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分子很少有这种颐指气使的性格。鲁迅对于正人君子的虚伪深恶痛绝。他的内心存有深刻的怀疑。既怀疑他人,也怀疑自己。他很难与哪一个人成为刎颈之交,并肩地挽起手臂临风而立。“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种孤独的确是鲁迅的精神写照。美国回来的胡适当然有些绅士风度,温和,大度,自由主义式的宽容,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与陈独秀共同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流露出些许霸气,后来就是一个好好先生,闲暇时吟一些“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之类的小诗。徐志摩呢?“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个浪漫多情的诗人骨头轻了一些。当然,还有“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那是一个沸腾的郭沫若,尽管他的激情有余而刚烈不足。另一些打领带的教授就不必逐一细数了吧。他们或者擅长背古书,或者擅长说英文,懂些理论,有点个性,不肯盲从或者迷信,推敲过“to be or not to be”,偶尔也不可避免地有些小私心、小虚伪、小猥琐或者小怪癖,总之都算现代知识分子。但是,他们身上统统删掉了林觉民的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