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李零读《论语》：丧家狗

jamesmith

近来，《论语》很火，孔子很热。我们村，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开了《论语》课。课分三个班，我教其中一个班。２００４年的下半年和２００５年的上半年，我花两个学期，一学期讲半部，把《论语》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部讲义，就是根据我上课的记录整理而成。借这个机会，我把《论语》系统读了一遍。受教育的，首先是我自己。所谓讲义，其实是读书笔记。


一

我的讲义，正标题是“丧家狗”，副标题是“我读《论语》”。首先，我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

什么叫“丧家狗”？“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无家可归的，不只是狗，也有人，英文叫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

读《论语》，我的感受，两个字：孤独。孔子很孤独。现在，有人请他当心理医生，其实，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

在这本书中，我想告诉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只是“人造孔子”。真正的孔子，活着的孔子，既不是圣，也不是王，根本谈不上什么“内圣外王”。“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是明明白白写在《论语》里面的（《述而》７.３４）。子贡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当即被孔子否认（《子罕》９.６）。读我的书，你会明白，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

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

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这才是真相。

当年，公元前４９２年，６０岁的孔子，颠颠簸簸，坐着马车，前往郑国，和他的学生走散。他独自站在郭城的东门外，等候。有个郑人跟子贡说，东门外站着个人，脑门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上半身倒有点圣人气象，但下半身却像丧家狗，垂头丧气。子贡把他的话一五一十告诉孔子，孔子不以为忤，反而平静地说，形象，并不重要，但说我像丧家狗，很对很对。

在这个故事里，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

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的晚年，年年伤心。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至于副标题嘛，非常简单。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读孔子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

二

其次，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过去我不爱读《论语》，现在却卖劲儿读《论语》，而且是当做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

我先讲不爱读《论语》是怎么回事。

坦白地讲，我读《论语》，是重新补课。这本书，我过去读，中学就读，但不爱读，一直没下过功夫，一字一句仔细读。

当年读《论语》，我的感受是，此书杂乱无章，淡流寡水，看到后边，前边就忘了，还有很多地方，没头没尾，不知所云，除了道德教训，还是道德教训，论哲理，论文采，论幽默，论机智，都没什么过人之处。

我想，如果没有心理暗示，像我小时候一样，像很多外国人一样，既没人劝我尊，也没人劝我不尊，很多人的感受，可能和我一样（不读《论语》也能直探孔子心曲的人，不在此列）。这是第一。

第二，我不爱读《论语》，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让我慢慢讲。

予生也晚。我是生于旧社会（只待过一年，没印象），长于红旗下，崔健唱的，“红旗下的蛋”。我有我的阅读背景。马、恩、列、斯、毛、鲁，我曾通读，现在不时髦；灰皮、黄皮书，也曾泛览，现在见不着。插队下乡，北京的孩子和外地的不一样，照样有人读书。我的启蒙，是在“文革”当中，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辛亥革命后，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会（１９１２年），我不及见；蒋介石、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１９３４年），我没赶上；新儒家的书，几乎没读；尊孔教育，一点没有。

我不爱读《论语》，不是因为我只见过批孔，没见过尊孔。近百年来，尊孔批孔，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它与中国备受欺凌的挫折感和郁积心底的强国梦，有着不解之缘，既跟政治斗争有关，也跟意识形态有关，还有民族心理问题，忽而自大，忽而自卑。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拿孔子说事。“批林批孔”前，我就不爱读《论语》。

有人说，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往往最不了解；最不了解，也就最没发言权。这话有点道理，但也不尽然。我没尝过梨子，也知道梨是甜的；没吃过狗屎，也知道屎是臭的。更何况，尊也好，批也好，不是前提，而是结果。什么对，什么错，都得阅读原典。不读原典的胡说八道，才最没发言权。

上个世纪，一劈两半，我是后半截的人，代沟肯定存在，没什么了不起。小时候，我跟大人听京戏、大鼓和相声，除了相声，几乎都听不下去。我总觉得，哐呔呔，哐呔呔，咿咿呀呀，长腔慢板，远不如电影吸引人。有点兴趣，那是后来的事。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８０后”，有程度差异，无本质不同。我看他们看不惯，我爸爸看我也看不惯。这不是大陆不大陆，台湾不台湾，而是现代化下很普遍的问题。即使欧美国家，也是早就把古典教育撇一边，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谁也别吹，自己比别人更传统。你说传统是宝贝，有些东西，处于濒危要保护，我赞成；但非要弘扬，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我没兴趣。

谁要说，不读《论语》就无以为人，现在世道人心这么坏（如贪污腐化、制售假药、卖红心鸭蛋者流），都是因为不读《论语》，不敬孔子，那就过了。

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

“五四”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变古董店，有人惋惜，我理解。但南怀瑾老前辈说，孔家店是粮食店（他说道教是药店，佛教是百货商店），此店关张，我们就没饭吃，我不能苟同。

三

过去，我不爱读《论语》，还有个原因，是我不爱听人说教。人上点年纪，以为曾经沧海，就可以当道德老师，我以为是为老不尊。我一看谁说这类话，写什么人生哲学，头皮就发麻。

我总觉得，不问世道好坏，上来就说好人多，既无标准，也无统计，这种说法，极不可靠；好人活着做好事，做了好人好事，注定有好报，也是陈词滥调。事情哪有这么巧？这类善言，早就叫人讲完了，不光中国，全世界的说法都差不多。

我理解，道德和秩序，秩序更重要。比如“文革”，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道德很脆弱，也很实际。说好就好，说坏就坏。比如，挤公共汽车，人太多，车太少，秩序大乱，谁排队，谁甭想上；火车，千里迢迢，不是一时半会儿，汽车可以让座，火车就没人让，里面的道理很简单。道德，甭管多好，社会一乱，说垮就垮，越是没道德，才越讲道德。


道德不是讲出来的。历史上，国家一治一乱，道德时好时坏，太正常。远了不说，明朝末年怎么样，清朝末年怎么样？野史笔记、旧小说还在，人和现在一般坏，甚至更坏。您别忘了，那时道德归谁管？正是孔老夫子。

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

社会失范，道德失灵，急需代用品。就像戒烟的抽如烟，暂时过嘴瘾。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也都是如烟。代用品，只要能代就行，不定是哪种。比如，咱们的邻居老大哥，人家俄国，就是双头鹰、三色旗、彼得大帝、东正教。

什么人会出来吆喝，说我不讲道德？没有。什么时候，都有人吆喝道德，特别是缺德的乱世。

我还记得，“文革”前，没人卖劲儿捧孔子，也没人卖劲儿批孔子。您别以为，孔子不在，就没人讲道德，道德是孔子的专利。道德，管人的人，都好这一口，政治家爱，神学家更爱，没有孔子，照样有人讲。

比如“文革”前，我上的那个中学，就特重道德教育。为革命而学习，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德育总是摆在第一。我还记得，团中央有个穿破棉袄的常来我校演讲。他很会演讲，讲得我心惊肉跳。他说，人到晚年，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哪些污点？你要问自己。这些污点，留在心上，永远抹不去。他还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大家常说，我背不下来。我心想，我的污点那么多，怎么办？心里好难受。

“文革”前，入团是大问题，既是吸引力，也是压力。

那时，大家都向团组织靠拢，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恶。有个同学跟团支书交心，讲了自己的秘密，把团支书吓了一跳，他跟别人漏过点口风，说这个秘密太可怕。“文革”伊始，众怨所集，入不了团的人，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开始围攻团支书，说他包庇坏人，情急无奈，他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写成大字报，我那位同学差点被打死。我们学校，可是个打手云集的地方。

“文革”前，我记得，团里曾派人找我谈话，非要定期谈思想，轰了几次都轰不走。我说，反正你们也没打算发展我，何必耽误工夫。他们说，你放弃组织，组织不能放弃你，你要好好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端正一下自己的认识。我心想，就我，连团都入不了，还读人家党员的修养干什么，不读。

当时，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现在也是。第一，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甭管什么组织；第二，也最不喜欢听人说教，甭管什么教。

“文革”前，《修养》，我没读。读是在“文革”中。没人批，还想不起读。打开一看才知道，里面还有孔孟的话。毛泽东本人，天马行空。广大党员的修养，交刘少奇讲。现在倒好，连刘主席的书都没人读了。

我讨厌道德说教，是在“文革”前，和批孔无关，但不爱听人讲道德，却是一贯。

用《论语》代《修养》，可以满足某些人的需要，但我不需要。

四

说起读古书，港台人常说，大陆人，不读古书，不重传统，除了考古，一无是处，这是中了“五四”的毒，“文革”的毒。大陆的人听了，也跟着起哄，说是呀是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台湾、香港，我去过，他们的传统文化怎么样？研究水平怎么样？我心里清楚，没必要这么吹。更何况，这条对我不适用。古书，我一直在读，现在也是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

今天说“五四”，我还是充满敬意。

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启蒙启蒙，启什么蒙？关键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当时对孔子，不管说过什么过头话，都要从当时的环境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是揍出来的现代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这一步，非走不行。不走，不能迎新；不走，不能保古。更何况，孔子当圣人，他依托的科举制，这张皮都没有了，毛将焉附？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五四”挽救了孔夫子，挽救了传统文化。我一直这么看，今天也没有变。现在，大家喜欢讲大师，他们都是怎么来的？你们不妨查一查，他们有几个是纯粹土造、原汁原味？还有，海峡那边，史语所是怎么来的？台大是怎么来的？胡适、傅斯年是什么人？蒋介石骂“五四”，胡适为什么反对？新学旧学，孰优孰劣？一切都清清楚楚。

传统中断，是危言耸听。

我记得，有一次开会，酷爱道家的陈鼓应先生发言，他说，有人说，我喜欢道家是感情用事，我就是感情用事。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在台湾，国民党天天给我们讲仁义道德，他们把我的朋友关起来，用一把小刷子刷他的生殖器（这是一种刑法）。我一看儒家的书，就想起这把小刷子。他的心情，我理解。但我想，他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孔夫子。

孔子只是符号。

大陆不是传统文化，台湾、香港也不是。两岸三地，彼此彼此。所谓传统文化，都是以现代化为前提，都是现代化的边角料，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就像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１.６）。过去，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孤立无援，基础薄弱，态度最激进，水平最低下，西化不强，保古不力，乃环境使然，现在喘过一口气，不要忘乎所以。

资本主义是个全球化的体系，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世界，只有“主流国家”和“非主流国家”，名字叫什么，喜欢不喜欢，并不重要。“传统”（过去叫“封建”）的尾巴就算割不断，也早就不成其为“社会”。

１９８０年代，大家骂中国太传统（“太封建”也“太专制”），现在又骂中国太不传统（“太不民族”也“太不世界”），到底哪个说法对？自己抽自己耳光，到底能抽几回？两种危言耸听，都高估了传统文化。

传统就是过去，没必要当祖宗供着，不分好坏，闻之必拜，谁敢说个不字，就跟当年的“反革命”一样。

五

“文革”批孔（１９７４年），我是赶上了，但没参加。当时，“批林批孔”的主力是大学老师和工农兵学员，我，一介农夫，哪有资格？我记得，有一阵儿，陪我爸爸到北大图书馆查书，现在的那个教师阅览室，书是按儒法两家一分为二，教学是围着儒法斗争转。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各有分工，每个系批一本书，热火朝天。

“批林批孔”，孔子不过是符号。当时的史学，都是影射史学，说话方式怪，阅读心理怪，大家特爱捕风捉影。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孔子不是孔子，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是已经整死的刘少奇（卒于１９６９年），第二是刚刚摔死的林彪（卒于１９７１年），第三是还在位子上的周恩来（卒于１９７６年），这是当时的戏剧语言。

那时的我，已经２０多岁，读过不少古书，但对《论语》毫无兴趣，有兴趣的，恰恰是批林批孔的人。他们怎么批，我倒是记忆犹新。大家不要以为，“文革”就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古书。其实，举国若狂读古书，特别是读《论语》，恰恰就是那一阵儿。我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包括现在被捧为大师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卷入，所有古书也是翻了个底儿掉。就连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它们的整理出版，也是乘了这股东风。

我的启蒙是在“文革”时期。所谓启蒙，就是不能再糊里糊涂，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文革”就是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其实，“文革”当中，真正整知识分子的是谁？主要是知识分子。爬到权力巅峰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老百姓糊涂，是本来糊涂，知识分子糊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时过境迁，我对“文革”，印象最深，不是政治的云翻雨覆，而是人心的倾侧反覆，好好一人，说变就变，非常无耻。落下的病根，或曰后遗症，今天没断。据我所知，当年的批孔干将，现在也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他们比我年纪大，原先受过尊孔教育。


从尊孔到批孔，从批孔再到尊孔，他们是轻车熟路。

六

“文革”批孔，当然和毛泽东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对《论语》背得很熟，经常在讲话中引用。他说，他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１９１７年１１月，他还率领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的师生员工向国旗、孔圣行三鞠躬礼。次年８月到北京，在红楼工作，受新文化运动感染，才转而批孔。他既尊过孔，也批过孔。

孔子办教育、讲学问，这方面的话，他喜欢，但他个性强，“温良恭俭让”，不喜欢。斗争环境，爱讲斗争话，他想听这种话，孔子太少。还有，他是农村来的，孔子反对学种菜种庄稼，“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也看不起。“文革”前，他对孔子，有褒有贬，说好的时候有，说坏的时候也有，有时自相矛盾。他既讲过孔子不民主，也讲过孔子很民主。总的看起来，原先的印象并不坏，不然，他不会用《论语》中的话给女儿起名字（李敏和李讷）。

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急转直下，完全是政治原因。他是政治家。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一切以对手为转移。这是问题所在。现代的尊孔和批孔，其实是欢喜冤家，白天吵架，晚上在一个被窝里睡。

１９４２年，匡亚明劝毛泽东为孔子说点公道话。毛泽东说，重庆正在尊孔读经，还是别说，既不要批，也不要捧。

毛泽东，史学百家，独取范（文澜）、郭（沫若）。二老之中，更重郭。郭沫若，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１９２９年），说商周是奴隶社会；作《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１９４５年），说孔子是革命党（秦汉之际的儒者多投身革命）。革命，难道要回到奴隶社会？两个方面，自相矛盾。郭沫若以孔子比共产党，秦始皇比蒋介石，史学著作、历史剧，到处充满暗示。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还说，“孔夫子是革命党”，就是根据郭沫若。但１９５８年，轮到有人骂他是秦始皇，他就反过来了。越到后来，越讨厌孔夫子，越认同秦始皇。特别是刘少奇和林彪，都喜欢儒家，使他很生气。江青还批周恩来。郭沫若和范文澜，他本来很喜欢，但他们都是尊孔派，他就转而支持批孔派：杨荣国和赵纪彬。杨荣国，文字清通，简洁明白；赵纪彬，对《论语》下过几十年工夫，考证细密，观点犀利，更对他的胃口。新民学会，他就检讨过，自己有“以人废言”的毛病，晚年更突出。政治放大了这种毛病。

我们不要忘记，批孔是政治，不是学术。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势，永远都是翻烙饼。翻烙饼不是学术。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跟着政治对手跑。政治，好恶深，偏见生。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

尊孔和批孔，作为学术，本来都可以讲，变成政治，就是打烂仗。解放后，尊孔代表有两位，冯友兰和梁漱溟，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适成鲜明对比。冯友兰，与世俯仰，推波助澜，批孔比谁都过分，连教书育人做学问，他都批；梁漱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和毛泽东吵架，挨毛泽东骂，挨周恩来骂，居然一点不记仇，晚年仍推崇毛泽东，说平生最佩服，就是此公，周恩来也是少有的完人，真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当年，他敢说，批林批孔是政治，批林可以，批孔不同意。观点对错不谈，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

我佩服的是这种人，批也好，尊也好，都不能随风倒。

小财虫

slowstep

这嘴皮子，真能扯。不亏是白搭叫兽。