此期间，章太炎曾多次呼吁南洋方面接济，但前后只收到过三百元资助，这当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为了维持《民报》出版，陶成章准备亲往南洋招股。对此，孙中山及东京部分革命党人均加劝阻，理由是南洋同志甚少，而且大多不是资本家，不会有多大效果，建议在东京另筹。但东京也并无丰厚财源， 1908年9月，陶成章决意南行。

陶成章南行的目的有二，除为《民报》募捐外，还要为筹备中的五省革命协会募集经费。到南洋后，陶成章向孙中山要求拨款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并要求增加股款及维持费。据有关人士回忆，当时孙中山四处张罗，无法筹措，拿出了手表等物，交给陶成章变款，以救燃眉之急。陶成章因此发生误会，与孙中山争持不休。此外，陶成章又要求孙中山为他簿款五万元，，以便“回浙办事”，对此，孙中山推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陶成章要求为他写介绍信去各地募捐，孙中山同意了。

“南洋经济恐慌”确非孙中山的托词。自1907年黄冈之役起，至1908年5月河口之役止，孙中山共在南方边境发动了六次起义，用去近二十万元。南洋华侨中有力捐款的同盟会员大都已成强弩之末，加上河口之役后，六、七百名起义战士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至新加坡，又需要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经济更形拮据。 10月16日孙中山致檀香山同志函称，“党中财政日困”，所言应是事实。

在南洋活动初期，陶成章还和孙中山保持着合作关系，他曾在《中兴日报》上发表《规平实》、《再规平实》等文，参加和保皇党人的论战。但是，由于在经费上没有得到孙中山的积极支持，陶成章决计“独自经营”。他制订了章程，开始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决行团为名进行筹饷。章程中，陶成章特别说明：“本光复会由来已久，乙已夏，由总会长蔡、湖南分会长黄，从舆论众望，请孙中山先生为会长，开会日本东京，改名同盟会，而以本会附属之。但该时浙江内地，势力异常扩张，章程发布已久，更改为难，故内地暂从旧名，然重要事务员，均任同盟会职事，故又名浙江同盟会分会。”这段文字突出地夸张了光复会的作用，它绝口不提兴中会，把成立在前的华兴会说成是光复会的湖南分会，把光复会说成是同盟会的母体，显然，都是在为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作准备。稍后，陶成章即积极联络在南洋的李燮和等人，印刷会章、盟书，雕刻图印等物，计划发展会员，建立组织。

南洋是同盟会的根据地。从兴中会起，孙中山就在南祥活动，当地华侨对同盟会是熟悉的，光复会则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陶成章不得不仰仗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威望。筹饷章程中，陶成章特别声明“本会既为同盟会分会，故本章程订定后，移知东京总部及南洋支部”，所得款数“亦移知东京总会及星洲分会”。但是，陶成章的募捐活动却一直进行得很不顺利。1909年1 月，陶成章到坝罗，正值《中兴报》代表到埠演说，言“《中兴报》事紧要”，并称：“陶君来此，不过来游历而已，并非筹款而来。”陶成章怀疑孙中山在暗中捣鬼，开始攻击孙中山。他在与人书中说，“弟本不说中山坏事，盖犹为团体起见，不得不稍留余地，至是逼弟无可奈何，不得不略陈一二已。”其间，陶成章曾向孙中山索取介绍信至各地收款，为孙中山拒绝。这以后，陶成章去到爪哇，开始建立光复会组织，不久各地分会陆续建立。这样，南洋就有了两个并行的各成系统的组织，一个是同盟会南洋支部，一个是自称附属于同盟会总部的光复会。光复会的传统活动地点在江浙，陶成章在南洋树旗活动，明显地造成了和南洋支部争夺群众和影响的对垒局面，如果说， 1907年东京的倒孙风潮表现为对个人的不满，“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建立表现为思想上的分岐，这一时期就进一步发展为组织上的对立了。

在树旗活动后不久，陶成章又在错误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还在1909年5月间，陶成章就在文岛等地散布流言，声称孙中山将各处同志捐款攫为己有，河口起义所用不过千余元等等。9月，陶成章到槟港，联络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梁等七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声言“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无尽”，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四条，同时提出九条要求，其主要者为：1.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2.废除南洋支部，各分会一律直属东京总会；3.再开《民报》机关。《罪状》并诬称孙中山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贮款二十万；其兄在九龙建屋，用款不足，孙中山汇款助建云云。其后，陶成章便带着这份《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

在东京的“倒孙风潮”之后，孙中山即不大过问同盟会本部和《民报》的工作，这是事实，但是《罪状》大部分属于不实之词。它得到了少数江浙人的支持，却遭到了黄兴等人的坚决拒绝。黄兴一面向陶成章作调停劝说，一面和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条为孙中山申辩。

黄兴的调停、劝说、申辩都没有能打动陶成章。在公布《罪状》的要求被拒绝后，陶成章便决定自行发表。他在与人书中表示：“与中山已不两立”，“不若由二三人出面发表之，从此分为两歧罢了。”其后，便由陈戚涛、魏兰将《罪状》油印百余份，寄给了南洋各报。

陶成章的行动迅速影响了章太炎。在公布《孙文罪状》的同时，章太炎也刊发《伪（民报）检举状》，再次参加对孙中山的攻击。

《民报》于1908年10月遭日本政府封禁。1909年秋，黄兴筹备复刊。因为对章太炎主持的《民报》不满，黄兴邀汪精卫到东京任编辑。章太炎多年困苦支持《民报》，一旦恢复，却被排斥在外，因此大动肝火。他指责续刊《民报》为伪《民报》，在《检举状》中攻击孙中山“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并主观武断地指责孙中山贪污公款。他说：“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与陶成章、章太炎相呼应，当时在法国的张继则写信给孙中山，要求他“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

陶成章到东京时作了两手准备：一手是争取黄兴，开除孙中山，另推同盟会总理，掌握同盟会的领导权；另一手是取消对同盟会形式上的附属关系，公开分裂，重建光复会。在开除孙中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陶成章便按第二手行事。他多次与李燮和、胡国梁等通信，声称同盟会东京总会已经“一败涂地，无可整顿，必须另行组织机关”。他又积极动员章太炎，对他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章太炎长期对孙中山不满，他的性格又一向是任情孤注，不考虑利害得失，对此自然表示同意。

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成立于日本东京，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由于基本群众在爪哇等地，因此，光复会在南洋设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下辖各地分会，形成了所谓“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的局面。这样，革命党人的内部矛盾就由意见分歧发展为公开分裂了。

蒋介石广慈刺焕卿

陶成章和同盟会的矛盾在筹备广州起义过程中有了缓和，但随即又重新加剧。　　

光复会重建后不久即在各方面陷入困境，对孙中山的攻击不得不停止下来。1911年，黄兴电邀李樊和等参加筹备，计划在广州发动一次新的起义。李燮和出席了在槟榔屿召集的发难会议，会后努力动员华侨捐款，胡国梁、柳聘农等并赶到香港，向起义指挥机关报到。陶成章应李燮和等电召，也到达香港。这样，长期分裂的两会关系就出现了转机。但是，这种局面并未能维持很久。广州起义失败后，身兼光复、同盟两会会籍的革命家赵声在香港患盲肠炎逝世，陶成章却怀疑为胡汉民所毒，再次对同盟会产生疑忌。 1911年7月，陶成章应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发刊《锐进学报》，作为秘密联络机关。　　

当时，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等人正在上海筹备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便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7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在嵩山路沈宅开会，二人发生争执，陈其美竟掏出了手枪。几天后，陶成章匆匆离沪，再赴南洋。

陶成章虽然走了，但是，上海一地存在着两个革命组织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所幸的是面对共同的敌人，双方大体仍能合作。11 月3日，起义发动，陈其美率队夺取制造局，他只身入内劝降，被扣押。起义群众奋勇进攻，李燮和也调来军警助战，救出了陈其美。 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都督，李燮和任参谋。对此，李燮和与光复会的人很不高兴。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李燮和不同意，于11 月9日率部去吴淞成立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全省的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这样，两会矛盾再度公开化。　　　　　　

上海光复之际，陶成章自南洋回国。两天后，杭州相继光复，陶成章被推力总参议。当时，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二十五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复电拒绝。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允。 11月9日，陶护送前浙江巡抚增韫到上海，并为之买好船票，命其于10日返回东北。 13日，《民立报》上刊出一条消息，声称“增韫允浙军政府，筹赠经费二十万”，并称增与其母女“确已押送赴沪交纳”。陶成章认为这条消息意在影射，于11月27日刊登广告，表示对此“置之不理”。《广告》并称：“杭城谣言叠出，对于仆咸有猜疑，甚有谓仆挟有南洋巨资二十五万，往绍兴练兵谋独立之举，可笑孰甚！”陶成章表示：“今南北未下，战争方兴，仆何敢自昧生平，而争区区之权利？谓仆得增韫款二十万及绍兴谋独立，其视仆不亦左乎！”

苏沪光复后，革命党人的急务是攻取南京。11月下旬，陶成章电饬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一带练兵。 12月2日，南京攻克，但陶成章的“练兵”计划并未停止。加上陶成章对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为不满，“间有讥评”，自然容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 1912年初，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于蜗角间。”正是看到了这一危险。

12月15日，孙中山自国外回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在他回国之前，马君武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题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其中谈到：“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也。”又称：“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扇惑军队。”这里所指，当即陶成章。批评虽然是不点名的，但见之于公开报刊，可见其尖锐程度。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准备刺杀陶成章，王文庆在南京也得到消息。陶成章在沪已大不利，于是，避居客利旅馆。后又迁居国民联合会、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等处。 12月29日，同盟会会员欢迎并宴请孙中山宴席上，陶成章遇见王金发与褚辅成。王长期与陶不和。 30日，陶成章移居广慈医院，给夫人孙晓云写了张便条：

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吾姊鉴。

未署“从弟东生”，未署真名。 1912年1 月7日，陶成章在上海《民立报》发表通告，中称：

当南京发破前，旧同事招仆者，多以练兵、筹饷问题就商于仆，仆未尝敢有所推诿。逮南京破后，仆以东南大局粗定，爰函知各同事，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祷！恐函告未周，用再登报声明。

这是陶成章耍的一个手法，他已经十分清晰地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故力图使对手相信，他不会“组织军事力量”，“号召四方”，构成什么威胁，希望藉此保身免祸。

在孙中山回国前夕，《民立报》曾大肆宣传孙中山将携带美金巨款及兵舰若干艘回国。及至孙中山抵沪时，却对中外记者宣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这种情况，使得光复会部分成员发生误会，以为《民立报》的宣传意在为孙中山“骗取总统”。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1 月11日，陶成章得到孙中山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这样，两人间沉淀已久的猜疑再次泛起。恰在双方都不大痛快的时候，又发生了浙江都督继任人选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所遗浙江都督一职建议在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择一以代。从当时舆论看，几乎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有的甚至说：“继是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活动，认为“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助”。但陶成章却没有因这一片呼声而忘记自身的处境，于1 月12日发表通电，推荐属同盟会系统的蒋尊簋继任浙督，意在向陈其美等人表示，自己无意于争权。但是，陶成章的这一意图却未被他的旧属理解，沈荣卿等致电陶成章，宣称“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要求陶早日回浙，筹备一切，不能“一再退让”。　　　　

同日，沪军标统蒋介石向光复会系统的张伟文、曹锡爵表示，与陶成章本无意见，想见陶当面言明，庶免误会。当即决定下午2时在光复会机关一晤。在蒋陶二人见面的时候，“融洽异常”，蒋介石询问陶成章的地址，陶即书一条相告。当夜12时，有人持函到广慈医院，声称是通过蒋介石转交的杭州快信，署名临时协会， 13日，陶成章将该函出示张伟文，张伟文认为浙江只有临时议会，而无临时协会，对此表示怀疑。次日凌晨陶成章即遇刺。

犯众怒老蒋遁日本

关于刺陶案的凶手，当时人已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后来，毛思诚在编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也承认不讳。前几年，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中正自述事略》残稿一册，发现它的记载较毛思诚所著详尽，且系蒋介石自白，因此，史料价值更高。《事略》以毛笔恭楷写成，文字略有蚀损，现将有关段落照录如下，凡蚀损处均以□□表示，可以意补的地方则以括号标明。

《事略》述1908年的经历说：　　

是时之知交，以竺绍康为第一人……余无形中亦渐染其风尚。彼□（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学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谈，陶之为人，不易共事，余闻此乃知陶、龚日常底毁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实有其他意图。余当时闻陶、龚诋徐，仅以为伯生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诋毁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为陶所逼□（乎）！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竺绍康，浙江会党首领，曾与秋瑾、徐锡麟共同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策划起义。 1908年与蒋介石相识。 1910年去世。锡麟，即徐锡麟，字伯苏，蒋介石写作伯生，章太炎写作伯孙。龚，指龚宝铨，光复会的重要成员。徐锡麟和陶成章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因在革命途径及大通学堂应否续办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二人发生冲突。 1907年，徐锡麟依靠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被任命为巡警学堂会办，深得信任。7月，刺杀巡抚恩铭，被捕牺牲。关于此事，章太炎曾说：“其后伯孙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及伯孙杀恩铭，始信之。”竺绍康所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这一事实表现出陶成章性格的一个突出弱点——多疑，但据此即将徐锡麟之死的责任归在陶成章身上，并由此认为其“无革命人格”，显然不妥。　　

《事略》又说：　　　　　　

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

1909年，陶成章在南洋、东京等地“诋毁”孙中山，“掀起党内风潮”，这一事实同样表现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点，陈其美批评其“不顾大体”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显然不妥。
《事略》又云：　　　　　　

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为革命之正统，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呜）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为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惜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余初来□（忘）。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己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容，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这一段文字中，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其实，不管是出于哪种理由，刺陶都是错误的。在这些理由中，有些明显地不实。例如所谓陶成章准备刺杀陈其美的问题，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糊涂到向蒋介石透露刺陈方案，甚至动员蒋下手呢？但是，蒋介石的这份自白对于说明陶成章之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人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事件既有远因，又有近因，远因是同盟会长期的内部矛盾，近围则是陈其美和陶成章之间的尖锐冲突。　　

光复会竟作烟云散

陶成章被刺，上海舆论哗然。1 月17日，《大共和日报》发表批评说：“弹丸匕首者威敌之具，所以济军队之不足地。若以纤芥微嫌，循环报复，甚至片言龃龉，亦借此以泄忿，甚惧乱之无涯矣。” 19 日，再次发表时评说：“恃拳铳之威而强人以从我，否则必杀之，拳铳之专制。执拳铳者，尝愿革专制而希共和者也。”21日，沪军都督府和绍兴旅沪同乡会召开追悼大会，人们当着陈其美的面，纷纷发表演说，谴责这种卑劣的暗杀行为。沈剑侯说：“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吾同胞当必代为雪仇。”孙铁舟说：“陶君之死，必死于争竟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私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说毕，即将手枪扔到桌上。会场上充满了悲壮激烈的气氛。在舆论的强烈批判下，蒋介石不得不“辞职东游”，躲到日本去了。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雇人杀死。

光复会是辛亥前后东南地区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陶成章被刺后，该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领导人，遂逐渐解体。

继开过去发过的热帖：

• 为什么清朝皇帝皇子的名字很冷僻（ZT）
• 尼克松夫妇协助洪长青救吴清华（视频）
• 你知道吗：名人之后的名人.....
• 外国经典译制电影镜头及音乐集锦（视频）
• 朝鲜发行邮票纪念志愿军入朝参战60周年（图）
• 插队江西（一）下乡前后（原创）
• 堪称人类历史奇迹的新中国扫盲运动
  

Jinan90

火并：同盟会屠杀光复会--来源：《文史参考》



1912年1月14日凌晨，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来到上海广慈医院二楼的走廊上，顺着房门找到205号病房。病房里陶成章酣睡正甜，二人拉开门朝着陶成章开抢。听到枪声，全院哗然，护士匆匆起来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血泊中的陶成章已经命丧黄泉。

　　这二人便是蒋介石与王竹卿。

　　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同盟会的革命小将暗杀了光复会的大佬！此时辛亥革命刚刚取得了初步胜利，可两大革命团体同盟会和光复会就已经剑拔弩张，甚至大打出手，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其实，同盟会和光复会两大革命团体的矛盾由来已久，只是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还不好公开。一旦革命胜利，从前的历史矛盾和新近的利益纠葛一下子浮出水面。随着上海都督之争、定都之争和经费之争，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进一步恶化，终于激化到同盟会与光复会举刀相向的地步。同盟会制造了针对光复会的一系列血案，如枪杀陶骏保案，暗杀陶成章案，围攻徐雪秋案，并最终导致了光复会的瓦解。

　　陈其美网罗罪名枪毙陶骏保

　　最先被同盟会中部负责人陈其美公开枪杀的是光复会会员陶骏保。陶骏保曾任镇江都督府总参谋兼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南京光复后出任江苏都督府参谋次长。陶骏保和镇军参加了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的战役，功勋卓著。镇军抵达南京尧化门时，镇军官兵因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散居各地睡觉。陶骏保召开会议勉励将士：“我本第九镇创始之人，诸凡官长目兵俱应相识。我办此镇兵，即是预存日后革命之用，今日难得有此机会，使我汉人重见天日。诸君当共体此意，努力杀敌。”经过陶骏保的阵前动员，镇军士气大振。12月1日清晨，镇军与浙军敢死队、沪军先锋队一起攻克了南京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天堡城。

　　陈其美枪杀陶骏保，因联军内部的矛盾而引发。镇江光复后，时任江苏都督程德全立即发檄文给镇江军政分府，提出受程“节制”。镇江光复会会员林述庆怒不可遏：“德全衰朽无能，因人成事。余岂下人者？乃藐视余耶！”林述庆将程德全的檄文撕碎，自称镇江都督，委任陶骏保为镇江都督府总参谋。

　　于是，陈其美和程德全商议，准备干掉陶骏保。陈其美以讨论进军北京问题作为借口，邀请陶骏保到上海面谈。

　　陈其美与陶骏保相约到沪军都督府商议。12月13日下午，陶骏保不知是计，乘坐马车前来拜会陈其美。陈其美在都督府大堂接见后，宣布了陶骏保的“罪状”，指控陶骏保“在九镇进攻雨花台时，中途截留由沪运往械弹，以致九镇遭受极大牺牲，应处以死刑。”陈其美命令关闭都督府大门，将陶骏保五花大绑。陶骏保大呼“冤枉”，但陈其美置之不理。下午5时，未经军法会审，陶骏保即在都督府大堂被执行枪决，当场死亡。

　　12月15日，陈其美以沪军都督府的名义，颁布了《枪毙陶骏保告示》，通报陶骏保的“罪行”，但陈其美并未公布陶骏保的具体罪状材料，其实他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

　　浙江都督之争

　　对于陈其美枪杀陶骏保之事，光复会会员表示强烈不满。但陶骏保的尸骨未寒，因浙江都督的继任人选问题，陈其美又制造了暗杀光复会的创始人陶成章的惊天血案。

　　南京临时政府组建后，孙中山提议由浙江都督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汤寿潜卸任前，推荐章太炎、陶成章和陈其美三人，继任浙江都督。章太炎婉言谢绝，还以陈其美志在北伐为借口，代陈其美推辞不就，力荐陶成章继任。

　　陶成章长期从事反清革命，是光复会实际上的总指挥，特别是在浙江会党中有极高的威望，继任浙江都督可谓众望所归。龙华会首领沈荣卿等人发表通电声援称：“经理浙事，非陶先生其谁任？”陶成章出任浙江都督，让早已对浙督一职垂涎三尺的陈其美嫉恨不已。陈其美曾派遣蒋介石等到浙活动，不料受到浙人冷遇，而陶成章派出代表却受到了浙人的欢迎。陶成章继任浙督已成定局。

　　东南光复后，江浙沪地区的光复会势力很大，光复会弟兄们唯陶成章之命是从。此时，光复会已控制了吴淞，浙江又是光复会的大本营，陶成章若出任浙江都督，光复会的势力如虎添翼。这一情况更引起陈的嫉恨，遂以陶为主要对手，必欲置其于死地。

　　蒋介石：暗杀陶成章的凶手

　　有关陈其美要暗杀陶成章的传言，早就传遍江浙沪地区。陶成章在光复会同人的劝说下，起初避往客利旅馆，由于应酬太多，又移往国民联合会，也因人来人往过于复杂，迁往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所，后来又转移到汇中旅馆。陶成章积劳成疾，又转入法租界广慈医院休养。然而，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1912年1月12日，同盟会会员沪军标统蒋介石声称有北伐机要密件，与陶成章相约在光复会机关所商谈。蒋介石询问陶成章的住址，陶成章并未在意，将广慈医院的病房号写在便条上，递给蒋介石。蒋介石唯恐地址不实，晚上又以有“浙江临时协会”快件为名，派人送往广慈医院，送交陶成章。1月13日下午，光复会会员张伟文到广慈医院探望陶成章，对蒋介石送来的快件表示怀疑，因为浙江只有“临时议会”，并无“临时协会”，信件纯属伪造。陶成章也觉得有些反常，但并未深究。

　　1月14日凌晨2时，蒋介石与王竹卿潜入广慈医院，冲进陶成章的病房，朝睡梦中的陶成章开枪。陶成章被刺身亡。蒋介石之所以刺杀陶成章，蒋介石的御用传记作家毛思诚作了表白：由于陶成章要“破坏”同盟会，“拥戴”章太炎，“否定”黄兴和孙中山的地位，“暗杀”陈其美，以光复会取代同盟会的正统地位，所以，蒋介石要暗杀陶成章。

　　蒋介石本人在《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声称：由于陶成章在南洋曾因经费问题，与孙中山有过严重的分歧意见，加上革命成功后，又要以光复会“取代”同盟会的正统地位，所以，蒋介石铤而走险，刺杀陶成章，以维护同盟会的正统地位。尽管有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庇护，还有法租界黄金荣的默许，但蒋介石唯恐被光复会追杀，在另一位刺杀陶成章的凶手王竹卿被光复会干掉后，不得不仓皇潜逃日本。

章太炎谴责同盟会“鼠窃狗偷”行为

　　光复会的杰出领导人陶成章遇刺身亡，让光复会悲愤不已。光复会会长章太炎闻讯后，痛不欲生，立即对《神州日报》的记者发表谈话，叙述了陶成章的生平，指控黄兴和孙中山是“陶案”的幕后指使人。

　　章太炎认为陶成章遇刺与发布《孙文罪状》有关。1908年冬，陶前往新加坡与孙文相见，双方话不投机，陶成章对孙文多有不满。不久，陶成章离开孙文赶赴缅甸、爪哇等处宣传革命，孙文因此对陶成章很有意见，甚至当时就有暗杀陶成章的计划。其后，同盟会河口之败，党人多退往新加坡，并向孙文索要经费，孙文因不愿交出经费，竟向英国华民政务司告密，使得许多人无端被捕。陶成章愤愤不平，遂于次年发书宣布《孙文罪状》，揭了孙文的老底。自此“孙党之势渐散”。

　　南京光复后，孙文回国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几天后，孙文致书责问陶成章在南洋何以要散布《孙文罪状》，还没等陶成章回信，他就死在了蒋介石的枪下，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不断批评同盟会，同盟会忍无可忍，也准备将章太炎除掉。陶成章遇难后，黄兴立即致电陈其美，声称凶手是“满探”，并命令陈其美保护章太炎。光复会认为陶成章遇刺，同盟会推断是“满探”所为，乃是不打自招。黄兴特别提及要特护章太炎，也是匪夷所思，何以“满探”只暗杀光复会的章太炎，而不暗杀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和黄兴？章太炎怒不可遏，厉声谴责黄兴及同盟会的所作所为，乃“鼠窃狗偷”行为。

　　他写信给黄兴道：“如是伎俩，但可于南洋土生间行之，何能施诸扬子江流域耶？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章太炎将信刊登在《大共和日报》上，公之于众，立此存照，以使黄兴和同盟会不敢对章太炎再下毒手。

　　许雪秋：同盟会老人，光复会新人

　　许雪秋早在1904年就在广东潮安宏安故宅立坛开会，发誓推翻满清政府。1905年他准备在潮安发动武装起义，由于用人不慎，机密泄漏而夭折。1906年，许雪秋仰慕孙中山，加人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民国军东军都督”，成为孙中山按《革命方略》委任的第一位都督。

　　1907年初，许雪秋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准备再次在潮安举事，因风声泄露，起义夭折。孙中山嘱咐许雪秋保存实力，“切勿孟浪起事，致伤元气”。8月，许雪秋派人在汕尾集结1000余人，计划调用20艘大号渔船，随时接应军械。日人萱野长知来电告知运械船到达汕尾的时间，但许雪秋乘小轮船赴汕尾时，发现清军碣石总兵吴祥达的侦探也在船上，不得不登岸返回。运送枪械的幸运丸抵达汕尾三小时后，许雪秋才驾驶一叶小舟前来探听消息。萱野长知责备许雪秋没有早作准备，催促立即派大船接应。许雪秋允诺接应渔船马上就到，时革命党人准备大举起事的风声四起，又见日船长时间停泊近海，沿岸观看者达万余人。清总兵吴祥达早已森严壁垒，驻碣石的清军小兵轮见日船停泊洋面半天，准备靠近检查。日轮船员惊恐万状，立即驶往香港。待许雪秋租用大船出海接应时，只见日轮一去不复返，后悔莫及。

　　孙中山将此次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许雪秋的头上，认为“东事之失败，其责任全在许雪秋一人”，并责备许雪秋“遇事仓皇，侦候不明，预备不周，报告不实”。

　　汕尾一役的失败，使许雪秋元气大伤。许雪秋返回南洋，筹划东山再起，但已不受孙中山的信任，大为失望。光复会重组后，许雪秋及潮州和梅州的许多同盟会会员纷纷加人了光复会，对孙中山极为不满。陶成章等人认为许雪秋是孙中山要“暗杀”的对象之一。

　　陈炯明纵容下属枪杀许雪秋

　　如果说陈其美在上海滩刺杀陶成章还有些偷偷摸摸的话，陈炯明在广东屠杀光复会会员则是明目张胆了。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光复会没有气馁，派遣许雪秋回广东发动辛亥革命。许雪秋与陈宏生、陈涌波回粤组织南路进行军，光复饶平、潮安、惠来、大埔等县，在汕头旧道署设立司令部，建立了地方自治的共和政府。然而，参与起义的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具有较强买办性的商人和革命党人之间、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权力之争。潮汕地区光复后，革命军中群雄角逐，共有十三司令崛起，互相谁也不服谁。

　　陈炯明派长期与立宪派合作的陈宏萼为潮州安抚使，前往潮汕地区整肃民军，并委任孙丹崖为第一标统，陈涌波为第二标统，何子因为第三标统，而许雪秋、陈芸生虽于革命有功，反不得名位。

　　1912年3月30日，陈炯明应潮州商民和外国领事之请，委任前清巡防营统领吴祥达为潮梅绥靖处督办，率部乘英国军舰抵达汕头。吴祥达乘许雪秋不备，突然派兵围攻，许雪秋等光复会党人等均被杀害。事后吴祥达电告都督陈炯明，诬称许雪秋等“纵兵殃民”，故“不得已诛之”。

　　惨案发生后，许多革命党人为许雪秋等人鸣不平，要求胡汉民和陈炯明惩办吴祥达，但胡汉民和陈炯明却不予理睬，听任吴祥达逍遥法外。广东有“革命成功，革命党人死”的歌谣流传。

　　章太炎服软同盟会收手，光复会残余投奔了袁世凯

　　革命成功后，各地不断发生同盟会会员残杀光复会会员的血案，特别是广东地区愈演愈烈的以“绥靖地方”为名，公然镇压光复会的军事行动，让光复会会长章太炎忧心如焚。解铃还需系铃人，章太炎不得不致函同盟会会长孙中山，要求立即制止日渐蔓延的针对光复会的屠杀事件。

　　章太炎给孙中山的信中认为光复会领导人与同盟会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不应演变为同盟会大开杀戒。

　　章太炎此信实属“服软”，孙中山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便顺水推舟致电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充分肯定了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丰功伟绩，指出同盟会领导人与光复会领导人存在一些意见分歧在所难免，并严令制止各地残杀光复会会员的事件。

　　孙中山不无得意地说：“近闻在岭东之同盟会、光复会不能调和，日生矛盾。按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党之团体。光复会初设实在上海，无过四五十人。其后同盟会兴于东京，光复会亦渐涣散。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心同力，以达共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阅墙。为此驰电传知，应随时由贵都督解释调处。”之后，同盟会对光复会的杀戮逐渐停止。

　　民国初年，为了争夺谁是革命正统和抢占地盘，同盟会杀害了不少的光复会兄弟，而就在同时，袁世凯的势力却一步步加强。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开始投身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准备与袁世凯政治竞争之时，光复会残余势力却因对同盟会的憎恨而大都投奔了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