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传奇日籍“红色间谍”：屡为中共送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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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传奇特工———中西功。
    　　间谍培训学校高材生
    　 中西功是日本三重县人，1910年出生于该县多气郡一户贫苦人家，从小学习勤奋，19 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公费留学资格，前往中国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豪门近卫家族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交流机构，同时也是日本专门针对中国开办的老牌间谍培训基地。其在日本特工组织中，酷似黄埔军校在民国时代军界的作用。书院的毕业生，凭借严格的训练在日本各特工机构中占有优越地位，同窗之间又彼此协助提拔，仕途上往往飞黄腾达。中西功就读之时，校长就是后来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
    　　中西功是书院的高材生，他与同学西里龙夫关系甚好。上学期间，他们接触到了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深受其影响，从内心同情中国，反对法西斯独裁。1930年，中西功与西里龙夫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学院期间，中西功曾向到沪日本海军学员散发反战传单，参加抵制日军入侵上海的行动。由于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他们的行动很快被侦破，他和西里龙夫都因此被捕，后因查无实据而获释，随全体学生回到日本。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红色间谍”
    　　1934年，西里龙夫返回上海，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中西功也经尾崎秀实介绍回到中国，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一。因为中西功提供了一系列描述中国内部情况的分析文件，被认为极有价值，他于1938年被提升为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并兼任日本支那派遣军特别顾问、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上海负责人。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西里龙夫已经担任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日本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顾问。在北平的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尾崎庄太郎、在太原的日本商人白井行幸也与他们志同道合。在此基础上，以中西功、西里龙夫为核心的红色间谍网迅速成立。中西功还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其中包括了大量中共情报人员。
    　　由此可见，中西功的这个特工小组，一开始就有清晰的中共烙印。其成员大多是日籍中共党员，由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潘汉年领导，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纪光的指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这一时期，以中西功为首的这一小组，以及由佐尔格(德国人，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尾崎秀实为首的共产国际对日战略情报组织，是战斗在日军内部的两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向延安和莫斯科传递着日本的核心情报。
    　　获取日本对美进攻情报
    　　从1938年年底建立，中西功的情报小组在敌人心脏里活动了3年半之久。
    　　1941年10月，苏德战场正经历着极为残酷的较量，苏联急需了解日军的确切动向。但就在此时，佐尔格小组在东京被破获，佐尔格被捕，情况极其危急。为了获取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情报，已经被日本特高课盯上的中西功毅然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
    　　了解到担任近卫首相秘书的尾崎秀实被捕的消息后，中西功依然没有放弃，他来到了军部报道部，采用最初级的间谍手法，就坐在记者中听。这些记者高谈阔论，相互交流采访成果，结果中西功竟从中得知，日本陆军在大连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记者们认为这是针对苏联开战的前奏。然而，中西功却凭借同文书院的间谍训练发现了异样的端倪———演习的核心，是在大连进行的滩头登陆演习。进攻苏联，需要演习滩头登陆吗?这个疑问让中西功做出了日军这次大演习只是幌子，其战略意图极有可能是要南下的判断。
    　　正在焦急时刻，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中西功意外遇到了一个被派去采访这次演习的记者。他立即开门见山地询问。记者刚开始感到意外，随后想起对方是满铁调查部的特务头子，于是放下戒心，说了很多绝密情况，包括日美之间进行的谈判截止日期是11月30日，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等。
    　　得到这些情报的中西功如获至宝，迅速返回上海，又查阅各种内部资料和情报，随后向延安通报———日军即将南进，日美谈判将于11月30日截止，不再拖延，结合日本海军舰艇航行时间，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将为12月8日(即美国时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的日子)。这一情报被延安迅速转往莫斯科，并在潘汉年的授意下，通过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机关“21号”中的程克祥、彭寿两名特工转到重庆，发给美国大使詹森。
    　　无所畏惧拒绝撤离
    　　中西功不仅是一名“智者”，更是一名“勇者”。1941年，在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被捕后，他们那个情报小组曾经尽最后的努力向中西功发出了一封电报 ———内容是“向西去”，落款为中西功曾用过的笔名“白川次郎”。这显然是提醒中西功东京已经发生问题，他有可能暴露，需要立即向中共的根据地撤离。
    　　然而，中西功的想法是：反法西斯战争正处在重要的转折阶段，此时任何一份情报的价值都超过自己的生命。而由他在日本间谍机构内部建立的情报网，正处在黄金运转期。存在的每一天都能够向延安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果自己转移，整个情报网也会立即毁灭，这意味着多年心血化为灰烬。因此，他的意见是自己不走，一面尽可能完成任务，一面拖延情报网覆灭的时间，提供更多的情报。
    　　实际上，这不仅意味着中西功必须留下来坚守岗位，也要求他小组中的数十名情报员无人离开，无人叛变。
    　　由于中西功通过自己的关系给特高课设置了种种障碍，也由于佐尔格的刻意掩护，直到1942年6月，中西功小组才被破获。从得到警报开始，他们足足坚持了8个月。就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还发出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绝密情报。

日本“特高课”通过追寻线索，终于在1942年夏秋逮捕了中西功和其他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日本情报人员20余人，其政府和军部都为此“中共谍报团案”的规模而震惊。如果当初他前往中国陕北延安，也许就能逃过这一劫。
　　■受严刑拷打始终不说接头人，把审讯室当成革命讲堂，警官如同小学生每天听他上课。
被判死刑但未执行
　　■东京法庭判其死刑时称他们的情报“危害之大，令人战栗”，幸而因日本投降未及执行。
　　中西功从上海被押到东京后，受到难以想像的严刑拷打，内脏出血不省人事，特高课头目怕失去口供又下令抢救。他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却坦然承认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过情报。中西功被审时列举了掌握的大量国内数据，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侵略战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同时被捕的中共党员西里龙夫更以雄辩的教授式口才，把审讯室当成讲堂。警官们对此十分惊奇，又引出莫大兴趣，此后每天竟出现授课式的场面──被审者进入审讯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说：“今天，讲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今天，讲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审问者则像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并写下几大厚本记录。那些警校毕业的高等生过去受的全是军国主义奴化教育，此时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再联系战事失利及国内饿怨载道的无情事实，在对过去的信条产生怀疑的同时，也对被审者有了些尊重。集体庭审时，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又侃侃而谈，警视厅官员和看守们都愣着听讲，主审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断讲话说：“此处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今天闭庭。”
　　经长期审讯，1944年秋日本法庭下令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绞决，并将中西功等人判了死刑。宣判书以惊叹的语言称：“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因特高课要留活口核对疑问，死刑暂未执行，翌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们几个幸存者出狱。
　　战后，中西功拖着伤病之躯为组建日本共产党奔走，曾长期担任党的县委员长（相当于省委书记），还出版了回忆录《在中国革命风暴中》。据他的夫人回忆，1973年中西功患胃癌处于弥留之际，最后怀念的仍是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岁月，断续地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